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文论研究
作为动词的理论
李勇[1]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6）
摘要：就科学主义的理论类型而言，理论是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和理性思维活动所生产出来的系统知识，它是一个名词。政治化的批判理论却深深地介入现实生活，表达立场，质疑现有的理论和秩序造成的不公正，它是一个动词。从知识形态看，作为动词的文学理论应该是文学化的理论，它应该是文学与理论的对话。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性语言所表达的感性存在状态，是动词性文学理论的思想源泉。
关键词：传统理论；批判理论；科学主义；文学化理论
文学理论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都陷入某种危机或衰退的状态。拉尔夫·科恩在他所编的著名的论文集《文学理论的未来》的序言中就坦言：“为什么要编选这部选集呢？因为，人们正处于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2]文集出版于1989年，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已汇聚成潮流。到2003年，这种潮流也开始衰退，《批评探索》杂志就批评理论的现状与走向问题组织了专题研讨。在征稿时主编米切尔提出要讨论的五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认为理论探索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一个畏缩不前、回填、（或充其量是）经验积累的时期。果真如此吗？”[3]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所面临的危机并不相同，前者是新理论的兴起对旧理论的冲击引起的，而后者则是新理论自身的泡沫化引起的，但是理论的危机状态却又是前后一致的。这种矛盾不是具体观点之争，而是知识生产的观念之争。如果不对知识生产的观念进行清理，西方的文学理论的危机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如何清理？我们应该从理论危机背后的知识生产观念入手，追问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理论？进而讨论何种形态的文学理论更具合理性问题，从而回答理论的生命力何在问题。
一 两种理论
科恩所说的文学理论的急剧变化是以形式主义为代表的那个系列的文学理论受到了文化批评的冲击。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的冲突。形式主义为代表的是科学主义的理论类型，文化批评则属于批判理论类型。它们的区别何在？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已经对科学主义理论类型进行了清晰的说明。表面上看他们认为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搬到文学研究中是不可取的，但是他们也同时反对只强调独特性而放弃普遍性的做法，认为这将导致诉诸情感的鉴赏，沦为纯粹的主观性感受，而不再是文学研究。他们提出的正确做法是应该“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4]这种用来发现文学作品的一般性的工具就是文学理论。从理论本体而言，他们认为“最好还是将‘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5]这些原理、范畴、判断标准从何而来？他们的回答也很明确：“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法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6]至此，这种理论类型的特性已经清晰可辨了：这种理论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的，它的理论内涵（包括原理、范畴、判断标准等）都是从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它是具有一般性或普遍性的论述。无论从这种理论的来源、形成方式还是具体的内涵及功能方面看，它们都是科学主义的。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类型是科学主义的，所以他们认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研究材料，细心地排除时间的影响，考评作品的作者，真伪和创作日期”。[7]而在界定文学的本质时，他们也是先区分日常语言、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不同，然后再划定文学语言中属于文学的范围，最后才根据这个范围内的作品，概括出文学的定义。他们写道：“看来最好只把那些美感作用占主导地位的作品视为文学，同时也承认那些不以审美为目标的作品，如科学论文、哲学论文、政治性小册子、布道文等也可以具有诸如风格和章法等美学因素。但是文学的本质最清楚地显现于文学所涉猎的范畴中。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8]对象范围逐步缩小之后，他们从这些最后的对象上概括出来的结论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9]这种理论概括方法就是一种“科学”归纳的方法。
这种科学主义的文学理论虽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占主流地位，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理论类型。文化批评就属于与科学主义理论不同的类型。科恩所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所收录的论文就呈现出了这种批判理论类型的特征。科恩在该书的序言中将这些论文分成了四个不同的理论方向。一是政治运动与文学理论的修正；二是解构实践的相互整合，解构目标的废弃；三是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四是新型理论的寻求，原有理论的重新界定、理论写作的愉悦。这些不同的理论方向都是对科学主义理论类型的突破。比如第一个方向，主要是女权主义理论家和黑人理论家的探索，他们认为“作为‘意义’模式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掩盖了理论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并忽略了种种成为黑人与白人、男性与女性读者及作者特征的传统上的差异”。[10]将这些政治因素引入文学理论之后，给文学理论带来的变化不但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理论观点改变了，而且是理论的性质改变了。文学理论不再是那么“科学”了，而是代表了某种政治立场。它是表达某些人的利益的工具，而不再是分析文学作品构成方式和产生意义的机制的工具了。类似的冲击在其他几个方向上也都出现了。在第二个方向上，解构实践发展出了一种关于阅读的理论，它甚至与新批评一样重视文本细读，然而这种解构性的阅读不是要提示出文学文本的用词艺术，而是与价值观相联系的，“阅读包含了人们希望检验、发现或证实的价值观。特定的阅读是与有争论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阅读甚至可以提示未曾预料到的价值观”。[11]一旦将阅读作为揭示文本中表达的或隐藏的价值观的方式，那么这样的阅读也就不再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更具有主观性和社会性或政治性。在第三个方向上，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受到了来自其他学科的冲击，无论是精神分析学、历史学或伦理学都为文学理论带来了与科学主义的文学理论完全不同的视野和理论观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将其他学科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研究，从而提出某个跨学科的新观点，而在于不同学科的渗透改变了文学理论原本的科学主义形态。它已不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同时也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如拉康），同时又是历史理论（如海登·怀特），还是伦理学理论（如努斯鲍姆）。当文学理论被引入其他学科之后，文学理论自身的合法性也被摧毁了。因为科学主义文学理论所论述的那些观点和方法不是文学所独有的，它不再具有明确的学科独立性。它对文学的材料所进行的概括是否科学也就受到怀疑了。在第四个方向上，文学理论向科学主义理论类型发出了更猛烈的冲击，这个方向上的理论将“文学批评和理论当作本身有独立价值的研究来建构”。[12]也就是说，在这个方向上，理论是自主的写作，它不是对文学材料的分析与概括，因此它不依赖于这些客观对象，而是理论家对个人的身份、经历、感受、梦想甚至无意识的书写。科恩举的例子是女性主义理论家西克苏的个人化写作，“这位小说家、戏剧家兼批评家，是以一种对写作在她生命中所占据的地位的抒情性的意识而进行理论写作的……对她来说，理论是个人及公众对于伦理和文学价值观的信奉”。[13]这种理论已不是对文学材料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个人体验，是一种信奉。
