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竹斋诗集》版本考
方俞明
摘要 王冕是元明以来中国隐逸文人的心中偶像，其自喻之题墨梅诗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因习总书记以诗言志的妙引，而更显其当代价值。明代以降，王冕《竹斋诗集》版本之流传与演变极为复杂，而前人论列未周，故厘清各版本之成书原委、流变过程和文本差异，对王冕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王冕 《竹斋诗集》 版本
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以吾乡王元章氏为理想人物，置于开篇登场，意在以元章之高洁，反衬其后众多出场者之污浊，实开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之先河。而历史上真实之王元章，不仅是一位品性高洁的名士，亦是中国文人以石治印的开山始祖和没骨写意的画梅圣手，更是元末诗坛的一颗耀眼明珠。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会稽外史。尝以竹斋、梅花屋榜其居。浙江诸暨人。少时家贫，读书刻苦，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从性学，遂称通儒。应进士举不中，即焚所作文。既而仗剑飘零，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游燕都，历览名山大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既归越，复大言天下将乱，携妻孥隐于会稽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写梅视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人讥之，冕曰：吾藉是以代耕也。时时搦笔写大幅梅花，天台丁仲容尝题之曰：老干长枝，张伯英书法也；疏花密叶，《黄庭经》书法也。论者曰：先生状貌魁梧，美髭髯，类王孝伯；立志落落，类梁叔敬；歌词婉而典雅，类李商隐；细字书，类王逸少；作画类杨补之。里生张辰曰：先生最高处，在志念疲民，哀叔世之政，伤伦彝之
。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谒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集平生著述，本其故里，名《栗里稿》若干卷。存稿于家，易代多损，后人辑刊为《竹斋诗集》。
“竹斋”者，元章诸暨之草庐，亦元章读书之所也。会稽韩性有《竹斋记》记其事：
嗟夫，世之知竹者鲜矣。暨阳王元章以竹名斋，请《记》于予。予家距其所居不百里，而未尝一至其处，余何由记之？元章出画卷示余，苍断桥中，杂草屋十数楹，蔽著篁竹间。指曰：是所谓竹斋而求夫子之记者也。嗟夫，元章真知竹者！吾闻：古者燕居之室曰斋，有取以祓濯自洁之意。元章居是斋，图史以为师，起居不肆，冠佩不宴，出门四瞩，清风凛然，如接畏友。远游而不忘，必假图画以寓其心目，元章其真知竹矣，而予何能记其高致也！君家内史修禊兰亭，修竹之名播天下，竹以人重也。王子猷事业不多见，徒以爱竹之故，世之言竹者必征子猷，人以竹重也。元章孤高放旷，志业日益进，与之游处者相语曰：兹“竹斋”者，王元章读书之所也。暨之竹，将由元章而重矣。士患无志耳，有志而无成，吾不信也！[1]
