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迈向高收入阶段的结构特征
通过对世界银行数据库200多个经济体累积数据的分析，并结合上述成功跨越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案例，笔者尝试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共同特征做出进一步归纳。
从成功跨越或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看，这些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阶段门槛时，工业化基本完成。此时，经济增长正在从中高速度向中低速度转换，结构演变出现了几个共同点。
一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指标
首先，从人均GNI或GDP指标看，一个经济体在临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区域期间，在某一时点上迈上了高收入台阶，并不意味着它就自然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若要真正成为发达的高收入经济体，其人均GDP必须在实现中等跨越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同时支撑GDP增长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必须要实现实质性的转型。否则，即使迈上高收入国家台阶，也会重新滑回“中等收入陷阱”区域。
第二，从需求结构看，在不同收入类型中，低收入类国家的消费率最高，中高收入类国家投资率最高。在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包含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两类）类国家的消费率都呈现下降趋势，投资率则呈现上升趋势；而高收入类国家则呈现出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的趋势。表3—6中的数据反映出，中高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率比较低，在普遍年份中一般会低于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一般在75%以上。受文化体制影响，东亚地区的高收入国家消费率要略低一些，例如日本在1975年到1995年最终消费率在64%以上，2000年后最终消费率为71%以上。韩国迈入高收入阶段后最终消费率一直在61%以上（表3—7）。如果将中高等收入和中低等收入统一归入中等收入阶段，可以看出，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其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都是最快的；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便会出现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的局面。合理的经济学解释是，一个经济体在活跃的中等收入阶段，会持续积极地拓展公共投资和产业投资，长期下来使得投资空间不断变小甚至趋向饱和，投资的边际效益走低甚至下降，此时像以往一样一味地增加投资就不再是一个有利的策略。与之相应的是，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出现升级，由社会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便越来越强大了。尽管这种需求结构的转型变动因文化环境和体制不同在地区间会有所差异，但在变动方向上是一致的，即投资增长速度放慢，投资率持续下降；消费增长速度转快，消费率不断攀升。从日本和韩国的经历看，早在其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投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上升已经就出现了。
从产业结构的变动看，表3—8的数据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类型国家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在上升。无论是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都不例外。先看中高收入类国家，1990—2015年间，中高收入类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幅度最高，从42%上升到58.7%，提高了16.7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路径看，主要是服务业逐步替代农业和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其中替代幅度最大，结构转换最快的也发生在中高收入类国家。随着一些国家经济进入到中高收入阶段，其服务业发展比重迅速上升，对农业的替代高达11个百分点，从18%降低到7%；对工业的替代达到5.6个百分点，从39.9%降低到34.3%。再看高收入类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最高，2015年达到了74%，比1990年提升了15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中服务业比重在这一时期也一直在上升，而且上升幅度快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类国家。在这一时期中，高收入国家服务业的结构调整空间主要来自于工业，替代了工业11.5个百分点，对农业的替代仅仅只有1.5个百分点。一般而言，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会保持在60%以上，但是东亚国家该比重偏低一些。从表中数据看，目前韩国已经接近60%，日本已经超过60%，贴近高收入国家平均值。
再从社会结构变动看，影响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有两个指标不可忽视。一个是由城市化带来的市民化社会，一个是由中产阶层成长形成的橄榄型社会。从表3—9 反映的城市化水平看，从1960—2018年这58年间，所有收入类型经济体的城市化水平都普遍提高。其中，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率提高了19.2个百分点，中低收入国家提高了19.38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国家提高了37.07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提高了18.07个百分点。不同收入类型国家城市化率变动数据，揭示出三个特点。第一，中高收入类型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上升最快，在有统计的58年间，其年均城市化率上升0.6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低收入类型国家年均上升0.334个百分点，低收入类型国家年均上升0.331个百分点，高收入类型国家年均上升0.312个百分点。第二，高收入类型国家的城市化率在1977年越过70%后连续41年一直稳步上升，2018年达到了80.86%。由此可见，即使一国经济发展进入到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其城市化水平还会继续上升，不过提升速度会变缓。第三，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和韩国，在它们迈进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时，城市化率都超过70%以上。而后两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高于同类国家的平均值。显然，东亚国家人口众多，资源高度稀缺，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程度要高于一般国家。
可以认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人均国民收入这个尽人皆知的指标外，与此紧密相关的几个社会结构变量也至关重要，理应达到一些基本水准。根据前面的经验值推算，国家及经济体的城市化率要达到70%以上，最终消费率也要在70%以上；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应在60%以上。另外，影响消费、创新、社会进步的中产阶层也应达到相应比例。以美国、日本、韩国的经验看，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值应达到60%。[10]
从结构转换视角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两个70%和两个60%”指标代表着该经济体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其经济、社会和制度形态都发生了有益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其实是具有标志性的。
表3—6 不同类型经济体最终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重 单位：%
注：#代表1970年的数据；∗代表1986年数据；##代表2011年数据；∗∗代表2017年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数据计算。
表3—7日本、韩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数据计算。
表3—8 不同类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化（农业：工业：服务业）
注：高收入组1990年栏是1997的数据。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数据计算。
表3—9 不同类型经济体及日本韩国的城市化水平变化 单位：%
表3-9 不同类型经济体及日本韩国的城市化水平变化 单位：%续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数据计算。
二 市场经济制度的成熟水平