对科学主义理论类型的冲击肯定不止这四种理论方向，但是它们集中展示了这种新的理论类型的基本面貌。这是什么样的理论？如果我们要给它命名，倒是有现成的名称。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英文书名是Theory of Literature，把文学作为理论的对象，理论是对文学的（科学）研究，作为科学主义理论的代表，倒是名副其实。新的理论应该用另一部名著的名称更恰当，这就是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汉语译本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或《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或《文学理论概论》）。伊格尔顿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有明确的界定。他说：“我们考察过的文学理论是政治的。”[14]“我这里所说的政治仅仅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我在这本书里自始至终都试图说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和思想意识历史的一个部分……文学理论一直不可分割地与政治信仰和思想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确实，文学理论并不是一种依靠自身的理性探究的对象，而是用来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观点”。[15]伊格尔顿从政治的角度来界定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把自称为纯粹客观的科学主义理论类型也包括在内了。他揭露说：“在它认为自然适用于文学原文的那种‘美学的’或‘非政治的’语言里，暴露出它的杰出人物统治论，性别歧视或个人主义”。[16]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这种政治化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与科学主义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还是有区别的，后者试图逃避现代思想意识，与思想意识（或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无意识的；而前者则是主动介入思想意识，有意识地参与到思想意识活动（政治）之中的。孔帕尼翁意识到了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的区别，并把它们区分为文学理论（théorie de la litérature）和文论（théorie litéraire）。他说：“文学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对一般观念、原则和标准进行反思；文论有助于我们批判文学常识并把握形式主义。”[17]文学理论是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而文论是政治化的批判理论。所以这种新的文学理论类型是政治化的文学理论，它与科学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介入政治的。
这两种类型的文学理论，从理论自身的特性上说区别何在？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已经做出了论述：
不管这些不同的理智努力之间可能有多少正当的类似之处，它们只要归结到主客体关系，因而归结到被判断的事件的必然性，就仍然有一种决定性的区别。科学专家研究的客体根本不受他本人的理论的影响。主体和客体是严格分开的。即使事实证明客观事件最后终究会受人类干预的影响，对科学来说，这也不过是另一个事实而已。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而这种独立性正是它的必然性的组成部分：观察者本身不能在客体中造成变化。可是，有意识地进行批判的态度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是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它同时既包括由这种秩序产生出来的对秩序的抗议，也包括人类自决的观念，即关于人的行动不再由外在机制决定而由他自己来决定那样一种状态的观念。在这里，传达内在于从前事件进程中必然性的判断意味着把它从盲目的必然性转变成有意义的必然性。如果脱离开理论去思考理论对象，我们就会歪曲理论对象，社会陷入无为主义或顺世哲学。批判理论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以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为前提，都以沿着由理论本身规定的路线与现存秩序作斗争为前提。[18]
霍克海默将科学主义的理论类型称为传统理论，而将政治化的理论类型称为批判理论。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理论中研究者作为主体与研究对象是分离的，而在批判理论中研究者介入到研究对象中。由这个根本性的区分出发具体地考察两种理论类型，我们还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首先，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是对对象的抽象概括，它摒弃对象的具体性，而政治化的批判理论却是把对象与它所处的具体语境联系起来，突出对象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或独特性。其次，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客观的可验证的知识系统，而政治化的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是改变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即通过理论创新来干预现存的社会文化秩序。再次，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标榜理论的中立性或独立性，而政治化的批判理论不讳言自己的立场，甚至宣称自己代表某些阶层的利益（如女权主义和黑人理论）。最后，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是封闭的，它只能依赖于它所研究的对象，不管在具体的问题上有多少新的拓展和新的发现，最终都无法摆脱对象的制约，所以它是无为主义或顺世哲学，是被动的。而政治化的批判理论则是开放的，它主动地介入现实对象，挑战现存的秩序，而不受这种秩序的约束和限制。它是不被驯服的冲动。
正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理论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所以当政治化的批判理论与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相遇时，那种震荡的激烈场面是相当壮观的。
二 理论的动词义项