王冕为人狂放，其诗亦豪放不羁。宋濂赞其诗曰：“当风日佳时，操觚赋诗，千百不休，皆鹏骞海怒，读者毛发为耸。”刘基序其集曰：“予尽观元章所为诗，盖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恳恳悃悃，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也。”魏骥誉其诗曰：“大篇短章，豪雄俊伟，汪洋浩瀚，酷似其为人。”《四库总目提要》评曰：“冕天才纵逸，其诗多排奡遒往之气，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翁方纲《石州诗话》更独赞其作为画家之诗：“元时诸画家诗，如云林、大痴、仲圭集中，多属题画之作。云林最有清韵，而尚不能剔去金粉。至王元章，纯是十指清气霏拂而成，如冷泉漱石，自成湍激。”
王冕著述，原有总名曰《栗里稿》。“栗里”典出陶潜，[2]为渊明先生故居地，现存《竹斋诗集》卷上“偶成七首”之一曰：“人言栗里是吾家，问信东皋事已讹。”此中“栗里”“东皋”皆为用典，“栗里”出自渊明，“东皋”出自阮籍，[3]皆喻隐居也。品读《偶成七首》，多能咀其隐意，其中数首意境，正合元章晚年隐居会稽九里山之心景。称王冕此稿曰“本其故里”，即由此典衍生。盖王冕著述本多，易代之际，屡遭兵燹，致遗稿多有残损，今所传止诗集耳。其早期刊刻传钞之本，皆曰《竹斋诗集》，[4]至乾隆间官修《四库全书》，或因与南宋诗人裘万顷诗集重名，致改名为《竹斋集》。现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竹斋集》之续集卷首有跋曰：
按是稿初分为四，[5]遗失殆半。七言律诗，山樵记臆，默为手书。五言绝、七言绝一无从考。于梅之品题，常多传入画中，故不录。好事者传诵不少置，因举一二，备夫缺略。沧海遗珠，光彩终焉呈露，适尔全稿可致，当采而补入。诸甥暨阳骆居安等敬书。
山樵为冕子王周之号，由跋文可知，王冕原稿传至王周手上已经缺损。王周整理先父诗集存稿，并部分默写补缺，手录厘定，初分为四，此为《竹斋诗集》定稿之始。
而《竹斋诗集》之刊刻，首在明景泰中。白圭《书竹斋先生诗集卷后》详述此次刻书原委：
是集之传，实先生曾孙婿骆大年之所自也。大年端介愿悫，儒素自居，云栖乃别号。妇王，字永贞，从大父山樵翁，笄而命之壸彝，素率配德，警诫无违。子三人，长居安，次居敬、居恭，闲习诗礼，雍雍气谊之间，居敬梅之墨妙亦精。其尊人溪园先生，博学擅古文辞，山樵为忘年交，遗稿刊刻，深切于衷。溪园尝输粟贷贫民，奉旨以义民旌淑，预光禄酒馔，采辑《诸暨志》，工费毋溷于人。书成，大家贽见具膻醴，悉拒绝之，狷介若是，非义而何逮？若妇王保佑其家世，其竹斋遗稿，辅相克观厥成，行无攸遂，宾敬有仪，重山樵十年，乃字之得人。竹斋襟怀旷绝，矫时慢物，尝曰：士生天地间，苟不以道德功名显，亦当文翰传后，何得生无益而殁无闻焉？诸孙武昭，克能佩服斯训，凡诸述作，无不记忆。叩之，朗然成诵，慨古怀今，萧然吟咏自若，明日铛无粟煮，不暇论。事殊世异，几及百年，云栖相谓，兴起休烈，导扬篇简，具载刊置，九原可作，平生志愿酬矣。惩劝风刺，措诸言辞之表，人得而见矣。诗凡三卷，弁诸首简，诚意伯青田刘公基；出处详悉，并载太史金华宋公濂、训导诸暨张公辰《传》中。予也，与王氏居连里巷，山樵为执友行，侍席听讲常多，重以溪园文学交好，断金之谊，姻亲之往来，详于见闻，高山仰止。书成，涣乎一新，因不辞而书之。《诗》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其斯之谓乎！景泰七年岁在丙子二月既望郡人白圭书。
骆象贤，字则民，号溪园，诸暨枫桥人。生性好学，德行高洁。筑溪园于枫溪之上，藏书盈屋，被学者尊为溪园先生。岁饥，出稻谷千石以赈。明正统年间，诏旌其门曰“尚义”，敕建“尚义坊”。编纂景泰《诸暨县志》。有《溪园遗稿》存世。溪园子骆大年为王冕曾孙女婿，同溪园孙骆居安、骆居敬、骆居恭，三代共举刊刻王冕遗著《竹斋诗集》事，刻竣，已在景泰七年（1456）矣。书后有骆居安兄弟跋：
