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学术研究的实施
一 学术拼搏
1988年底，我带着在德国购买的上千公斤专业图书资料回到了北京。特别奇特的是我从海运寄来的专业书籍几乎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国内，只是丢失了两包其他属于生活、休闲书籍范围的邮件。从学外语到读专业，此时我已经学了十几年，感到不能“只进不出”了，因为国内单位领导也强调有外语水平、有博士学位那都是虚的，根本不管用，真的则是看你的出版，看你发表的东西；也有国内同学说我考试还行，写东西则不行或不见得行；故而的确有着“要么出版、要么出局”（Publish or perish，我的国内导师将之译为“要么出版，要么完蛋”）的压力，于是觉得也应该写点东西了。留学期间我虽然出版了用德文所写的博士论文，但没有发表一篇中文论文。在国内申请评职称时，就有评委宣布说他们“看不懂德文著作，不知水平究竟如何”等议论而将我否定。而我认为，用中文写东西还是回到国内好，一来在国内我可以继续从事本专业研究，不必像留在国外的人那样因为职位不稳定而必须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二来用母语写作自然还是更为得心应手一些。此时的心境，可以用歌德所写过的诗句来表达：“我已经成熟，不再沉迷于梦幻；但我又还年轻，难以生活中无梦。”我当时也有过梦想，但不希望是“阿尔普之梦”（德文Alptraum，意即“噩梦”）。因此，我决定醉心于自己的专业研究、致力于著书立说；本来我就酷爱读书嘛，而且也不想过多去关注外面的事务。
我当时回国之际曾受到一些关注，教育部有同志曾建议我去大学工作，但基于自己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感激和“忠诚”而没有动这种“跳槽”的念头。鉴于科研人员待遇不高、收入较少之状，其实业内也流行有一句话：“人才人才，在流动中发财！”即所谓俗言“水往低处流，人向高处走”，人在流动中可以挑选最好的条件、最佳的位置，把自己的可用“价值”得以最大的发挥！最近这些年流动的价码更高了，从年薪60万元、80万元，到100万元甚至200万元不等，此外还有给你住房的诱惑等优惠条件。但对这种“流俗”，自己乃不屑一顾，仍然选择了坐冷板凳的科研工作。
那时，欧美同学会、《神州学人》杂志也对我比较关注，经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会议，为其杂志写稿，并把我作为其杂志的封面人物来介绍。那张封面照片是同期留学慕尼黑的一个中国学者所拍摄的雪景照，他颇有审美情趣，且喜欢摄影，故而拍得相当不错。与此照片相比较，我后来就不再愿意多给自己拍照了，但后来也确实很难找到给自己拍得比较好的照片了，以后一旦有关方面要我提交比较好的自照，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头痛的事情。刚回国时欧美同学会还希望我在社科院系统发展欧美同学会青年委员会的成员，发给我一大沓表格；但由于实在太忙，不仅没有替欧美同学会发展一个成员，连我本人最终也没有入其青年委员会机构。因此我对当时非常关心我的《神州学人》杂志及欧美同学会一直持有内疚之心、感激之情。他们后来又再采访我时，考虑到学科的敏感性，我采取了感谢之态，但婉言谢绝，并向他们推荐了其他更合适的“海归”学者。
当时我给自己设定的研究计划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重点研究基督教的思想文化，以思想史、神学史研究为主攻目标，兼及基督教研究的其他方面；二是作为基础的宗教学研究，既探讨宗教学学科发展史、其分支学科和研究方法，又特别关注宗教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现实中的运用及改进；三是摸索、探究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宗教与人类社会的关联，以及宗教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中的生存与发展，捕捉宗教的奥秘和真谛。当然，回国后自己研究的侧重已与在德国时明显不同，德国学术界讨论得比较专、比较细和比较深的一些学术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几乎没有涉及，大家在这些方面的兴趣似乎也不很大。这样，自己学术研究的实施也就基本定位于国内的学术话语处境之中。
要想实施这些研究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然是最理想之处。回国之初虽然不很顺利，仍然咬咬牙坚持了下来。但当时还是比较麻木，没有意识到宗教研究在国内的敏感程度颇大。由于我回国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已有报道，并指明我是研究基督教的，结果回国不久就有相关公安部门的同志来调查，并按照当时多数中国人的思维逻辑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既然研究基督教，那么你肯定就是基督徒吧？”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无言以答，面对这种尴尬的场面，我所在座的党委书记马上起来打圆场，对询问的同志介绍我的身份说：“我来介绍一下，我所这位回国研究人员曾是中共慕尼黑地下市委书记！”这样询问的同志才随之也顺着回应说：那就是自己人了！当时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也曾请我去座谈，一些宗教领袖对我研究宗教学到博士学位后回国感到非常高兴，有的人甚至说还收藏了那份报道我学成回国的报纸。当时北京的社会氛围并不太好，我为了上户口，在北京由北到东再往南、以当时的社科院留院人员集体住地北京地质大学、其户口所在望京派出所以及建国门内社科院院部为必去的三地，前后跑了十来趟才得以解决。在最后一次之前的那次办理中，终于有一位女警察同志出于同情说，你下一次来一定就给你办了；所以当我最后一次去办理时本来由另外一位男警察同志办理，当他还说让我下次来办时，恰巧那位女警察同志就在旁边，我看着她在就没有吭声，也没有离开，这时她终于开口说：给他办了吧。事情耽误使我回国半年没有领到“粮票”，这是当时购粮食的凭证。回国初没有住房，只得到处借住搬迁，最后搬入社科院院部后面老外文所楼房的临时集体宿舍，晚上看见老鼠在我装书的麻袋之间来回跳跃，觅食，我不由得想起马克思那句“送给老鼠的牙齿批判”（大概如此表述）的名言了。国内导师为此曾半开玩笑地鼓励说，“我送给你《圣经》中的一句话：忍耐到底，必定得救！”当回国半年后我终于在八宝山南边分得一套两居室住房时，喜欢开玩笑的同事忍不住乐了，如此对我说道：“这下太好了，你不仅得了救，而且还一步到位了！”当两年后我搬离八宝山对面的鲁谷小区，别人问及为什么时，则轮到我开玩笑回答说：“因为我进八宝山的级别还不够啊！”生活上和精神上的这些困难，使我意识到探索宗教信仰、弄清其意义及作用，在我们国家的确不易，但对当前而言这种研究其实还是特别需要的。
因为“光荣归国”，不少部门还是对我特别青睐，经常请我参加各种回国留学人员的座谈会。当时社会比较注重经济发展，收入的多少成为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回国留学生也很难脱俗。记得《群言》杂志组织了十个留学人员的座谈会，其中大多为学习理工科的，他们有的观点就是强调如果所学知识不能“挣钱”，那就算白学了。我听后只能哑言。我们这一行出书经常不挣钱，还要倒贴钱。有一次我们谈论写了一本书还要自己再贴上3万元才能出版，旁边的小孩一听乐了，说你们脑子进水了吧，精神不正常，建议去安定医院（精神科）查查毛病。还有一次人事部组织留学生工作会议，请了我们十个归国留学生参加，其中学文科的仅有两人，他们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的都说自己如何受欢迎，经常被人高薪聘请，如果去做手术或研究课题也有很高的报酬。我和夫人掩面一笑，在小组会上说我们回国工作后基本上是要倒贴，好在在德国也攒了一点马克能补贴家用，所以我们的私房话就是“吃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没想到小组听会的一位副部长把这句话拿到总结大会上去表扬，当时真是臊得我们无地自容。
虽然是“海归”，但我仍保持着“土家”的朴素本色。刚回国时穿着一身破棉袄来院里开会，远远被外事局一位领导瞅见，问我所科研处的同志，“那是谁啊？”听回答说是刚从德国回来的卓新平，他不禁脱口而出，“怎么还那么土啊？”他当时还不知道我是“土家族”，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土家族”是我父亲在我回国后毫无商量、坚决要我改的，为此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修改民族成分的必需材料。我这不修边幅很符合“土”字，记得北京在申奥成功后鼓励市民好好学习外语，以便为北京奥运服务；在此期间我住北京望京，那时理发店很少，理一次发要等好几个小时，我心疼时间而简单行事，当时街边经常会有退休的老理发师骑着自行车、带个小板凳来为路人理发；他赚点小钱、我图个方便，故也经常在路边理发；有一次我正在路边理发，老理发师突然发现有一个老外出于好奇正向我们拍照，老理发师觉悟很高，让我马上喊话制止老外以维护“国格”，因为在路边理发的基本属于社会底层，是很土的行为而不登大雅之堂；于是我用英文和那老外沟通，老外说了几句英文后我就觉得那是德国人讲的英文，随之马上改用德文和他交谈，他感到有点意外也就以德文作答；这时我听出他的方言口音，接着就问他是不是来自巴伐利亚州，臊得他不好意思，脸上一阵红白，因为一个在北京街头理发的中国人竟然能够讲标准德语，而他说的却是“方言”，临离开时他不由自主地夸了一句“北京人外语水平真高”！还有一次是夏天，中央电视台约我和一位领导去录制节目，我和领导约好在电视台门口集合，当我从地铁军博出站口出来时发现有小商贩出售10元一个的小包，于是买了一个小包并顺手把搭在肩上的西服塞了进去。在电视台门口，从车上下来、拿着挂在衣架上西服的那位领导一看见我就急了，说这么严肃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穿正装？我听后赶忙从小包里拿出西服抖了一抖说在这儿呢，此时我发现领导用异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没再吭声。节目播出后，有一天那位领导见到我后非常好奇地问我说：“我在电视节目中看了，你从小包里拽出来穿上的西服为什么竟然没有褶子？”我会心地回答说：“您那西服是纯毛料的，不小心皱了就有褶子；我那西服是化纤的，抖一抖就整齐了！”听完此说，领导哈哈大笑，从此把我此事作为了非常善意的笑料。
无论情况如何复杂，从事宗教研究、探索人的内心信仰世界，需要研究者本身保持一种“平常心”，坚持一个目标，而不要患得患失。回国后，我就是以这种“平常心”来参与国内学术的发展建设，以“学术投入”及其“学术成果”来反映自己的学术个性和特点，力争国内学术界的认可和认同，以便共同为使宗教学在国内从一门“敏感学科”发展为一门大家能够理解其意义和必要的“重要学科”而努力。由于是从一种学问、文化的进路切入宗教，我对宗教总是持一种“理想主义”“唯美主义”的理解，有着比现实宗教现象更高的期望，因此对宗教现状并不满意，且多有批评。我的这种“不切实际”也常常受到业内朋友的反批评，被指责为一种“苛求”或“奢望”，太脱离现实。但我总想，人若有理想就会有希望，有期盼就会有追求。当然，我们也必须冷静地分析宗教在现实社会中的复杂表现，及其与各种因素的多元交织，从哲学意义上的“浪漫”之思转向社会学调查上的“实证”之探。作为学者，我们对于学问的探究应基于其客观性，且不能越过这种客观性，同时也必须承认，学者对学理、世界、人生的看法则不可避免地会有其主体性或主观性，会顽强地表现出其学术个性。
