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及其辩证统一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深厚丰富。当近代中国被打开国门、逐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之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随，双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厘清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辩证联系，把握二者既互为助力又间有阻滞、既协调促进又存在一定矛盾的客观情势，是我们深入开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1]与现代化研究的必要与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既要发扬光大又亟须转化提升、中国现代化既要顺利推进又要带动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出发，我们拟从“历史相遇：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实状态：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联结”“融会路径：中华传统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发展提升：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几个阶段和部分，深入剖析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2]的内在联结与辩证统一。而作为全书的导论，则力求阐明以下主要问题，即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思想内涵与精神特质，现代化理论、世界现代化潮流与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
一 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思想内涵与精神特质
一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具有稳定结构和鲜明特色、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而厚重的古典文化体系。与世界上其他古文化体系是在较小地理范围内展开不同，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主的广大地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区域的地理空间相对封闭，承载了多个民族规模巨大的人口，且经过了不同民族文化的长期融合，这赋予了中华传统文化超强的稳定结构和吸纳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绵延几千年，在此期间不但未曾中断，而且内涵日益丰富，呈现出鲜明的精神特质。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时空跨度很大。就发展进程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于夏商周时期，正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历了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等演变阶段，共有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
1.夏商周礼乐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产生。从夏到商、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时代。虽然现有考古资料表明，中华文明最早可以上溯到龙山时代，但直到夏代中华传统文化才真正产生，其重要标志之一是礼制的出现。夏代礼制是随着私有制及社会分化逐渐形成的，是针对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制定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强调每个人要时刻注意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以此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商、周传承发展了夏的礼制文化。特别是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内容的丰富而完备的礼仪制度和礼乐文明。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3]周礼的最大变革，就是“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4]。即从侍奉鬼神的手段转变为强化伦理功能，由此，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取代宗教精神，成为中华文化早期发展的重要特征。礼乐文明孕育出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文化，这是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核心部分，突出体现了那一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代表了夏商周的主流文化及其基本价值取向，亦成为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兴起的文化基础。
2.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中华礼乐文明在周代达到繁盛，但至春秋末期则开始逐步衰落、解体，中华传统文化转入一个新的时代。受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的影响，教育和学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王官之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使学术由官府走向民间。春秋战国时代私人讲学的蓬勃展开，推动了学术的自由发展，而社会大变动引发的对社会的思考和对人生的深度反思，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孔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等一大批哲学思想家，他们对当时社会和人生的反思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其中，以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老子、庄子开创的道家学派影响最大。儒家倡导仁政爱民，墨家提倡兼爱非攻，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诸子百家提出的各自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主张，共同形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奠定了此后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构成了世界轴心时代的中国画卷。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大飞跃，标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式形成。秦汉时代正是以儒家为主整合诸子百家思想，从而塑造了一个支配中华文明两千余年的意识形态。
3.两汉经学与儒家伦理主流化。孔子删定“六经”，经孔子后学的传承发展，“六经”到了汉代，内容已相当丰富。西汉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置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乐》在汉代已经遗失）博士，罢黜百家之学的博士。五经博士及其弟子成员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进而形成经学。汉代经学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汉王朝以国家力量，将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文明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展开专门研究，用以指导国家治理及社会实践，标志着“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理、意识形态的根据。通过国家制度来保障中华文明经典的传习，并用以指导政治实践，客观上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建立了体制保障。这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其成为汉代学术的主流形态。由于儒学处于汉代经学的核心位置，儒家主张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与“五常”（仁、义、礼、智、信），因“六经”的主流意识形态化而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伦理规范。
4.魏晋玄学与儒道融合。东汉政权解体后，各方势力割据相争，而由汉代的大姓和名士发展出来的门阀氏族，已成为政治上的一股新兴力量，享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与政治上的混乱相对照，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在自觉拒斥谶纬中的荒诞不经观念之余，也逐渐摆脱了汉代儒家经学思想的统治，通过对《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的诠释，开始探求新生命境界和生活情态，形成了一种儒道融合的新的思想形态——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主体而兼蓄道儒的学术思想体系。玄学讨论的中心课题是“有无本末”的问题，指向的人生理想是实现名教与自然的统一。玄学作为道家为主的思潮，极大地发展了老庄思想的精神世界，其对生命、心灵、精神自由的追求，拓展了中国人精神的空间与深度，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5.隋唐佛学与三教文化格局的形成。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后，就不断与本土的儒道文化相调适、相适应，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佛教最初强调因果报应，主张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其后又接玄风余绪，畅谈般若性空之说。不久，大乘《涅槃经》传入中国，涅槃佛性说成为南北朝时期最为流行的学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吸收整合，其又从佛性论发展到心性论，这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特别是禅宗，将儒家的人文精神、道家的任运自然的人格理想有机地整合到自身的体系中，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色与文化精神。佛教中国化使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此与道家和儒家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三个基石。佛教融入中华文化，极大提升了中华文化的理论深度，彰显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性。
6.宋明理学与三教融合。随着隋唐时代佛教的兴盛，佛教出世主义对儒家价值观构成极大挑战。为了回应佛教挑战，宋代儒学家形成了一股返本开新、复兴儒学的思潮。儒学复兴思潮主要体现为维护儒家伦理道德、恢复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同时又要吸收佛教的本体论和形上学思想。宋明理学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宋明理学分为“理学”和“心学”两大派。二程（程颐、程颢）、朱熹是理学的代表，陆九渊、王阳明是心学的代表。通过吸收佛教宇宙本体论思想，程朱理学把儒家伦理原则提升为宇宙本体论和普遍规律，而在实践上则把道德原则外在化，未能重视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心学则通过吸收佛教心性本体论思想，提出人心即是道德主体，心体自身能决定道德规范，从而突出了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原则。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融合了佛教及道教的思想，体现了三教融合的趋势。可以说，自隋唐以来，三教互相影响，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注重平和、宽容、理性的性格，形成了世界少有的和谐的宗教关系。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成了宋元以来历代王朝的文化共识。
7.清代朴学与传统文化的衰落。随着明朝的灭亡，当时的思想界对明亡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并归咎于宋明理学家特别是明代王学末流的空谈性命。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影响下，清代朴学兴起，其学术研究以求实切理为职志，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信不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所以“朴学”又称“考据学”。清代朴学穷心于“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气、理”范畴，淡忘儒学忧时济世传统及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这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由此延续下来，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精神创造逐渐丧失了活力。当近代西方文化伴随坚船利炮传入中国时，中华文化也就开始了急剧衰落的过程。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以及作为社会生活基础形态的宗法关系和血缘关系，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华文化自成一系的思想面貌。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总结为以下主要方面。
1.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念。中华文明在哲学突破期呈现为原始神话的生命一体化思维，经轴心时代而被继承下来，转化为一种更高的文化形式，即万物一体的哲学宇宙观。这一观念长期占据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位置，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万物一体的哲学宇宙观，集中体现在“气”及“阴阳”这些哲学范畴上。中国哲学主要是用“气”及“阴阳”等范畴，揭示宇宙的组成与结构。中国古代哲学讲气，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肯定气的连续性存在，肯定气与虚空的统一。中华传统文化由此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个世界是“一气充盈”、大化流行的过程，宇宙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关联、内在统一，宇宙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存在。宇宙的整体性存在既包括万物之间的统一，也包括人与世界、人与宇宙的统一。中华传统文化强调要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倡导人与他人、人与万物的和谐，以“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境界为人生最高追求。
2.刚健有为的人文精神。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创世说，宗教色彩极淡，在人神关系中强调人的主体性。所谓“夫民，神之主也”“敬鬼神而远之”等，表现出极强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万物人为贵。而人之所以在宇宙中具有崇高地位，是因为人能效法天地之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传统文化倡导刚健有为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刚健有为精神的集中表达。自强不息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刚毅不屈，不断超越自我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奋力前行，展现人之为人的独立精神和担当意识。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老子讲的“自胜者强”，都是此义。厚德载物强调人要有博大的胸怀和博爱之心，包容万物，使他人和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刚健有为的人文精神，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道德自觉，倡导人们将自身融入社会、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思维取向，这在铸造中华文化基本精神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为推动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向前发展提供了深沉的精神动力。