两种不同的理论类型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文论史和思想史事件，它也带来了理论本体反思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理论？对于科学主义的理论类型而言，理论是实验室中各种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和理性思维活动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它是一个名词。但是政治化的批判理论却深深地介入现实生活，所以理论是对立场的表达，理论要质疑现有的理论和秩序造成的不公正。这种批判理论本身变成行动，它是一个动词。
理论的这个动词义项在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这本精彩的小册子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他在回答理论究竟是什么时，没有把理论界定成一套严密的科学实验得出的系统知识，而是界定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19]所以他认为：“理论的本质是通过对那些前提和假设提出挑战来推翻你认为自己早已明白了的东西，因此理论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20]这种挑战行为，这种结果的不可预测性，都说明了理论本身是一种没有规划的不可操控的反叛活动。这正是理论的动词义项的具体内涵，也是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
理论的动词义项在汉语中也是存在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理论”词条下正好有两个义项。一是作为名词，指“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二是作为动词，指“辩论是非；争论；讲理”，例句是，“他正在气头上，我不想跟他多理论”。[21]作为动词的理论就是一种争辩。从汉语词义演变的角度看，这个作为动词的理论也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意义。汉语中的“理”字，《说文解字》中就解释为“理，治玉也”。[22]就是对璞玉进行加工雕琢以成器，加工雕琢的前提是要对璞玉的纹理进行分析。所以“理”的核心含义就是剖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伸之义也”。[23]由剖析引申到治理，这种变化是由于把情理推想到极致，全面剖析了事理之后，才能做到完美的治理。由此可见，汉语中的“理”最初是动词。在古汉语中，“论”字的古义也有与“理”相关的动词义。《说文解字》说“论，议也”。[2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论以仑会意。亼部曰，仑，思也。仑部曰，仑，理也。此非两义。思如玉部？理，自外可以知中之？……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师弟子之言谓之论语”。[25]可见古汉语中“论”的原初含义中有两个义项，一是思考，二是言论。思考是从观察中的经验积累而来的，是一种有条理的思考，这样的思考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循其理，得其宜”的议论。“循其理”是指表达的内容要符合事物的规律与本性，而“得其宜”则是指要符合社会文化中的规范，或者说要顾及言论的社会效果。这样的言论就不是只讲事理不顾人情的刻薄的真实（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而是把事物放在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综合评估而做出的社会性的评说（政治化的批判理论）。
从古汉语中“理”“论”二字的原始义项相连构成的“理论”一词就具有“评理，论辩是非”的意思，[26]汉语中“理论”的核心意义不是作为名词的系统的知识，而是作为动词的据理力争。这与西方的批判理论极为相似。
作为动词的理论其实有不同的存在形态，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其一是与传统的科学主义理论运用共同的思考方式，但把它用于政治批判的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二是对科学主义理论的元理论模式进行消解的解构理论（德里达与海德格尔都从尼采那里继承了这种精神）；其三是彻底超越科学主义的个体化书写理论（女性主义）。不管是哪一种形态的动词性理论，共同的特点是不把科学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理论思维方式，而是把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看成遮蔽政治意图的方式。解构理论和个体化书写理论与科学主义理论的区别明显，但批判理论也运用了科学主义的思考方法，是否存在落入陷阱的风险？如何区分作为动词的批判理论与作为名词的科学主义理论？风险的确存在，如霍克海默所说：“即使与其他理论相对立的批判理论，也要从基本的普遍概念中推出关于真实关系的陈述，从而把关系描述为必然的。因此，这两种理论结构在达到逻辑必然性时是相似的”。[27]但是批判理论如果与传统理论使用不同规范也就无法对话了，批判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也变得隔靴搔痒，无的放矢。关键在于认识到风险所在并找到方法规避风险。这种思考方法的风险在哪里？霍克海默说：“如果学者们不仅思考这样一种二元论，而且还认真地相信它，那他们就肯定不能独立行动了。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只能做封闭的现实因果系统规定他们去做的事情，或者只能把自己看作是统计资料的个别单位，而在统计资料中，个别单位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作为有理性的存在物，他们是无助的和孤独的……在反思自身时，人们仅仅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可以预见到但无法加以修改的巨大过程中的旁观者和被动的参加者”。[28]批判理论家如何避免落入这样的陷阱？霍克海默的回答是明确的，他说：“无论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批判理论必须尊重这些科学的发展，还依靠这些科学在近几十年来发挥了解放性和激动人心的影响）之间的相互联系多么广泛，该理论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崭新的辩证哲学又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个人的自由发展依赖于社会的合理建构”。[29]可见，批判理论能跳出科学主义的陷阱在于它没有成为社会变革的巨大过程的旁观者和被动参与者，而是选择成为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推动者。因此，批判理论没有陷在科学主义理论的因果关系论证这个封闭的逻辑王国中，而是投身到了一个改变现有社会秩序的行动中。“一旦理论家们不仅限于借助尽可能中立的范畴，即为既存生活方式所必需的范畴者去证明和分类，他们之间立刻就会出现对立”。[30]霍克海默举例说：“它（指政治经济学——引者）与纯粹的经济专家的区别并不在于它是以某种特定的哲学对象为出发点，而是出于它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之诸种趋向的观察；这种观察即便在最抽象的逻辑讨论和经济学讨论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1]整体的社会走向，就是社会变革的巨大过程，也就是把人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作为动词性理论的批判理论就是在这个宏大目标的驱动下跳出了笛卡尔的二元论思维陷阱。它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模型，质疑笛卡尔的二元论，揭露二元论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的政治本质，当然也就揭示了这种传统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