探索信仰，与其他研究的最根本不同，就是在其研究中如何摆正客体与主体、客观与主观、观察与参与的位置。对此，无论是在德国留学期间，还是回国之后，我都强调要有一种客观、中立、科学的宗教学之研究定位。当然，与纯外在性、表层批判的那种研究态度不同，我认为应对信仰者持一种尊重的态度，对之有同情性理解，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要有深入钻研，也要有超越审视。因此，我比较注重在中国学术界促成宗教学的健康发展，突出其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专业性，提倡运用宗教学的必要研究方法，在学科规范化的前提下积极创新，摸出中国宗教学的独特发展道路。我主张在宗教学研究上搞好两个结合，一是尊重宗教学作为学科的学术传统，搞好宗教学与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结合；二是显示中国问题意识，搞好宗教学与注重中国思想文化的结合。在基督教研究方面，我特别关注并强调中国当代社会及学术氛围的独特，因此强调其研究定位和态度与海外同样的学科研究的不同本质；中国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主要是“学术”、“学问”、“学院”和“学者”型的研究，应更多坚持宗教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而与基于信仰及其宗教传承的海外研究显出区别。在这种学科研究中，我们是“学者”而不是“信仰者”，虽能理解“信者”的激情，却必须保持“学者”的冷静。不过，这种在学理上对“神学”的不同理解和定位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对话性的，有着研究的开放性和开明性，其时空视域也要远远大于基督教自身的“神学”理解及宣称。
自己在这方面曾有过具有超脱及超越意义的“学术神学”之探讨，即认为在基督教仅作为少数人的信仰的中国，“神学”及其研究不可能仅仅为“教会的思考”，而应有更广泛的蕴涵。关注中国学术现实，则会发现“教会之外有神学”，此即一种“学术神学”。早在柏拉图第一个使用“神学”一词时，这一表述就具有“学术”蕴涵，因为“神学”最初乃指“关于神的言说”“逻辑推理”和“探究”，而不是“信仰神的论证”。柏拉图开创“学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者”来研究“神”（终极实在）这一门“学问”。自从基督教创立以来，“神学”成为其“信仰的体系”，并被限定在其“教会”传统之内。但尽管如此，“神学”的跨越性和突破性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如与基督教神学体系密切关联的经院哲学就既是在“学院”中所宣讲的学说，又属于始自古希腊哲学、超出基督教传统的“永恒哲学”。回溯并反思这一历史，也自然会感到在中国社会文化氛围中，一种与“教会神学”相区别的学术神学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乃基于其宗教学的发展，它随之也使中国学术界的“神学”研究成为可能。可以说这是“神学”在中国学术界的一种“返璞归真”，回到其本初面目。但这种基于宗教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运用宗教学研究资源，并在中国非教会传统处境中所展开的神学研究只可能是“学术神学”，而且也势必会与宗教学紧密结合，并受到宗教学研究方法、学术立场的深入影响。这种旨在“研究神的学问”的“学术神学”虽与作为“信仰神的学问”的“教会神学”迥异，却是对后者的重要补充和丰富，二者也可以有着建设性、创造性的对话。但由于自己在这一研究领域时间太少、成就不多，对之故而不足挂齿，现仍在继续摸索之中。也正是这种对“神学”的“新解”或“回归原端”之思，却遇到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批评。来自基督教界的批评大概是认为“神学”乃“教会”的“专利”，因为丁光训主教等人曾说“神学是教会在思考”，因而与教外人士无关，学界不该插手。来自一些强调“无神论”的观点则批评说，对“神学”只能“批判”而无其他，如果肯定神学则会丧失学术立场，是向宗教信仰的让步，所以有人坚持认为用了“神学”这一术语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倾向。但这两种批评其实都是不让学界学者去染指神学，而如果若无这种研究则可能会造成的缺失以及马克思所强调的对批判神学的社会政治转向等关键问题，则没有人去真正关注或研究，甚至在触及“神学”时根本就不去考虑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强调的相关关联。这样，我也感到这种批评本身也是很成问题的，故此采取了据理力争的正常学术争鸣的态度。
在信仰研究领域，尤其要体现“君子和而不同”的精神，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商讨。所谓“和”与“同”之分寸把握，在此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各种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人们拥有不同的信仰及文化视角、观点是一种客观事实。真理的客观内容虽然是绝对的，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是相对的、多层面、多角度的。其次，追求真理的人应该尊重不同的认识和经验，应该怀抱一种求同存异以求对话的宽容态度，不要武断地认为唯独自己才掌握所有真理，而要看到真理探索之途的开明性、开放性和开拓性，这样才能弥补个人认知的有限。事实上，各种宗教现象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文化对话及融合的产物，以基督教为例，它以古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为基本，在古罗马帝国时代经历了古代地中海世界多种文化的相聚与碰撞，并在这种跨文化的进程中积极参与了西方文化的构建，形成了自己较为固定的文化特色。而且基督教的这种跨文化运动并未因其进入中古欧洲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而终止。相反，其跨文化的对话仍在继续，多文化的重构也不断进行。这种宗教与文化间的对话及融合理论同样也可用于对于宗教的学术研究上面，最近几年，中国当代的基督教研究正一扫数百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冷淡之风和沉寂之态，开创一个客观、真实、科学研究的全新时代。这种科学态度使我们的研究不再限于历史上由于文化冲突、政治较量而出现的偏颇，也不再是一种排他性、非此即彼的视角，而表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让不同信仰背景、政治立场和文化取向的人们以一种彼此沟通、相互了解的态度来真诚对话，切磋、商榷。因此，我们不应规定某一种模式，也不能强求某一种取向，学术的繁荣就在于“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就在于以“文”会友、以“学”互通，由此而达一种共在的和谐。总之，对我而言，中西宗教和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是一种理解的艺术、沟通的智慧，这种沟通不仅有益于中华民族，而且有益于全世界人民。
信仰探索中的一大问题就是宗教理解的问题，以此为题，我曾专门写书对之加以探究。宗教是什么？如果不弄清对宗教“怎么看”的问题，则无法解决对宗教“怎么办”的问题。因为研究者之间存在主体差异，造成他们对其研究客体理解上的不同，因此出现了哲理性、社会性以及信仰性等多种多样的“宗教”定义。这种“宗教”理解从抽象意义上可以概括如下：宗教是人类以超然信仰来克服或升华其有限自我的价值体系、社会形态和实践行为。当然，这种表述亦不一定完整和准确，只是我个人的见解。雅思贝尔斯在谈到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时曾称此间出现的巨大思想变化和社会改革为人类社会的“精神化”，而这种“精神化”的特点则在于“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即自我的有限性。其实雅思贝尔斯这里已在哲理层面对我们的宗教理解提供了基本思路。“宗教”即对终极“整体”的认知和敬仰，对“自我”有限的承认及其超越的尝试。这里并没有涉及宗教的社会组织层面，其社团组织建构固然重要，却并不一定是在理解宗教上最为关键之点。非常值得思考的是，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国是非宗教民族，觉得宗教与自己无缘。其实，一个民族在寻求自身发展时，总要试图追溯其价值源头，以获得潜在的精神力量，这源头往往就是宗教，对于神圣的憧憬是每个民族普遍的追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同样具备这种精神因素。当彻底否定宗教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得到完全新的重建，却出现了精神空虚、空白和麻木的状况。所以说，终极性、神圣感这些宗教意蕴上的因素，也仍然是不少中国人所需要的。探索信仰、理解宗教，则必须从社会表层进入到人的内心之深层。
我们所从事的“宗教学”本身，正是对宗教这一人类精神及社会现象的起源、演化、性质、规律、作用等进行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的学科。它在中国大陆学界是一门新兴学问，其早期发展较注重以史料搜集、考据见长的宗教史学，之后又关注以思辨、推理为方法的宗教哲学，最近几年又出现了以调研、分析人类群体为特色的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宗教学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或突破应体现在其不同领域、不同方法的比较、沟通上，以及由此而达成的打通、结合相关学科的“科际整合”，这样可实现对宗教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目前中国宗教学学科的发展正在逐步向这个目标接近，其在中国处境中也理应有更多新的领域可供我们去发现和开拓。作为较新的学科，宗教学在世界学术范围里是一个大的学科，尤其在海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有很大比重，很有发展潜力；而中国的宗教学发展现状尚与其学术大国的身份不符，故而特别需要各方的理解和支持，以便使之得到进一步开放、发展。在跨学科研究的视域中，应把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看待、来发展，而不要让它因依附于其他学科而受到限制、拘束。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国，其宗教学应不再是“险学”，而必须是“显学”。从宗教学科自身的发展来说，中国宗教学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其发展前景亦较为广远。如果说中国宗教学的初创阶段是“积累资料，培养人才”，那么我们目前的发展则应该是由此向“系统研究，创建学派”的目标过渡。中国宗教学在学习、吸纳、借鉴西方宗教学的基础上，在占有资料、拥有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的条件下，应该建立起中国人自己在宗教学方面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构架，从而形成宗教学的中国学派或中国体系。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我们现在应该有意识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所以，除了自己的宗教研究，我在回国后也非常注意宗教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对此，我曾戏称为“我会故我在”！
