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学传家

张元忭（1538—1588），字子荩，别号阳和，又号不二斋，[12]越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故居现位于绍兴市区人民路，系明代建筑，台门坐北朝南，尚存正屋与后宅房各三间，中间天井，两侧有厢房。台门斗及门前建筑于1993年拓宽人民路时被拆除。始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设于越城卧龙山南麓、与稽山书院上下相望的阳和书院，虽遗址尚存，然遗迹全无，隆庆年间张元忭与罗万化、朱赓曾就读于此，元忭别号“阳和”即可能与此书院有关。[13]

张元忭的祖先是四川绵竹人，为宋朝丞相张浚的后人。其父天复，官至太仆寺卿。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元忭举于乡。隆庆二年（1568）天复就逮于云南，元忭侍之以往。天复释归，元忭入京颂冤，事解，又归慰其父于家。隆庆五年（1571），元忭登进士第一人，初授修撰。徐渭致县学同学张天复之贺诗中称“南宋到今知几度，东风分付只三人”，[14]即意指元忭为南宋以来山阴县第三位状元。[15]万历十五年（1587），元忭升右谕德兼翰林侍读，次年三月卒于任上，天启初追谥文恭。首辅王锡爵在《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墓志铭》中评价元忭：“明兴大廷首举诸硕哲，位不过五品而名重天下，唯一峰（罗伦）、梓溪（舒芬）、念庵（罗洪先）三先生，得君而四之，岂非以其立言立德自有不朽者在邪？”与“三不朽”者王阳明相比，张元忭被誉为立言立德“二不朽”者，亦属不易。

清人王雨谦序《琅嬛文集》曰：“陶庵为雨若先生之孙，而阳和公其曾祖父也。阳和公以文章魁天下，雨若先生成进士，以理学推醇儒。”其中陶庵即明代散文大家张岱，《琅嬛文集》是其代表作；雨若即张岱祖父张汝霖，阳和公即张岱曾祖父张元忭。山阴张氏自天复尤其是元忭之后，家族兴旺，名人辈出，诚如张岱《家传》所言：“岱家发祥于高祖（天复），而高祖之祥，正以不尽发为后人之发。”是故张岱特作《家传》《附传》，以表彰山阴张氏数代名人，山阴张氏世家遂名扬四海。

张元忭“生有异质，又好读书”，常“以大贤自许”。初宗朱子学，后闻阳明致良知教，恍若有悟，喟然叹曰：“学在是矣！”自是学宗阳明，日究心学。[16]“而每病世之学文成者多事口耳，乃以力行矫之”，尝曰：“学者皆说良知不说致良知，去师门宗旨远甚。”又曰：“上智即本体为工夫，下学用工夫合本体。”其超悟融释，表里洞贯，不让阳明诸入室弟子，而矫偏救弊，以羽翼师说，则所付之功甚著。元忭个性“特操端介，绝不喜媕婀事人，然坦焉躏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见”。所谓“绝不喜媕婀事人”，即保持独立人格；“不欲以奇行自见”，即恪守中道。[17]是故元忭好友周汝登尝称其“学宗良知，而工夫重致，以身力体之，称忠孝状元。……阳和以天下为己任，忼慷时事，注意人材，将大有斡旋，未施而卒”。[18]

张元忭“座师为罗万化（康洲），尺牍往来，止称兄弟，不拘世俗之礼也”。[19]但他在学问上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阳明高足王畿（龙溪）。王畿称其“信予之过”，又说“（罗）康洲温而栗，阳和毅而畅；康洲如金玉，阳和如高山大川”。[20]《明儒学案》中有元忭取王畿《中鉴录》教诲内廷宦官的记载。[21]张家与王家还有姻亲关系，[22]而王畿又是徐渭中表兄。但元忭并不全信王畿，从其《复王龙溪翁》书中委婉地批评王畿“向处山林，久与世隔，不知市朝之态”而一味责怪自己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王畿的态度似在师友之间。是故《明史·列传》曰：“（邓）以赞、元忭自未第时即从王畿游，传良知之学，然皆笃于孝行，躬行实践。以赞品端志洁，而元忭矩矱俨然，无流入禅寂之弊。”《四库全书总目》则认定元忭“与（王）畿之恣肆迥殊”。黄宗羲《明儒学案》亦评论说：“（元忭）先生之学，从龙溪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四有教法。龙溪谈本体而讳言工夫，识得本体，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谓‘本体本无可说，凡可说者皆工夫也’。尝辟龙溪欲浑儒释而一之，以良知二字为范围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学龙溪之可。’先生可谓善学者也。”[23]而所谓“吾以不可学龙溪之可”，即反映了元忭与龙溪唱反调的为学立场。比如龙溪“行不掩言”，元忭却“学先行谊，以戒慎恐惧为门，以出处辞受为则，即深谈妙至，而行不掩言无取焉”；[24]龙溪务“虚谈”，元忭却“务实践”：“贵乡有文成公倡于前，我公（元忭）继之，诸青衿且鼓舞其间，而绌虚谈，务实践，又今日固本回生要剂也。”[25]目的就是想为王门提供一帖“固本回生”的灵丹药剂。

