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韩国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案例_转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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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韩国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案例

韩国的经济起飞比日本要晚一个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它还是一个贫穷国家，1953年人均GDP仅为67美元。后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顺利，韩国实现了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快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 1960—1993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4%，其中1980—1990年间年平均增长9.9%。经济高速增长使得韩国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100 美元，1970年280美元，1975年650美元，1980年1860美元，1990年6360美元，1993年8860美元，2000年10740美元，2005年17790美元，2010年21260美元，2016年进一步上升到27600美元。[24]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在1993年就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见图2—3）。[25]

图2—3 韩国人均国民收入GNI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数据整理。

一选择优势起步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韩国之所以能一举成为发达国家，首先得益于能抓住历史机遇，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入手，进而适时过渡到重化工发展阶段，然后进一步向高加工度和产业精细化阶段迈进，最后将韩国产业发展推向知识技术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40%的加工工业和90%的采掘工业企业倒闭，全国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40%，当时农林渔业附加值占整个产业的45%以上，矿业及制造业占10%左右。这一时期主要依靠美国援助物资，发展内向型经济，恢复经济增长。进入20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起飞时，韩国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政府提出了贸易立国、出口第一主义，制定税收减免政策、金融优惠政策、出口补贴及汇率政策，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把轻纺工业、农业、矿产采掘业等作为发展重点，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变动主要是实现了工业对农业的替代。

进入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经济衰退，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方面开始与韩国竞争。韩国利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非铁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水泥、陶瓷等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到1980年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达到50%以上。到了80年代，韩国农业占GDP中的比重下降到个位数，工业占GDP比重达到最高，服务业比重一直是上升趋势。这一阶段，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韩国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政策目标，对传统重化工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并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电子机械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韩国发展最快的是半导体、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政府修订了《电子工业振兴法》，制订了产业高速化计划，三星、现代、LG等大企业对彩色电视、录像机（VTR）、微波炉、电脑、半导体、电子交换器开始大规模投资。汽车产业也在这一时期确立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体系，现代汽车开始研发自己的发动机。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汽车大众化需求直接拉动汽车产业高速发展，使韩国成为世界十大汽车生产国[26]。

20世纪90年代，是韩国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1993年，韩国人均GNI达到8860美元，超过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国家人均GNI最低门槛值8626 美元。这一时期，由于产业投资过度、企业收入恶化，最终于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当时面对国内经济衰退、失业增加、阶层收入分化，韩国开始大力推进金融体系、劳动市场、公共部门的改革，并调整企业结构，转向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如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精细化工、航天航空等产业，最终使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仍保持了年均6.9%的速度。进入21 世纪之后，韩国提出发展“十大引擎产业”，大力促进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互联网、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字内容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以及人工脏器等产业的发展，使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3.88%的增长速度。

韩国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几个转折点。一个是1973年，此前产业结构转换主要是工业对农业的替代，到1973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超过农业，此后便继续保持了工业的高速增长，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于1990年达到最高。这一时期韩国的产业结构转换主要发生在工业内部，特点是制造业结构不断高度化，先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产业转型，进而又向技术密集性方向转化，同期内服务业也加快发展，到1990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开始超过农业和工业比重总和。另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93年，即实现向高收入国家门槛跨越时，韩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4%，工业为39.11%（表2—5）。在跨越时点上，同日本相比，韩国的工业比重较高，服务业比重较低。显然，这种特点与韩国对外出口结构有着密切关系。

表2—5 韩国产业结构演变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 Open Data数据整理。

