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政治人格

政治人格是人格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政治生活的基本认知、态度和乐于采取的行为模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群体性政治人格往往被称为“国民性”或“民族性”，是一国国民或民族成员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的总和。[12]本研究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权威人格、现代政治价值取向三方面来测量中国民众政治人格。

（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表15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续表

在帝制时期，传统农民的生产机会都掌握在皇权手中，减轻赋税、放粮赈灾等都仰仗皇恩浩荡，导致普通民众对皇权既崇拜又感恩。这种对领导者的感激和崇拜心态在当前也有部分体现。如表15所示，对于“我的生活水平提高应该感谢党和政府的政策”这一说法，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民众占比86%，表示“不太赞同”和“强烈反对”的民众占比3.7%。对于“我对领导国家走向强大的领导人表示崇敬”这一说法，94.5%的民众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仅有0.8%的民众表示“不太赞同”和“强烈反对”。可见，我国民众在心理上对国家较为依赖，倾向于将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归因于国家政策，对国家报有感恩心态。

对于“我应该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负担起一定的责任”这一说法，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民众占比94.3%，表示“不太赞同”和“强烈反对”的民众占比0.9%。这表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观对民众影响深远，个人奉献社会的责任观是民众普遍认可的道德伦理。

（二）权威人格

权威人格是一种基本人格类型，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固守传统等级观念，敌视其他群体，顺从强有力的权威和以权威自居并存等。我国学者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中得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由此塑造了中国人的权威人格（皇权崇拜意识、虚伪好饰倾向和奴性仆从习惯）。[13]传统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崇尚权威，畏惧权威，是君主专制下的忠臣顺民。本研究通过民众对以下四种说法的赞同程度测量民众的权威人格：“即使有不同意见，老百姓也应该听政府的”“只要政府的本意是为老百姓好，犯了错误也可以原谅”“个人利益应该为集体和国家利益让步”“新闻媒体应该接受政府的监管和审查”，如表16所示。

表16 权威人格

对于“即使有不同意见，老百姓也应该听政府的”这一说法，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民众占比43.5%，表示“不太赞同”和“强烈反对”的民众占比29%，对该说法表示认同的民众比反对的民众多出14.5个百分比。对于“只要政府的本意是为老百姓好，犯了错误也可以原谅”这一说法，45.3%的民众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32.2%的民众表示“不太赞同”和“强烈反对”。近半数的民众对政府的职能与责任认知不足，对政府表现较为宽容。对于“个人利益应该为集体和国家利益让步”这一说法，81.9%的民众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仅有5.1%的民众表示“不太赞同”和“强烈反对”，表明中国民众的集体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对于“新闻媒体应该接受政府的监管和审查”这一说法，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民众占比84.3%，表示“不太赞同”和“强烈反对”的民众占比5.1%。

可见，权威主义者在我国占多数，他们倾向于顺从政治权威，并且认为政府应该监管和审查新闻媒体。八成民众赞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团体权利优先于个人权利。民众受到当下政治环境的影响，培养了顺从权威、遵守纪律、遵从集体利益等观念，形成了顺从型、依附型的权威人格。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几千年间呈现“家国同构”的特征，普通民众在宗族统治下，接受了等级秩序、孝悌仁义等观念的驯化，塑造了顺从型和依附型人格。这种人格成为民众政治人格形成的基础。费正清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服从，是培育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14]。这种传统文化价值延续至今，对中国民众政治人格的塑造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现代政治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也包括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描述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行为、素质、能力和观念的一种深刻变化。有学者认为，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15]

如表17所示，本研究通过民众对以下四种说法的赞同程度来反映中国民众的现代政治价值取向：“公共权力的行使应该置于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下”“是否民主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自由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新闻媒体应该发挥对政府的监督作用”。

表17 现代政治价值取向

对于“公共权力的行使应该置于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下”这一说法，94.5%的民众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仅有0.7%的民众表示不赞同。可见，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我国民众对公共权力的认识和理解已形成一定民主倾向。对于“是否民主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这一说法，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民众占比43.6%，表示“不太赞同”和“强烈反对”的民众占比36.2%。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部分民众对民主的认识不足，在对民主的理解上与现代政治价值观上的“民主”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民众与民主关联度不够紧密，使得民众对民主的感受和体会不深。对于“自由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一说法，63.8%的民众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20.4%的民众表示“不太赞同”和“强烈反对”。对于“新闻媒体应该发挥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这一说法，89.2%的民众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1.6%的民众表示“不太赞同”和“强烈反对”。这意味着，现代政治价值观对我国民众产生了一定影响。民众已形成一定规则意识、法律意识、自由意识和监督意识，公民意识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