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比较文学阐释学的实践意义
如何展开比较文学阐释学研究呢？它对于当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具有什么实践价值呢？本书准备以于连为代表来予以说明。本书前面三章分析了比较文学阐释学的理论缘起与创新路径，重点分析了于连对于比较文学阐释学研究的典型示范意义。后面五章以于连的几部著作为主要文本，聚焦于他文本中所思考的几个中国文论话语范畴，以小见大，逐步拓展，具体分析这种研究方式如何体现于连的比较文学阐释学范式。
于连之所以能够引起普遍关注，源于他开创了比较文学阐释学的研究实践，这种实践也开创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局面。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要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更加抽象的文学研究，它的价值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提供实在的生产动力，而在于解决精神上或文化上的某种症结，通过对思想问题的深层次触摸，为现实的生存群体提供内在的文化导向。比较文学阐释学，既从学理上论证了跨文明比较的合法性基础，又从实践上分析了阐释变异的发生机制，这对于我们从差异比较主义立场研究中西文学与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也许有人会问，类似于连那样的学者并不少，为什么他们的研究不是比较文学阐释学呢？其实在前文已经分析了比较文学阐释学的三个基本特征，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特征，就是阐释变异。正是基于对阐释变异的深刻认识，于连在批评钱锺书和刘若愚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阐释理念：“用中国诗学中某个概念去附和西方的某个类似的概念，或者干脆用西方的模式筛选中国传统，都会使中国诗学面目全非。因此，中西诗学研究的目标不是比较，也不是翻译，而是阐释，即按照中国思想本来的逻辑深入细致地剖析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范畴，理出它们特有的内涵、意义网络和运行机制。然后再将阐释的结果同西方的诗学体系相对照，做出差异性的比较。”[13]在这一段论述中，他否认将中西诗学的目标视为比较和翻译，并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差异性和阐释。两者的意义融贯一起，也就是比较文学阐释学中的阐释变异。
但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比较，实际上并没有体现这个特征，早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化已经被阐释得“非中国化”了。他和于连一样，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角度出发，迫切期待远离欧洲大陆，发现那个相对于欧洲来说可以是唯一的、异质性的中国。因为在西方文化全球蔓延甚至是“侵犯”的过程中，完全非西方的、非欧洲的“异在”不可能在英语世界里发现，即使是印度，也在印欧语系的框架内同质化了，因此，他得到的答案只可能是中国。但他的中国之行却让他备感失望，因为他看到的，已经是西方哲学与文化“过滤”和“阐释”后的中国，经由这种同化阐释，中国已经和西方整体趋同，丧失了其异质性话语身份。因此，他发现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误区，就是推进了多元异质思想的同质化趋向。同样，于连也试图去发现他所期待的中国形象，他在《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开中国》中，阐述了中国对于欧洲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当他到达中国之后，他感到失望，从他对钱锺书和刘若愚的批判可见一斑。一句话，他和德里达期待的“差异化”中国并没有出现，中国已经被阐释为西方符号体系中的结构元素，而他一再期待的中国，那真正异质的、别样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比较文学学者，以比较的名义进行强制阐释，在比较中悄悄置换了原生态的知识体系和文本质态。当然，和他们感受相同的，还有哈贝马斯。这些感受让我想起2003年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如果中国的崛起不能为世界文化多元发展提供一种主体性的文化价值，那么这种崛起何以被称为中国的崛起而不是西方的话语渗透？说到底，这都是失去文化自信的强制阐释或同化阐释，而比较文学阐释学强调的，正是用跨文明阐释变异来否定同化阐释，用差异比较主义否定类同比较主义，用我们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言说，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让全球化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共生。
从比较文学阐释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作出这样的反思：当代中国思想为什么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附庸或者说是一种注脚？换言之，为什么中国文化与文论会“失语”？那就是因为中国的话语异质性被西方话语掩盖和同化掉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独立性的参照体系和文化镜像，这种异质性正是其价值所在。基于此，于连研究模式的创新意义体现在：经由对中国文化的跨文明阐释，抵达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所在。当然，这种阐释方式并不是拥护文化相对主义立场，而是基于本土文化发展的有利选择，因为他最终要回归于西方思想的重建。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田辰山指出：“在今天，关注中西文化比较，重视两种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已经变成十分具有紧迫现实意义的问题。弄清二者的结构差别，目的是为了相互理解；只有弄清这种结构差异，才有可能增加相互理解、减少误解，才有可能为逐步实现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找到可实际操作的方法。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有这样的中西文化互相开放呈现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就是希望，抓不住就是危机。”[14]所以，于连更改了传统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形象，从文化层面将中国文明纳入世界文明的新构架之中，用中国思想来阐释和重构西方思想，避免了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霸权主义，还原了中国思想的原初形态。