居安等谨按：外高祖山农先生抗志为儒，怀奇负异；一亩之宅，清约自处，集义养浩，声利一无动于心。具载《传》《序》中。吾母性至孝，尝抚谕我兄弟曰：我先世竹斋遗稿当时未能问世，必付之梨枣以酬我祖、父志，岁月于迈，因循恐无及矣。幸我堂上垂白之祖，昔曾亲炙我外曾祖山樵先生，推及是心，为之申命于下。吾父乃命居安日于诸弟居敬、居恭校录，阅数月始得编纂成秩。伏念居安等学植荒落，不获扬名显亲，无从效昔人成其宅相之荣。兹仅从事分校，以聊慰吾母不匮之孝思，已滋愧矣，敢云有功于是集者？外家五世孙居安居敬居恭同百拜谨志。
此跋与白圭一文，可互参是书刊刻原委。值得一提的是，《竹斋诗集》最初由王周厘订存稿，至王冕曾孙女婿枫溪骆大年及其子骆居安、骆居敬、骆居恭首次整理刊刻时，原本惜厄兵燹，煨烬残缺已遗损殆半，于是重编为三卷，又搜罗补辑成续集一卷。是为《竹斋诗集》之景泰七年枫溪骆氏刻本。此刻本今已无存。
《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经籍志》卷四十九收录“竹斋集三卷续集一卷附录一卷”[6]条曰：“焦竑《国史经籍志》所著录仅二卷，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旧钞本[7]作三卷无续集……杭州振绮堂汪氏有明钞本不著卷数，许氏有精钞一册，大抵皆从枫桥骆氏所刻传钞而各有删节，《四库全书提要》所收则骆刻原书也。”又曰：“冕殁后稿多散失，其子王周山樵氏辑其存稿藏于家，周之孙女王永贞抱此稿以归枫桥骆氏，命其子骆居安居敬再搜辑杂文，合校付刊，而永贞手为点勘，后附明吕升所撰王周行状，卷首题曰‘曾孙女婿骆大年辑’。大年名秢（俞明按：铁琴铜剑楼藏旧钞本，骆大年之名亦作秢，而当代通行传本作‘大年名称’。考其字义，当以‘秢’字为是），永贞婿也。永贞既与诸子校刊此集，而归善于秢也。”则此条畸园老人修志所述王永贞参与《竹斋诗集》校刊之事迹，又别有新意矣。
至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陆续征书采进，王冕诗集即据两淮盐政采进本入编，列《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卷一〇一集部二十三别集类二十二。全书正集三卷续集一卷，后分钞七部，藏于四库七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之《竹斋集》提要曰：
臣等谨按，《竹斋集》三卷《续集》一卷，明王冕撰。冕字仲章，[8]《续高士传》作字元肃。诸暨人。本农家子，家贫，依沙门以居，夜潜坐佛膝上映灯读书。后受业于安阳韩性，遂传其学。然行多诡激，颇近于狂。著作郎李孝光、秘书卿泰哈布哈皆尝荐于朝。知元室将乱，辞不就。明太祖下婺州，闻其名，物色得之，授咨议参军，未几卒。宋濂为作传，载《潜溪集》中，叙其始末甚备。《续高士传》以为太祖欲授以参军，一夕卒。《浙江通志》据以列入“隐逸传”。旧本亦题为元人，非其实矣。诗集三卷，其子周所辑，刘基序之。续集诗及杂文一卷，又附录吕升所为王周行状，则冕女孙之子骆居敬所辑。冕天才纵逸，其诗多排奡遒往之气，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集中无绝句，惟画梅乃以绝句题之。续集所收皆自题画梅诗也。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竹斋集》提要言简意赅，传出翁潭溪阁学手。然白璧微瑕，也略有小误，如“诗集三卷，其子周所辑”，实则王周默写补缺，手录厘定之《竹斋集》，“原稿初分为四”，因“遗损殆半”，骆氏首刻时重编为三卷。“则冕女孙之子骆居敬所辑”，女孙即孙女，王永贞实为冕曾孙女，提要此处行辈有误。
