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部地区具有较长的边境线，有众多的边境县，这些地区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区，也是各种文化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交融碰撞的敏感地区。这些地区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存在着城乡公共文化建设及服务差距较大，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紧缺，村民公共文化活动贫乏，公共文化的供给与村民的需求不吻合，村民易受不良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侵蚀和影响等问题。研究西部边境民族地区城乡公共文化的需求与供给，对于满足边境民族村民的公共文化需求，提升边境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推进包容性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增强民族间的共同愿望和梦想，促进边境民族地区的和谐和稳定，抵御不良文化和腐朽文化的渗透，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维护文化安全和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研究在对“公共文化”“公共文化产品”等基本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级、二级变量指标，使公共文化的分析具有更加明确的指向性和具体性，为整个研究奠定基础。通过走访、问卷调查、访谈、文献分析、个案研究方法，本课题组对云南、广西、西藏、新疆边境村民公共文化的需求与供给现状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并依次提出七种公共文化建设的实践模式。

通过研究发现，对于云南边境农村来说，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一是面临着公共文化供给不足的问题；二是面临着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的问题；三是存在需求层次不高，如读书、看报，到农家书屋的频率较低的问题；四是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孝道、诚信、自律、互助）的散失；五是村民信仰危机显现。这些问题制约着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村民公共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制约着云南民族示范区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部分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及服务的供给偏离了农民自身的需求，公共文化供给主要停留在以“输血”方式为主的“送文化”下乡的状态，忽略了各个县、乡（镇）和村的差异性。因此，在文化下乡的公共文化供给服务中，要使“送文化”方式向“种文化”和“育文化”模式转轨。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在供给与需求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部分基层领导对边境文化建设重视不够，认为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才能有财力搞文化建设；二是广西边境农村文化建设尚未适应农民的多元文化需求；三是广西边境部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不适合村民的需求，利用率低；四是走私、贩毒、吸毒、贩卖妇女儿童等现象还频频发生，经济利益冲击传统优良文化；五是外来异质文化影响跨境民族身份的认同。对于广西公共文化的供给与需求，应进一步落实国家公共文化建设相关政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建设积极向上的公共文化体系。

西藏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需求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等特征，而且由于村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公共文化需求的表述能力相对较差。在西藏边境农村，一些与落后的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应的消极的思想观念，还以民族特色的名义盘踞于一些群体甚至是西藏民族文化思想的深处。如封建农奴思想、封建迷信思想等，还在禁锢、钳制着西藏民众现代意识与科学理性的萌发。此外，西藏地区还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分裂势力的渗透和侵蚀。要弥合这种“文化错层”及侵蚀，在公共文化建设领域须从以下几个维度着力：首先，要通过更新扩大藏区民众的知识体系与认知面，培养其文化自知与自觉，树立起现代人文精神与价值追求；在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建设上，要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西藏文化教育体系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核心内容。其次，在文化认同上，要加大各民族与藏区人民的互动与交流，以消解或摆脱藏区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环境对思想意识的惯性固化。通过实现西藏民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升，唤醒其文化的自知与自觉，使其认知到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同一性。

新疆由于交通较为闭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且由于信息闭塞，村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滞后，宗教场所林立、宗教氛围浓烈，与文化阵地相比形成一热一冷、一强一弱的反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新疆农村基层的先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安全。尤其是南疆三地州（和田、喀什、克孜勒苏），文化建设方面形势较为严峻，民族分裂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频繁。新疆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在文化建设上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的空心化；另一方面本地传统文化与宗教色彩浓厚，人们日常生活常受到民族传统与宗教的双重约束。对于新疆边境民族地区村民公共文化建设，应通过利用、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并与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增强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相互认同，促进新疆和谐社会发展。新疆的民族关系复杂、宗教文化氛围浓厚并与社会稳定问题交织在一起，新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如何把宗教文化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去。新疆农村公共文化及服务供给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努力提升多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为己任。

西部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影响因素较多，本研究将其归纳为政府因素、村民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力量因素、传播媒介因素、邻国及宗教因素、城乡一体化因素8个一级因素和45个二级因素。其中，政府因素包括文化事业经费投入、文化机构数、从业人员数、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建设、文化政策及法规；村民因素包括村民年龄结构、村民民族结构、受教育程度、人均GDP、可支配收入、公共文化产品需求指数、参与积极性、村民满意度；经济因素包括旅游业收入、文化产业收入、文化产业占GDP比例、GDP增长率、全省GDP、财政支出、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文化供给量、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地区教育投入比例；文化因素包括当地特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人数量、文化保护程度；社会力量因素包括民间组织数量、民间艺人数量、企业文化投入、组织活动次数、政策鼓励系数；传播媒介因素包括图书数量、报纸数量、电影放映次数、电视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智能手机普及率；邻国及宗教因素包括毗邻国家文化、宗教信仰；城乡一体化因素包括城乡公共文化共建、文化资源共享、文化特色共创、文化发展共荣。在云南、广西的边境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挑战较大的问题主要是当地特色文化及传统优秀文化的丧失；对西藏、新疆来说，对公共文化建设挑战较大的问题则是宗教文化及民族分裂势力的影响。

西部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由于影响因素较多，相互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因此，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实现模式也包括多种。结合走访和调查，根据各地的公共文化的建设实践，本课题组将其归纳为七种模式。第一种是依托边境民族地区农村传统优秀文化，建设以农村村民为主体的内生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开发与利用边境民族地区农村传统文化，培养与团结边境民族地区农村文化精英，增强公共文化发展的内在导引力，充分挖掘以边境民族地区农村村民为主体的公共文化建设内生动力，促进边境地区村民公共文化的建设。第二种是“政府+市场+社会”模式。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主要由政府来承担相关费用，但在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和具体服务中应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便优化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三种是“公共文化+乡村旅游”模式。公共文化通过与地方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推动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第四种是“互联网+公共文化”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根据村民的需求，发布和推送不同的公共文化。第五种是“公共文化+精准脱贫”模式。通过公共文化和精准扶贫结合，推进当地发展。第六种是“城乡一体化公共文化建设”模式。这种模式紧紧依托互联网的发展，通过建设虚拟信息空间、交流沟通空间，打造及时配送体系、支付体系，让城镇公共文化真正能向村落辐射，让村民能真正享受到及时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第七种是军民融合文化共建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军民融合共建的方式，可以有效解决西部农村公共文化的空心化及边境的安全稳定问题。

不同模式，对不同农村地区的影响不一样，有些模式可能只适合特定地区，如“公共文化+乡村旅游”模式，主要适合云南、广西、新疆及西藏部分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乡村；有些模式则适合所有边境民族农村，如“互联网+公共文化”模式。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的实现模式应多样化。

西部边境农村由于地理的特殊性，在公共文化建设中还需要关注几个问题：一是边境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建设与边境文化安全，包括境外政治、宗教、文化思潮对西部边境民族文化安全的影响。要建立起科学安全预警机制，维护西部边境民族文化安全；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对少数民族成员传播社会主流政治意识；要拓展民族文化发展途径，推进西部边境民族文化发展。二是发扬边境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跨境民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从青少年抓起。如果在教育中没有形成具有引领意义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主体价值信仰，那么，就会导致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缺位，就会导致其他思想的趁虚而入。跨境民族青少年的教育如果属于这种“无根性”教育，将直接影响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三是西部边境民族地区村民公共文化需求画像与隐私。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通过村民公共文化需求画像，可以更好地了解村民公共文化的需求情况，但在使用这一技术的过程中，应加强立法及相关法规制度建设，确保村民隐私权。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西部边境民族地区；需求与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