比较文学阐释学的意义，还在于阐释变异所提供的多元化视域。例如，“迂回”作为中国文化诗学中的智慧谋略和示意方式，能让大家更好理解西方正面推进的逻辑辩证思维方式及其缺憾；中国文论话语中的“中庸”，是对某种极端思想和确定意见的回避，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理解西方思想中的“判断”及其缺憾；中国文论话语中的“良知”或“仁”，从内在的自然精神法则出发，用“应然预设”取代“必然选择”，这是一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迂回策略。同样，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语境下，西方思想强调“是”和“有”，中国思想以无为有、以虚为实，更强调“目击道存”“道法自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概言之，比较文学阐释学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方法论角度讲，既要跳出本土文明框架去寻求精神突破和思想重构，同时又不能陷入“中心—边缘”的先验性比较框架。换言之，既不能全部以自己为中心，也不能完全以异域思想为中心，全盘同化或全盘异化都可能导致“失语症”或话语独白一元论。必须跳出主体的自我视野，经由异域思想，反思重构自身，做到中西化合、融会贯通，如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整合”。②当代中国应当重新思考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文论话语规则，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一套意义生成方式和言说机制。拉康指出：“因为语言的功能不在于去告知，而在于去引发（évoquer）。”[15]如何告知？如何引发？告知就是一种信息的外在传递，而引发则是思想的内在生成，西方语言中的各种时态以及动词变位，让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分辨出其精准的告知功能，而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的立象尽意、言外之意，则体现了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思维特征。我们不能忽略中西方文明中的这些异质元素，不能用西方的思想体系、框架范畴来套用和置换中国文化与文论，不能为了建立比较之可比性而盲目求同，而是先要确立自己的异质性、主体性所在，然后再展开迂回阐释和互补对话。③从具体的研究结论来讲，阐释变异的意义大于思想趋同。于连对中国文学与文论话语的思考始终贯穿着中国思想的本质精神，即：间接性迂回、暗示性表达和对立互补的关系型思维，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本质精神，但却是对西方思想来说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思维模式。在比较文学阐释学研究实践中，事实判断优先于价值判断，就是说，在中西之间，并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当还原中国和西方思想的本然面貌，相互对话、比较、启示、反思和重建，在两者“之间”拉开“间距”，让这个话语空间充满阐释的可能性和孕育性，不要急于做出价值评判或陷入某一个极端，所以于连才指出：“中国开辟了另一条道路，让人想到另一种可能性。”[16]从文本的“必然”可能性中发现“或然”不可能性，从“或然”不可能性中阐释“应然”可能性，这就是比较文学阐释学的创新之处。因此，比较文学阐释学从理论上解决了异质性、无关性如何成为可比性的学理问题，也为中西文学跨文明比较阐释提供了一种积极有效的实践路径。
[1] 曹顺庆、王超：《中国比较诗学三十年》，《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
[2] 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索瓦·于连访谈录》，《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
[3] 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23页。
[4] 张隆溪：《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3页。
[5] Jean 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78.
[6] [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7]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8] François Jullien，Du mal/Du négatif，Paris：éditions du Seuil，2004，pp.20-21.
[9] François Jullien，Le détour et l'accès，Paris：Bernard Grasset，1995，p.411.
[10] [美]宇文所安、程相占：《中国文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江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1] 陈来：《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关于〈迂回与进入〉》，《跨文化对话》第2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12] [法]弗朗索瓦·于连：《间距与之间》，卓立译，方维规：《思想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13] 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索瓦·于连访谈录》，《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
[14] 田辰山：《要重视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结构差异》，《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8期。
[15] Jacques Lacan，Ecrits，Paris：Editions du Seuil，1966，p.299.
[16] [法]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