当代常见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渊阁本《竹斋集》之影印本。半框八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是为《竹斋集》之《四库全书》本。
嘉庆初年，王冕后裔诸暨王佩兰得鲍渌饮襄助，以鲍氏知不足斋所藏《竹斋诗集》旧钞本录副为底本，汇辑校核，厘为四卷，以家刻本重刊于诸暨。是本半框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扉页有署记三行，右表作者“王元章先生著”，中署大字隶书书名“竹斋诗集”，左落藏板堂号“安雅堂藏板”。安雅堂为暨邑王佩兰斋号，王氏《竹斋诗集》刊竣于嘉庆三年（1798）十月。是为嘉庆三年暨阳王氏安雅堂刻本。安雅堂刻本之版本演变最为复杂，至今学界对该版本的表述似未尽其详。
上海图书馆藏嘉庆三年安雅堂刻本《竹斋诗集》四卷，卷末有暨阳王佩兰跋，曰：
《竹斋诗集》向分四卷，先生之子山樵先生所手录、曾孙婿骆大年所编定，古歙鲍渌饮藏本也。传钞既久，讹舛滋多，好古之士咸用惆惋。因请朱青湖征君详加勘校，复质之鲍渌饮、戴鉴溪、郭春林、张企晋诸君子，始成善本。夫先生诗草经骆氏纂辑后，相去已数百年，犹得流传至今，重藉订定，是皆其精英结撰，卓杰今古，有历久而不可磨灭者。佩兰自揣微末，不克绍先世遗业，睹兹卷帙，弓冶斯贻，政不独珠柱玉杯，焜燿家史已也。爰付梨枣，以广其传，并缀始末于后。时嘉庆三年戊午冬十月既望暨阳后裔佩兰谨识。
读跋文可知，安雅堂本原刻初印于嘉庆三年（1798）十月。跋中四个人名与该版本关系重大。一是鲍渌饮，即清代大藏书家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祖籍安徽歙县长塘，随父鲍思诩居杭州。家世经商，殷富好文，不求仕进，喜购藏秘籍。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诏求天下遗书，共征书3503种，廷博长子鲍士恭以所藏精本626种进呈，居私家进书之首，知不足斋以藏书刻书名扬天下。鲍渌饮为安雅堂刻本《竹斋诗集》底本提供者和校勘者。二是朱青湖，即钱塘名诗人朱彭，字亦篯，号青湖。谙熟杭州掌故，潜心著述，好学能诗，于时有“独倡唐音”之说。朱氏为刻书样稿的主要校勘者，并为该版本初刻撰写序言，《序》曰：“诸暨王君柱公，好古者也，因购书侨居杭州。一日过余抱山堂，手一编请曰：此予家远祖《竹斋集》也，访求数载，今得骆氏本于鲍氏知不足斋，然中多鲁鱼亥豕之讹，幸为我勘校编次之，且乞一言弁其首，将付之梓人以传世焉。”[9]朱氏《序》年款落“嘉庆三年岁次戊午十月”，年月同王佩兰跋。三是王佩兰，字者香，号柱公。诸暨人，王冕后裔。喜购书。余不详。王氏为该版本刊刻主持者。四是郭春林，即诗人郭毓，字又春，一字春林，号紫石山人。其里籍为诸暨郭店，与王冕故乡栎江毗连。郭氏为诸暨名诗人，天资聪颖，奈世运不济，仅以诸生终老，然一生好学不倦。平生游幕豫、湘、楚、闽凡数十年，足迹几半天下，所历名山大川、古迹胜景，即慷慨发之诗歌。歌咏之暇，心切桑梓。郭氏既是重刻《竹斋诗集》的最初谋划者，又是安雅堂本后续之重加校勘、修订增补者，缘郭氏之校订补《序》，而使安雅堂本出现了与嘉庆三年原刻本面貌迥异之嘉庆四年修订本。
嘉庆三年（1798）岁末，郭春林辞幕里居。至次年七月，始得读王佩兰安雅堂本《竹斋诗集》新刻书，并覆校之。因郭、王有刻书前缘，郭氏复受王佩兰之请，撰序详述刻书之缘起，时在嘉庆四年八月。郭氏《序》文，言真而意切：