这种作为动词的理论在文学理论中又是如何实现的？文学理论何以成为动词？按照伊格尔顿的解释，政治化的文学理论是与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相关联的知识活动。这种政治化的文学理论参与到了社会文化乃至社会秩序变化的过程中。作为动词，这种理论当然也是对既有观念的质疑与争辩，而不仅仅是通过对文学材料的分析总结，概括出一套关于文学的新知识。这种作为动词的文学理论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途径实现的。一是，动词的文学理论把文学也看成一种思想意识，认为文学与它所处的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在知识形态上虽然不同，但是在表达立场和利益上却是相同的。因此，作为动词的文学理论实际上与文学之间构成互文关系，共同思考自身所处的现实生活。伊格尔顿在讨论什么是文学时认定：“我们迄今所揭示的，不仅是在众说纷纭的意义上说文学并不存在，也不仅是它赖以构成的价值判断可以历史地发生变化，而且是这种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思想意识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它们最终所指的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而且是某些社会集团借以对其他运用和保持权力的假设”。[32]这是伊格尔顿关于什么是文学的确定的答案，他把文学也政治化了。文学不是一堆供理论家研究的材料，它们本身就表达着特定的立场。作为动词的文学理论不是要去分析这些材料，寻找隐藏在其中的客观规律，而是要和文学一起进行立场表达。当然文学中的立场和理论中的立场不一定是一致的。因此，文学与理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可能是互相启发，也可能是互相批评。二是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对话是在两个维度上进行的。一方面是理论对文学中所表达的立场是否赞同；另一方面是理论对文学中所表达的立场在社会文化场域中所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和判断。这种对话就使得文学理论成为一种对文学的检阅，文学理论与文学之间展开思想交锋，动词性的文学理论对文学进行剖析，也介入文学产生社会效果的过程。三是作为动词的文学理论与文学之间的对话不仅是一种主题思想的阐释，也是通过对文学语言的修辞学分析进行的论辩。伊格尔顿说：“我想到的那种研究所特有的东西，是关心语言所产生的各种效果以及它们怎样产生出这些效果”。[33]“它认为说和写不仅是原文的对象，要用美学观点反复思考或无限地进行分解，而且还是与作者和读者、说者和听者之间那种更广阔的社会关系分不开的活动形式，脱离它们不可分开的社会目的和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理解”。[34]所以，作为动词的文学理论也是要分析文本的，只不过它不是要揭示作品的审美价值及其形成机制，而是要揭示这些文本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效果，并依据其效果对其采取支持或反对的行动。正是以这种对文学话语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理论观念为前提，孔帕尼翁才说：“我认为文学理论是一种分析和诘难的态度，是一个学会怀疑（批判）的过程，是一种对（广义上的）所有批评实践的预设进行质疑、发问的‘元批评’视角”。[35]这种怀疑的过程不是在所谓的文学活动内部完成的，而是指向了社会现实。他说：“理论道出某种实践的真相，说明使其成为可能的条件，而意识形态则利用谎言来使这种实践合法性（化），并掩盖使其成为可能的条件”。[36]理论在此被界定为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它的批判与诘难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
这种作为动词的理论与作为名词的理论相比更自觉地拥有争辩意识，更自觉地把理论当成改变社会的崇高理想，并有意识地介入到社会文化系统中。作为动词的理论是以质疑、诘难、检视、反思作为论辩手段的，它是不安分的，也是不公允的，但是它是敏锐的、犀利的。
三 既没有文学也没有理论的文学理论
以作为动词的理论为参照来反观作为名词的科学主义理论，这种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这种传统理论缺少真正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缺少对主流的常识的自觉质疑意识。在把质疑与诘难作为理论本性的动词性理论视野中，传统理论就是没有理论的理论。二是这种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也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因为在这种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被研究的材料存在的，文学已经被客体化了。
在文学理论领域，科学主义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活动规律的概括与总结，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理性的知识，是一种关于文学的科学。用孔帕尼翁的话说这是“文学的理论”，而不是文论。这种作为“文学的科学”的文学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采用科学的方法，即把文学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就像自然科学对待自己的对象一样，对文学进行观察、分析、归纳、概括、推论，经过一系列科学的方法之后，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在这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中理论是一种工具性的研究手段，就像实验室的仪器一样，它是中立的、技术性的。其次是本质主义思维，它们的目标就是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历史、超民族、超阶级、超性别的文学本质，建立起真理一般的文学观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研究者就可以不顾文学的复杂性而进行抽象概括，得出的结论其实是貌似科学的空洞教条或琐碎的分类。比如布尔顿在《诗歌解剖》中就陷入了这种困境，一方面她认为诗是应该有自己的本质的，可是另一方面她概括出来的本质却又是空洞的。她说：“诗的意义即诗本身。要是能够从一段散文释义中获得诗意，而不损失丝毫的美，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把它写成诗的形式呢？诗是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的结合。”[37]为了给诗歌找到一个必须有的“本质”，布尔顿煞费苦心地概括出了“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的结合”这个理论观点，可是这个观点太空洞，她必须再解释什么是“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然而她的解释又变成了琐碎的分类：“感性形式是诗歌作品在纸页上的显现，但更重要的，是诗的音响。它可以是我们听到的别人朗诵的声音，也可以是我们自己默读时内心的声音。它包括：节奏、韵脚、语调及各种不同的和声和重复。在一般的文学意义上讲，理性形式可以说是内容，它包括：语法结构、逻辑顺序、章法格局、主体意象和情感模式等。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就是一首好诗具有了征服我们的想象的力量。”[38]这个解释暴露了其科学主义的本质观，她所说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都是可以在作品中观察到的形式，而对于那些无法观察的东西，她就放弃了。她说：“能够在‘诗歌解剖’中分析的经验多半是有关形式美的经验。本书旨在分析那些可以分析的东西，而对那些妙不可言的部分都将不容置喙。”[39]由此可见这种科学主义的本质观在承认自己的局限时都是科学的。其问题不是出在这些研究者的概括能力不够，而是其本质主义思维方法本身就存在陷阱，如果没有反思能力，像霍克海默所说的“认真地相信它”，谁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都会得出类似的科学观点。再次是封闭的知识壁垒，这种秉持本质主义思维的文学理论是在主客体的关系之中来讨论本质问题的，它们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又都是在本质主义思维方法中的争论。像霍克海默所说的“只能做封闭的现实因果系统规定他们去做的事情”。它们运用同样的科学方法来讨论同样的本质问题，希望得出同样科学的结论。结果，这种文学理论陷入了狭隘的知识壁垒中，无法吸收其他学科中的新鲜思想，无法改变对本质问题的热衷，无法改变思维方法，它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科学主义理论系统内部的争论，而没有对科学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思考方法进行反思，因为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都“认真地相信它”。没有人怀疑这种科学主义思考方法，一旦有人被指出违反科学方法，被批评的人也会立即为自己的科学性进行保护。