张元忭之学主张朱、陆调和，尝曰：“朱陆同源，而末流乃歧之，非是。”遂手摘朱子所论著与阳明意符者汇集之，题曰《朱子摘编》，以祛世儒之惑。[26]又强调王、湛并重，其《九华杂咏》曰：“太白豪气振万古，王湛一时两大儒。千载书堂九华胜，今来何事顿荒芜。”对同为阳明山阴弟子的季本和江右王门硕学邹守益之子邹德涵相当推崇，在季本殁后，尝私淑之，又曰：“弟自辛未春一见（德涵），即已倾倒，谓兄实我之师，非敢徒以为友也。”[27]且与袾宏关系密切，憨山德清《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称其与宋应昌、陆光祖、冯梦祯、陶望龄等皆为袾宏所化。[28]尝与袾宏互为唱和，亦有儒禅归一之情趣。

在越地文人群中，张元忭与徐渭的关系最为密切，两人皆为王畿学生，实属同门，胜似师友。[29]元忭还未出道时，徐渭已是远近闻名的“越中十子”之一。然而徐渭却久试不第，家境贫寒。元忭家境较为丰裕，于是经常接济困顿中的徐渭。“纸裹朱提”，[30]让徐代笔，便是元忭接济徐的手段之一。元忭所撰的《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庞公生祠碑》《彭山季先生祠堂碑》《义冢记》《大南峪万佛寺记》等，皆由徐渭代笔。徐渭因杀继室张氏而坐牢七年，全靠元忭竭尽全力营救才得以出狱。[31]是故徐渭自著《略谱》，将元忭作为恩人记入《记恩》栏中。徐渭性格狂易，对元忭时有冒犯，然元忭从不计较。据沈德符说：“徐文长渭暮年游京师，余尚孩幼，犹略记其貌，长躯皙面，目如曙星，性洸弛不受羁束，馆于同邑张阳和太史元汴（忭）家，一语稍不合，即大诟詈，策骑归。后张殁，徐已癃老，犹扶服哭奠，哀感路人。盖生平知己，毫不以亲疏分厚薄也。……徐此后遂患狂易，疑其继室有外遇，无故杀之，论死，系狱者数年，亦赖张阳和及诸卿勠力得出。”[32]由此亦可看出，元忭与徐渭的特殊交情。但元忭在思想上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性，不仅未受王畿之影响，而且受徐渭的影响也极小。

从张元忭的学术倾向及交友情况看，可以说他具有融合朱、陆、王、湛之取向及儒、禅归一之情趣，但要对其进行定性分析，即究竟应将其划归王学修正派还是朱学新发展，抑或是折中朱、陆、王、湛，取长补短之新形态，却是一件难事，其中的主调和重音或谓根本诉求，往往差别只在毫厘之间。比如，我们完全可以把“务实践”“以祛世儒之惑”视为张元忭的学问主旨，但其所谓的“实践”之精义、“实学”之内涵，及其与王门中其他代表性人物亦同样挂在嘴上的“实践”“实学”之区分，却是需要做出回答并进行具体定位的。

依笔者之见，史学可以说是张元忭所强调的“务实践”的基本诉求，只不过张氏史学乃是融于阳明心学后的史学，或谓心学化的史学。如果能将张元忭的“务实践”与其同乡、同门之先辈季本的“务实践”作一比较，即可看出两者的细微差异。季本之“务实践”可谓“经学”之务实，而张元忭之“务实践”则可谓“史学”之务实。史学在张元忭的学问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一如经学在季本的学问系统中所占之位置。总的来说，在绍兴地域文化、历史传统大环境的作用下，阳明之后、龙溪之时，绍兴王门所发生的思想衍变颇具两重性，即：既有沿着龙溪的思想路径而趋向于三教归一的，如周汝登、陶望龄等；也有为矫正龙溪的致虚倾向而走向经学或史学的，如季本、张元忭等。而“六经皆史”，经学即史学，史学又是实学的具体落实之处，是实学的具体体现，它与实学中的事功学、日用学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是经世济民、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基石。因此，张元忭的“务实践”亦主要体现在重史学的为学取向上。