乾隆壬寅之秋，予客杭，寓居姚园寺巷姚氏之双清轩，与鲍子以文相往来，一日，读元人诗而鲍子适至，因语之曰：“吾乡杨铁崖、王山农二公，诗文甲于元代，而集鲜完本，君家饶秘笈，盍以其全者示我乎？”鲍子曰：“具有之，王一而杨七，皆足本也，子欲见之，夫何吝！”予跃然起曰：“此事怀之久矣，君果以足本相假，当谋之邑中，合众力为重梓焉。”鲍子许诺，且从而怂恿之。是夕酒酣，予濡笔作《征刻启稿》一通，凡数百言，方欲举行，为友人牵率入闽，事遂寝。越十有六年为嘉庆丁巳，与王君柱公晤，言及之，君大喜曰：“不才亦怀之数年，鲍氏本近已借录，藏箧中，正欲待先生为提唱耳！”即持《启稿》去，锲而传布之，然同人应之者尚少。逾年自客所归，有告者曰：“柱公刻《竹斋集》将竣事。”予心喜之而未遽信也。今七月之二十有二日，既人定矣，有叩门送书者自城中来，启视之，则焕然《竹斋》新刻也，为之狂喜。时秋暑方盛，篝灯而疾读之，不自知蚊蠛之刺肤，与沾汗之流足也。柱公书来，嘱予覆校，为考定讹谬数十字，题四诗于卷以复之。近又力督为序，予告以山农先生之为人与其诗，有刘文成公《序》知之深、论之当，予何人，敢复赘为？辞不获命，故追述其刻书之缘起如此。噫！是役也，虽发端于予，而劳劳奔走，力与愿违。今得山农后裔剞劂告备，诚为可幸矣。然而萍蓬流转之身，无风窍唱和之实，斯幸也适足以为愧也。柱公方切切焉，为铁崖七集呼将伯，吾知自今以往，人皆感柱公之用心，慕表章前哲之盛举，山鸣而钟应，磁引而铁随，必能刻期集事，予又将转愧而为幸，且得藉手以告成事于鲍子，其为幸更何如也！嘉庆四年己未八月中秋日，同里后学郭毓书。
嘉庆四年安雅堂修订本，除了校正嘉庆三年本数十字之讹谬外，还增刻了上面这篇郭春林的《序》，以及更换了一篇措辞大异于三年本的王佩兰跋，王《跋》曰：
《竹斋集》四卷，元季吾家远祖元章先生所著诗也。明正统间，其曾孙婿骆君大年取其妇王氏永贞奁中藏稿为之编次，镂板以行，今骆本不复存矣。丙辰春，居武林，始获写本于鲍氏知不足斋，传钞既久，舛讹滋甚，固商正于朱青湖、戴鉴溪、张企晋诸君子，付之剞氏。刻既竣，郭君春林自建州归，再以所藏明陈章侯家旧钞本重加校勘，愈益完善。盖先生之殁去今四百四十余年，而遗诗仅一传刻，虽选家互有采拾，而全豹未窥，徒深慨想。佩兰不敏，勉为是举，公之于世，以副海内好古家愿见之怀，非谓江左诸王人人有集，以宗贤祖德厚自夸耀也，识者鉴诸。嘉庆四年己未秋八月上浣诸暨后裔佩兰谨识。
安雅堂本之版本演变，还不止于此。其后，经郭毓等潜心搜讨，得王冕佚诗七首，其中七言古诗一首、七言律诗三首、七言绝句三首，附于四卷之末，增刻为“补遗”卷，并搜辑得骆氏原刻本收录之张辰《王冕传》一篇，补刻于宋濂溪、朱竹垞二《传》之先，郭毓并附小跋一篇于张辰《王冕传》后：
张辰，字彦晖，孝子张万和后也。经术深茂。明初诸儒应聘而起，吾暨则陈嘉谟、张辰、陈韶入参史局，出树师模，彬彬盛矣，列《县志·文苑传》，并见《府志》。据此文，辰与元章先生友善，先生没，为作《传》。其后，宋景濂《传》、《列朝小传》、朱氏《曝书亭集》所载《传》，皆蓝本于此，而以所传闻者点缀附益之，互有异同。然要当以此文为实录。今列于前，则受咨议参军之诬，不辨自明。并存宋、朱二《传》，使明者览之，知诸公滥觞所自，而宋《传》尤失实，竹垞先生之论，为稍持其平也。春林郭毓识。
这两处内容的增刻，显然于文献大有裨益。其一，“补遗”之卷，增加了竹斋诗的数量，辑佚七首中的后三首，即《应教题梅》《题云峰上人墨梅图》《题巨然画》，大概采辑自顾侠君《元诗选》二集之《竹斋集》。其二，张辰之《传》及郭毓之跋，更丰富了王冕传记的原真性。增刻未知具体时间，我们姑且称其为安雅堂补遗本。[10]郭毓卒于嘉庆十一年（1806）二月，则安雅堂补遗本的增刻定本时间，必在此期以前。