3.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中国自古即有追求“天下为公”的传统，大公无私、立公去私、崇公抑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和核心价值观之一，建立公而无私的大同社会是历代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天下为公萌芽于上古三代，尧舜禹禅让传说，即反映了古人对天下为公精神的推崇与追求。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理论建构，天下为公的信念被融入传统文化的思想系统之中，形成了以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为思想内核，涵括从形上到形下，从个人修养、家族关系、政治制度到社会状况等诸方面的完整框架，正式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为政目标和社会公共原则。汉代董仲舒构建“天人感应”体系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公道思想向政治实践层面落实。宋代理学体系的建构，为公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学根据，使公道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公道的价值认同。明清之际对皇权的批判，使公道思想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可以说，对公而无私的大同社会的追求，代表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理想、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思维方式。
4.崇德尚群的伦理观念。重视人的道德节操和品德修养，追求人格完美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这种崇德尚群的伦理观念，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内涵的又一重要方面。崇德表现为将道德视为人之为人的依据，将成就道德人格视为人生最重要的努力方向。孔子强调君子、小人之别，孟子强调人禽之辨，即将道德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据；古人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即认为道德节操比生命还重要。《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更是将逆境作为道德修养的助缘，而以体悟“天理”为核心的宋明理学则将道德修养系统化、理论化并构建了一整套道德修养工夫论。仁、义、礼、智、信、忠恕、慎独、内省、格物致知等伦理范畴和道德修养方式，大量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主体内容。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修养，是为了更好地与他人和社会和谐相处，更好地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传统文化表现出尚群的精神，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要以众人群居为乐事，以合群为美德，进而主张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要融入社会和国家，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5.协和万邦的天下意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的态度，不仅是个人对他人、对社群的伦理态度，还包括对外部世界的文化态度、政治态度，协和万邦的天下意识即是此种文化态度、政治态度的体现，“中华”“天下”“王道”则是此种观念与态度的典型用语。基于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理理念，传统文化对外部世界秩序的政治想象和处置态度，是以“礼治—德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指导的对外政策，一般不主张开疆拓土，而是以安为本、睦邻为贵。《周礼·周官宗伯》强调：“以和万邦，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原人”，这种“协和万邦”“宣德化以柔远人”的对外交往观念，在中华文化中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这种思想观念，也表现为“王道”及“大同世界”的构想上。“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在于，王道主张通过仁政以德服人，而非以强力征服别人，霸道则相反。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王天下”的仁政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构成了古代中国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和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构想，各国之间互助友爱、安居乐业、国际和平的大同世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执着追求的理想目标。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
中华传统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系统。在几千年的发展演进中，通过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日益丰富多彩，同时也始终保持了自身一以贯之的精神特质。到清末及近代，在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映照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本性价值与思维偏好，得以更为鲜明地凸显。准确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价值趋向，对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当代中国新文化的构建，对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推进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参考陈来的观点[5]，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责任先于权利。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甚至对自然所负有的责任，体现出很强的责任意识。这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特有的宇宙观，即普遍联系的宇宙整体观的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人与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整体，个体必须在这一关联的整体中才能存在，才有价值。所以，个人必须积极承担对对方的责任，以自己承担对对方的责任为美德。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如忠、信、仁、义、孝、惠、让、敬等，都是要人承担对于他人、对于社会的责任。个人与他者构成关系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以对方为重，个人的利益要服从责任的要求，由此构成了人际关系中的责任本位立场。同时，由于个人与社会构成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会与不同的对象构成各种关系，因此个人的责任也是多重的，并且不同的责任会随着各种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发生调整变化。这种价值追求及实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会淡化人们伸张自己权利的行为与人人平等观念的养成。
2.义务先于自由。中华传统文化以道德自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塑造了中国人义务为先的价值取向。刚健有为的人文主义精神表明，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彰显人心内在的道德，道德修养和理性人格要求人超越个体自我的生命欲望和生存需要，面对他人或社会提出的要求，尽到自己道德角色所应尽的义务。这是一个自我要求和自我转化的过程，如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而不是向外要求他人、伸张自己的权利。所以，与西方近现代价值观非常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不同，中华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更强调义务的优先性。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中华文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强调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是中国伦理的一个根本特色。以义务为基本取向的德行，不强调张扬个人权利，而主张努力承担对他人的义务、履行自己肩负的责任。
3.群体高于个人。中华文化倡导天下为公，本质上体现了以群体为重、群体高于个人的价值取向，这与西方近代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有所不同。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看来，个体不能离群索居，一定要在群体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进。超出个体的最基本社群单位是家庭，扩大而为家族、社区以及各级行政范畴直至国家。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出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社群和社会的优先性，还通过公与私的对立而得以体现：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
4.和谐高于冲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古人认为，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来源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所以，我国古人将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和”成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根本原则，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始终如一的追求。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是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人类社会法则）和天道（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而不是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这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冲突，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主张用自己的力量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征服自然，有着明显的区别。
以上几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即中华传统文化在根本精神上是一个注重整体、集体优先的价值体系，而非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是个人自由、权利优先，而是族群、社会的利益优先，因而将个人与群体的和谐看得更重。这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崇尚个体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明显不同。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些精神特质，在应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危机与弊病方面，显示出独特价值，是中国乃至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文化资源。
二 现代化理论、世界现代化潮流与中国现代化实践
绵延广阔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的深厚基础。中国开启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始自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作为外部力量强加于中华民族的战争巨变，鸦片战争给予中华文化以剧烈撞击，而在被迫应对过程中踏上现代化征程的中华民族，却是裹挟着自己的文化、固有的传统一同迈进了新的历史进程。中华文化的延续前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交汇融合在一起，由此上演了一幕幕沉沦与执着、屈辱与抗争、苦难与辉煌的历史活剧。中华文化一路走来，中国现代化曲折不息，构成了近代以来民族发展的历程。单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虽然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但中华民族真正乘上现代化潮流的高速列车，还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其间以完成民族救亡图存重任、实现国家独立特别是新中国建立等为之奠定坚实基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中华儿女踏上了改革开放新征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跃上了新的台阶。
把握现代化进程，需要了解现代化理论；认识中国现代化实践，需要明晰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不仅要通过主动选择，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之中，而且要致力于从现代化理论中汲取有益借鉴，避免现代化发展中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如此一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在与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双重关系中，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方位和价值走向。这是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视角。
（一）现代化理论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早在18世纪中叶的欧洲就开始了。但是，对现代化的系统深入研究则始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当时的美国学者面对美苏对立的格局，基于与苏联争夺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控制权和自身势力范围扩张的需要，遂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聚焦于新兴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将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纳入西方话语体系中来进行审视，通过对这种研究的不断深入，带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对该问题的研究中并逐渐使其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域。
既然现代化的研究是围绕着“现代化”而展开的，那学者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便是“现代化”的内涵。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现代化一词的理解。在他看来，关于现代化含义的种种说法，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四大类：一是现代化是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通过开展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二是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三是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四是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换句话说，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6]
显然，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学者们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强调的侧重点和关注点不同，给出的解释也会存在差异。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都聚焦到现代化的标准问题上。所以，尽管学者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也在两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把现代化理解为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二是将现代化理解为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7]这种对现代化的解释，是现代化理论的最早形态，即经典现代化理论，它是西方思想家以20世纪之前的西方现代化为对象，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的一种历史研究和理论概括。由于现代化进程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现代化历史的进程，或者说，现代化实际上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生学。正因如此，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理论。[8]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现代化进行大量调查研究之后，以民主制度的形成为切入点，分析了美国之所以能够通过建立完备的现代民主制度顺利完成现代化，其根源和条件应该归功于“地理环境、法制（政策、制度等）和民情”[9]。在这三种因素中，贡献最大的便是民情。托克维尔认为，民情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10]，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社会风貌”[11]。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文明的形成发展视角来思考资本主义，不仅将这种文明理解为一种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因。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群具有共同精神的人创造的，这种精神产生了创造利润的各种合理性的复合体，即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12]。德国经济史学家桑巴特站在欧洲资本主义史的角度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史”，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原因，而且将这归结为欧洲每一个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普遍现象。
