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夸张研究的学术转向

（一）夸张研究的学术转向背景

还原夸张研究学术转向的背景，可以梳理出清晰的转向轨迹：

西方修辞学研究转向—西方辞格研究转向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向—中国辞格研究转向夸张研究学术转向

1.西方修辞学转向—西方辞格研究转向

根据顾曰国的研究，[139]西方古典修辞学发展为西方新修辞学轨迹见表三。

表三

从西方古典修辞学发展到西方新修辞学，是西方修辞学转向的成果。相对于西方古典修辞学而言，新修辞学具有更为明显的多元化、多学科交叉性质。

在西方修辞学转向背景下，西方辞格研究也在转向。

张会森认为法国“新批评派”推动了西方辞格研究的兴起。

列日学派辞格观表现为对“零度语言”的偏离，涉及语言所有平面，分属于三类语言系统。形态变异格（语音与字符变异格）、句法变异格、语义变异格。

比利时学者从研究文学作品特点（雅柯布逊所说的“文学性”）出发，提出普通辞格学要研究篇章的“格”，如：叙述格——时空变异、叙述主体变异、作者参与、篇章结构变异等。提出想法，没有展开，被“语言学止于句子”的观点所束缚。

受罗兰·巴特结构主义诗学影响，话语、篇章语言学兴起，传统辞格研究也应提升到篇章观察。有些辞格的可分析性本来就在“句子”之外，属于“超句统一体”现象。[140]

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指出主流研究的认知倾向遭到学者们的反对，代表人物有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美国修辞思想家肯尼思·伯克，美国美学家泰德·科恩等，他们在争取为修辞“恢复名誉”时对辞格进行重新思考和界定。

热奈特把辞格重新界定为：符号和意义之间的间隙。他对辞格中心化进行批判的同时，推出独特修辞观，使修辞领域再度扩展到整个人类话语。他以文学语言为例，指出字面和意义，或者说诗人写下的和他在创作过程中所想到的之间存在着“一个缺口，一个空间”，他把文字和思想、字面和实意、真实语言和虚拟语言、能指和所指等二元对立概念观念性差别和内部张力形象化表述为不重合的两条线，把语言、话语、意义、认知等思想观念表述为线条圈起来具有一定形状的空间、形体或格式。

两条线重合：不能形成任何形状的空间格式，不能产生修辞格。符号和意义一致，表现为实意语言。

两条线分离：不能形成任何形状的空间格式，不能产生修辞格。符号和意义脱节，表现为荒唐言。

辞格产生条件一：两条线既分又合，从而围出空间。修辞性空间因其具备雄辩或诗意有别于语法性空间。

辞格产生条件二：两条线一显一隐，修辞形式是由在场的能指和缺席的能指这两条线围成的面。

辞格存在形诸文字的喻意表达，也存在着没有形诸文字的非喻意表达。修辞效果的产生是在场成分和缺席成分共同发挥作用，贯穿修辞过程相互“戏动”的结果。他以此区别于一般观点：喻意表达对实意表达的置换或替换，认为辞格构成语言的内层空间，修辞效果表现为雄辩和诗意。

伯克强调辞格不承认边界。认为修辞基本功能是人类施事者通过词语的使用促使其他施事者形成一定的态度或采取某种行动。这也是语言本身的基本功能，作为一种象征手段的语言诱使对象征天生敏感的人类个体相互合作的那个功能。他把修辞和语言功能联系起来观察，认为修辞与人类社会同时发生，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社会历史形态的产物。他选择“四大主转义辞格”为突破口，还修辞本来面目。

他对“四大主转义辞格”细致分析，得出结论一：四个主辞格之间可以互相转化。结论二：辞格活动空间不仅局限于比喻或喻意言语，可以延伸到非比喻或实意言语领域。他提出“修辞格其实有两套名称”的说法，“观点”“简约”“表述”“辩证”是比喻性语境中的隐喻、换喻、提喻、反喻在非比喻性语境中的化名。