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个成功标志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成熟。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的发展经历看，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纷纷采取“东亚模式”，即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制度，并实行与之配套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种制度选择和政策安排，在低收入发展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利用公权力强力干预市场，直接代替市场配置资源，有目的地支持商业资本。这种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快速调集社会资源重点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和主导产业等领域优先发展，从而使整个经济在短期内突破瓶颈实现快速增长。但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往往会造成市场扭曲，经济结构失衡，官僚腐败和社会不公。随着经济向高级阶段迈进，市民化社会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逐渐形成，社会普遍要求有更加充分的交换自由、经济自主和机会公平。因此，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会要求改革传统的制度安排，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实现进一步的市场化。事实上，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正是及时进行了发展方式的转型，政府从市场经济中不断退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才使得经济发展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成功跨越。相反，亚洲有些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和中低等收入阶段，他们的经济起飞时间和发展速度并不落后于“亚洲四小龙”，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旧体制无法清除，科技创新滞后，加之腐败横行，社会出现分化和结构畸形，市场经济始终处在不完善状态，经济发展也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
早期的西班牙与英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也充分说明了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性。
从15世纪到17世纪，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海洋贸易，大大刺激了西欧国家的商业、航海业、工业的发展。此时的西班牙王室格外重视商业贸易。统治者利用中央集权制度，通过法律、税收和专属权等手段支持商业资本，干预经济生活。政府对农业、商业、工业实行管制，垄断对外贸易，通过高关税率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本国提供原料市场。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西班牙王室为了维持庞大帝国的开支，能持续获取更多的财富来源，相继取消城市自治权，控制地下矿产资源，对国内产品实行重税，驱逐外来工商业者；对外垄断海洋贸易，对殖民地实施专属权，把水银、畜牧业、矿业和盐业划入专利事业范围，对烟叶执行专产专销等。但是，王室的重商主义政策并没有给西班牙带来持久的经济繁荣。第一，它排挤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虽然西班牙政府在殖民活动中攫取了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投入到生产活动中。相反，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财政经常入不敷出。而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工业也没有在商业繁荣中借机发展起来。第二，输入通货膨胀。黄金和白银的大量流入，造成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同时少数获利阶层的生活穷奢极欲和好逸恶劳，还使西班牙形成了十分不良的社会风气。第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强力和广泛干预，造成了特权获利阶层损害市场，抑制新兴市场力量的成长。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难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正常作用。这样，西班牙经济在16世纪后期“马尔萨斯灾祸”再次袭来和经济衰退重现时一蹶不振。到 1596年菲利普二世去世以后，西班牙沦落为二流国家。[11]
与西班牙的衰落完全不同，英国在进入17 世纪后由二流国家走向强盛。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进入17 世纪后，欧洲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基本完成，商业资本高度发展，经济发展的中心开始从贸易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对外贸易不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此时，重商主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要求下，英国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1849年废除了限制国际贸易的《航海条例》，1852年英国议会发表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从此，英国人用经济自由主义取代了不合时宜的重商主义，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从此“英国制造”在世界市场里长驱直入，打造出了举世闻名的“日不落”帝国[12]。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制度结构转型对经济体实现中等跨越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张军扩团队用定量方法从制度视角，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得的结论，深刻地印证了制度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该团队对全球一百多个国家2007年和2017年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深入研究。[13] 结果显示，当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制度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即在人均收入分别低于4000美元和7000美元时，95%以上的国家制度指标基本为负。虽然制度与经济水平之间相关性不明显，但动态地看，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善具有同向性，即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制度也在改善。当收入跨过某一临界水平后（2007年：7000 美元；2017年：10000美元），99%的国家制度指标为正，收入水平与制度质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对于中高收入国家群体，相应国家人均收入与制度质量数据均匀分布在横坐标轴上下，处于制度由负转正的“拉锯”状态，若能为正且持续改善，就能具备高收入国家的制度特征。对于高收入国家群体，收入水平与制度质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后，一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仍需要创新完善相关制度，制度建设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仍很重要。作者还指出，对于能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陷阱”时期，其制度提升是一种跨越式变化，而在迈入高收入国家后，制度改善呈现出渐进式调整特点。
[1]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资料计算。
[2]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
[3]马晓河：《转型与发展——如何迈向高收入国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4][英]林重庚、[美]迈克尔·斯宾塞编著：《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5]美国经济谘商局经济数据库，按照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阿根廷人均GDP为4987美元，日本1920美元，巴西1672美元。
[6]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数据进行对比计算。
[7]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数据库。
[8]2000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值是人均GNI9265美元以上。
[9]2016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值是人均GNI12235美元以上。
[11]唐晋主编：《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