历史地看，现代化理论，尽管在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发展中国家追赶工业化等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种理论从一开始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诚然，现代化固然与工业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工业化并不构成现代化的全部，同样，现代化理论在对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的理解中，不仅没有很好地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也没有将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的现代化理论推及至不发达国家，由以导致把现代化的过程仅仅看作是西方化、美国化或欧洲化的过程。这一经典现代化理论，既引发了不发达国家在后来的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的事实，又因对作为“现代化”结果的“现代性”的单一性和片面性理解，而使自身遭遇了解释上的诸多困境。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界开始了针对“现代性”概念的重新解读以及对“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反思，由此引发了人们围绕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所展开的新的理论探索。
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反思中提出了“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针对拉美国家诉诸美国现代化经验带给自己的失误与滞后，从经济、政治、历史等维度出发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对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依附地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走上独自发展道路的途径。正因如此，这一理论被一些学者称为“探索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理论”[13]。“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西式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局限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误区，不仅不能给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与欧美同等程度的经济发展，而且还造成了发达与不发达状况的合理共存。这不仅导致经济结构的单一发展，形成了依附发达国家的不发达现状，而且也造成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的“新的依附结构”。保罗·巴兰指出：“如果说资本主义不能改善大部分落后地区全体居民的物质条件的话，那么，它却带来了深刻影响不发达国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某种因素。它以惊人的速度把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这些国家。……它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同变化无常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使它们的命运和热病般忽上忽下的国际价格运动连在一起。”[14]因此，“按照进步资本主义的方针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现有经济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15]。弗兰克也表述了与保罗·巴兰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它在过去造成了不发达，现在仍然在造成不发达。无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的国家陷入一种“不完全的和外相性的本地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
与此同时兴起的另一种影响广泛的现代化理论，便是世界体系理论。这种理论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世界体系的变化的研究，试图用“中心—半边缘—边缘地区”的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而解释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16]世界体系理论在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定义的“现代性”提出尖锐批评的基础上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自己的发展，就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坚持走一条异于西方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为此，不发达国家就要改变国内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结构与制度，依靠人民力量、开明政府和外国无私援助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法国、英国和美国通过自身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斯威齐等人甚至还提出了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现代化的观点。
无论是依附理论还是世界体系理论，它们虽都存在着各自的缺陷，但其提出的“中心—外围”分析框架，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关系中自我定位，而且也有利于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发展自己，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在此之后，经典现代化理论又遭遇了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的深入反思和严厉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站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上，揭示了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过分强调而使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演变成为一种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也因此使其丧失了为自由服务的价值，造成了现代化理论中发展的价值向度的贫困化。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们，在享受到现代化给自己提供的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因理性专制而造成的对人性的漠视、精神上的异化以及生态环境上的恶化等越来越多的“现代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理论将价值观念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腔调，视为现代化概念的基础并相继产生了一些危险的后果，使人们不能正确理解人类社会近期正在发生的变化过程。因此，要想使经典现代化理论再次释放出自己的生命活力，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并克服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定义存在的不全面性、不严谨性以及方法论上的不科学性。
正是着眼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后现代主义一跃登上反思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舞台并发展成为最为抢眼的一种理论。在主张后现代性理论的学者那里，最初是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而走向否定现代性的。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批判现代性而否定现代性，二是在现代性批判的实践基础上重建现代性。前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罪魁祸首在于理性，那么把非理性推上宝座就是理所当然的；既然经典现代化理论以其抽象本体论蔑视现实生活和生活着的人，那么就应该反过来张扬人的七情六欲，以此为基础来宣布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的到来；既然经典现代化理论立足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并把西方发展模式视为具有普遍性的发展模式，那么就应该反过来推崇非中心化、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既然现代性理论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看作经济增长，那么就应该反过来强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宗教观念等在内的深刻变化，核心是人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幸福感。后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问题，但这并不构成抛弃现代性的充足理由；现代性是一种未竟的事业，批判现代性实际上就意味着重写现代性。这种重写显然不是“既如何”“又如何”那样一种简单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内在性的统一，是本质意义上的统一。在哈贝马斯看来，对现代理性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现代理性的重建。所谓理性重建，并不是要建立什么客观意义的或绝对意义上的理性，而是要解决黑格尔以来便存在着的理性即现代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是通过批判来获得澄清、认知和消解的，其深层意义在于现代性的重写，即发现新世界，建构新理论。[17]这表明，“后现代理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否定和重建，既能够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也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拓宽新思路、提供新线索。
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荷兰、德国、英国等国家的一些学者基于对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先污染后治理情况的反思，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现代化理论就出现了。德国学者耶内克最先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德国学者胡伯则更明确地使用了“生态现代化”概念。20世纪90年代，生态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不断得到拓展，不仅有哈杰尔提出的“技术—组合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和“自反性生态现代化”之分，而且也有克里斯托弗的“弱的”生态现代化和“强的”生态现代化之别，还有莫尔的现代化社会的整体生态转型和科恩的政府严格管控和预警、生态责任组织内在化以及多方合作的原则等理论。20世纪末至今，生态现代化理论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呈现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态势。这时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社会和制度的转型问题。概括起来，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通过将生态转型概念引入生产和消费，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与生态进步之间的关系失调，着眼于经济的高效增长、社会的公平正义、环境的节约保护，实现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共赢。但要看到，尽管这时的一些研究者从理论上开始对当时西方出现的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寻求摆脱生态危机的路径和方法，但无疑，都是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展开的，[18]即可以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制度结构和运作方式做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只须通过市场经济竞争和国家推动下的绿色革新就可以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兼得或共赢。应该说，“生态现代化理论”就其注重市场、政府和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在试图通过一系列社会和制度变革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等问题上，不仅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出现生态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态文明这一人类崭新文明形态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环境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也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源的分析与剥离，而无法站在伦理道德意义上进行批判性反思，因此对解决环境危机问题不仅是无力的，而且只能加重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危机问题。乌尔里希·布兰德在对这种理论进行评判时指出：“‘绿色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或许是一个我们目前很难预测其时间长度的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19]那么，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呢？在他看来，就是“既要正确认识其反生态和社会不公正的本性——就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阐明的那样，又要在这样一种历史性进程中积极寻求综合性的‘社会生态转型’的机遇或可能性”[20]。
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理论，是在人类将要告别20世纪的时候，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在全球的肆意横行、全球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导致的传统文化岌岌可危、非西方文明向西方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全球意识和共同行动的端倪初现等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中形成并出现的。这一理论起始于17、18世纪的西欧，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得到发展。关于全球化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说。狭义的理解主要着眼于经济的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日益获得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扩展；广义的理解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多领域所展开的复杂的国际化过程。率先进行全球化研究的是罗马俱乐部，他们通过引入生态学、系统工程学等理论与方法，借助于计算机的模拟技术，凭借对人类共同利益概念的确立，开启了对全球问题展开研究的先河，强调了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不同民族以及他们之间的全球相互依赖性。对于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理论研究，国内有学者从全球化推进过程呈现的多元文化冲突及其变化图景出发，对全球化理论的研究主题进行了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变化、新问题和新的活动角色；我们的世界要沿着何种轨道，朝着何种方向发展，等等。这些主题在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得到了更完善的解答。”[21]吉登斯早在《民族国家和暴力》一书中，就尝试将跨社会联系的方法运用于对民族国家的分析之中，提出了作为一种全球现代制度扩张过程的民族国家形式问题。莫德尔斯基对全球政治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诸多问题，如秩序、安全、地区权利以及贸易稳定等，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从社会沟通、信息革命、一些城市和地区的研究等方面，揭示了全球化引发的社会变革和意义。90年代开始的对全球化文化和文明视角的研究，在对马克斯·韦伯和埃利亚斯等文化、文明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全球化带来的新特点和新问题，又进行了新的研究尝试，将对全球化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阶段。美国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将不同文化的替代，视为全球体系的变化过程。费瑟斯通从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的扩展视角，来诠释全球化进程。美国学者亨廷顿则提出，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将使人类面临不同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向西方文明发起的挑战，正是由于它们的挑战，世界出现了不稳定局面。我们不难看到，亨廷顿的观点带有西方中心的强烈情怀，实际上他是在告诫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忽视自己的“对手”给自己造成的威胁。这从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的自由民主主义取得全球胜利的观点中也可得到印证。