宗教学因其跨学科特色而领域很广，应研究的问题亦很多；在这一领域，我们应提倡“学术性”或“学问性”的研究与“社会性”或“政治性”的研究并驾齐驱、各有所长，而彼此又应双向互动，相互补充和完善。例如，宗教学研究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就很具代表性。各种宗教信仰中均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它们对于社会上各种力量和因素的和谐共在，和平共处，和睦共荣，和合共生有着独特的贡献，但如果处理不当，其导致的负面影响也会很大。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共存的国家，对于各种宗教现象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各种宗教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其特有的力量。所以，我们在此需要弘扬的是宗教的正能量、正功能，让其对话而不是对抗，交流而不是冲突，融合而不是分裂。目前对于宗教的研究有着政界、教界和学界三种力量，他们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彼此的认知及见解也经常出现差异。其中政界关心的主要是宗教政治，教界关心的主要是其宗教信仰本身，学界关心的则主要是对宗教现象的学术研究。三者因共同的研究对象而密切联系，因不同的侧重点而彼此殊异，因而，我始终主张各种研究力量对各自的立场、方法和作为应表示相应的理解、谅解和尊重，进而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动态的良性互动和有机共构，达成某种在和谐氛围中的整合，这不能不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在我们宗教学科内部的体现。
但是，在这种信仰及宗教之探中，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宗教的和平理想在其现实奉行中并非一帆风顺，它因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而使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有较大的距离。但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宗教往往以其超然的审视而承认人世的相对和有限，因此对世界上的矛盾、冲突是不回避的。当然，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宗教冲突多以其民族、历史、社会、经济冲突为根源，所以应在社会、历史中揭开宗教冲突的秘密，找寻解决冲突的办法。要解决宗教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要解决这种矛盾发端的历史、社会、经济根源，另外还要积极营造一种宗教对话、理解、和谐的气氛。这也是我们宗教研究非常重要的立足点。而且，我们的宗教探究实际上也包括做人的工作，如关涉中国传统宗教的问题也与中华民族的团结、共识、文化亲情等有关系。记得我曾随我所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学者一起去东南亚的新、马、泰三国访问，了解源自中国的民间宗教在海外华人中的存在及发展之状。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们甚至打出了“欢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卓新平”的横幅，但随之也就把我推到了问题的风口浪尖之上。这些华侨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其“中国心”，中国文化精神已经深深刻在其骨子里面了。在新加坡访问的最初之时，当地华人还在“你们中国人、我们新加坡人”地分殊表白，但没两天大家都熟悉了，他们遂忘了其“新加坡”身份，与我们一道随意地宣称“我们中国人”了。在这些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看来，其民间宗教信仰是他们的祖先从中国带出来的，这是他们的精神生命之所系，是他们“乡恋”“乡愁”“乡思”的真情流露。但当他们真的回到中国去信仰寻根时，却找不到了，而且其宗教信仰在其发源地却被根本否定和遭到批判，这使他们失望、失落、迷茫、惆怅。他们向我直截了当、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着急等待着我给他们比较满意的回答。这对于我的难度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我只好向他们作耐心的解释，既要坚持我们国内的所定原则，又不能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更不能使他们对祖国失望。面对暂时不可逾越的理解鸿沟，我只能建议海外华人基于其宗教信仰而多做善事、多做好事，把精力先放在“做仆人”“做慈善”上面来，并用《敖包相会》的歌词来让他们“耐心地等待”。在泰国，我积极鼓励这些海外华人向汶川地震后的赈灾工作捐款捐物。由于我国驻外使馆的同志不了解这些宗教而不敢轻易接受这些“善款”，我就积极地充当了“二传手”，来把这些华人的捐款转到了使馆同志的手上。说实话，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并不太在意海外华人的情感，也不太尊重其宗教，甚至包括不尊重其先祖从中国带出去而被海外华人信奉、持守至今的中国传统宗教。这种漠视若不能得以及时纠正，最终会使我们自己吃亏的。当前海外华人已经有好几千万人，据统计仅美国就拥有约550万华人，而海外华人约有一半以上是居住在东南亚一带，已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些海外华人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广泛联系，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际交往。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海外华人的存在及其精神诉求，则可能导致其失望、寒心，逐渐使之放弃对我们的血脉亲情和故土向往，不再有其弥足珍贵的“远方之恋”。由此而导致的“孤立”不仅会使我们失去海外华人，而且也会因此而失去与其他民族及国家沟通的这一重要桥梁和纽带。
基督教是目前世界上信教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密切关联。然而在目前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中，基督教研究是最为薄弱、最为敏感、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一领域的研究亦最需要加强、最需要扩大和深化，故而亟须加强，让人们从“不解”到“理解”，从一种“敏感”认识到一种“意义”认知，从而也使这门学科从充满危险的“险”学发展到一种平安、和谐之研究，成为大众所认知并认可的“显”学。基督教研究的全面展开，这一学科的广泛发展，是我们历史的使命和我们时代的要求，需要大家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在宗教学整体大面上的基本研究这一基础上，我将自己宗教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基督教的研究上面。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基督教，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改革开放以后影响明显增大，信徒逐渐增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应该承认，东西方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还存在，基督教的研究在中国故而有其特殊的敏感性，正因为它的敏感，和社会存在的事实，也就具有我们对它进行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通过研究基督教，可以使中国人客观正确地认识这一宗教，了解它在历史上的沿革变化，了解它在中国的发展变迁，从而得以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对话、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所以对基督教研究除了学理上的研究之外，还有促进文化沟通、文化对话的综合性价值。我们的研究使世界上广大基督徒和宗教界的朋友得以正确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学术事业，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未来的发展，因而可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基督教历史悠久，影响广远，在一定程度上为欧美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精神理念，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着精神动力。我们必须下大力量对这种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进行深入研究，这对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是必要的。