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综述

动员是一个与革命及战争相关的术语，是指为“战时”热情所激发，寻求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有计划的大规模运动，旨在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因而革命是被动员的。[23]虽然革命动员、政治动员、社会动员、国家动员等概念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有所区别，但是国内外学者一般都把这些概念等同起来研究。中国一部分学者认为，政治动员是政治领导主体以自身的价值观、信仰去诱导和说服政治领导客体，赢得被领导者的认同和支持，取得他们的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以实现政治决策规定的目标和任务。[24]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政治动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国内关于政治动员研究现状述评

1.关于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动员研究现状

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动员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前、改革开放以来。

涉及三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

徐彬在《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专著中，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此段时间为界，结合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要素变化，描述了政治动员的历史发展，提炼总结了政治动员的历史经验，探索了新形势下政治动员的方式。[25]他的另一专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两种方式，并比较了与国民党政治动员的差异。[26]两部专著分别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进行研究。

刘一皋在《20世纪中国社会动员的变换——以华北农村动员组织为例》一文中，借鉴社会运动理论成果，论述华北农村组织在社会动员中的历史作用，对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产生新的启发。[27]

张孝芳在《革命与动员：建构“共意”的视角》一书中，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时空特点，引入建构“共意”（即农民群众对中共政治动员的认同和接受）概念，主要通过边区民众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方面来建构“共意”，对中共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展开结构性动态分析。这是一部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民众政治动员的学术专著。[28]

刘力锐在专著《基于网络政治动员态势的政府回应机制研究》中论述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中的网络政治动员。专著详细分析了当前网络政治动员与政府回应的现实形态，提出构建目标定位、约束条件、问诊系统、支撑系统、回应路径、操作措施等多因素一体的政府回应机制，具有相应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29]

此外，还有大量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涉及这三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政治动员研究成果，例如：李军全的《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张红春的《〈群众〉周刊的抗战政治动员研究》（湘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张丽梅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社会动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林伟京的《建国前毛泽东的政治动员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1期）；朱润生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分析》（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等等。这些论文中，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挖掘翔实的史料作为支撑，或从微观载体切入，或进行对比分析，或以人物思想探析，体现出较强的视角创新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政治动员研究，主要有：黄兢的《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黎见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普选运动中政治动员的意义阐释》（《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杨丽萍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彭正德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化中的政治动员与农民认同——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等。比起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研究，成果显然较为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治动员研究，涉及的成果主要有：彭红波的《中国转型期的国家动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娄成武、刘力锐的《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杨小明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方式初探》（《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王有加的《论公民网络政治动员及有序引导》（《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赵智、王兆良的《从“运动”到“活动”：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的新范式》（《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等等。这一时期的成果直接与社会现实接轨，研究角度和路径显然更具创新性。

总体来看，以上专著、期刊论文和学术论文主要涉及政治动员意义、背景、原因、目的、手段和政治动员效果。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问题的研究，从数量上来看占据了绝对优势，从成果质量上来看对政治动员理论还缺乏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学理研究，联系当下尚缺乏规律性的总结概括，因而导致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相应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价值。

2.关于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界加大了对中央苏区的研究，包括政治动员（有学者把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等同）在内的相关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主要从中共党史、社会史、政治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视角进行研究。

（1）通过对中央苏区革命的深入研究，认为政治动员体现中共的一种能力，一种控制艺术，一种政治理念，一种政治优势。

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堪称研究中央苏区革命的一部力作。作者详细考证了1933—1934年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程，围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了深入剖析。该书认为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通过对苏区的独立控制，显现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控制艺术”[30]，实现了多重境遇下的超常发展，将革命的张力推到历史应有的弹性，从而探讨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也为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某些“过度行为”提供一种历史多样性阐释视角。

何友良在专著《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中重点研究苏维埃制度、苏区社会、革命与苏区社会民众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对苏区基层政权、社会组织、各阶级阶层民众等问题详细解读，从而探究了苏维埃制度的兴替得失和价值影响。[31]

黄金麟在专著《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中，从身体史的视角关注人的主体性，关注身体与苏维埃革命的关联，“把人的存在和身体的遭遇放到更尖锐、以人为解放的境遇中试炼和考察，在坚持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重要与善意前提下”[32]，论述苏区农民对中共组织操控表现出的冷淡与热情、抗拒与服从等身体遭遇，从而揭示苏维埃革命的多因素内在矛盾。

陈德军在专著《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中，以知识分子走入乡村，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类型为路径，提出革命动员要与特定村落小传统紧密相连，如果远远超出当地农民的感知范围，革命动员就无法打动农民，无法唤起他们参与组织的意愿。[33]特定区域内的革命动员必须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才能取得一定的效果。