从理论与文学的关系看，这种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也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在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是反映客体的，研究者要运用科学方法去发现、总结、概括文学活动的规律。文学观念也要在文学实践中得到检验。看上去，在这样的文学理论中，文学是占决定地位的，如果理论观念不符合文学的实际，这样的理论是要被否定的。但是在这种理论模式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主导地位其实只是幻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其实是一个被动的客体。它是被分析、被解剖、被实验的对象，就像实验室中的动物一样。文学一旦变成科学方法的实验对象，科学主义对尊重客观事实的承诺就无法实现，本应被尊重的对象变成了被观察、被分析的他者，本应成为主体的文学变成了被科学工具解剖的客体，成为分析和验证科学主义理论模型的材料。在这样的文学理论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只有实验的材料和科学分析的对象。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研究者为了得出科学的结论，排除了个人对文学的主观感受。他们的分析必须是客观中立的，这种客观性主导着文学理论，所以个人的主观情感、感觉消失了。研究者概括出来的是理论的教条。这些理论中当然也会讨论情感，但是这是一种作为分析对象的抽象情感或作为理论概念的情感。当读到这样的情感理论时，我们是感受不到情感的，这些理论对于感受诗歌到底有什么样的情感也没有意义。这样的理论只能告诉人们知识，无法给人带来感受，它也不会给人带来启迪。所以，在这样的理论中文学的生动的感性生命体验，无论是愤怒还是孤独、无论是爱恋还是迷惘都已被科学方法过滤掉了。
其次，文学的鲜活的丰富性在这种科学化的文学理论中也丧失了。科学化的文学理论的目标是要对文学活动进行概括、抽象的研究。文学本身具有的丰富性和鲜活性都被科学方法割除掉了，保留下来的是符合抽象的概念与判断（观点）的部分。比如在文学创作论中，科学化的文学理论将创作概括为积累素材、艺术发现、艺术构思、艺术表达、修改等几个环节。不同作家创作过程中的鲜活丰富的经验都变成这几个环节的证据，不符合这几个环节的独特体验，就被过滤掉了。理论对这些复杂的独特的创作状态视而不见，不同作家的独特体验在这几个环节中根本无法得到呈现。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创作的起因，那些让作家不吐不快的原因被概括为“创作动机”这个科学的概念，而引发作家创作动机的具体事因却被排除了。当这种理论引用“愤怒出诗人”这句谚语时，只是为了证明创作中存在创作动机这个阶段或这种现象，终于诗人为什么愤怒，理论家是不关心的。诗人的愤怒作为社会事件也就变成了审美活动机制的一个环节，科学主义的理论家是不会与诗人一起愤怒的。
最后，文学的开放性也被科学化的理论教条封闭起来了。文学本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其中不仅题材内容无所不包，而且表达方式以及作品所传达出来的修辞意义也是无限丰富的。文学处于社会生活之中，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着方式各异的联系。在这个开放的空间存在着无限的理解可能，可以引出无数的话题，也可能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但是在科学化的文学理论中文学的这种开放性被一个本质主义的框架封闭起来了。这个严密的框架按它自己的方式自我完善。所以人们在读这样的理论时常常有一种它是自说自话的印象，作家们也往往不接受甚至不读这种所谓的文学理论，因为这样的理论与作家们从事的文学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找不到一种科学化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明文学的这种开放性，因为这种开放性本身是反科学主义理论的，反对任何框架约束它。桑塔格对此有敏锐的论述，她说：“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40]因此，“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41]她说的阐释就是指那种用一种理论（如弗洛伊德理论）来解释艺术作品的活动。这样的理论把艺术作品的开放性扼杀了，粗暴地把鲜活的艺术作品装进一个理论的框架里。而艺术色情学则通过与艺术作品的感性互动打破了理论框架，回归到或保留了艺术的原生状态。虽然这种说法不无偏激之处，但是它揭示科学化的文学理论造成的封闭，则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科学化的文学理论在批判理论看来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科学化的文学理论在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时扼杀了文学的生命；二是科学化的文学理论形成知识壁垒，缺少怀疑精神，束缚人的思想。因此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是既没有文学也没有理论的文学理论。
那么，在作为动词的批判理论视野中，到底什么是文学理论？怎样才能成为既有文学又有理论的文学理论？从价值立场看，作为动词的文学理论是对常识的质疑与批判；从知识形态看，作为动词的文学理论应该是文学化的理论，它应该是文学与理论的对话，理论自有其话语系统，文学也有其话语系统，文学理论实际上是这两个话语系统之间的对话。主要包括如下几层意思：首先，文学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反映与被反映、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用马丁·布伯的话说，不是我—他关系，而是我—你关系。文学与理论面对面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文学理论不是去概括文学的客观规律的，而是去发现文学中有意义有价值的话题，然后用理论方式进行发挥、讨论的。其次，文学与理论之间的对话是以应答的方式完成的。理论从文学作品中发现话题进行讨论，理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论述反过来影响作家的创作。理论家所面对的是文学文本中隐含的作者，或关心作品中提出问题的人。理论家与作者及读者之间的对话与应答也是开放的，并不局限在所谓文学活动的规律方面，而是可以涉及与文学相关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以及文学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问题。再次，文学与理论对话的共同目标是挑战或质疑习以为常的观念。文学的创新就像理论的创新一样是对常识的反叛，在挑战常识这个目标之下，文学与理论是一对同路人。它们应该互相启发、互相呼应的，而不应该把文学变成理论研究的对象，成为无法对话的他者。最后，文学理论是文学化的理论，是以文学感受为根基建立起来的理论，它对阅读文学文本所获得的生命体验、感受进行理论的阐发、延伸和深化，将阅读感受引入理论领域，保留了文学感受的鲜活性，又具有理论的深刻性。比如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对话性或众声喧哗现象的哲学研究，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本雅明对波德莱尔诗歌的解读，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对《简·爱》中“阁楼中的疯女人”的阐释，等等，都是文学化的理论。这些理论家没有对文学进行科学化研究，而是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启示，阐发出了突破已有的科学主义理论模式的新理论。