但是，无论他们如何维护西方中心论观点，却无法否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冷战结束之后，非西方力量获得了不断增强的发展意识和发展态势。与此同时，西方在经历了短暂的胜利之后，呈现出相对衰落的明显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全球化论者转而向西方中心论发起了批判和清算，提出了不同文化之间平等共存、和谐相处、相互包容、互鉴共进的观点。他们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取得了巨大成果，迫使西方主流思想顺应潮流进行了重新调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文化是特有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不仅不能走西方文明的路子，相反必须着力于本国文化和文明的复兴。在此基础上，全球化理论认为，全球化虽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基本事实，但这并不能构成“全球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确定性结果，相反它不过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所以，全球化与全球资本主义并不能完全画等号。正因为如此，全球化告诉人们，一方面要正视全球化对其他文明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意识的唤醒，正确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处境，提高对他者意识形态话语陷阱的防范能力，并且以积极的心态，善于借鉴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为建立一个真正平等和平的世界而努力。
我们不难看到，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全球化理论不仅通过将人类共同利益和命运的关注融进研究之中，实现了对作为整体人类的共同需要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之发展趋势的把握，而且也通过引入文化和文明概念展开了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充分重视不发达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理论中，一大批左翼学者在对西方主流思想的批判中，不仅展示出了重要的影响力，而且通过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造成的消极后果和破坏性的揭示，提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全球平等和民主关系的新秩序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这一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没能转化为胜势，但全球化理论所倡导的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命运的关注以及对本民族文化和文明前途命运重视的观点，却有利于将民族的文化和文明放到全球化视野中去把握，进而寻求本民族文化和文明与全球人类命运的结合点，促进不发达民族和国家在积极推进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社会新秩序中发挥应有作用。
（二）世界现代化潮流在全球的扩散和蔓延
理论的历史演进，对于我们把握现代化给予诸多启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实践要早于现代化的学理研究。正因如此，原发性、内生性的现代化生成过程，是漫长而又缓慢的。但自从有了对现代化的研究以后，现代化理论便在现代化实践中发挥了巨大威力。现代化实践催生了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反作用于现代化实践，推动着现代化实践按照人类理性的自觉要求向纵深发展。在对现代化理论作了历史梳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近百年世界变革的实际，探讨现代化这一世界潮流是如何在全球扩散和蔓延的。
纵观现代化发展史可见，无论人们怎样看待现代化，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在探求自己发展的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或快或慢地选择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西方近现代历史不过是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人类不断告别传统农业文明，迈向现代工业发展的文明大道。这样一个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源于西欧、波及欧美、形成势如破竹的全球现代化浪潮的过程。
现代化的出现，与农业文明的衰落和瓦解相伴随。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明的衰落和瓦解，既是现代化的源头，也是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内在动力。显然，现代工业文明发端于西方，确切地说是发端于西欧。现代化的大幕一经拉开，不仅在推动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欧洲乃至北美等一些国家表现出示范意义。一些欧美国家纷纷仿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现代化潮流。伴随着现代化潮流的涌动，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成功转型。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它们面临着国内竞争引发资本积聚造成的市场狭小和资源匮乏问题，直接引发了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动力的不足，于是，它们便将目光转移到欧洲以外的广大不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开辟国外资本、原料、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市场来摆脱困境。这样，西方率先开启现代化的国家就选择了通过发动殖民战争的方式，推动现代化潮流向欧洲以外国家扩散。与西方殖民活动的扩张相适应，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国家也被迫加入现代化的行列。
这样看来，现代化既是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也是不发达国家必须面对并接受的事实。但是，西方之外的国家，毕竟在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当这种特殊性遭遇一种异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冲击的时候，难免会通过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有可能引发抗争。这表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现代化或许并不是一个要不要选择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能不能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即便是不情愿也必须面对的现实。当然，面对现代化，接受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认同西方的现代化道路。[22]实际上，这个问题即便对西方国家也是存在的，这从“自由放任”式道路、“统制”式道路等不同模式中可以窥见一斑。
现代化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3]“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4]对于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卷入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自己在世界现代化体系中能够与先发西方国家处于平等地位，相反，由于其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任务还没有完成，相对于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后发国家只能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工业化国家形成现代化世界历史的两极。这一不平等的格局，即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向“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情况下，也没有得到改变。正因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仍然是一个需要积极面对并致力于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根据国内学者的理解，这场始于西欧并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大体可以划分为三次大浪潮或者说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5]
第一次大浪潮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形成的，时间大约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这是发端于英国、而后向西欧扩散的工业化过程。从表面上看，推动工业革命的似乎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技术问题，或者说是生产结构问题，但实际上，它却伴随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尤其是经济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结合，共同构成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冲击力。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与法国，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种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社会变革。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机器大生产、机器制造业，纺纱机和织布机、蒸汽机、机车等发明创造来推动，在政治上自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始，不仅经历了五次大的议会改革，而且还伴随着长达二十多年的宪章运动，历时二百多年才走上工业化道路。美国则凭借政治民主化来实现政治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并从一开始就通过引进蒸汽技术、冶金技术、棉纺织技术等，极大地加快了自身工业化的进程。法国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和国内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较量，最终于1792年完成了国内的政治改革，实现了政治发展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同时在经济上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和开放措施，从国外大量引进机器设备，从英国大量招募熟练工人，最终完成了工业化。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这场把西欧和北美局部地区卷入其中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它看作是从远古创造农业、冶金术、书写文字、城市和国家以来人类史上最巨大的转变，这个革命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整个世界。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陆续完成工业革命，跻身于现代化“先行者”的行列。
第二次大浪潮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出现的，时间大约是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一个工业化在西欧和北美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过程。这一次现代化浪潮是以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等技术的出现为标志。随着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在整个国家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数量不断缩减，从而迎来了世界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在这一时期，美国后来居上，凭借经济实力不仅迈向了新兴工业大国的行列，而且也将英国甩到了后面。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发展起来的西欧与北美核心地区，凭着其拥有的技术和在世界市场中占据的绝对优势，加上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逐渐向周边扩散，不仅向同属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扩散，而且以美国发达工业化为基础，向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开启自由移民发展的新征程。在这次现代化浪潮中，拉丁美洲也受其影响被卷入其中。但是，拉美的现代化之路，从一开始是在西方工业化的模式中起步的，他们不仅没有找到一种实现自己国内政治稳定的办法，自身也在追求工业化的进程中变成发达国家对其进行殖民统治的原料产地和市场，他们不仅市场单一，而且产业结构亦具有单一性和依附性，殖民地型经济的发展使其在世界现代化体系中陷入边缘和半边缘境地。现代化浪潮还伴随着殖民战争向东扩张，在殖民地国家出现了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回应挑战、以维护本民族利益而发起的现代化运动。这些国家如埃及、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等，在对现代化浪潮予以积极回应的同时，都试图通过向本国本民族输入工业化的方式，探索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是，在这场席卷拉美和非西方文明国家的现代化浪潮中，只有日本获得了成功。日本在19世纪中叶，面对英、法、俄等国家的入侵，因幕府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而引发了国内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通过明治维新改革，不仅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明治政权，而且通过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移植外国先进的产业和经济制度发展本国经济）、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找到了实现本国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源，搭上了现代化浪潮的第二班车。在这之后，日本又通过发动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不断奠定了自己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地位。