至清光绪中期，邵武徐榦出资刻《邵武徐氏丛书》，再入《竹斋诗集》四卷于其中，史称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徐榦，字伯开，一字小勿，福建邵武人，清末学者，同治年间为国子监教习，后历官浙江上虞、嵊县知县。自光绪七年至光绪十四年，徐榦在前后八年时间内陆续主持刊刻《邵武徐氏丛书》共23种，《丛书》分初刻和二集，初刻15种86卷，二集8种64卷。其中，仅部分书有刻书牌记年款，而《竹斋诗集》四卷，则为无刻书牌记年款之书。故此版本的刊刻时间，只能粗定在光绪七年到光绪十四年这一时间范围内。徐氏本《竹斋诗集》，每半框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每叶书口下端偏右镌“邵武徐氏刊”题记一行。卷端刻“诸暨王冕元章著 邵武徐榦小勿校”署名两行。
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卷前仅有刘基《竹斋诗集原序》、嘉庆三年朱彭《竹斋集序》和嘉庆四年郭毓《竹斋集序》，无一后跋，入集诗文无“补遗”卷。由此可断定：《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的刻书底本，为“嘉庆四年安雅堂修订本”。盖其时安雅堂本尚未有“补遗”卷增入，致徐氏刻书亦付阙如。徐榦在付梓此书时，还选择性地删除了安雅堂本中的跋、传、记和《故山樵王先生行状》，而仅留序文三篇。令人疑惑的是，底本中作为“附文”的《梅先生传》，在原刻《邵武徐氏丛书》本中，却有目而无文。
为解开这一疑惑，蒙友人浙江图书馆文献专家陈谊博士襄助，比对多部印本，又欣喜发现了《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的版本演变：浙江图书馆藏有另一部《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为民国后印本，字口多有漫漶。书近终卷，却在卷四之后，发现了本来邵武徐氏原刻本有目无文的那篇《梅先生传》，细审其三个书叶，每叶书口下端皆镌有“民国六年浙江 图书馆补刊”两行题记。经查证文献，知《邵武徐氏丛书》刻书板片，清季已整体转入浙江官书局，民初入浙江图书馆，至民国6年浙江图书馆重印时，补刻了《梅先生传》三叶书版，终使目录与正文名实相副。由此，又出现了一个《邵武徐氏丛书》本的演变版本，此本可被称为《邵武徐氏丛书》民国6年浙江图书馆补刻后印本《竹斋诗集》。
清季《邵武徐氏丛书》刻书板片在浙地的流传，引发我思考另一个问题：《邵武徐氏丛书》之刻书地点，也即《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的刻书地点。查考徐榦浙地为官行迹，有三条比较明确的史料。其一，被列为《邵武徐氏丛书》中最早刻本的《樵川二家诗》，刻书时间是光绪七年（1881），徐榦序文曰：“辛巳初夏，予卸上虞篆后，赋闲无事，取四家诗读之，觉《华谷》《樵水》二集，时代虽同，格律稍异，因刻入《昭阳扶雅集》中，而《樵川二家诗》仍复其旧，爰付手民，庶与《诗话》《秋声》二种并垂不朽。光绪七年闰七月邵武徐榦小勿氏序于杭州。”[11]其二，《李鸿章全集·奏议九》有光绪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浙江官绅劝办直赈请奖片》，事为：光绪六年，直隶被水成灾，工赈需款繁巨，不得已商恳东南各省量力集捐，浙江一省共计捐银十万两有零，现浙省捐款解清，自应将劝办出力人员择优请奖。其请奖名单中，就有“教习知县徐榦……拟请加随带三级”内容。上两条史料说明：至迟在光绪七年（1881）初，徐榦已在浙省上虞县莅任知县之职。其三，武汉图书馆藏《清浙江秋闱硃卷》稿本一册，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浙江乡试硃卷，房号为“第拾贰房 玖拾柒号”，册内第三场试卷上钤有多枚考试官戳记，其中一枚印文为：“掌卷所官补用同知 前署嵊县知县徐榦”，这条史料说明：至光绪十七年秋，徐榦依然在浙省为官，且擢升为补用同知。