在韩国的产业结构转换中，技术进步起到了主要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的R&D投入开始急剧增长。1980年之前在GDP当中 R&D 比例一直停留在 0.3%—0.5%，但在 1980—1995年从0.5%上升到2.5%，增长了5 倍。需要强调的是，R&D支出的增加大部分是由民间企业创造的[27]。在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冲刺的最后十多年里，韩国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原因就是鼓励增加R&D，积极引进国外技术，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在技术开发方面，韩国实行了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从1972年起企业可按销售收入总额的3%（技术密集型企业4%，生产资料企业5%），在税前提取研发基金，用于技术开发。韩国还设立了自由贸易区，对区内高技术投资者给予减免税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机构开发新技术或新产品需要从国外进口的，免予特别消费税，并减免关税。法人购置的土地、建筑物等如果用于技术研发，4年内免征财产税和综合土地税。对于先导性技术产品或有助于技术开发的新产品，在进入市场初期实行较低的特别消费税暂定税率。对于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企业，在创业期的前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给予50%财产税和综合土地税减免。在韩国拥有尖端技术的外国高科技企业给予7年免税政策和免税期满后享受5年减半征收所得税。对于企业购置用于技术研发或实现产业化所需的实验设备、产业化设备，享受一定比例的税收扣除和特别折旧政策。对于在韩国工作的外国科技人员5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业研发人员的人员经费、研发费、教育培训费实行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28]。

二需求结构变动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

从需求侧分析，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韩国是实行出口主导和高额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

1960年，韩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还只有11.98%，其中出口占GDP比重仅有2.62%。随着出口主导战略的实施，韩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依赖度越来越高，1970年韩国进出口占 GDP 比重上升到32.59%，1975年又上升到54.07%，1980年高达65.59%，1998年为69.99%，2005年又升至71.19%。从出口占GDP比重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韩国出口比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1975年出口比例由1970年的11.45%提高到22.69%，1995年为25.93%，2000年提高到35.01%，2010年高达49.42%。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韩国的出口结构是不同的。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及加工品和矿产品。排序前十的出口产品依次是铁矿石、钨矿石、生丝、无烟炭、鱿鱼、活鲜鱼、黑铅、胶合板、大米和琥珀。到了90年代，前十大出口产品变为服装、半导体、鞋、影像设备、船舶、电脑、音响机器、钢铁板、人造纤维织物、汽车等。再到21世纪，韩国的出口结构已经完全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比如2009年，占韩国出口总值62.2%比重的前十大产品依次是海洋传播救援物、半导体、无线通讯仪器、平板显示器、汽车、石油产品、合成塑料、钢铁板、汽车附属品和电脑（见表2—6）。[29]

表2—6 韩国不同年代出口前十大产品排序单位：%

资料来源：朴馥水：《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转型：韩国的经验》，马晓河主编《中韩可持续均衡发展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9页。

从投资和消费之间变化看，韩国在迈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投资率一直上升，在1991年达到最高，此后开始下降。这种变化有利于韩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进而向技术密集型演变。1960年韩国的投资率只有10.52%，1970年26.33%，1980年34.03%，1991年达到最高点41.23%，之后连续下降，到2016年韩国投资率已经降到30.14%。与之相反的是消费率，韩国的消费率从高比例连续下降，1988年降到最低，此后开始回复呈持续上升态势。比如，韩国的消费率1960年是99.37%，1970年80.191%，1980年74.63%，1988年58.79%，2000年65.4%，2005年65.18%。从图2—4可以看出，韩国需求结构变化的转折点出现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前夕，即1991年前后，这期间人均国民收入7440美元，按照2010年美元价格折合9232美元。

需求结构变化与收入分配是相联系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头十年，韩国收入分配状况有些恶化，反映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62上升到1980年的0.39。由于从70年代开始推行“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资法》，韩国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由0.39 下降到1991年的0.263。影响韩国需求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还有社会保障制度，1980年全斗焕政府宣布“建设福利社会”，建立国民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制度。1981年实验性地实行农村地区和百人以上企业的医疗制度，1989在全国范围得以普遍实行。1988年国民退休金制度强制扩大到小规模公司、农民、个体劳动者，到1999年全体国民都加入了国民退休金制度。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正是韩国经济增长最快时期，恰在此时韩国政府用于国民社会福利支出也进入加快时期。韩国一般政府的福利支出占GDP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迅速上升，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加快上升。[30]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韩国中低收入阶层托了底，使得大众消费潜力得到释放，让消费在需求结构转换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图2—4 韩国1960—2016年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 Open Data。