第三次大浪潮是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当代新技术革命相伴而生的，它涌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次席卷亚、非、拉广大地区的真正全球性的大变革。这次现代化浪潮，与二战以后出现的新科技革命浪潮密切相关。新科技革命浪潮对两百年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世纪之交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因这些变化，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趋势和新特点。[26]新科技革命浪潮在当代的发展，不仅推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一系列改革，而且也使其进入到一个“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资源浪费、劳力节省、大众消费和福利主义为特征的发达资本主义文明”[27]，在广大亚非拉地区的不发达国家中引发强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它们对现代化的热情。这样一来，一种以“赶超”为旨趣的现代化浪潮在这些国家兴起，这一现代化浪潮直接将矛头指向殖民主义统治，试图通过推翻殖民主义统治实现民族解放。这次现代化浪潮涉及国家之多、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场现代化浪潮中，许多国家如中国、东欧、西亚北非伊斯兰文明国家和地区、拉美各国等，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探索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或者通过自主发展行走在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途中。其中，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获得了巨大成功且举世瞩目。除了日本通过国内改革实现了现代化迅速腾飞之外，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也迈进了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中国尽管在第二次工业浪潮中就开启了现代化探索之路，但行进缓慢且曲折，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重新启动了现代化进程，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在成功实现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又朝着强起来的现代化强国之路迈进。
上述三次现代化浪潮，构成了既具有内在连续性又具有明显阶段性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实际上也就是世界上的三大批国家先后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过程。”[28]在这一现代化浪潮构成的图谱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界定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位置，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指导理念、道路选择与现实效应，从而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与不足，以科学总结经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镜鉴。
（三）处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实践
世界现代化浪潮在全球的迅速扩散和蔓延，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要面对它、经历它，接受它对自己的挑战。同时，也让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思考发展的时候，将自己的发展置于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进行历史定位，由以开阔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实践的世界眼光和时代视野。
中国是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的方式，强行纳入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在西方列强的强势压力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列强进行全球现代化扩张的牺牲品。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殖民入侵，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也给长期闭关自守的古老中国以致命一击。以洋务运动为标志，中华民族开始探讨全球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通过洋务运动，中国不仅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批近代工业、近代学堂，而且也有了最早的海外留学生并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有了第一批海外使节、有了第一支具有现代装备的海陆军等。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这是一些具有现代化意义的生气勃勃的新生事物。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应运而生，使中国逐渐具备了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迈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引发了国内政治维新运动，中国从此试图引进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开启了政治现代化进程。1900—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晚清政府为了自救，被迫启动军事、教育、经济、政治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改革，中国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引进的规模和力度进一步扩大。辛亥革命后，我们又引入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民主和科学，不断推动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前所述，西方列强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全球传播过程是一致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表明，他们不是福音的传播者，但在对中国的侵略过程中不自觉地展示了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一面。当时，很多国人正是通过游历租界而认识到现代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如康有为在1879年游历了香港之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29]孙中山称租界“实是一个自治的模范”[30]。当时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把在中国演绎现代西方文明作为目标，正如有人所概括的那样，中国人因羡慕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从而启动了工业化的步伐；因羡慕西方现代制度文明，从而有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愿望和实践；因羡慕西方的现代观念文明，从而有了新文化运动。中国人从此坚定了自主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意识。
中国人最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觉醒，主要是基于对西方列强挑战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对现代西方文明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这反映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从一开始就是适应全球现代化的发展并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创新的结果。后来，随着现代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多种模式共存和较量的局面。而在多种模式的较量中，中国人最终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革命道路。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31]
在中国，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革命无疑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不仅顺应了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愿望，也体现了广大人民要求解放的根本诉求。因而，革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广泛参与，并推动了中国人现代观念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使中华民族站了起来。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这一探索，是对于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的一种抵制，不仅削弱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而且有助于增强自身的实力，为营造公正平等的全球秩序提供了条件。但我们也不能回避，在一定时期内因抵制西方现代化，客观上对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长期的域外隔绝（尽管也是被迫的）带来的封闭和僵化，无法从全球现代化进程中获得利益；二是在抵抗和脱离的背景下所寻求的发展模式具有单一化、封闭化特征。因此，中华民族在实现政治独立和解放的同时，在一段时间内仍未能解决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伍问题。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32]。正是在对中国发展经验教训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认为：“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33]面对日益发展的全球化，邓小平清醒地认识道：“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34]由此，中国打开了国门，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方面通过放权赋予地方、部门、民众以更大的自主权，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使中国在与世界的全面交往中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的开放，不仅表现在地域上，更表现在与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交往的不断深入上。可以说，改革开放既使中国全面深度地融入全球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同时也使中国在参与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成果。在当今时代，世界现代化潮流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全面的、广泛的，当中国选择了自觉将自己融入现代化浪潮中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当今现代化进程中又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化征程中，还存在着因全球现代化而带来的挑战，但即便如此，中国也不能再退回到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了。中国已经踏上开放之路，这是一条生存和发展之路，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希望之路。
对于已经融入全球现代化潮流之中，选择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中国来说，既遇到了全球现代化造成的种种困境，又面临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遭遇到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生产力分布不均匀的农业大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传统与现代、循序与超越、解构与重建、自由与平等的博弈。其中最突出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现代化是现代性的不断扩张过程，对于任何一个要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都意味着要通过现代性的扩张来实现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人类文化的可比性与继承性，使各国的现代化必然具有世界性的成分，但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时候，都不能重复别人所走过的路，都必须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否则，其现代化就会受制于他人，也很难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要实现自身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的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这就要考虑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如何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文明成果的问题，这同时会造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引发的挑战有时是剧烈的，但也恰恰预示着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文化在当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契机，预示着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文化发展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
中国现代化包含着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文化现代化在现代化整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的，是对以往文化理念的升华和创新，是对时代发展前沿问题的思想表达，彰显出科学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特征。习近平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35]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接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包含文化现代化在内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已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必然秉持的基本理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之路，并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要加速发展，必须始终保持正确方向，确保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二要坚定自主自信的价值立场。中国现代化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要坚决避免盲目依赖，要始终保持发展的自主性。在文化交往交流过程中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保持高度自信，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各种挑战，通过吸取不同文化之长使自己走向世界。三要凸显文化宽容的价值品格。对异于自己的其他文化要理解、尊重和包容，以一种理性态度进行平等交往，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整合、交融与互鉴。既要适应不同文化之间的正常交往与相互借鉴，又要坚守原则、守住底线，对于原则与是非问题决不能宽容与妥协。四要在秉承文化传承理念的基础上展开文化对话与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进步的灵魂，文化发展中“模仿”“引进”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带着自信心参与到全球交往进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充分享有文化平等话语权，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三 科学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朝着现代化的目标奋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此过程中，作为一种历史记录与精神成果，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潮流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如何科学地把握和处理好这种关系，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关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延续发展，是当代中国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和必然肩负的重要使命。