而《邵武徐氏丛书》陆续刊刻于光绪七年至光绪十四年，此期正是徐榦在浙省地方官任上，故《邵武徐氏丛书》刻于浙省，可为定论。细审《邵武徐氏丛书》子目，总23种书中，邵武历代名人著述6种，而浙江历代名人著述有8种，其中与绍兴府有关的名人著述最多，共6种，计：高似孙（鄞人 晚家于越）《剡录》十卷，王冕（诸暨人）《竹斋诗集》四卷，邵廷采（余姚人）《东南纪事》十二卷、《西南纪事》十二卷，王煦（上虞人）《小尔雅疏》八卷，支遁（流寓江南 隐居越地）《支遁集》二卷《补遗》一卷。此书目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徐榦主持刻书时，遴选待刻文献的地域倾向性，由此也把刻书地点的区域圈定，更多指向郡城绍兴或省城杭州。前引《樵川二家诗序》，署款曰：“光绪七年闰七月邵武徐榦小勿氏序于杭州”，则丛书刊刻地，可基本确定为杭州，而指向杭州，更符合解释其后书板流归浙江官书局这一现象。
综上所述，自明、清而至民国，王冕《竹斋诗集》版本之流传与演变极为复杂，通过原书比勘，厘清各版本之成书原委、流变过程和文本差异，对研究先贤行迹、解读先贤诗文、弘扬先贤精神，皆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方俞明，绍兴地方文史专家。
[1] 韩性：《竹斋记》，见《竹斋诗集》，嘉庆三年（1798）安雅堂原刻本，附卷。
[2] 栗里，地名，在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晋陶潜曾居于此。唐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曰：“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后喻隐居也。
[3] 东皋，水边向阳高地，也泛指田园、原野。三国魏阮籍《辞蒋太尉辟命奏记》：“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亦喻隐居也。
[4] 明景泰七年骆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鲍廷博校清初抄本、台湾藏黄丕烈题跋清初抄本，皆曰《竹斋诗集》。
[5] 是处表达似为四卷之意。参考《四库全书》本《竹斋集》内容，“是稿初分为四”之各卷或为：七言律、五言律、七言古体五言古体、七言绝句五言绝句。
[6] 《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经籍志》此条，列目书名从《四库全书》本。
[7] 此本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鲍廷博校清初抄本，后经潢川吴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递藏。
[8] 字仲章，《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竹斋集》卷首提要皆作“字仲章”。《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王冕》《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竹斋集”条皆作“字元章”。
[9] 朱彭：《竹斋集序》，见《竹斋诗集》，嘉庆三年（1798）安雅堂原刻本，卷前。
[10] 寒斋藏此本。
[11] 徐榦：《樵川二家诗序》，《邵武徐氏丛书》本《樵川二家诗》，光绪七年（1881）刻本，卷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