张元忭著述颇丰，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初，其父张天复作《山阴县志》未成，元忭续成之，后又纂《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义严衮钺，足称一方信史”。其中《绍兴府志》，由张元忭与万历十三年（1585）丁忧在家的孙鑛（1525—1594，孙燧重孙）合作完成，洋洋五十卷，一年即成。[33]赵锦在《序》中称此志“其事具，其言核，统之有宗，而析之不紊。详哉旨乎其言之矣。旁诹而博考，酌古而准今，发前所未明，补前所未备，其用心亦勤且精矣”。[34]《四库全书总目》亦谓：“是志分十八门，每门以图列于书后，较他志易于循览，体例颇善。末为序志一卷，凡绍兴地志诸书，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以下，一一考核其源流得失，亦为创格。”《会稽县志》是由张元忭和徐渭合作编纂的，共十六卷，明万历三年（1575）刊行（浙江图书馆有藏，存八卷）。以上三志代表了当时绍兴地方志纂修的最高成就，因三志并出张氏父子，故时人遂将父子俩比作（司马）谈、迁。此外，张元忭还纂有《云门志略》五卷，明万历二年释司纶等刻，清丁丙有跋文，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0册，《四库全书总目》评曰：“元忭以其未备，补缉是编。以《山川》《古迹》《名贤》为一卷，而余四卷皆《艺文》，又末大于本矣。”《馆阁漫录》十卷，六册，明不二斋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259册，《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据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是书十卷，题张元忭撰。二人相去不远，必有据也。……是书所录皆明成祖至武宗时翰林除授迁改之事，编年纪载，亦间有论断。”《新刊翰林诸书选粹》四卷，四册，明万历二年（1574）李廷楫刻本（浙江图书馆有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6册，《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是书采掇诸子之语，分编二十五类。其第四卷臣道类外又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门目殊嫌冗杂。”《广皇舆考》二十卷，十二册，张元复撰，张元忭增补，明张象贤遐寿堂刻本，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7册。《朱子摘编》二卷，明万历十六年（1588）张元忭序刻本，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四十二年重刻本，凡上下二卷，毕懋康序，黄德修刻。另外还有《槎间漫录》[35]《读史肤评》《山游漫稿》《志学录》《读尚书考》《读诗考》《皇明大政记》等，皆未见存世。说明除了史学，张元忭在经学上也颇有成就。

张元忭重视史学，又以人物传记为主。孙鑛在叙述《绍兴府志》的纂修过程时，尝曰：

宛陵萧公来治越，诸废既举，乃次第及修志，遂以属张子荩元忭及不敏鑛。鑛逡巡未之敢任，乃府公复命县尹丁君申谕之。鑛以札记请于子荩，然后致诺焉。素乏讨论，既受命，茫然未得要领。已乃取八邑新旧志割裂之，分类拈出，再反复观焉，始稍稍见端绪，久之未敢举笔。初，鑛欲任其草创，而以润色俟之子荩。既疏，愒不克济，萧公虑杀青无日，乃又属人物于子荩，而俾鑛专地理也。[36]

可见，府志初稿大部分由孙鑛承担，而元忭除承担全书的统稿润色任务外，还撰写了人物志十五卷。两人的工作量应该不分上下。另据万历《会稽县志》载：“隆庆初，祥符杨节复经纪其事，会以召行，而丹徒杨维新继之。时张元忭子荩适请造家居，遂以志属子荩。子荩又荐徐渭，使专编摩，而子荩相雠榷也。……人物传独出于子荩手，人服其公。”相比于擅长文学的徐渭，[37]张元忭的长项在于史学。但他在编纂史志时最专注的却是人物传记，而人物传记又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元忭最重视的是思想史。也就是说，元忭是把史学当作思想史来写的，思想学说的传承创新是元忭的重中之重。这与其道友周汝登的学术志向多有重合。

现代史学大师刘咸炘受章学诚启发，在对“浙东学术”之谱系的追溯中强调：“会稽章实斋先生之学，可谓前无古人，然实承其乡先生之绪。所谓浙东学术者，今世罕知其详，盖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而成于黄梨洲者也。”[38]所谓“乡先生”，即指包括张元忭在内的浙东尤其是绍兴之史家。而刘咸炘的“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之定位，同样也适用于对张元忭的评价，只要把“姚江理学”改为“姚江心学”即可。张元忭之史学，就是以姚江心学“为里”或称心学化之史学。换言之，浙东的史学传统，远承宋世婺州的史学传统，近承明世越州的史学传统，而张元忭、黄宗羲、章学诚乃其史脉之渊源也。