（一）中华传统文化汇入并作用于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作为一种目标指向，其本身具有一般性的价值规范，但同时，由于现代化在各国产生的背景原因、发展条件、推进方式和取得成效的不同，它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性，体现为现代化的民族性、本土性与特殊性。作为社会发展变迁的一种现象和趋势，现代化是继承传统和超越历史的结果，既与历史传统和已有文化紧密相连，又必然超越过去和现在，以对现实的改造而指向未来的目标追求。启程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深厚土壤；中国现代化推进至今，依然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参与。毫无疑问，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历史根基和必要文化资源。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是代代中华儿女集体智慧和精神创造的结晶，“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36]。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总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影响着现代人的社会实践。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自然地汇入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并客观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实践，成为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
1.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历史是过去的现在，现在是历史的承续，历史和现在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彼此连接，相互影响，难以隔断。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过去，与现代化之间亦有种种关联，总是潜在地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
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基础。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对抗、继承和超越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来推进，以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为实现标志，人的思想观念的解放始终是这一过程得以推进的精神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既表现出一种矛盾和对立关系，也表现出一种继承与超越关系，因为现代化是在与传统的对立中启动，在持续冲破传统的束缚中推进，在不断继承和超越传统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实现的。在中国推动和实现现代化，离不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基础。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记忆，中华传统文化深深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中，深刻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信仰，是人们无法摆脱的历史烙印。同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理念和成熟的精神气质，也构成了人们接触新事物和进行新创造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正是在传统优秀资源与现实新鲜元素的碰撞交融中，当代中国人才实现了思想的解放和理念的升华。
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文化现代化的基石。现代化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现代化，还包括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经济等相比，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更深层地位，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发展的程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7]文化是决定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根本要素，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化本身固有的内在诉求。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不同步是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何在经济迅速发展并强大的同时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新时代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文化本身具有民族性、世界性和时代性，其中，民族性要求新建构的中华文化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做到“古为今用”；世界性要求新建构的中华文化要很好地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做到“洋为中用”；时代性要求新建构的中华文化要很好地顺应当下文化发展潮流，服务当今时代发展需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和整合中建立，必然是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并能够服务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文化。因此，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建构起当代中国的新文化，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参与和贡献。中华传统文化是塑造中华新文化民族性的根本来源，是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2.中华传统文化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集中概括，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丰富内容，包括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特色鲜明的制度文化、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与博大精深的精神文化。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38]。只有这样，中华传统文化才能转化为助推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力量。
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以其丰富文化成果和精神力量助推现代化建设。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充沛价值理念、正心修身理念、完备人际规范、包容和谐思维，是当代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培育价值观念、塑造时代新人、建设和谐社会、推动交流互鉴的宝贵借鉴，是持续推进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对现代化所发挥的推进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具有一般适用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可以直接拿来，如爱国、仁爱、诚信、正义等；二是在原本内容基础上能够结合现实需要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如“小康”“和谐”“实事求是”等；三是在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基础上转化和创新表达形式，以形成适用于现代需要的新的思想文化，如从“民本”到“人本”和群众观、从“天人合一”到“美丽中国”等。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资源，而且成为促进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现实力量。
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助推现代化建设。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民族精神，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从而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无畏精神等，这些对于巩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晚、基础差、外部压力大、内部问题多、矛盾也异常尖锐且集中，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肩负的现代化责任更加沉重，所要走的现代化道路也更加艰辛。因此，我们要经受住种种挑战和考验，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必然要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国家力量。作为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中华传统文化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中，凝聚在中华儿女的基因里，在中华儿女的心灵最深处潜藏着，所起到的凝聚人心作用可谓长久而持续，所发挥的汇聚力量的潜能亦是深刻而有力。借力中华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攻坚克难、无往不胜的磅礴气势，这是中华文化鲜有的品质与独特的动力。
3.中华传统文化能够矫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偏颇。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潮流，是社会历史正常演进的客观结果，代表了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要求。但现代化本身不是完备无瑕没有缺点的，它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是有偏颇和缺陷的，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会伴生很多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容回避的现实。而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39]。就目前来看，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
生产力解放是现代化的核心要求，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工业化过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知识文明是现代化发展的一般逻辑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和发展，人创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不断得到增强，其结果是：一方面人能更好地适应、利用甚至改造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却也因为自身能力和自我意识的增强而忽视对自然界的尊重和保护。这在现实中表现为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破坏的矛盾，且在经济发展创造出巨大物质利益面前，人们往往看不到、处理不好这一矛盾，甚至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增长，这就为人们日后面临严重的自然生态问题埋下了祸根。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问题就会不断涌现。当前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现象，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如“天人合一”“顺天应时”等，都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能够为当前科学处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思想指引和理念支撑，对于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具有重要价值。
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来实现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型经济，在本质上遵循工具理性，一方面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易于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与道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蔓延等。这种利益化、复杂化的人际关系，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甚至会成为诱发社会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简单而淳朴，对生活的幸福追求和理解也比较单纯与朴实。而在现代化迅速推进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促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上述社会问题并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幸福的感受，关系到人们对现代化目标的共识。我们对这些问题不能熟视无睹、任由发展，而必须高度警惕，注意克服和消解。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人际关系准则和为人处世原则，如仁爱、诚信、忠义、友善、无私等理念和规范，能够为协调和处理当代人日益功利化、复杂化的社会人际关系，以及规避和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提供重要遵循和观念镜鉴，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现代化在生产变革中不断推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并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而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们的物欲被充分激发，过分注重追求物质财富而忽略精神境界的提升，这就易于出现诸如精神迷乱、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等人的品性颓败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现代化进程对人的思想和心理冲击造成的，在本质上是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分裂，是人与自身的一种矛盾，是人实现自身现代化必须要解决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也能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求借鉴。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伦理道德思想，如“孝悌忠信”“为仁由己”“见贤思齐”“正心笃志”“修齐治平”“俭约自守”等，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强调人的自我修养，注重人的品性提升，这在物欲横流的当今时代，能够引导人们反观自身，引导人们不断“向内看”而真正认识自我和把握自我，进而处理好自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以确保自身提升精神境界，提高素质品性。
（二）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中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
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深刻发展变迁的历史洪流中，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相遇，这一相遇不仅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中华历史文明重焕生机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华传统文化汇入现代化进程之中，成为推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源和现实力量，并且中华传统文化在对现代化发生作用的同时，现代化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是相互影响、彼此促成、协力共进的。概括来说，现代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为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提供了时代机遇、重要遵循和现实资源，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自身走向现代化。
1.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时代机遇。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明，其理念、精神、原则、形式、制度等都被赋予了当时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实践的特性，其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其存在的经济基础，皇权至上的封建制度是其服务的政治对象，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维系社会稳定的保守型文化，不能起到或很难起到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作用，亦不能解决近代以来国家的救亡图存问题，这使得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难以摆脱屡遭批判甚或被摒弃的命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步入快车道，而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借传统文化之精华助推新文化建设、助力修正偏颇，这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延续发展的广阔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华传统文化重新走上历史舞台，是时代的呼唤和现实的需要。
