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哈维“资本积累”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提出了“时间—空间修复”理论，批判了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城市空间，并非像克鲁格曼设想的可用纯数学模型来分析产业集聚视角下的空间聚集。空间城镇化实际上是土地、资本与国家的城市化，而不是产业与人口城市化的结果，同时综合着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在内。资本通过在时间上的连续运动和在空间规模上的不断扩张，形成复杂的时空综合体。资本积累是一个价值扩张的过程，本质是使劳动力、资源、能源等流向能够盈利的地方，而不是使所有地方获利。过度积累问题的本质是过剩的资本被闲置，资本缺乏赢利性。为了解决资本积累过度，资本主义体系需要进行时空修复以找到合适的出口。[81]时空的重组与变迁呈现出不平衡地理发展模式，这种不平衡的时空景观体现了资本“剥夺性积累”的实质。[82]过剩的资本可以通过资本的三级循环暂时解决资本积累过度：第一循环主要由商业与制造业推动；第二循环是以建成环境为主的投资，主要是指城市空间，包括交通、住房等；第三循环是科技、文化、社会等的投资。具体来说，资本在第一循环中发生过度积累，货币资本、虚拟资本比经营工厂等实业投资可以获得更多收益，这时资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下进入第二循环，表现为以房地产等虚拟资本驱动的城市空间生产，显然，城市化是资本在第一循环过剩积累后，进入建成环境的结果，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也是高利润空间生产的过程。在这些循环中，资本投资和再投资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不均衡发展，举例来说，在郊区进行大量房地产投资会导致城市中心发展被废弃，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增值是空间生产的内在驱动力。李阿琳[83]认为1998年以来中国城镇空间构造与哈维理论中资本进入建成环境进行投资的第二循环相对应，其内在驱动力来自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逐以及资本的套利，土地、金融国有化等多种因素下的国家权力运作在中国城镇空间构造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城市经营”模式下，资本和政府在各自利益驱动下形成“增长联盟”，两大利益集团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空间价值的形成和变迁。在这种模式下，城镇化由于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出现了空城现象，逐渐呈现出单纯的空间构造特征，金融与国家在资本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中并没有起到哈维的资本积累理论的调节作用，平衡不断被打破。由此可得出近15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是土地、资本主导下的国家城镇化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