对此，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尤其颇为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相遇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冲突；基督教在华传教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相关联。对于这一史实，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回避，另一方面，应将它同中国与西方的整个关系史相联系，即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来说明历史。我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中国与欧美各国及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何发展；而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必须加强而不是放松或放弃对基督教的研究。如果单从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的交流来讲，中国学者从事中西宗教和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既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自然。若回顾中国历史则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发展、文化鼎盛的时期都是中国对外开放、广纳贤士、博采众长、集思广益的时期。我们今天正赶上中国在当代形势下的这种开放时期，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机遇期，也是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更大作为的机遇期。所以，我们今天从事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正是为这两个机遇期的有机吻合起着筑路架桥的作用。尽管会有人对之不解、误解或不屑一顾，我们仍应坚持下去——因为这种沟通不仅有益于中华民族，而且有益于全世界人民。至于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问题，这也是我苦苦思索、刻意求解的关切所在，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自然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基督教原罪观、拯救观、超越观、终极观、普世观等，对于我们的文化及价值观念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不过，在中国社会文化处境中，基督教也必须实现其“中国化”，即适应并贡献于当代中国社会。这种达成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在自己的研究中亦乃重中之重。我们学界在当代中国社会处境中最早提到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以促进基督教适应并融入中国文化。可以说，在众多宗教研究中，基督教的研究最为敏感，而且也最容易被人们所误会，但正因为如此，其研究才更有意义。在自己的整体研究中，基督教的研究占有较大比重，其原因也就在此中。
二 “险学”“险途”
我自1992年通过院里考试而被破格评为研究员，为此所里的老同志一定要我出面担任所里行政工作，本着自知之明，我是一再推辞，因为对我而言本来就无韩愈那种“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的犹豫，自己有着在“学业”上的庞大计划，时间本来就觉不够，而“仕途”对我而言乃未知的险途，主观上本无意去尝试。但所领导一句话让我哑然，即说他自己比我年长近20岁，我却已经先于他而成为研究员，我不出来为所里服务显然说不过去，由此推辞无果后而不得不答应一试，于1993年担任了负责学术业务的副所长。由此，从自己个人的研究进而转向对全所研究工作的关注和参与，也就逐渐从学术研究者转型为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回顾起来也颇多感想，从1988年底回国到1993年担任研究所科研及行政管理工作，自己只有个我集中时间、精力展开钻研的五年潇洒自由的“黄金时间”，此后就不得不卷入行政事务，不得不关注宗教现实问题及其政策理论，由此也开始与党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如统战部、宗教事务局等广泛交往。但随着这种“卷入”程度加深、时间积久，也逐渐出现了对我“批评”的麻烦问题，这是我未曾料及的。在“宗教”基本问题及现实关联的研究上，无意中会发现其卷入越深、探究得越多，遇到的分歧、批评也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所以，在这一方面个人的努力恰恰可能会与其期望达到的效果成反比，这与其他研究领域耕耘与收获成正比的特点却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事情做得越多、麻烦会惹得越大的反差，也使我从此对之感受复杂，难以言表。于此，颇有一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酸楚。当然，深究起来还是自己的境界不够高，毕竟不是“仙人”，无法达到毛泽东主席豪迈所言的“无限风光在险峰”之境。
我担任副所长后开始利用各种学术关系及个人的人脉资源来组织研究所的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及交流活动。此前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很难，我所除了与日本的合作在佛教研究方面活动较多、相对顺利之外，其他方面则较难推动。我自1994年开始组织比较有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此就很难收住了。这样，我就从以往个人的学术单干而转为带动大家一起来推动宗教学术研究的发展，而且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发掘各种资源及可能来拓展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及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此后不仅有基督教研究的系列会议，而且在其他宗教研究上也时有开拓。随着我1998年担任研究所所长，以及不久后当选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宗教学术研究方面的拓展也越来越多。这些研究触及新兴宗教、民间信仰、中梵关系等敏感话题，也引起许多方面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合作。
例如，我们在2000年、2001年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涉及的内容及参会人员，都直接促进了中梵关系等领域的积极发展。2000年的国际学术会议由我们研究所与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合作举行，意大利方参会人员中有埃特凯加雷枢机主教，当时正处于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将要宣布“封圣”的非常敏感时期，为此由我直接接待埃特凯加雷枢机主教的访问，也想借此机会与他就相关问题加以沟通。我在首都机场接到他后，在路上可能是遇到意大利总统访华的车队经过，我们的车靠边让道时他嘟噜了一句：“他在意大利要向我表示敬意，我在中国却要给他让道。”在去旅馆的车上以及会议期间，我就“封圣”问题向他表示了中国的不满以及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问他是否可能劝说教宗放弃或至少不要在“十一”中国人的国庆节有此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件发生。埃特凯加雷则解释说，年初中国天主教的“自选自圣”之后，搁置了许多年的台湾天主教主教团有关“封圣”的提议在梵蒂冈获得通过，此事梵蒂冈在2月、3月就放出来风声，5月、6月则宣布要着手实施，但在7月才得到中国方面比较正式的反对抗议，故此刻“为时已晚”“难以挽回”了，因为教廷已向全世界宣布，而且“十一”也是天主教的一个“合适”的“圣日”，故而任何改变都会触及教廷及教宗的权威和影响等敏感问题。我进而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说：“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一决定，我们俩可能会成为历史上的英雄，看来我们都无缘英雄了！”不过，埃特凯加雷也表示一定会把中国的不满及不利后果告诉教宗，使他能够有所考虑而改变中梵关系这一僵局。我们的国际会议期间及之后，埃特凯加雷进而与中国有关部门及其领导就梵蒂冈行将“封圣”等事宜进行了相关讨论。
2000年10月1日，梵蒂冈不顾中国反对而强行将涉及中国近代历史问题的120人“封圣”，其中就包括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事件的法国马神甫等人，由此使中梵关系明显倒退，其对话、接触也一度停止。不过，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听了埃特凯加雷的访华汇报之后，也有一个象征性的让步姿态，他随之于10月2日又发表了讲话，其中就隐含着对中国的歉疚之意。但此时我们“愤怒的”中国人已经不再听他会说些什么了。
“封圣”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即2001年为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北京的四百周年纪念，如何评价利玛窦更因为“封圣”事件而变得敏感。本来，天主教和意大利都不太重视利玛窦，我们去利玛窦故乡马切拉塔学术访问时曾问当地人知不知道利玛窦，回答基本上都是不知道，所以说当时利玛窦的知名度在其家乡远不如在中国之广，因为中国人比较认同利玛窦“入乡随俗”、积极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努力。于是，国际上就流传着2001年梵蒂冈可能为利玛窦“封圣”之说，有的甚至解释说这是教宗因为“封圣”得罪中国后的一种弥补，结果使整个国际舆论都聚焦到利玛窦议题上来。本来，我们研究所早就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策划在2001年十月中旬（10月14—17日）组织召开北京“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早已获得批准；却不料因此变故而成为国际舆论所“强迫”认为的“利玛窦纪念会议”，为此不少国际机构也都表示要与我们合作。例如，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亲自带队来我所拜访，得知这一会议信息后一定要与我们合作联合办会。我表示因为已有美国合作单位，建议他们与美方协商加以稳妥处理。但因为美方合作单位坚决不同意他们的介入，故此香港城市大学决定在香港召开一个几乎同一题材、几乎同一时间的国际研讨会，而且时间就比我们的会议仅仅早一两天，这样就使与会代表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明确选择，而无法两会兼顾。所以，这曾被业内戏称为“擂台会”！饶有意思的是，香港会议组织与会者来北京利玛窦墓参观，时间上也与我们北京会议安排的参观时间“巧遇”，两会代表在利玛窦墓相遇，由此而获握手言和之效。