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自身的新发展，离不开作为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离不开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它的改造与吸纳，离不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与有力推动，离不开作为文化创造和文化享用主体的中国人民的传承发扬与自觉实践。事实上，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带领中国人民突破思想禁锢，克服发展障碍，创造幸福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引领文化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人们的文化素养不断提升、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进，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整体优化，这都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实现新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
2.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重要遵循。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必然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引导下推进，必然要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去创造。这就是说，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要在实践上有所遵循，现代化本身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目标、方向及道路等方面的基本依赖。
一要服务现实。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生机，根本原因是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而服务于客观实践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中华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是与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相区别的，不能直接适用于现代社会，亦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且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具有两重性，既有优秀精华，也有糟粕劣根，其消极落后的内容只会成为现实社会发展的障碍。那么，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延续生命力，或者说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是什么，这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必然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明，也逐渐彰显出其应有的时代价值，作为一种服务现实的力量而成为推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华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化并要实现自身现代化，必然要坚持服务现实这一基本原则。
二要科学阐发。从本质上看，我们所说的“传统”以及对它的描述和概括，是现代人所具有的一种历史态度、所呈现的一种思想观念、所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传统本身是开放的，传统的很多内涵和价值是被主观赋予和决定的，亦即说，传统的生命在于现代人如何去理解、阐释和把握。理解和阐释传统，需要站在现代的角度，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致力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推进，而不应只看以往历史，就传统论传统。传统必须与现代相结合，才能够融入和影响现代化进程。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自身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必然要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丰厚内容。
3.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现实资源。文化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现代化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丰厚的社会土壤。“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4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实践，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个方面；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科学推进，是一次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新探索。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片广阔天地，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现代化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催化剂。中华传统文化代表的是农业文明，现代化则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相连。较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孕生出的思想、文化、理念等更加先进，能够克服中华传统文化的局限，呼应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提供新鲜元素、注入新鲜血液。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超越，如中华传统文化偏向封闭保守，现代思想文化更加开放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缺乏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平等观念、法治理念等，而这些都是现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充分说明，现代化思想文化本身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现和纠正自身缺陷的参照对象，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反观和超越自身局限的榜样力量。借助现代思想文化的精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迅速蜕变升华，最终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三）科学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交流，实质上是一次历史和现实的对话。在这一对话中，对抗与交融、矛盾与协调、桎梏与动因彼此交织，两者的关系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特性。我们需要科学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1.从历史纬度看，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的作用需要辩证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具有双重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需要我们辩证认识和把握。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维系社会稳定的巨大力量，一直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运用，并长期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而存在，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品性。中华传统文化旨在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天朝王国，但其本身则具有历史局限性。在社会不断发展变迁尤其是西方国家已经进入现代文明之际，中华传统文化在现实中已无法支撑起社会发展的远大目标，亦无法解决民族救亡图存的现实问题。中华传统文化狭隘落后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现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比之中华传统文化落后、糟粕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其精华部分和积极因素。“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41]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其强大的教化凝聚作用，将亿万华夏儿女团结在一起，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威力；在关键时刻特别是国家遭遇民族危难时，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将人们团结起来抵御外侮，从而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些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恒久性的重要价值，对当代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仍然适用、仍能给予强力支撑。我们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要采取辩证的态度，要科学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有效规避其不足，重在发挥其优势、实现其价值。
2.从现实维度看，中华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化，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即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实践，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景。“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42]同时，“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43]。要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目标，必然要与历史对话，必然要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即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此外，中华传统文化要寻求在新时代的生存空间，找到延续发展的历史合理性，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力量，就要首先与现实接轨，能够服务于当代实践，发挥出自己的时代效应。这就是说，现代化在客观上需要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延续发展亦离不开现代化，两者是彼此依靠、相互促成的关系。这一关系实现的关键，是要发挥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从未来维度看，中华传统文化参与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建构，是在与多元要素的互动中实现的。当代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然要建立起适应现代化需要、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文化，而要建立起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就需要借助多种力量，整合多种要素，运用多种方法。其中，加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思想文化与客观实践的互动，即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互动，尤为必要而重要。通过与世界文明成果和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有效互动，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够参与到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建构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44]，即在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的互动中，坚持“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原则，运用辩证取舍和交融互补的方法，通过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的互动交融，共塑当代中国新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在这一实践互动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实践为导向，以协力共进为目标，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努力打造当代中国新文化的时代性品质。
四 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服务于现代化建设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中华传统文化汇入并作用于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历史资源和现实力量。现代化在客观上为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提供了时代机遇和重要遵循，从而促进中华传统文化自身走向现代化。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新时代是彼此交融、协力共进的，其中，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两者协力共进的关键所在，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以助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两者协力共进的根本追求。
（一）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时代需要、现实条件和路径选择
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现自身发展、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对时代要求的洞析、对现实条件的把握和对实践路径的选择。
1.时代呼唤中华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象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深刻作用于封建中国的政治生态、社会风貌、民俗习性等，同时也在近现代中国的变革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此，我们要克服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性辨识和时代性诠释，强化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的系统化，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体制机制。而更为根本的，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只有这样，中华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发扬自身优势、克服自身局限、呼应时代需求，才能更好地在与现实的互动中实现自身的时代价值。
