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认识情态范畴
第一节 情态范畴
一 情态的定义
情态（modality），也叫模态，最初是一个哲学范畴，早期主要研究与“可能”与“必然”相关的真值模态（alethic modality），语言学界对“情态”的界定主要有四个角度。
第一，从说话人判断和态度（speaker's judgment or attitude）的角度界定情态，认为情态关注的是说话人关于话语内容的态度和观点（attitudes and opinions）的表达，体现了情态的主观性特征。
Benveniste将情态界定为主观性的标记手段（indicator of subjectivity），用来描写说话人关于他对自己所做陈述的态度。[1]Lyons认为，情态是说话人对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或命题所描写情景的观点或者态度。[2]Palmer认为情态关注的是命题所描写事件的状态（status），即说话人对言语行为的言者意图（speaker's intent）。他将情态分为命题情态和事件情态，其中，命题情态表达的是说话人关于命题真值（truth value）或现实性（factual status）状态的态度，即说话人关于命题陈述真值的承诺性（commitment）。[3]
第二，从命题的叙实性（factuality of propositions）或事件的现实性（reality of events）角度界定情态，认为情态关注的是命题或事件所表达的概念实体（a conceptual entity）的性质，即命题或事件所陈述概念是叙实（factual）的还是非叙实的（non-factual），是现实的（real）还是非现实的（irreal），体现出情态的客观性特征。
关于叙实性，学术界有不同的称呼，Lyons（1977）称之为“factivity”；Palmer（1986）、Narrog（2012）称之为“factuality”；Mithun（1999）、Palmer（1986；2001）称之为“realis”或者“irrealis”；Portner（2009）称之为“reality”；Perkins（1983）、Papafragou（2000）称之为“actuality”；Kiefer（1987）、Dietrich（1992）称之为“validity”，等等。Perkins认为，情态是说话人的一种标记手段，用来标记某一事件在某些非现实世界中（non-actual world）是真实的还是非真实的，或者在现实世界（actual world）的某种状态下（即在当前时间以外的某个时间点）是真实的还是非真实的。[4]Narrog将情态界定为指称事件现实性状态（factual status of a state of affairs）的语言范畴（linguistic category），如果命题的叙实地位被标记为未定的，即命题既不是叙实性，也不是非叙实性的，那么命题就是模态化的。[5]
第三，从形式语言学（formal linguistics）的角度界定情态，van der Auwera 和Plungian认为情态是涉及可能性和必要性语义域的语义表达，包括两种可能性的语义选择，即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语义范式。[6]
Steele（1981）认为情态包括“可能性或与之相关的概念、许可、盖然性或与之相关的概念、义务、必要性或与之相关的概念、要求”等。[7]Halliday认为情态是关于说话人对所述命题（proposition）的可能性（probabilities）和惯常性（usuality）的评价，以及说话人对所述建议（proposal）的义务性（obligations）和倾向性（inclination）的描述。[8]
以上三种对情态的定义多关注命题，但是情态不仅仅是关于命题的。Benveniste（1971）认为命题是话语层面的，所以情态关注的是话语；Lyons（1977）认为情态除了关注命题，还关注命题所描写的情景（situations），因为叙实性除了关注命题，还关注事件。因此，Frawley（1992）认为情态是关于表达（expression）的；Chung和Timberlake（1985）认为情态应该关于事件的（event）；Hengeveld（2004）认为情态是关于论断（predication）、事件（event）或者命题（proposition）的；Sachverhalt和Dietrich（1992）认为情态是关于事件的状态（state of affairs）。因此，情态研究的第四种角度就是情态是关于话语的，即话语情态（discourse modality）。
第四，从话语语用表达的角度界定情态（pragmatics-oriented modality），认为情态体现了话语的人际交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
Stubbs从语用的角度界定情态，认为情态编码了说话人对所说内容的视角（point of view），即说话人认为所述的内容是一件合理的事情（reasonable thing），或者可能被发现是明显的（obvious）、可疑的（questionable）、试探性的（tentative）、暂时的（provisional）、有争议的（controversial）、矛盾的（contradictory）、不相关的（irrelevant）、不礼貌的（impolite）或者其他。[9]Coates则是从语义—语用的角度界定情态的（semantic-pragmatic modality），认为情态不仅仅编码了说话人的视角，而是说话人用于进行言语控制的缓冲手段（hedging），包括标记说话人视角的转变（shifting point of view）、用于面子保护策略（face-saving strategy）、表达消极的礼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和提供某一种尚未被说话人采取的观点或立场（offer opin-ions and fast position）等。[10]Maynard从言语互动和话语组织的（interactional and discourse organization）视角来界定情态，认为话语情态传达的是说话人对信息内容（message content）、言语行为本身（speech act）或话语中对话参与者（interlocutor）的主观情感（subjective emotional）和心理态度（mental or psychological attitude）。[11]
此外，情态（modality）和语气（mood）相关，但是有所不同。
Palmer认为情态（modality）和语气（mood）都可以表达情态，认为语气范畴的典型特征是陈述语气（indicative）和虚拟语气（subjunctive）或者现实（realis）和非现实（irrealis）的对立。[12]Bybee和Dahl认为情态是一个语义范畴（semantic domain），语气则是语法形式范畴；Bybee和Fleischman认为语气指的是动词情态功能（modal function）的形式化语法范畴，往往是以曲折形式（inflectionally）来表达的，包括直陈语气（indicative）、虚拟语气（subjunctive）、祈愿语气（optative）、祈使语气（imperative）和条件句（conditional）等。[13]König和Siemund认为语气范畴（mood）应该包括“indicative”“subjunctive”“conditional”“optative”等下位类型。[14]
