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每当朝代更迭，精英们都会思考前朝灭亡的原因，试图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而历史书告诉我们，精英们似乎总是吸取了错误的经验教训。推翻了强大的元帝国的朱元璋决定闭关锁国，一向有着开放心态的中华帝国开始真正走向衰落。纵观中国历史，一直都有内忧外患，国运、国势起起落落，但是国人一直相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中国人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汉武帝时成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本来就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国人的思想，闭关锁国后国人的心态更是趋向封闭。纵观世界历史，开放、交流总是使一个国家繁荣昌盛，而闭关锁国必定使一个国家落后挨打。近现代的中国风雨飘摇，总是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在以往的外患中我们还能自信是天朝上国，即使被异族灭了国，国人还能保留文化的优越感。而现在发现这些非我族类的蛮夷在科学、技术、军事、医疗、文化各个方面似乎都比我们强，这种失落是空前的。不仅别人来打我们，国内还频频内乱，太平天国、义和团、军阀割据，之后还有日本的侵略。最后共产党打败了日本侵略军，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封建文化被批判、抛弃。后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度贫乏。幸好迎来了改革开放，虽然百废待兴，但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孤悬海外的香港登陆了。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生于海宁世家。他读中学在抗战时期，读大学于国共内战。母亲病故于抗战的颠沛流离，父亲死于新中国镇反^[1]。由于出身，他在新中国放弃了年少时的外交官梦想^[2]。《大公报》对他到香港的短暂派遣却决定了他以后的一生^[3]。萨特说人生就是选择，中国人说人的命天注定。人如何选择？老天如何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两种说法也许可以这样连接起来：人的命运被注定在他的性格中，性格决定选择。当年变“左”了的《大公报》要求员工统一思想，而天生崇尚自由的查良镛难以接受，^[4]决定离开《大公报》，和沈宝新创办《明报》。很多人对他能把《明报》从一张小报办成一个报业帝国归结为机遇，而笔者认为机遇固不可少，但关键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天生有任侠的一面。抗战逃难求学期间他因为任侠差点被开除，生活差点难以为继。^[5]按照他的说法，他的第一次大学生涯被迫结束也是因为任侠。^[6]《明报》从默默无闻变得受众人瞩目，是在1962年5月。三年大饥荒使大陆饥民爆发了逃港大潮。20万饥民逃港对于香港来说无疑是一件巨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而如何应对则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查良镛在《大公报》供职10年，“深知左派对付异己的态度，内心顾虑多多，知道会得罪许多朋友。他想到不久的将来，左派会借故进攻，什么帽子都会送来，甚至以后一生的日子都会很不平安。面对事实和良心的严重考验，他的内心在挣扎，最后他还是下决心大篇幅地如实报道，发表成千成万同胞的苦难”^[7]。所以，令《明报》崭露头角的不是饥民逃港大潮，或者说主要不是饥民逃港大潮，而是他的任侠和良知。

他赤手空拳来到香港，后来名列香港富豪榜，再后来还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而他的最大成就，或者说对世人影响最大的却是当初为了让报纸好卖，以金庸为笔名创作的武侠小说。

[1] 参见傅国涌《金庸传》“第四章四、父亲的噩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 参见傅国涌《金庸传》“第四章三、梦断京华”。

[3] 参见傅国涌《金庸传》“第四章一、‘你去半年再说’”。

[4] 参见傅国涌《金庸传》“第五章五、告别《大公报》”。

[5] 参见傅国涌《金庸传》“第二章五、《阿丽丝漫游记》”。

[6] 参见傅国涌《金庸传》“第二章十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7] 傅国涌：《金庸传》，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