关于张元忭所著诗文的结集情况，各家记载不一。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张阳和集》十六卷；《明史·艺文志·集类三》载《不二斋稿》十二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载《不二斋遗稿》十二卷，又有《张阳和文选》八卷、邹元标辑《不二斋文选》六卷及《山游漫稿》；《浙江采集遗书》载《不二斋文选》七卷；[39]清嘉庆《山阴志》载《不二斋稿》十二卷及《山游漫录》；徐承烈《越中杂识》卷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载《不二斋稿》十二卷；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集部前代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载《张阳和不二斋文集》十六卷。现存元忭诗文集，主要有两种本子，即《张阳和先生不二斋稿》和《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40]

关于经学、史学与心学的关系，湛甘泉尝曰：“圣人之治本于一心，圣人之心见于《六经》，故学《六经》者，所以因圣言以感吾心而达于政治者也。”高攀龙亦云：“《六经》皆圣人传心，明经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经。明经不明心者俗学也，明心不明经者异端也。”[41]他们都强调经学的重要性，认为《六经》是圣人之心达于政治的表达，明“经”与明“心”是一体的。清代浙西学者朱彝尊注意到明末重新重视经学的倾向，遂将相关论述转引于其所著的《经义考》中。阳明学者当然也重视经学，但尤重史学。王阳明与其高足徐爱曾就经、史之关系有过如下对话：“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阳明）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史》亦经。《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42]在阳明那里，“史”的地位被明显抬高，升至“经”而等同于“圣人之心”，与“经”同属“达于政治者”。而这种重视“史”的倾向，实为浙东宋代以来理学化之史学传统的继续，只不过在阳明学派那里，它被转化为心学化的史学取向，并较为集中地反映在钱德洪、张元忭、周汝登等人身上，后又被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同等人所继承和发展。

张岱也遗传了其曾祖父张元忭的基因，天生具有史学才能和修史志向，亦具有与其曾祖父相近的史德和史识。

张岱（1597—1689），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张氏三世藏书，张岱“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43]“性承忠孝，长于史学”，[44]著有多种史书，其中《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是其寄寓故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明史著述。张岱私修明史，并以此为正业，《石匮书》即其代表作。全书220卷，上起洪武，下讫天启末年，分为本记、志（有天文、地理、礼乐、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马政、盐法、漕运、艺文诸目）、世家、列传（有循吏、独行、行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逸、名宦、宦者、胜国遗臣、盗贼、兀良哈、朵颜三卫、朝贡各国），属纪传体的史学著作。该书著述严谨，“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前后历五十年；[45]而且“不顾世情，复无忌讳”，在东林党普遍受到士流拥戴的情形下，揭露了朋党之害，并批评以“道学”“声气”相标榜的东林党负有“败国亡家”之责，于是招致“恨不拥戴东林，恐不合时宜”之非议。[46]邵廷采曾将《石匮书》与谈迁《国榷》并称：“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谷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47]又曰：“短檐危壁，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藏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至于兴废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连陨涕，三致意也。”[48]温瑞临《南疆逸史》亦认为：“两家体裁较他稗史独完具，而（张）岱（谈）迁于君臣朋友之间，天性笃至，其著书也征实覆核，不矜奇门，文以作者自居，故儒林尚之。”[49]是故明末抗清志士李长祥所谓“当今史学，无逾陶庵”，当非过誉之言。然《石匮书》在张岱生前并未完成，故而在张岱的著作中，此书的影响力远不及《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不过后两种虽名为笔记文学，实为明朝的物质生活史或精神生活史，亦可算作张岱的史学作品。

张岱的史学主张与其心学主旨之间亦存在密切关系。比如，他要求在“率性”的前提下表达“真性”“真气”的思想主张，体现在学术上便是强调“学贵自得”：“凡学问最怕拘板，必有活动自得处，方能上达。”[50]体现在文学上便是其“独抒性灵”之说，而体现在史学上，则是秉笔直书，求真求实，不为世俗之见所裹挟，而直抒人物之精神气貌。可见，与其曾祖父一样，张岱的史学理论实源自他的心学思想，因而所体现的也一样是心学化的史学取向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