三社会结构及时转型支持了韩国向发达经济体迈进

工业化带来的人口空间集聚需要城市化，它能降低经济增长成本，提高发展效率。当一个经济体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时，大规模公共投资阶段基本结束，产业投资也基本饱和，此时由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韩国的城市化进程最快时期恰恰是在中等收入阶段。在1960—1975年间，韩国城市人口从693.09万增长到1694.64 万人，每年城市净增人口66.8 万人，城市化率由27.71%提高到48.03%，平均每年上升1.35个百分点。从1975年到1993年，韩国城市人口由1694.12 万人增加到3387.3 万人，每年净增94万人，城市化率从48.03%提升到76.65%，平均每年上升1.59个百分点，为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此后，从1993年到2016年间，韩国城市人口从3387.3 万人增长到4232.49 万人，每年城市净增人口36.7万人，城市化率由76.65%提高到82.59%，平均每年上升0.26个百分点。由图2—5可以看出这种趋势，韩国城市化加快期与工业化高度吻合，拐点出现在1993年，经济增长最快时期也是城市化最快时期，当韩国快要进入高收入阶段之时，恰好城市化基本完成，市民化社会结构业已形成。1993年以后，城市化转入了缓慢上升阶段。

如前所述，城市化给中产阶层成长提供了充分空间，同时产业结构升级，政府鼓励和支持发展教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工资较快提升等，都使韩国在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时人力资本明显提高，由此韩国的中产阶层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产阶层认同度以及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都超过了70%，1992年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高达75.2%。这就是说，在韩国将要跨入高收入门槛时，中产阶层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业已形成。可以看出，韩国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 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中产阶层社会已经形成，城市化也已经完成，工业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持续上升。这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860 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9232美元）。[31] 韩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

图2—5 韩国1960—2016年城市化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World Bank Open Data数据整理。

四制度结构转型支撑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通向高收入国家的条件有很多，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动能组合”，其中制度体系结构在动能组合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极。韩国的制度结构经过了一波三折才实现了转型，恰恰转型完成时期与向发达经济体迈进高度吻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不仅贫穷、落后，而且还经历了朝鲜战争。在建国伊始，韩国受美国干预，仿照西方民主架构，构建了本国政治制度。韩国实行的是民主立宪，起初总统由国会以间接选举形式选出，而后经历了实质上的“威权主义”制度，于1987年开始执行总统直选制度。1948年李承晚以间接选举方式当选为韩国第一任总统，此后连任三届。在李承晚任期里，包括宪法、选举制度、政党与政党制度、国会和总统的产生、政府的选举等“民主框架”基本建立。由于当时经济发展落后，低收入人口众多，中产阶层群体较小，韩国社会缺乏民主政治的“土壤”，民主操控在少数人手中。李承晚利用这种天然机会，将建国初期的民主政治很快转变为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他在任期内违规修改宪法，搞大选舞弊，操纵选举，企图终身执政，阻碍民主进程。最终反对党和韩国民众于1960年4月19日发动了“4·19”革命，结束了李承晚长达12年的统治。接任的张勉第二共和国政府，无力处理诸多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致使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动荡不堪，结果很快被军人政权取代。此段时期的政治体制未能实现民主化推进，与本国文化传统也没有进行有效对接，制度转型没有带来经济增长。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之后建立起威权体制。朴正熙政府推行“经济第一主义”，解散政党及社会团体，设立“重建国民运动本部”，开展生活节约化、家族计划、扫除文盲等社会活动；同时着手实施经济发展计划，主导开展“新村运动”，兴建高速公路，建设工业园区等。所有这些都刺激了韩国经济飞速发展，因而创造了“汉江奇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随着贫富差距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加深，反对党异军突起，朴正熙通过《国家保卫法》，宣布解散国会，终止所有未经政府允许的政治活动。1972年又通过《维新宪法》，扩大总统权力。在历时18年的总统任期中，朴正熙中后期的一些独裁专行引起反对党、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抗，直到1979年被杀身亡。紧接着，全斗焕发动“肃军政变”自任总统，继续延续威权体制。他在任期内也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经济发展取得不小成就，韩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但通过军事政变建立的威权政府，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化。在全斗焕任期内，韩国城市人口急速增加，中产阶层迅速成长，中产阶层逐渐成为社会阶层中的多数，他们纷纷要求民主，结束独裁统治。迫于政治压力，全斗焕最终主动放弃了总统权力。作为全斗焕助手的卢泰愚，在1987年提出《6·29宣言》，接受包括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选制等八项民主化宣言，韩国再次开启了民主化进程。1988年卢泰愚当选大韩民国总统。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韩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韩国中产阶层不断成长壮大，建立民主社会的呼声不断高涨，卢泰愚出任总统后在社会压力下开始大力推进民主化，直到1987年任期届满。1993年金泳三上台执政，彻底结束了韩国长期以来军人执政的时代。1998年金大中以在野党候选人身份当选总统，首次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轮替。可以看出，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的先后执政，恰是韩国临近或刚刚迈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时期，此时韩国能顺应经济结构转型，开启了政治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1987年总统选举改为全民选举，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地方议会选举，90年代中期实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都是非常重大的改革事项。需要强调的是，金大中在任期间，大力呼吁全民建设民主主义，完善市场经济，培养知识国家，创造新劳资文化；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为基础，重组政党，重组内阁。这些关键举措，推动了韩国政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民主体系和政治制度渐趋成熟。