与此同时，意大利方面也表示要与我所合作，并提出非常优惠的条件，即让在中国参会的学者会后去意大利罗马继续参加他们的研讨会，并且由他们负责全部费用。不过，我们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故也没有参加他们于十月下旬在罗马召开的纪念利玛窦抵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中国学者也只有三四位答应参加罗马的会议。本来，我们在北京召开的会议甚至意大利前总统等重要人物都表示要来参加，不过后来因故而未成行。为了避免会议论题的敏感性，我们在北京的会议有意大量减少了关于利玛窦的话题，整个会议只有一篇文章《利玛窦所贡“西琴”研究》提及利玛窦之名。尽管如此，我们的会议还是成为2001年涉及中梵关系的热点和亮点。据传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还专门出席罗马的这次会议，并发表了论及中梵关系、天主教问题的讲话。不过，与会中国代表却因为“误车”而“碰巧”没有出席教宗讲话的会场。此乃“有意”还是“无意”，大家为此议论纷纷。或许因为认识到“封圣”问题的严重性，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其会议讲话中明确表示“教会成员在中国的行为并非绝无过失”，“因为这些过去的过错和缺陷，我深感惋惜，我很遗憾这些不幸的事情竟在有些人的心里造成了天主教会对中国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视的印象，使他们以为天主教会对中国怀有敌意。因为这一切，我向所有或多或少自觉被天主教徒的这类行为所伤害的人们，请求宽恕和原谅”。[1]
这些学术参与和组织工作使我们研究所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处于第一线，同时也使我们的学术声誉大大提升。我经常因为临时原因不能出国或去外地开会，则经常有会议主办方因我而专门推迟了会期，重新调整会议日期并为参会者重订机票和安排食宿，重订会场及会议日程，令我也感到很不好意思。而在复杂的学术及对外关系中，我们也是积极去处理好。有一次一位德国学者因接触了中国天主教的地下教会而不再被中国政府允许在中国长期居住，德方知道后专门安排当时访华的德国总统和外长先后到这位德国学者任教的北京德国学校去参观，而且准备让国际媒体大肆炒作此事，甚至也考虑要中止中国驻德使馆某一工作人员的长期居住许可。后来通过我们的努力，及时有效地止住了德方的媒体炒作，也避免了中止中方人员在德居住的可能外交纠纷，最终让这位德国学者静静地、悄悄地离开了中国。在相关宗教的探究中，我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讲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以我们的微薄努力做无名英雄，帮助国家有效、稳妥地处理好一些涉及宗教的敏感国际问题。在2000年，我还作为唯一的学术顾问随我国宗教领袖代表团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世界宗教及精神领袖寻求世界和平大会”，在会前我与国家宗教局负责人王作安先生共同努力，在不到一个月就组织编辑出版了专题文集《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献给在联合国召开的“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在会上我曾协助中国代表团团长傅铁山主教修改、完善其发言稿，并带着藏传佛教领袖嘉木样活佛在大会上退席以抗议会议组织者安排达赖喇嘛的代表出席发言。正是这些工作原因，使我对宗教及宗教领袖有着面对面的了解，也得以开展深层次的沟通。
随着自己1992年被破格评为研究员，开始得到一些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当年全院破格评为正研的仅有4人，也算是一种殊荣了。也正是这一年，我被送到社科院办的中央直属机关党校学习了半年；被邀请参加中宣部组织的学术界、新闻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暑期度假活动，认识了不少社会翘楚。当大家比较熟悉之后著名演员肖雄还开玩笑对我说，远看你还纳闷这老爷们为什么耳朵上还扎个眼儿，近看才知道原来你耳垂上有个痣啊！当时我与哲学所刘奔同住一屋，聊天才知道他原来是日本遗孤，没想到现在成了中国哲学界的知名人士。对我的情况，《神州学人》《中华英才》等都曾有图文并茂的报道，尤其是《神州学人》还给我登过封面照片，弄得我一直在“追忆似水年华”、陶醉于年轻时的照片而再也不愿照相了；人们问及为什么不愿照相时，我曾戏谑“因为此后的照片是看一眼后悔半天了”。这些媒体人对我寄予厚望，但也可能让他们真的失望了。
有一年我“荣幸”地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东方之子”栏目所选中，其采访的节目策划即对比较杰出的十位从海外留学回国的中青年学者进行专访，其中有九位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佼佼者，而属于社会科学、人文领域的就我一个。策划人知道我是研究宗教的，故对社科院书架林立的氛围不太满意，主张让我不要在社会科学院这种学究性的高楼深院接受访谈，而硬把我们拉到教堂去拍外景。这一系列节目最后唯独我的专访没被播出，大家在电视上看到了九位自然科学领域的“海归”，剩下我一个就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海带”。知情者问起我原因，我说估计是宗教问题太敏感、有关政审通不过吧。后来碰巧与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副台长在一起开会，我就顺便问起此事，他哈哈一笑答道：“那就是我把这个节目枪毙的，宗教问题多敏感啊。”看来谁也不愿自惹麻烦。以前我也曾去中央电视台录过节目，他们不是说我“形象不好”、就是说我“太晕镜头”，基本上不会成功。不过，我也有在中央电视台“出风头”的“风光时节”。那时开始大批邪教“法轮功”，我作为宗教研究所所长在人们看来那是“当仁不让”了，虽然我特别强调“邪教不是宗教”，却也频频让我出镜头，几乎在中央电视一台“焦点访谈”以及二台、四台和湖南经视台都曾亮过相，这次他们换了一种态度，说我形象不错，讲得也好了！但结果是被法轮功盯上了，从此给我的恐吓电话、电邮和信件不断，前两年的恐吓信甚至宣布我是被他们编了号的“通缉犯”了。这也让人们更加认清了邪教的本质。其实我们所的国际研讨会很受国际媒体关注，但因为话题敏感而我们就严禁采访。有一次我们所的同志为制止境外记者的非法采访还与之发生了肢体冲突。不过，我们这一领域的许多学者一旦离开宗教学而接受或参加其他媒体活动，有不少就都成了电视明星或著名主持人，如多次领导其团体参加国际大学生电视辩论赛而夺冠、载誉而归的那位大学教授，就是我们宗教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1993年我担任研究所副所长不久，于1994年就被派去参加中央党校省部班民族宗教理论专题研讨学习，首次享受了一次“部级待遇”。在1998年担任研究所所长之后，这种学习培训等“培养”就更多了，如曾参加首届“四个一批”的学习，2001年又被送往中央党校中青班脱产专门学习一年等。我自己其实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就是一个书呆子，并不适应做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当领导派我去“培养”“深造”学习时，自己也尽量请领导安排其他更加合适的同志去，但领导就是认定我必须参加，故也只好服从而去认真学习了。这些学习培训对我来说当然很有收获，学到了许多社会政治层面的重要知识，使自己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世情和国情，为此付出不少时间也值得。在培训班上，同学们当然深知被派来培训的深层意义，不过大家交流说班上最多会有三分之一能够升任领导，这些同志才是班里的“分子”“骄子”，而其余三分之二则是“分母”，但不少人认为能够脱离烦琐、繁重的行政工作来集中培训一年也很不错，因为对其而言这既是一种培训、提高，也是一种休息、休养，故而不管怎样也就乐得甘当“分母”吧，并聊以自慰地调侃说毕竟也是“分母”的辈分，应该要有相应的姿态和气度，那就是应该高兴、积极地让这些出类拔萃之“分子”“骄子”们尽快进步吧，因为这些进步也是学习所带来的效果，是全班的骄傲之所在。
宗教研究敏感复杂，自己担任研究所所长深感责任重大，担心不能胜任，有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之感，因此自打当上副所长起就一直缠着院领导及院人事部门请他们尽早免掉自己的职务、让我回归科研队伍。一般人都很难理解我的心态，因为通常找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多是为了“升迁”，而没有像我这样缠着领导是为了希望让自己“下台”的。但没想到五年副所长之后不仅没有被免掉，反而还要我当上了所长，这种“爱你没商量”使自己的任务和责任也都加重了；在当了一届即五年所长后我曾在2003年借去英国做一年访问学者之机请院里免掉我的所长职务，但院里不愿免掉我的职务，反而要我每三个月之内回国工作一段再出去，这样可以符合不免职的相关规定，否则不同意我出国进修。这样，每次希望院里免掉我的职务都被否定，而每过四年我就提前找相关领导和部门要求下届换届时一定把我免掉，甚至这几年基本上每年都会去缠着领导及相关部门请求免职，其充足理由就是自己早已超过担任相关行政职务的规定年限，但结果不仅没有让我提前从行政工作上解脱，反而却是当了约二十个年头的所长才得以免职，而且听说竟然还成了院里在一个所担任所长最久的人了，有其他研究所所长曾开玩笑让我就此去申请吉尼斯纪录，但我听说这一纪录最近已经被其他研究所的相关同仁打破了，看来对我而言这一玩笑也算是解脱了。
