日耳曼？
对于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来说，上文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德国的事，属于德国的历史。就拿大部分法国书籍来说，上文所说的罗马帝国会被称为“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然而这是错的。奥托建立的帝国就叫“罗马帝国”。12世纪，奥托大帝的一位继任者想要寻求宗教界的支持，人们这才开始称其为“神圣罗马帝国”，或简称为“神圣帝国”。15世纪，帝国的疆域缩小至德意志一隅，人们便又为其加上了“日耳曼民族”一词。的确，自奥托大帝建国至1806年该国灭亡，其历代皇帝都属于日耳曼这个大民族，也都是由德意志贵族选举产生的。但在不同阶段，其疆域远不止德意志一隅。在神圣帝国时代，其国土包括今天的德国、瑞士、奥地利，后来又吞并了波希米亚地区、意大利北半部、比利时半部以及法国东边三分之一的领土。我们都觉得贝藏松和里昂是正宗的法国城市，可它们曾有几个世纪都在神圣帝国的版图内。自11世纪开始，“阿尔勒王国”也成了帝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普罗旺斯也曾属于帝国！在这片广阔的疆土上，我们除了能听到德语的各种方言之外，还能听到意大利语、捷克语、波兰语、法语以及奥克语，当然还有官方语言——拉丁语。
中世纪有许多伟大的皇帝。德国人最喜欢、了解最多的是腓特烈一世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Frederick I，Frederick Barbarossa，1122-1190）。他出生在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是霍恩斯陶芬家族的传人。作为施瓦本公爵，他一生都致力于巩固皇权和平定意大利北部的叛乱。十字军东征时，行至小亚细亚地区，他由于没有找到过河的路溺水而亡。中世纪有传说称他并没有死，而是和他的骑士一起回到了基夫豪塞尔山下（今德国图林根州）睡着了，等时机一到，他们便会出来光复德意志。如今，那里建起了高大肃穆的纪念碑，游人不断。这座纪念碑是19世纪末为纪念威廉一世（William I）而建的，而威廉一世自认为是巴巴罗萨的传人。借着这个传说，我们的腓特烈一世便很像是德意志人了。
他的孙子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1194-1250，1220-1250年在位）又怎样呢？他也能算是德意志人吗？腓特烈二世的父亲当然也来自霍恩斯陶芬家族。他的母亲是诺曼人，其家族打败伊斯兰人建立了西西里王国。腓特烈二世是在意大利安科纳附近出生的，小时候生活在巴勒莫，并在那里学会了阿拉伯语。此外，他还会讲拉丁语、希腊语、法兰克—诺曼语以及德语。同所有皇帝一样，他在亚琛加冕，但他的心里一直想着东方。后来他终于得到了耶路撒冷，戴上了耶路撒冷的皇冠。他率领的那次十字军东征没有引起任何冲突，这是史无前例的。他死后，遗体被运回童年的故乡巴勒莫，他的斑岩石棺至今仍存放于巴勒莫大教堂。
让我们再想想后来的查理四世（Charles Ⅳ，1316-1378，1355-1378年在位）。他是卢森堡人，所以也来自德意志大家族。他修改了选举制度，在神圣帝国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之前，皇帝是由无数德意志贵族共同选举产生的，这样的选举当然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查理四世的《黄金诏书》将选举权限制在七位选帝侯之间，这七人都是公爵或主教。《黄金诏书》颁布于今天的梅斯，这座城市当时还不属于法兰西。查理四世在法兰西宫廷长大，法兰西国王是他的教父。他的母亲来自波西米亚王室，他也因此承袭了波西米亚王位。在他的统治下，既讲捷克语又讲德语的首都布拉格成了当时全欧洲最美的城市之一。所有去过布拉格的人都知道著名的查理大桥，这座桥就是他命人修建的，而“查理”二字也正是源自查理大帝。
我们所认为的每一位日耳曼皇帝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作为天选之人，他们都觉得自己能够一统天下。有这样的野心并不奇怪，只要戴上他们的皇冠，任何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中国帝王自称奉天承运，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自认为是上帝留在地上的影子，他们都曾想要成为世界之主。然而，与中国、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是，西方还有另外一个位子上的人也做着同样的梦，那就是罗马教皇。
让我们再回到这段历史的开篇，回到公元800年圣诞之日的圣彼得大教堂。那一日，教皇为查理戴上了皇冠，立他为“西方之帝”。这是我在前面就写了的，但我还没有写后面的事。据其传记记载，查理大帝对加冕一事愤怒非常。他的确想当皇帝，但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首先应该像所有的日耳曼帝王一样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当选，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合法地位，然后再得到上帝及其代理人的准许。但教皇却不这样认为。在教皇看来，只有他才有资格为现实世界任命帝王。究竟谁应该是基督教世界之主？是教皇还是皇帝？这成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欧洲世界纠缠不休的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有很多种。主教由谁来选？是所在地区的最高上级——皇帝，还是所有神职人员的领袖——教皇？教皇可以插手皇帝的选举吗？皇帝又是否应该参与教皇的选举呢？历史学家将这场无休止的争吵称为“教皇与皇帝之争”。它从11世纪一直持续到13世纪，导致了很多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1077年，身为皇帝的亨利四世穿着忏悔服，在冰天雪地里跪在了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1015-1085，1073-1085年在位）的卡诺莎城堡前。如果他不这样公开悔过，教皇就拒绝为他恢复教籍。在这场较量中，教皇取得了胜利。正如格列高利七世高调宣称的那样，教皇才是所谓“神权政治”的主人。但亨利四世转身便改变了态度。后来，他另立新教皇，废黜了格列高利七世。
在后世所有皇帝在位期间，皇帝与教皇斗争、教皇将皇帝逐出教会、皇帝扶持“伪教皇”的戏码都一再上演。腓特烈二世死后（1250），重重危机之中的神圣帝国只剩了一副空壳，欧洲的新势力拿起接力棒，继续与教会做斗争。1300年前后，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Fair）在位。为夺取对法兰西神职人员的控制权，他从未停止过与教皇的斗法。最终，在美男子腓力的支持下，一位法兰西大主教当选教皇并将教廷迁至阿维尼翁（今法国境内）。阿维尼翁当时属于神圣帝国，但离法兰西王国非常近。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让教皇直接搬到巴黎去。这个小细节很重要。
世界上大部分大型宗教都不曾经历过这种政权与神权泾渭分明、互不相让的局面。在麦地那，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既是精神领袖，也是政治领袖，他之后的哈里发们也是如此。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常是多种宗教并存，但所有宗教通常都是受皇帝控制的。基督教此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并不认可这一点。他们认为，耶稣本人是拒绝执掌政权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不正是出自耶稣之口吗？或许这的确是耶稣的真实想法，但最早的几位罗马皇帝并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只有听命于恺撒才能把上帝的事做好。君士坦丁大帝在确立基督教的地位时建立了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即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所有关于信仰、教义、教会的组织管理以及各种权力分配的问题，最终都要由皇帝定夺。在沙皇俄国等大部分东正教国家，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下去，神职人员都要服从于世俗政权。在皇帝所在的牧首区，这种从属关系就更容易建立起来了。在查理大帝的努力下，政教合一从他开始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西方的土地上。政权与神权从此泾渭分明。教皇与皇帝（以及后来的国王）之所以产生前文提到的各种纷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二者在地理上各据一方。但在我看来，这种地理距离倒是一件好事，因为正是政权与神权之间的鸿沟慢慢孕育出了政教分离的思想，尽管这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1] 也称东正教。——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