与日本相比，韩国实现由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是有波折的，其政治体制结构转换经历了“先民主后威权再民主”的起伏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在韩国遭遇的是“水土不服”，初期构建的“民主框架”基本沦为形式，而且这种泊来的“民主政治”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相反，朴正熙建立的威权政治体制，恰恰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为什么？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韩国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威权体制可以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政府能够集中公权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比如举办产业园区、开展新村运动、集中建设基础设施等，全面实行税收减免政策、金融优惠政策和出口补贴及汇率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同时，政府还利用威权迅速扶持大财团、大企业，并以他们为依托发展政府需要的产业领域。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中产阶层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要求自由、民主，希望参与政治，要求自我发展的权利，而威权政府难以满足这些需求。此时，便发生执政者及政府行为与公民社会冲突不断的局面，并借政权更替表现出来。事实上，韩国的威权政府后期也日益官僚化，行政效率下降，甚至频繁出现政府失效，这同社会上要求减少政府介入、经济政策民营化、减弱产业保护、扩大对外开放，都产生了无法缓解的矛盾。对此，以中产阶层为中坚的韩国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通过理性方式实现了政治结构转型，成功地化解了这些冲突和矛盾，避免了大的动乱和战争。

[1]嘉肯行业研究部：《日本经济发展史摘要：1955—1980年高速增长时代》，http://www.charcoln.com_201004jp.htm；日本经济的发展与现状，http://web.cenet.org.cn/upfile/95421.doc。

[2]1947—1955年人均收入是指人均国民收入，按照当年日元兑美元汇率折算；1960年及以后指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资料集》（1840—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世界银行数据库；张塞主编：《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3]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46页。

[4]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2页。

[5]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266页。

[6]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59页。

[7][美]西蒙·库茨涅兹著：《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5、277页。

[8]转引自杨公朴、干春晖主编《产业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9]郑毅著：《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史》（1945—195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1—6页。

[10][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沙希德·优素福编：《东亚奇迹的反思》，王玉清、朱文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11]转引自杨公朴、干春晖主编《产业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12]王金照等著：《典型国家工业化历程比较与启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