2.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现实条件。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现代化背景下进行和实现的，现代化建设的客观环境为其提供了现实条件，这些现实条件既包括现实机遇，也包括需要应对的诸多挑战。就机遇而言，主要表现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强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一带一路”建设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等等。就挑战而言，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要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现代化视野；全球治理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提供，要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有国际化视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要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有创新方式手段；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加剧，要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有创新教育路径。总体而言，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现实条件是多元的、有利的，我们要科学认识这些条件，积极应对和着力化解现实挑战，充分把握和有效利用历史机遇，努力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3.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45]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有客观的时代动因和现实条件，同时需要科学的实践路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有其丰富的内涵旨趣、统一的内在关系以及必要的原则遵循。习近平指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46]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有机统一的，其中，创造性转化是创新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性发展是创造性转化的目的和指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充分尊重传统文化，自觉礼敬民族历史，实事求是地整理挖掘；二是转化再造丰富发展，把精神传递与形式改造有机结合起来；三是以实践需要为导向，服务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延续中华文脉并从历史传统中汲取精神养料的正确态度，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科学路径，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47]。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现代化建设，助推现代化目标实现
中华传统文化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在应对多元思想文化交锋碰撞的挑战中把握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有利条件，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科学路径，既保留中华民族最深刻的精神标识，又使自身的精华通过现代转型与当代文化相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支撑与文化助力。
1.服务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是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发展是内因，现代化建设需要是外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必须自觉呼应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使服务现代化建设成为自身时代价值的集中体现。不以服务现代化为目标，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就没有了方向，失去了动力；中华传统文化要服务于现代化，若自身仍与现代化脱轨，自身都没有并入现代化的轨道之中，那最终也是空谈也要落空。
2.中华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优秀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连续性、世俗性、人文性、伦理性、和谐性，且博大精深、内容广泛，涉及思想、宗教、文字、文学、教育、建筑、服饰、艺术、饮食、体育等领域，层层涵纳，包罗万象，其优秀成分和进步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核心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二是中华传统美德，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等；三是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这一切，都“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49]。我们在实践中要对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50]。
3.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并服务现代化建设的途径方式。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研究阐释水平，增进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进一步加强遗产保护运用，延续传统文化血脉风骨；进一步强化宣传普及教育，提高国民传统文化素养；进一步打造传统文化体验平台，创新拓展实践养成途径；进一步完善弘扬传统文化体制机制，夯实传统文化保障基础；进一步优化传承创新环境，营造传统文化发展氛围。同时，我们要充分结合和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以及在现代转型中取得的丰富成果，努力做到以丰富政治智慧服务于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以充沛价值理念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以正心修身理念作用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以完备人际规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深厚民族精神凝聚华夏子孙共襄复兴伟业、以包容和谐思维推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三）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与现代化建设内在统一，相互促进
中国于近代开启的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中相遇，二者在现实中既彼此呼应、相互促进，又互相对抗、彼此掣肘。在新时代的境遇下，我们要在科学把握二者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努力实现二者的协力共进与良性互动，使中华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化，以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
1.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建设包括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军备国防以及医疗卫生教育体系等，还要建设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即实现文化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需要思想文化来引领方向和汇聚力量，因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51]。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象征，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不能割断的根脉和必须借鉴的资源，中国新文化建设要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建构，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实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实现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实现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与实践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2]。其中，第一阶段是“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是“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3]通过两个阶段的奋斗，我们国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建成现代化强国，构成了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具体来说，就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是新时代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也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实践保障和现实选择。
3.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与现代化建设彼此交融、协力共进。随着中华传统文化汇入现代化洪流之中，中华传统文化开启了自身现代化的征程，现代化亦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助力而更加科学高效地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与现代化建设彼此交融、协力共进。彼此交融、协力共进，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联结作用状态，也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与现代化建设彼此交融、协力共进，要坚持以文化自主与道路独立为前提条件，以正向支撑与良性互动为本质要求，以自我扬弃与渗透融合为路径选择，以文化创新与制度完善为目标追求，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内涵、建构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新方案、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展示人类文明发展繁荣新气象，由此开辟出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提升的新境界。
[1]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包含两方面要义：一是去除糟粕，二是取其精华。即毛泽东所要求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在“去除糟粕、取其精华”意义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蕴相通。在一般意义上谈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精华，主要是一种原则要求，具体到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需要结合具体观点、特定语境、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鉴别与判定。
[2]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相遇，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的中国近代历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数代仁人志士一方面力求用中华传统文化去拯救民族危机，一方面向西方寻求新的思想理念以求救国，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历程亦在挫败中艰难前行。此一时期，中华传统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被认知和对待的，尚未达到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去除糟粕、取其精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高度和理性自觉。在与中国现代化整个过程相联系的意义上，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功能及自身走向现代化的机制路径，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样一种对应关系来表达，更有益于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过程和联结融会机理。
[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4]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5] 参见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6—74页。
[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4页。
[7] 参见何传启《现代化研究的十种理论》，《理论与现代化》2016年第1期。
[8] 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化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9] 王坚：《美国印第安人政策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6页。
[10] 王坚：《美国印第安人政策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6页。
[11]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2页。
[12] 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化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13] 陶海洋：《依附理论的发展及其主要观点》，《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
[14] [美]保罗·A.巴兰：《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载[美]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15] [美]保罗·A.巴兰：《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载[美]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4年版，第148页。
[16] 参见何传启《现代化研究的十种理论》，《理论与现代化》2016年第1期。
[17] 参见贾英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旨趣及其变革实质》，《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18] 参见郇庆治《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
[19] 《让谁吃下污染：“绿色资本主义”的回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3日。
[20] 《让谁吃下污染：“绿色资本主义”的回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3日。
[21] 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化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页。
[22] 参见刘金源《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25] 参见汪信砚《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6] 参见陈振昌《世纪之交世界现代化的新趋势》，《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7] 汪信砚：《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8] 汪信砚：《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9]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页。
[30]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1页。
[3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2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3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36]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页。
[3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39]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4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4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42]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4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44]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45]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46]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
[47]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48]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4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页。
[50]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5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52页。
[5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5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