Nuyts和Vander Auwera梳理了语气范畴的研究历史，认为“mood”一词的拉丁语原型是“modus”，表达的是方式或者方法（measure or manner），同时介绍了Dionysius Thrax关于古希腊语语气范畴的五个下位类型：defining（oristiké）、imperative（prostaktiké）、optative（euktiké）、subjunctive（upotaktiké）、infinitive（aparénfatos）；以及著名古罗马语法学家Priscian的下位分类系统：the indicative（indicativus，also called definitivus）、the imperative（imperativus）、the optative（optativus）、the subjunctive（subjunctivus）和the infinitive（infinitivus）。直到现在，法语和葡萄牙语中还有类似的语气范畴系统。[15]
本书不涉及语气范畴，对情态范畴采用言语互动和语用表达的视角进行狭义的语义界定，认为情态表达的是说话人关于话语内容（utterance）、言语行为（speech acts）和会话参与者（interlocutors）的主观情感（subjective emotional）、态度立场（attitude or stance）或主观评价（subjective assessment）。
二 情态的分类
学术界关于情态研究的多种视角衍生出了情态范畴的多种下位分类系统，影响较大的分类系统，综述如下：
Lyons将情态分为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道义情态（deontic）与道德主体实施某种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能有关，因此与许可（permission）和义务（obligation）的社会职能有关。认识情态（epistemic）关注命题真值的可能性和必要性（possibility or necessity），涉及知识（knowledge）和信仰（belief）。[16]
Palmer将情态分为命题情态（propositional modality）和事件情态（event modality）。[17]命题情态又分为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和传信范畴（evidential）。认识情态主要表达说话人关于命题真实性的评价（judgment），包括推理、推论和假设。推理（speculative）表达说话人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推论（deductive）表达根据所观察数据的推导（inferences from observable data）；假设（assumptive）表达从已知信息中进行推论（inferences from what is generally known）。传信情态主要表达说话人对命题叙实性状态所提供的证据（evidence for the factual status of proposition），包括间接证据和感觉类直接证据。报到（间接）证据指的是从其他人那里得来的证据（evidence gathered from others）；感觉（sensory）证据是指通过感觉得来的证据，包括通过视觉（visual）和听觉（auditory）获得的证据。事件情态（event modality）包括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道义情态（deontic）与个人的外部条件（external factors）相关，包括许可、义务和承诺。许可（permissive）指的是基于某种权威的许可（basis of some authority）；义务（obligative）指说话人承担某种义务，这个义务有时也来源于某种权力；承诺（commissive）指说话人承诺做某事，包括说话人的某种承诺或者威胁。动力情态（dynamic）与个人内部条件（internal factors）相关，包括能力和意愿，能力（abilitive）表达说话人有能力做某事；意愿（volitive）表达说话人愿意做某事。
Perkins（1983）把情态分为认识情态、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三种类型，并将其分别对应于三个法则，即理性（rational）法则、制度（institutional）法则和自然（nature）法则。
Hengeveld（2004）认为情态是关于论断（predication）、事件（event）或者命题（proposition）的，涉及评估目标（target of evaluation）和评估领域（domain of evaluation）。从评估目标来看，情态包括参与者定位的情态（participant-oriented modality）：关注参与者和事件之间的关系；事件定位的情态（event-oriented modality）：关注对句子所描述内容的评估；命题定位的情态（proposition-oriented modality）：关注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和判断。从评估领域来看，情态包括能力（abilities）、义务（deontic）、意愿（volitive）、认识（epistemic）和传信（evidential）。
Narrog将情态分为八个类型，[18]具体包括：（1）认识情态：表达说话人的世界知识（knowledge），即根据说话人的知识把命题内容标记为非现实的（non-factual）；（2）道义情态：在特定的社会规则体系框架内标记命题的必要性或可能性；（3）目的情态（teleological modality）：根据某人的目的（goal）来标记命题的必要性或可能性；（4）愿望情态（boulomaic modality）：根据某人的意愿（volition）或者意图（intentions）来标记命题的必要性或可能性；（5）参与者情态（participant-internal modality）：根据说话人内在的处置（能力ability或物理的必要性physical necessity）来定义命题的必要性或可能性；（6）情景情态（circumstantial modality）：根据特定的情景来定义命题的必要性或可能性；（7）存在情态（existential modality）：事件的状态由情景的可能性或必要性来量化（quantified），因此也叫量化情态（quantificational modality）；（8）传信情态（evidential）：关注信息的来源（sources of information）。
此外，情态范畴还有其他多种下位分类系统，包括认识情态和非认识情态的对立（Depraetere and Reed，2006）；认识情态和主语定位的情态（agent-oriented modality）的对立（Bybee and Fleishman，1995；Heine，1995）；认识情态和根情态（root modality）的对立（Coates，1995；Hegarty，2016）；认识情态与道义情态、动力情态的对立（Huddleston and Pullum，2002；Palmer，2001），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