由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也必须学会处理好各种棘手问题。例如，2000年8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八届国际会议，由于中国内地没有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会议接纳了中国台湾的宗教学会为其正式成员。而我们获知后立即与国际宗教史协会严正交涉，其回复是这一问题的最终处理必须提交给下次大会来解决。于是，2005年3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九届国际会议就成为处理这一问题的焦点时刻。这次大会是日本在近五十年后第二次主办国际宗教史大会，日本也是唯一举办过国际宗教史大会的亚洲国家。这次会议是国际宗教史协会历史上迄今最大规模的会议，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700人与会。会议主题为“宗教与社会：21世纪的议事日程”。我作为中国宗教学会主席这次率中国代表团与会，为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之一，除参加大会学术报告及大会学术讲演之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稳妥处理好国际组织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一到东京，我就马上找到国际宗教史协会的秘书长交涉这一问题，我们当时的基本原则是来自台湾的宗教学会参加国际宗教史协会的前提是不能出现“一中一台”问题，所以，来自台湾的宗教学会必须在其名称前面加上“中国”或“中华”，即以“中国台湾宗教学会”或“中华台湾宗教学会”（即英文名称中必须要加上China 或Chinese的明确表述）之名才能作为国际宗教史协会的成员存在；国际宗教史协会与台湾的学者交涉后的回复是，当时台湾当局不允许他们在学会名称前冠以“中国”或“中华”之名。很显然，台湾当局当时在陈水扁掌控下“台独”趋向非常露骨，故使许多问题的解决难度加大。针对台湾方面的这一回应，我不得不向国际宗教史协会表明要通过大会程序取消台湾方面的正式成员资格，否则我们中国宗教学会就会退出国际宗教史协会。在这一压力下，国际宗教史学会不得不通过全体大会表决的方式取消了台湾方面的正式成员资格，解决了避免出现“一中一台”这一重大问题。其实，我们与来自台湾的宗教学者本来都是比较好的朋友，尤其是我本人与当时带领台湾学者参会的其学会负责人也是私交很好的朋友，早在我留学慕尼黑期间就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这位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的台湾宗教学界的后起之秀。但经此“东京之变”后，这位朋友在台湾的宗教学会负责人的职位被免掉，他来北京访问也不再与我联系。而我在台湾宗教研究学术界也留下了“打压台湾宗教学界”的骂名及恶名，这也使我此后不再方便去台湾与这些学者继续深入交往。听说我的这位朋友已在2019年因病去世，真是不胜伤感、让人悲叹。尽管个人由此东京之行而经受了来自台湾方面的误解和反感，但这一事情上我毕竟坚持了原则，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国家大局；所以，也就坦然对待此后的发展及后果了。当学术问题及其关系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时，当我们学者处于“一线”、前沿的风口浪尖而不可后退时，那也就毫不犹豫、必须有着“轻生奉国不为难，战苦身多旧箭瘢”的担当了。
其实，就涉及个人方面，我一直坚持着“低调”“谦卑”这一原则，尽量希望能够与人无争。在担任所长这20多年，我几乎没有申请任何仅涉及我个人的评奖等荣誉事宜，这些场合我尽量躲在后面，一般开会也是尽量靠边、靠后，从来就不想要引人注目；有一次被院领导发现后询问缘由，我回答说我们研究宗教的都知道处于谦卑之位，故此有着“溜边、靠后、让人”这三原则，领导听后很“感动”，因而开玩笑地说帮我纠正一下，即改变为“溜边、靠后、上天堂时让人”！这位领导在七八年前找我谈话，正式通知我已不在“后备干部”之列，因为我已经超龄，按照组织部门的规定，3月31日之前出生的算大一岁，4月1日之后出生的算小一岁，故此“多一天都不行”；他还非常关切地问我，作为候选干部，听说“你已经候了几届了？”候了几届我确实不知道，而碰巧我就是3月31日出生的，尽管被归为年龄上大一岁，但我仍然非常感谢我的妈妈，要知道如果迟一天出生，那真赶上4月1日就是“愚人节”了，连打电话告诉别人是过生日都会被人误解为开玩笑呢。其实自己对这种“升迁”看得很淡，本来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奢望”，而只是希望能够专心搞好学术研究工作，为25年行政工作所牺牲的科研时间也就没法去计算了。了解我的同事都知道，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降央卓玛唱的《请你喝一杯下马酒》。有一次去内蒙古访问，蒙古族朋友热情好客，喜欢以唱歌来欢迎客人，我让同事给点《请你喝一杯下马酒》这首歌唱唱，但他们就是不唱，同事在紧逼之下告诉我，人家没有在领导面前唱请喝下马酒的情况，这是忌讳；我知道后仍然坚持他们唱这首歌，并说自己就最喜欢尽早“下马”了，迫于无奈，他们终于唱了此歌，但还是把“下马酒”改成了“吉祥酒”。扪心自问，社会上人们常被误解也属正常，前不久我过生日那天在微信上看到有中师同学说在过生日，也就凑热闹说“我也过生日”，此刻正好有微信来说道家始祖老子阴历生日也是这天，故此又在微信中加了一句“老子今天也过生日”，瞬间批评声音直接传来，说我平常都比较低调，今天过生日怎么就这样“狂妄”了，竟然对同学、朋友以“老子”自称，给人“老子天下第一”的不好印象；我一看知道误解了，马上在微信中补充说“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今天也过生日”，这才平息一场小小的误解风波。由此想来，或许自己以前说话、写作也有不太注意的地方，故而遭到不少误解和批评。
作为研究所的所长，我最注意的就是宗教研究的政治方向和学术方法。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及实践，坚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关于宗教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并且身体力行在这一方面贯彻落实。本来我自己的专业是基督教研究，但自担任所长行政职务以来，我带头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重要理论工程，并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首席专家来发挥这一研究的主要作用，目前已经个人写了3部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专著，发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宣传我党宗教理论政策的众多文章，并且主编了一批这一领域研究的系列丛书。但尽管如此，仍然有人批评我在宗教研究中没有足够重视“方向”问题，故而需要更多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其实，我想说这些要求应该一视同仁、大家共勉，都需反思一下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领域有多少研究著述，做了哪些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都理应科学、扎实地探究，既要在方向、方法上集思广益，也应允许学术探索的百花齐放。如果是真正严肃、严格、认真、求真的学者，对这种学术的批评或争鸣都应该冷静地想一想、仔细地比较一下、认真地对之研究，而不可“随心所欲”地想当然，更不该把自己臆想的观点强加在被批评者的头上。我们学者也需要保持学者所必有的人格、风气、公平、正直和科学精神。
自2009年任继愈先生去世，宗教学领域的批评逐渐多了起来。起初风起于本所的争论，后则影响到社会的舆论。第一轮批评所关注的是在宗教研究中如何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实我们院和研究所都非常注意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研究工程的三个主要召集人中有两位就是我们的院领导，而我恰好就是这一理论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子课题研究的首席专家，在这一课题中我的每一篇论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文章都要经过5位专家审核，其中就有我们的院领导。而且这一课题结项，在出版的约20部著作中，可能只有我“主编”的那部是我独立完成的，不只是“主编”，而是“独著”，为此还得到了课题负责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表扬，在新书出版发布会上请我专门发言。在这一批评及争议中，我很希望相关学者能够看看我出版的相关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著作及文章，有着积极而实质性的交流与沟通。
在学术方法上，我一直也一贯强调宗教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悬置”任何宗教信仰，以客观、科学、辩证、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宗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同样，我强调宗教学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认真学习经典、原典，研习原著和第一手文献；另一方面则必须深入社会实践工作，做好社会调研和田野调查。研究宗教必须接触宗教，否则纯纸上谈兵则会贻笑大方。而对待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宗教现象，则更要悟透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精神，结合时空变化来科学把握，要客观观察，深入了解，不可浮光掠影、道听途说。在每次相关会议尤其是每年的中国宗教学年会上，我都特别强调上述观点及方法，突出宗教学与基督教神学及其他宗教研究的根本不同。但令人惊异的是，第二轮批评的焦点则正是涉及宗教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有的批评甚至直接针对我而断定“宗教学就是神学”乃是“你自己”说的，并且有“文”为证，借此来否定宗教学；于是我不得不找到自己的“原文”来对照，这才弄明白原来我是说，从宗教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宗教学在西方学术界起初是属于神学的，但后来则逐渐脱离神学独立发展为一门全新的学科。原来批评者把我原话的后半句给裁掉了，结果就根本改变了其原意。如果是严肃的学术批评，在学术上则应该言之有据，不可断章取义。学术批评和争论应该讲一点基本的学术良心和公平正义。还有人批评我有着“好社会就会产生好宗教”的错误观点，这是批评者归纳我关于宗教与社会之关系的观点所得出来的逻辑；实际上，宗教与社会密切关联，宗教的存在及其性质与其所处之社会直接有关，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思想，其前因后果逻辑清晰。这里就会引起如下反问：“难道好社会也只能产生坏宗教吗？而只能产生坏宗教的社会还会是一个好社会吗？”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存在的积极评价并不意味着就有宗教情绪或“宗教信仰”；其实，我虽然一贯强调对宗教要有同情心、要包容和正确理解，即要“善待”宗教、让宗教“脱敏”，但我也一直公开表明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作为共产党员也一直在努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者。至于我主要研究基督教，对基督教强调同情性理解、客观科学地研究，而且有不少基督徒朋友，但我也一直公开表明我不是基督徒，甚至连所谓的“文化基督徒”都不是。在德国留学期间，德国有神父、牧师找中国人传教，让他们参加圣经“查经班”，但他们从来就不敢来让我参加，因为知道他们的基督教知识、圣经知识比我这个无神论者要差不少，故有自知之明。我第一次去加拿大温哥华访问，当地华人基督徒如车轮战一样围着我劝我信教，并表示由此会帮助我办移民、解决生活及工作问题，但我从来不为所动；而当地由中国内地去北美留学而成为基督徒或牧师的人劝我信教时，我反而劝他们回国工作，经常是不欢而散。所以对那些捕风捉影、异想天开的想法及说法，我都不禁暗暗好笑。特别是当我们提出“基督教中国化”的主张后，美国有华人基督徒指责我们是世界基督教的“罪人”、是帮中国政府“说话”时，不知那些有上述猜测的批评者作何想法？是否有兴趣想想这些问题？