四 理论的泡沫化之忧
政治化的批判理论，推翻了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的统治地位，把这种自称客观中立的传统理论也政治化了。此后理论的爆发式繁荣也带来了隐忧，这些政治化的批判理论还是文学理论吗？这些自认为要参与社会文化改造进程的理论真的能如愿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完成自己设定的任务吗？
这两个问题也正好是《批评探索》组织的讨论中关注的两个焦点问题。政治化的批判理论如何确定自己的学科特性的问题，伊格尔顿已有论述。他不认为文学理论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就可以确定其学科特性，就可以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因为“文学是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固定不变的答案，文学的内涵无法确定，外延也模糊不清。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虚幻的，所以用这个虚幻的对象来确定文学理论的学科特性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伊格尔顿还认为用研究方法也无法确定文学理论的学科特性。文学理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方法，无论是新批评的形式研究，还是审美主义的审美价值研究都不能说是文学理论独有的方法。他说：“在一个以承认文学是一种幻想而开始的过程里，最后的逻辑发展必然承认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幻想……这是一种幻想首先意味着文学理论实际上只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完全没有什么一体性或个性使它充分区别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和社会学的思想。”[42]如果一定要为文学理论确定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他的回答也很明确：“如果有什么东西要成为研究的对象，那么它就是这种实践的整个领域，而不仅仅是那些有时相当模糊地称之为‘文学’东西”。[43]“这种实践”就是福柯说的“分析推理实践”，也就是表意实践或话语实践。针对这种实践的研究方法是修辞学方法，“修辞学在其主要方面既不是一种‘人文主义’，以某种直观的方式关系到人们的语言经验，也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完全执著于分析语言的方法。它根据具体的性能来观察这些方法——它们是祈求、说服、激励等等的方式——并且根据语言的结构和它们发生作用的物质环境来观察人们对语言的反应”。[44]伊格尔顿为文学理论确定的这个研究对象和方法聚焦于理论的现实功能，把理论的边界放开了。理论成为批判性的话语分析。
这种把文学当成话语实践、对文学进行话语分析、考察文学的社会效果的批判理论与仅仅在科学主义的范式中对文学的审美机制进行研究的传统理论相比更开放，在具体的意识形态系统中也更能揭示出文学所产生的实际意义及社会影响。它让读者保持清醒的独立判断能力，而不至于在文学的感染下被操控、被蒙蔽而不自知。但是批判理论自身仍然有两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其一，如果文学仅仅是与其他语言产品相同的话语，从而让理论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话语分析，如何能揭示文学特殊的表达效果？须知一首诗和一篇政治家的说辞之间是存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的，相应的修辞效果也是不同的。批判理论不承认这种差异，把它们都当成无差别的话语实践进行效果分析，只看重它们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否对某个集团有利，这样的分析是无法真正提示出话语实践的奥秘的。不承认文学自身有独特性，不对文学自身的特性进行话语分析，批判理论还是只能停留在文学产生的效果上，只知其果而不知其因，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实，文学与其他语言产品有没有差别不是由批判理论家决定的，而是由他们所重视的社会大众决定的，是那个正在起作用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关于文学的惯例决定的。批判理论家可以不承认这种差异，但是社会系统中的大众读者承认，他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还是会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的惯例，按照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与训练培育起来的阅读能力来理解与感受文学作品。所以批判理论即使要对文学进行话语分析，考察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应该先从文化传统中已经存在的文学惯例入手，这才是文学产生实际的社会效果的关键所在。在分析文学的话语实践时，先聚焦于文学的审美效果和审美机制，或者先聚焦于读者是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的，这样才可能更有效地分析审美效果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即文学在社会文化中所引发的权力与利益冲突。当然审美的特性并不是文学的全部特性，在文化传统中也存在用其他方式阅读文学作品的惯例（如道德批评）。但无论如何审美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传统。其二，批判理论的话语分析虽然是以质疑为本质特性的，但是它的立足点却是放在与其他学科的共同性上。当伊格尔顿说文学理论无法充分区别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和社会学的思想时，他还说了一句话：“它想把自己区分出来的唯一希望——固守一种称作文学的对象——被放错了地方。”[45]可见，伊格尔顿并不打算通过文学这个研究对象把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他只是想把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一起融入意识形态的系统中。但是文学理论真的可以不考虑文学自身的特性吗？文学理论真的不可以通过文学这个对象来把自己与其他学科进行区分吗？当然，这种区分的目的不是把文学理论重新封闭在探究文学规律的科学主义理论王国，也不是把文学重新变成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供文学理论进行科学的分析，而是与文学进行对话，即从文学（创作、作品、阅读）中吸取批判的思想动力。这种对话可以在不同的维度展开：首先是在主题上，文学理论可以从作品中获得思想的启迪，对于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思想，不同意的可以从理论上展开批判，对于赞成的也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阐发。既然把文学当成思想意识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语言产品，也完全可以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中的著作一样，成为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成为文学理论的对话者，一起来展开社会批判。其次，文学理论也可以从文学活动中获得感受能力的滋养，而不是仅仅把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完全建立在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上。我们当然不否认跨学科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其他学科思想与方法的借用，文学理论将获得思想的灵感，提高文学理论的敏锐性和思想的穿透力。但是文学作品中有另外一种对于批判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那就是感受能力或感悟能力。