伯克将“隐喻/观点”“换喻/简约”“提喻/表述”“反喻/辩证”同义化，对“辞格/概念”“喻意/实意”“比喻性语言/非比喻性语言”等二元对立进行解构，四大主辞格互相依附、共生，互为构成成分，区别变得模糊。长期以来被当作与修辞对立面的日常话语、哲学话语、学术话语等实意言语只不过是另类喻意言语。当人们在使用朴素、平实语言或者严谨、科学概念，针对事物或状况做准确、客观描述、说明、解释、论证时，有可能是在使用改名换姓手段，成功将修辞本相掩盖起来的隐形修辞格和修辞手段，凭借不被觉察方式造成预订的修辞效果。伯克的论证使隐喻中心化潮流失去合法性，推翻了限制辞格乃至修辞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受到局限的各种内外壁垒。

科恩从修辞互动角度探讨辞格功能，认为辞格的主要功用在于亲近，拉近构筑者和理解者的距离，从而密切两者互动关系。使用辞格的意图是要发起“以理解为目的、彼此都清楚意识到的合作”。此合作预设的目标受众范围仅指掌握相关语言的同时还熟悉修辞者所具有的学识、信念、意图、态度，不仅能看出修辞者在使用辞格，而且能恰到好处解读这一辞格的人。辞格呼唤知己，反之，辞格是修辞者用以邀请受众加入知己者行列的手段。修辞者应用辞格不仅在于表达微妙、丰富含义，还在于建立亲近关系。此合作和基于“实意语言”的日常理解有重大差别。应用“实意语言”的预设目标受众是所有掌握该语言的人，没有亲疏之分。科恩的辞格观着眼于说者和听者基本修辞关系的调节，是对辞格研究的创新。

热奈特、伯克、科恩为代表的辞格研究模式既是对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体系的背离，又是对贬抑辞格、削弱修辞的智力传统的背离，也是对强调辞格认知价值当代辞格理论的背离。他们认为辞格不仅是文体手段、藻饰，辞格使语言获得形体，是在场和缺席文本成分隐性“戏动”的产物；辞格使观点得以转换，穿越实意和喻意的界限，相互渗透发挥功能；辞格关注语义和人际关系，是说者和听者对话关系按照修辞目的进行调控的手段，通过字面对实义的疏远，达到听说者的亲近。不仅如此，正如昆提利安强调的辞格还作为命名手段在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修辞具有变动的整体特征，辞格应该被看成这一特征的条规化和制度化。夸张作为辞格的一员，通过增减、缩放等机制产生，实现修辞目标，也体现出变动性特征。[141]

西方新修辞学把语言学的多层次结构分析方法引进辞格研究，更新了辞格理论。按区别特征、语素、音节、词、分句、句和语段这些层次，分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对辞格进行定义和描写，推动了辞格研究的转向。辞格观的差异，新理论的介入，形成了西方辞格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2.中国修辞学转向—中国辞格研究转向

文艺美学研究的“修辞学转向”，哲学研究的“修辞学转向”，文化批评的修辞学介入，先后向修辞学界抛了3次“学术彩球”，可惜的是中国修辞学界淡定以对，最终没能“学术联姻”，使修辞学登上学术中心的舞台。

修辞学界的学者，面对西方新修辞的活跃，中国修辞学被边缘化的现实，没有无动于衷，宗廷虎在1995年就亮出观点：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显学”。[142]在1996年提出了“21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向何处发展”的问题。[143]

2001年《广义修辞学》出版，标志着广义修辞学理论体系的诞生，先后重印4次。2008年的修订版篇幅由初版42万字增至50余万字，先后又重印3次。作为非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能有如此销量，足见其理论渗透力与影响力。

广义修辞学拓展狭义修辞学研究范畴，把狭义修辞学侧重言语技巧的研究提升为话语、文本、人的存在三种方式同现的递升研究框架，促进修辞学研究从“技”向“艺”的提升，从语言学向文艺美学、文化哲学层面延伸。[144]研究面貌与传统修辞学研究大相径庭，可以看成修辞学转向的重要成果。

2003年，谭学纯《修辞学研究突围：从倾斜的学科平台到共享学术空间》发出修辞学研究突围的宣言：修辞学研究需要走出“就语言谈语言”的技巧论，向更为开阔的公共学术空间突围。[145]