对照这种现象，与其找一些不靠谱或明显歪曲的理由来展开批评，还不如节省时间把自己的学问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做好！如果大家都是研究宗教问题的学者，那么我们就应该齐心合力把中国的宗教学建设好，把中国的宗教问题真正解决好。实质上，宗教学按其本质属于哲学人文学科，研究的是形而上、人之精神及情感层面的内容，是一种“虚学”“抽象之学”，故其探究的自由空间本来应该是很大的，并没有必要那么敏感。至于宗教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即政治层面的意义，则只是其“学以致用”的拓宽、扩展而已。于此，则必须结合实际，紧靠社会；我们需要仔细分析、讲透道理的是，究竟哪种方法、举措能够从全局、长远来看，更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和谐、持久发展、民族团结、繁荣昌盛，并让世界认可、认同和敬佩、点赞。这才是真正的大局，也才是宗教学的真正“智库”作用。
至于宗教学与无神论研究的关系，我一直认为无神论研究属于宗教学范围的相关学科，宗教学当然要开展无神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就属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范围，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才是真正的科学无神论，其余的无神论自然可以有宗教学的探究。在学术研究上，我坚持无神论研究一定要体现出其高的学术水平，要充满其“科学”意义，甚至《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的名称就是当时我们力排众议而坚持下来的，因为有相关领导和单位曾经建议不用“无神论”之称，而采用“科学与神”等名称，甚至曾表示如果有“无神论”字眼他们就不接这一杂志；但我觉得必须旗帜鲜明地突出“无神论”这一表述，并且其研究也必须与科学方法密切关联，故才确定了这一杂志的目前之名。我衷心希望在当年我自己主张创立且坚持采用此名的这一杂志上能多有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发表。而推出相关批评文章，则需要留意究竟批的是什么，其批评有没有道理，是否出于学术公平、公正，是否做到了言之有据、实事求是。当然，学界应该有正常的学术批评和争鸣，以坚持真理，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但我们也应该警惕、防范学术批评中出现政治上的大批判和不实之词。如果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能够得以盛行，那么我们势必担心学术界及社会舆论可能确实存在问题了。
所以说，我认为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些年研究的方向、方法从整体、大局来看是没有问题的，是经得起检验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紧跟党中央，与时俱进的。我一直呼吁大家要爱护、呵护我们研究所这个学术大家庭。至于学者个人的学术观点，我则保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甚至对我本人的批评我也持包容态度，保留其不准确之处，表现出最大的善意；我会采取学术讨论、商榷的方法来与之沟通，可以实事求是、据理力争、以理服人，但我不同意在学术研究上任何上纲上线、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有些问题需要冷静思考、深入调研、弄清真实情况，例如关于宗教信徒与政党的关系问题是列宁提出并说明的，列宁这一观点的论述著作在今天中国社会仍在公开出版发行而无任何批评或调整，也没有任何正式说法宣称取消列宁的这些观点，更没有任何对列宁这些观点的公开批评。而且，我和国内一些资深学者一样也曾研究过国际上其他共产党与宗教的关系，梳理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政教关系。这种政教关系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法回避的，需要科学而睿智地面对及处理，以便找到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最佳之途。如果确实想要彻底说清或解决这类问题，那么提出相关批评者可以自己在理论层面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的相关且明确的论述，在实践层面了解一下各国共产党的相关政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从过去至当今的相关做法，在组织层面也可从统战部、组织部等相关部门获取相关信息。做到这些方面的调研就足够清楚说明这一问题的谁是谁非了。前不久网上曾批评我要以“士”的担当来捍卫宗教学是一种“孤臣孽子”情怀，殊不知宗教学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17”重要讲话所强调的支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11个重要学科之一，我们宗教研究者当然应该以一种“担当”精神来捍卫宗教学、发展宗教学。我当时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写这种类型的文章乃义不容辞、当仁不让。这也是紧跟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的表态。让我无可奈何的是，有些媒体并没有调研和求证就很轻率地批评我了，而且一些批评的立论不准，本来就是错误的批评。这些媒体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社会责任，克服浮躁的工作作风，不可用“标题党”来逞一时之快，以防范造成对社会舆论的误导。其实如果相关媒体果真对我进行相关批评感兴趣，我就善意地建议这些媒体做些调研和统计，看看我近十年来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习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以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5·17”重要讲话精神出版了多少著作、发表了多少文章？而那些在贵媒体登记亮相批评我者又究竟出版、发表了多少这类著作及文章？有对比和对照才会有客观的鉴别、公正的评断。至少应该把相关问题弄清楚之后、真正分出是非了再选边站队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点起码的道理，我们的媒体应该懂吧！
而且更有点让人郁闷的是，现在一些网络媒体可以不负责任甚至公开指名道姓地，而且是错误地批评人却几乎无人过问，造成社会舆论的混乱及人们认知上的困惑。而且有些媒体倾向性很强，对与之不同意见的回应或讨论却马上会有各种方式的劝阻，有失媒体站位的公平和公道，这确实也是我所难以理解的。学术批评的平台应该是公平的、敞开的，不可以厚此薄彼，而应一视同仁。有一学术期刊登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我看到后找到其编辑部希望也能登一篇我的回应文章，该编辑部不好拒绝而答应下来，但拿到我的文章后立即就给了那位批评者，等他也写好回应文章后与我那篇文章一同发表；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该编辑部把我的文章后面部分删掉了，却给那篇批评者的文章仍保留了其回应我被删掉部分的内容。但他们在刊登最初那篇批评我的文章时却丝毫没有给我打任何招呼。有时我的确百思而不得其解，我们所一直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党中央的当下指示精神，这本来就没有错嘛！批评者的观点正确与否不可仅听一面之词，至少应该找来被批评的文章仔细看看内容，加以比较鉴别之后再考虑是否推出相关文章。被批评者并非必然就带着“原罪”，至少也得给其一个回应、自我辩护的机会。既然可以出现公开报刊等媒体的批评，那么至少也应该给被批评者回应、解释的机会，保持学术平台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可惜现在人们可能多会选择明哲保身、与世无争来面对，结果让自己这些年来确实有着“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觉，甚至不免有点“寒心”。其实，不少争论涉及的问题都是关涉到宗教学的发展与否、生死攸关，学界如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表面看来好似与世无争、但求无过，但实际上事态的发展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不为所动”的学者本身，而且现在其不利后果在逐渐显现，已直接影响到宗教学的生死存亡。所以说这种麻木不仅会害了这一学科，而且同样也会害了麻木者自己。其实，在这十年来我本人从来没有挑起过这种争论，而且认为也没有必要去钻这种“牛角尖”，因为对我的批评并没有实质性学术内容，而其在意识形态及政治领域的批评或是根本不准确，或是误解及故意误解，基本上也站不住脚。但我不能以沉默来放任这种错误的批评在社会舆论上形成误导，妨碍宗教学科的正常、健康发展，因为现在也要求我们大家都应对错误思潮展开批评。所以，批评者应该出于社会公心及学术良心，说清真理并坚持真理，但与其以学术之名而实为推动这种非学术性的“干扰”，还不如大家沉下心来脚踏实地认真研究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社会问题，从学术视角来积极解决我国社会的具体宗教问题。宗教学近来出现的萎缩，应该引起大家的警醒了。