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性语言所表达的那种人的感性存在状态，也是思想的源泉。它为人们保留了一块不受科学主义侵扰的诗意的飞地。我们从这个诗意的飞地来观察世界，更能看清被工具理性统治的世界的僵硬、机械、荒谬与残酷。批判的文学理论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公正、非道义现象的批判与文学作品对诗意飞地的维护在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文学理论完全没有理由将这个重要的资源拒之门外，将这个批判道路上的同路人当成陌路人甚至当成敌人。更何况，批判理论所倚重的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也不断有思想者向文学借用这种批判资源。比如历史学中的海登·怀特，哲学中的海德格尔、努斯鲍姆、理查德·罗蒂等等都从文学中获得了重要启示。即使在批判理论内部，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本雅明也都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来源的。这个在西方浪漫主义理论脉络中建立起来的诗化哲学的传统，无论如何是不应该丢弃的。当然，批判理论不能陷入浪漫主义的审美沉思中无力自拔。当批判理论带着这种浪漫主义的审美感受能力去观察社会，它一定会更敏锐地发现社会的不公正，以这个诗意的飞地为参照物，它也更能体会到现存秩序的残酷，从而坚定自己的批判意志。
但是无论批判意志如何坚定，也不能保证批判理论一定能实现自己预定的目标。无论是霍克海默所说的把人类从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宏大目标，还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改变社会秩序的目标，都是很难通过理论来实现的。因为现实的社会秩序已经是一架物化的机器，操作这台机器的人从这种秩序中获得了既得利益，他们是这台机器的组成部分，不会因为批判理论提出了质疑就发生改变。批判理论的宏伟目标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实现这样的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仅仅是理论自身能够完成的。这种改变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理论的努力。批判理论持续的质疑将在思想意识中带来变革。它比科学主义理论更具有改变社会秩序的强烈意志，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社会秩序，却可以改变人们的观念。现存的社会秩序也是建立在自己的一套思想观念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套维护现存秩序的思想基础的批判也是在动摇现有秩序的根基，因此批判理论是有革命性的。当然科学主义的理论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社会功能。哥白尼的天文学、牛顿的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等都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是这些科学的社会功能，是其偶然溢出的副产品，而批判理论则是“专业”的社会理论，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批判。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更显著，也更有针对性。二是政治实践。批判理论的目标是社会政治，它只能在社会政治领域运用政治实践来达到。在批判理论的知识源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把对经济活动的分析当成对革命形势的分析，把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只把希望寄托在理论上。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的这本书时就明确地说：“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46]理论的批判性与政治实践相结合才可能完成批判的目标，这是批判理论区别于科学主义理论的关键所在。
当然，作为论辩和质疑的动词性理论并不是只能停留在观念领域进行抽象的思辨，在科学主义的陷阱中等待自己的理论奇迹般地被某个政治家偶然利用，这是科学主义的传统理论才有的消极态度。在《批评探索》所组织的关于理论的未来的讨论中，斯坦利·费什就持这种态。他说：“我们至少能提供某种形式，那些把改变世界作为重要任务的人可以采用和修改这些形式。当我们坚守在学术范畴内，创造出无限的研究内容，当这些研究有可能被某个人所采用，而他所从事的事业距我们有万里之遥，只有到这个时候‘针对学术界之外的人讲话的话语’才能出现。”[47]这种态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是不可取的，一是无法保证这些“学术范畴内”的创造被那些“把改变世界作为主要任务的人”所了解。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的想法是一种对理论社会功能的逃避，它把改变世界的责任推给了其他人，而自己却钻进所谓的“学术范畴内”。二是无法保证这种“学术范畴内”的创造不被统治阶级利用，因为这样的研究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既然可能被意图改变世界的人所用，也可能被维护世界的人所用。实际上这种不介入的态度正是科学主义的危险之处，他们是在现存体制中进行纯学术的研究的，实际上是在维护这个体制的。孔帕尼翁针对这种宣称没有立场的态度说过一句深刻的话：“若有人敢说他没有理论，那恰恰说明受制于当时当地的主流理论。”[48]所以这种貌似客观中立的纯学术研究实际上是承认了现存秩序的合理性。
批判理论仍然会自觉地选择对现存社会秩序及其所依赖的理论系统进行质疑、争辩。这是作为动词的理论的根本特性，保持这种质疑和争辩是作为动词的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因为不断进行质疑和争辩，这种理论才会不断创新。在《批评探索》组织的讨论中，詹姆逊就是坚持批判理论的代表。他说：“理论的活力一贯是追求新的东西，如果不是一种对进步的信念，至少也是一种信心，即认为总会有某种新的东西来替换已经被理论经典吸收或归化的、比较陈旧的，具体的或署名的各种各样的理论。”[49]这种理论的活力就是来自对理论的质疑和争辩特性的自觉维护，也来自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持续关注。对于作为动词的批判理论而言，它所面临的困境不是它的质疑与争辩的特性被放弃，也不是它的宏大目标难以实现的尴尬，而是来自不断求新的过程中潜在的泡沫化陷阱。这种泡沫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追求宏大目标的过程中导致的理论的空洞化。在追求把人类从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或参与人类社会的进程并试图干预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样的宏大叙事中，理论有可能变成一种口号、一种旗帜、一种说教，从而使其失去反思现存社会秩序合理性的效力。二是在不断质疑的过程，理论家为求新而求新，从而生产出一些并无现实针对性的甚至没有实际内容的概念和命题，对这样的理论泡沫的诟病是引发《批评探索》组织理论家们讨论理论的效用和未来命运的起因。三是理论变成商品，被现在的资本主义知识生产体制收编。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在质疑和争辩中产生的新观点被资本主义的防御机制收编。理论的批判效果被这套防御机制化解，它不但不会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冲击力，反而成为资本主义知识生产体制自身活力的一种表现，至少它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知识生产体制的宽容性和自由度的证明。这样一来，理论的批判性就被从现实生活领域转移到了知识生产体制内，又变成了一种“新型的科学主义”理论，批判理论从现实中转移到了文本中。在这个文本的牢笼中，理论的怒吼变成了知识的表演，成为人们观赏的对象。它要想发挥社会作用，实现自己的宏大目标，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孔帕尼翁也觉察到了理论所面临的这种危险。