王旭宽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以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例》是一部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专著。作者以井冈山斗争时期为时空背景，从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动员的原因、环境、主体建设和制度建设、效果等方面展开论述，强调政治动员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对当前农村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启示。[34]从时间纵向发展来看，政治动员成为中共政治优势，中央苏区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但不可忽视，而且需要进一步借鉴反思。

何斌、游海华的论文《苏区农民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分析——以“九打吉安”为例》实证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1929年11月至1930年9月期间，领导并动员赣西数十万群众开展“九打吉安”的武装斗争，充分展示了政治动员的机制和策略。[35]但因篇幅所限，对动员的历史背景和过程缺乏详细的论述。

（2）探讨或提出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某种具体动员模式，如群众运动、乡村动员、情感动员、后勤动员等，以区别中国北方等地的乡村社会动员，为理解南方农村政治动员提供一种地方苏维埃革命模式或被特称为中央苏区模式。

杨会清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研究》一书中，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独特革命路径着手，对动员模式形成、发展及重构过程给予了“深描”。该书提出以群众性运动推动筹款、扩红以及肃反等工作的开展，同时又借助肃反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开展的动员模式，表达出一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融的特点。[36]

王才友博士论文《“赤”、“白”之间：赣西地区的中共革命、“围剿”与地方因应》聚焦1925—1935年赣西地区革命，以打通“赤”“白”界限，探讨国共两党应对地方势力的不同态度，认为中共因在政治动员中，没有正确面对地方干部阻力，外来干部以肃反的方式暂时压制内部的反抗，导致江西苏维埃革命探索失败。而国民党却成功利用乡绅等地方力量，反败为胜。[37]赣西地区“赤”“白”之间动员效果对比，所获经验与需要总结的教训同样深刻。

钟日兴在专著《红旗下的乡村：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动员》中，主要围绕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基本策略、建立过程、实施情况及其对苏区群众进行各方面革命动员，探讨革命政权深入乡村地区的过程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38]

以上专著和博士论文选取角度或宏观或微观，对不同地域的中共政治动员分别进行了详细的历史描述，各有特点。作为一种前进力量，中央苏区政治动员仍需进行历史解读和历史辩证。

此外，涉及政治动员具体方式的论文主要有：吴晓荣的《略论中央苏区的革命标语》（《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薛启飞的《论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以情感动员的角度》（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等等。这些论文关注中央苏区时期的乡村权威力量和文化情感在政治动员中的力量。

（3）关注底层群众如农民群体、红军士兵群体、妇女等群体的政治动员。根据农民、妇女、士兵等群体的特征，强调了发挥和依靠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群团力量在动员这些群体中的作用。

张宏卿在论著《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重点关注底层群体——农民群众的乡村动员，着重研究中共如何“迎合”农民，农民如何通过革命来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物质利益。论著把这种乡村动员模式称为中央苏区模式，以区别华北等地的农民动员，为理解中国南方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动员提供一种独特视角。[39]

刘笑言在《中央苏区农民政治动员中的性别与权力》一文认为，中共“以婚姻制度改革和对家庭角色进行政治赋权”为政治动员策略，应用“性别差异所内含的积极动力因素，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抑制并整合了对革命总体目标的破坏性因素，在权力与性别相互博弈并不断取得动态平衡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获得广泛的群众认同”[40]。该文从性别与权力的纠葛论证政治动员，视角独特，观点鲜明。

吴重庆在《革命的底层动员》一文中以田野札记方式详细分析高度的组织化和行政区域的集约化，急速有效地动员聚集起革命底层的力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才溪乡开展的底层动员的作用与不足。[41]

汤水清在《乡村妇女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差异性选择——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详细分析中央苏区妇女“既主动追求婚姻自由、积极参与革命，甚至送子送郎当红军；又躲避‘解放’、消极应付革命，阻止亲人参加红军”[42]的矛盾心态，认为中共只有进行舆论宣传和改善妇女工作领导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胡军华、唐莲英在《论中央苏区的妇女政治动员》一文中论证了中央苏区以天足体健的客家妇女为主要动员对象及其贡献[43]。以上两篇论文的对策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从整体上看，涉及中央苏区政治动员客体的研究，对农民、妇女群体的研究渐多，对工商阶层、游民等群体的研究，目前只有学者温锐的《苏维埃时期中共工商业政策的再探讨——兼论敌人、朋友、同盟者的转换与劳动者、公民、主人的定位》[44]等为数不多的论文有所涉及；涉及中央苏区政治动员载体的研究，重点关注标语和歌谣研究。因此，中央苏区政治动员除了关注农民、妇女等底层群体，其他群体如游民、工商阶层等也不应该忽视；并且，关注底层群体政治动员除了阶级视角，社会性别视域应该也可以考虑。