这些年来我在宗教研究及宗教工作中感到比较困惑的一点，就是在涉及宗教问题的一些重要节点上，往往有些似是而非的声音在媒体中占了上风，无形中在社会上造成了误导却不被人察觉，人们对于出现的民意上之潜在伤害也比较麻木。在涉及民族宗教工作及其研究的岗位，本来其专业性、知识性其实很强，若无系统、深入的专门学习研究就匆忙上岗实际上对这些工作的正确开展并不利。故此，我曾不断呼吁在民族宗教工作上应该先培训、后上岗。我也遇到过一些部门的领导，他们原来并不是很关注民族宗教工作，甚至还曾拿我研究宗教来开过玩笑，其内心对我们所从事的民族宗教工作及研究实际上是不以为然的；但命运的玩笑是过了一些时段他们却因转岗或升迁而进入统战部门、民族宗教部门或政协民宗委等领导岗位，而其对民族宗教工作的态度也随之从原来不感兴趣而转为强调要对之重视，并发表相关工作“指示”精神。我相信这些干部能力很强，有的人也会积极学习以能及时适应并胜任民族宗教工作，但这种专业也不可能使他们马上就无师自通、转眼即为民族宗教问题的专家权威。这样，在相关领域，我们希望在其位者应该谋好其政，防止出现一些外行或无知的观点，而相关媒体或机构也不能仅仅根据官本位来判断是非、选边站队，更不能让真正从事相关研究的学界人士只有弱话语权甚至无话语权。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专业人才，是否在相关专业领域也该反思一下那种不尊重学术、不认真分析研究而随波逐流的思维惯性或游戏规则，以便能够尽量减少在这些特殊领域因外行领导内行、唯人但不唯真而可能导致的失误或损失。大好河山固若金汤，但往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仅抱着“事定犹须待阖棺”的态度那就晚而无用了。我们的民族宗教工作及其研究不仅是为了当下，更是为了未来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如果因为掌握权力而觉得学而无用，甚至认为长期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员“弱智”，那么就可能潜移默化地摧毁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形成我们的文化“弱化”之势。往往因为不懂民族宗教问题，故而其在面临时就可能干脆采取回避、躲避的态度。当前中国宗教学面临着其发展的困境，一些部门包括研究机构或高校的相关领导却恰恰采取了上述回避、躲避的态度；既然不懂且有风险，那么他们就非常简单、一刀切地要减少，甚至停止相关研究，而深知这些研究之重要性的学者却没有权力来改变这种决定，由此反而出现了失去其研究权利的被动局面，其结果则是导致我国宗教学的萎缩、削弱。因此，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当下非常需要一个宽松和关爱的社会环境，希望能够多有一些理解和支持；包括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本身也应该多潜心学问、做好科学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自己无所作为却在别人那儿大做文章；如果业内有人热衷于找岔子、钻空子、戴帽子、打棍子，则势必加剧大家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谨小慎微的心情，不敢探索、难有作为，这样只会严重妨碍宗教学的正常及顺利发展。
就此而论，我们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本来这一学科有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在当前是应该大有作为的。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我们宗教学界而言是“新春”的朗现，在经历了“早春二月”之冬寒的残留之后，已经呈现出“春风淡荡景悠悠，莺啭高枝燕入楼”的清新之景，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退缩，现在应该是激流勇进的关键时刻了。中国宗教学的生存及发展，在最高领导人发出明确的号召之后，则需要宗教学界全体成员的积极行动和最大努力。我们不能坐等“春光”的临照，而应该积极打造出这种“满园春色”。于此，我也有着虽“退岗”但未“卸任”的精神，准备来继续与学界同仁们共同努力，防止出现上述宗教学萎缩这一本不应该的“悖论”。当今学者虽然可能不再有“出师一表通今古”之才，却仍保留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学术之重要，恰如钱穆所言，如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学术兴则文化兴”[2]。所以我们在中国宗教学术研究上也需迎难而上、当仁不让；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有担当精神，必须意识到自己坚持真理、维护社会正义、对中华民族负责的使命，必须保持“君子人格”及“士文化”核心的风骨、尊严和脊梁。当然，我很清楚“树欲静而风不止”，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迎接今后可能出现的仍然针对当下宗教学科及我本人的那种无休止或车轮战式的“死缠烂打”、揪住不放。当然，我们应该持冷静、合理的应对态度。但只是希望批评者们也能够扪心自问，对其提出的批评可讲讲自己的学术良心，看看是否符合社会公道和公平，弄清楚其想表现的应该是学术公正、社会公义，而不可过于偏离。此外，也衷心希望我们的学术界、我们的社会舆论今后应该坚持伸张正义，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而有责任担当的学者则更不要持事不关己、麻木不仁的消极态度。最近读到牟钟鉴先生的新作《君子人格六讲》，颇有感触。牟先生强调“重铸君子人格、造就道德群英”的重要和必要，指出“有仁义”乃“立人之基”，“有涵养”为“美人之性”，“有操守”而“挺人之脊”，“有容量”则“扩人之胸”，“有坦诚”能“存人之真”，“有担当”要“尽人之责”。这种“君子人格”所剩不多，的确值得提倡、弘扬。“君子人格”“士之风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不可丢失。
现在我们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正突出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宗教学也已逐渐摆脱西方宗教学传统影响而在开辟自己的道路，进入世界学术的中心舞台。自己最近也新承担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这属于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的重大研究课题，故而深感责任很重、压力很大。本来指望结束现有课题之后，我就不再接新的课题，给自己留下更多的休闲时间。不料“满眼青山未得过，镜中无那鬓丝何。只言旋老转无事，欲到中年事更多”，甚至老年也难有无事之闲。不过，我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不再直接面对或要回答一些现实敏感、有分歧的问题了，所以衷心希望能够还给我一个静心、潜心、专心研究学问的外在氛围，好使自己得以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宗教学的学科、学术及话语体系，在世界学术舞台上说出我们中国学者的新意。回国以来，我已出版了30多部学术著作，发表了500多篇论文；我对当前重核心期刊论文、轻学术专著的倾向是颇持保留意见的。回顾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真正在历史上有影响、留得住的还是优秀的学术著作，但现在我们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对学术著作过于轻看，有的人觉得“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多为“粗制滥造”，还不如一篇论文；殊不知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会是多少篇论文才能构成，会要付出比一篇论文多少倍的心血！甚至如果就学术水平而论，世界上许多学界名家也都是著作等身而绝非“一本书主义”，他们的众多著作也多为“精品”且流传久远、影响巨大，并非“粗制滥造”，亦非昙花一现。所以说，如果研究者学术水平高，研究认真，写得多也同样会是“精品”，应该鼓励、支持、帮助这样的学者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而如果研究者学术水平低，且研究马虎，即令只写出一篇论文也有可能仍是学术“垃圾”。“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而水管里流出的只能是水。”并不在于其有多少。而且，有不少科研人才还是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下挤时间、钻空子来从事学术研究，更是难能可贵。这里，我们对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对其“钻劲”“挤劲”也会有特别的理解。记得我国内导师被调到院部工作之后，一直不忘其学术研究。那时我每天早上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来院里上班，车筐上装着他的书稿等材料，告诉我说，他想上班时忙里偷闲写写他想写的学术文稿，但下午下班时，我见到他推着自行车出门，车筐里还是那些稿件，我问他写了多少，他摇摇头无言以对，表情上透出他的无奈。有一次天冷上班他没有找到手套，顺手拿了一双袜子戴在手上骑自行车，在单位看见我还摆摆手苦笑了一下说，“没想到戴着袜子照样还能骑自行车！”所谓“能者多劳”“双肩挑”的学者从事学问研究有着更多的艰辛，其思路经常被打断，文章也只能断断续续地抽空来写。记得我刚当副所长那会儿，耽误自己半小时都觉得非常心疼，但后来也就麻木了，只能给行政工作让步，因为大家的事情丝毫也不能耽误；而自己的研究也就只能找出多少时间就做多少事吧。以前我对自己完成写作任务很自信，但多项科研计划只能延期完成之后给我打击很大，也就再也找不到那种自信了。因此我们对于学术成果不能一刀切，也不能简单地以论文还是著作来分出学术水平的高下优劣。自宗教学奠立以来，我们就一直鼓励要多出成果、多出精品，尽快赶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水平。但对于什么才是好的学术成果，一直分歧很大，见解各异，难达共识。当然，在这一领域也不可能达到绝对共识，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一家之言，形成我们自己独立而科学的研究体系和学术流派。因此，我们宗教学领域的研究者乃任重而道远，气可鼓而不可泄。为了这一使命，二十多年的行政工作也没有使我放弃专业、放下业务工作，而是一直在勤奋钻研、笔耕不辍，在不少研究领域都在争取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而现在又吹响了文化强国的集结号，自己深感仍需放下包袱克时艰、马不停蹄往前奔。
[1] 见《天主教海外动态资料》2001年第23期，上海光启社，第16页。
[2] 参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序；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