他说“从本质上讲，呼唤理论就是呼唤对立、呼唤颠覆、呼唤起义。理论有一个逃脱不了的宿命，那就是被学术机构化解为某种方法，即所谓被回收”。[50]作为动词的批判理论要避免泡沫化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至今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女性主义理论和黑人族裔理论。我们不敢说这两种理论就完成了批判理论的使命，它们离把人类从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宏大目标还甚远。但是，它们的确在改善女性和黑人的社会地位，在为他们争取权益方面发挥了作用。它们的经验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现实社会秩序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入手，讨论的是现实秩序中确实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的理论是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而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为了质疑而质疑。二是它们与政治实践是紧密结合的，黑人族裔理论与黑人人权运动是有联系的，女性主义也是与女权运动相关联的。这两种理论都没有沦为纸上谈兵，而是能够在政治实践中找到回应。三是它们也不回避知识生产体制，而是恰当地运用知识生产体制，在体制内生产出了更丰富的知识产品，转而向社会政治实践中扩散，在与体制的博弈中冲破了体制的束缚，在体制收编它们的时候利用了体制，从而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它们都是在知识生产体制中阵容强大的学术流派，但是它们也把这种体制内获得的能量转化为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力量。在质疑与收编的较量中，它们没有输。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复制黑人族裔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反抗模式。但是只要作为动词的理论不放弃质疑与争辩的性质，不放弃自己的价值立场，办法总是有的。
[1] 李勇（1967—），安徽五河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美]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3] 王晓群主编：《理论的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页。
[5]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
[6]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7]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9页。
[8]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页。
[9]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页。
[10] [美]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1] [美]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2] [美]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3] [美]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14]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282页。
[15]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16]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17]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18]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19]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20]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95页。
[22]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页。
[2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24]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2页。
[25]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1—92页。
[26]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61页。
[27]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28]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
[29]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
[30]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页。
[31]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页。
[32]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33]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34]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5页。
[35]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36]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37] [英]布尔顿：《诗歌解剖》，傅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页。
[38] [英]布尔顿：《诗歌解剖》，傅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页。
[39] [英]布尔顿：《诗歌解剖》，傅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页。
[40]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41]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42]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43]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44]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5页。
[45]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46]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47] [美]斯坦利·费什：《理论的希望》，见王晓群主编《理论的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48]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49] [美]弗雷里克·詹姆逊：《理论的征状还是理论的征兆？》，见王晓群主编《理论的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50]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