（4）以中央苏区时期最重要的报刊《红色中华》为研究视角，关注苏区社会和中共舆论宣传的工具。

主要涉及的论文有：万振凡的《〈红色中华〉与苏区社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付义朝的《〈红色中华〉研究（1931—1934）》（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等等。他们认为报刊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宣传中共的主张，引导苏区民众选择正确的信仰，可以有力地进行革命动员，从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为推动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苏维埃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对《红色中华》等报刊的研究涉及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目前由于中央苏区时期的其他报刊如《红旗周报》《红星报》《斗争》《红报》《工农报》等文献资料不全，且很多都难以收集，可能限制了对这些报刊的研究。随着史学界的努力挖掘，对这些报刊的研究及其对政治动员的关系与作用，可以进一步探讨。

（5）初步介入苏区部分课本研究，开始把课本与政治宣传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这方面没有专门的论著，只有石鸥及其研究生的几篇论文，如《小课本大宣传——根据地教科书研究之一》（《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论文概括性地阐述各历史时期根据地的教科书的宣传作用，涉及的时间范围较长，地域跨度较大，不仅仅局限在中央苏区。在课（教）本与政治动员研究中，多涉及对小学教材的研究，对红军教育、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等方面的教材研究比较少，且从政治动员角度深入得还不够。

（二）国外政治动员研究现状述评

国外学者对政治动员概念的研究起步早，观点也比较多，具有政治学理论的雄厚基础。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研究有：

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首创“社会动员”这一学术话语。他认为社会动员是“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45]。这种动员过程显然出于一种现代化和时代化的视角。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顺着多伊奇的思路，将“社会动员”描述为“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46]，延续了多伊奇的观点。

美国学者汤森、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从政治概念出发直接提出“政治动员”概念。他认为：“对中共精英来说，政治不只是一种平和的政治竞争或行政管理，而且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因而，政治动员这一术语指的是“获取资源（在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47]。显然，这个概念还有进一步延展的必要。

国外学者多从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理论视角探讨中国革命，从中共领导革命视角去研究中央苏区史的学者及其成果甚少，其中只有部分内容涉及中央苏区政治动员。

1.关注农民问题，认为农民在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对农民动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美国学者丹尼斯·朗在《权力论》中指出，“集体政治资源得以产生和保持的条件是许多不同政治思想以及不同政治行为（或‘实践’）的中心问题”[48]，提出了创造和保持集体资源作为政治动员的对象，由此那些被动员起来的人才能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他从区分“政治上动员起来的集团”与“他们宣称代表的较大集体”[49]的不同，特别解释了马克思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到的为什么19世纪中叶法兰西农民不能实现政治动员的原因。美国学者J.米格代尔在《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一书中，强调“当地制度”而非“文化”对个人选择所发生的根本性影响，提出“内向型力量”与“外向型力量”的冲突模式，对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现代化政治生活进行了多层面分析。他指出，组织理论对动员农民持续参与和加入革命的四个层次：“农民使自己适应于革命组织；农民试图从革命者那里获得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农民为他们特殊的社会群体、阶层或村庄寻求集体；农民试图推翻现有政治秩序，用革命运动的成员、制度和规划取而代之。”[50]美国学者韩丁的专著《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以其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的革命经历，以革命叙事的方式，详细描述了20世纪40年代一个北方农村革命变革的过程，揭示了包括乡村妇女在内的社会底层群众的思想、行为和心理的转变过程。[51]

2.如何引导更多的民众参与和加入革命，有国外学者从案例、观察和叙事角度进行探究，甚至部分文献资料还专门论及了中央苏区的共产主义革命

美国学者裴宜理在《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一文中提出了中共情感动员的模式：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解读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52]美国学者黄宗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年至1934年兴国县实例》一文认为，中央苏区强有力的组织模式，使党深入到了农村并保证了某种程度的监督。[53]美国学者韦思谛《江西山区的地方精英与共产主义革命》一文认为，在江西农村以及中国其他地区，革命的发展比一般所想象的更广泛更持久地依赖于地方精英社会所提供的支持。[54]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著作《西行漫记》中，以亲历亲闻者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政策提供了生动而富有特色的报道，文风细腻朴实，故事生动，为了解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动员效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55]

总体来看，国外对于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研究，较多从政治学等领域以宏观视角分析中国革命，较少集中详细论述中央苏区政治动员这一专门问题，仍缺乏国内翔实史料的地方视角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