修辞学在语言学科被边缘化、淡化的价值导向，不能享有刊物、项目、教材建设的学科平台，严峻的学科生态让更多的人行动起来，拓宽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推动修辞学转向。教育部全国高校学报名栏《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修辞学大视野”自2003年诞生，为倾斜的学科平台寻找一个平衡点。2007年“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也传递了修辞学转向的信息。

《修辞学习》2008年第2期集中刊发一组“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文章，与此同时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修辞学大视野”讨论的话题是：修辞研究——再思考与再开发。两组文章同期刊发，引起很大反响，受到许多学者关注。大家研讨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修辞学研究现存问题、发展走向、方法更新等。陆俭明指出汉语修辞研究深化的空间；沈家煊认为修辞学研究有两个取向，一是注重修辞语言与一般语言的共同点，另一个是注重修辞语言的特殊性；屈承熹强调语法与修辞合则双赢；邵敬敏批评修辞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老化，修辞学在中国语言学界被动边缘化和主动边缘化。[146]

面对研究队伍流失、研究地盘被蚕食、研究方法老化等严峻的现实，为了尽快使修辞学研究走出不景气的现状，学者们前瞻性的思考集中在修辞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上，力图改变修辞学研究流于效果、鉴赏层面的研究路径。

《修辞学习》从2010年改版为《当代修辞学》是修辞学转向的又一次亮相。学术路径的探索模式，引导了学人与学术走向。

“中国修辞学研究正在面临转向，这已经成为中国修辞学界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于如何转向，却依然缺乏深入的讨论。”[147]修辞学转向是学科的重大事件，不仅需要深入讨论，更要行动起来。“2001年出版的《广义修辞学》将修辞学拓展为表达论、接受论、互动论，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突围的实际先行。”[148]

学者对转向的呼唤，带动学界同人的学术参与，专业栏目、刊物的支持，给转向成果提供了生长、交流空间，从主观与客观推助修辞学转向。修辞学研究正处于转向历程中，学术探索的对与错都体现出探索的价值，学者思维活跃，研究路径多元化，突围与坚守同在。转向为修辞学注入新动力，促使修辞学研究呈现勃勃生机。

在中国修辞学转向背景下，中国辞格研究也在转向。

20世纪，辞格理论创建，夸张被放入辞格系统中观察，成为辞格中的典型成员。

国内辞格研究整体面貌特征被田荔枝归纳为：传统修辞学注重例证搜集和研究，唐钺采用归纳方法；陈望道采用辩证法；吴士文采用系统论方法。辞格分主理论和客理论两类，主理论包括：定义、本质、结构、范围、单位、基础、确立标准、功能、运用、分析。客理论包括：辞格与其他修辞理论的关系（消极修辞、语体等）、民族、时代、文化背景。他在辞格研究类聚系统里点明夸张的心理基础是人的“好奇”“快意”，夸张是逻辑规则的超常运用。[149]

在中西辞格研究的学术背景下，学者们融合理论资源，日渐丰富了夸张理论研究。孙建友专门梳理了夸张研究史，把夸张研究分为领悟、纷争、成熟、发展四个阶段，对夸张研究进行了纵向梳理。[150]总的说来，20世纪夸张研究主要体现为夸张本体研究，成果集中表现为夸张的性质与定义、构成与形式、机制与心理、运用与实践等方面。

近年，中国学者受到认知语言学启示，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为认知修辞特色，这暗合西方当代辞格主流研究范式。以拉科夫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家继承了当代辞格研究对隐喻的中心化趋势，并将隐喻拓展到语言哲学、认知科学等领域。隐喻意味着思想体系中的跨领域映射，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辞格因其认知价值，成为揭示真理、确立知识的重要手段。

辞格研究转向的代表成果是2001年出版的《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刘大为选用语义学方法分析认知性辞格，从区别性语义特征的普适度和量限范围两个维度观察，厘清语义特征的必有特征、可能特征、不可能特征三个核心概念，界定认知性辞格的本质：接纳不可能特征。不可能特征包括性质和程度两类。在认知原发过程的分析中，梳理出有介体和无介体两种认知变化方式。作者从寻求不可能特征角度探讨辞格的认知结构和语言结构，构建了辞格的解释性系统。[151]

辞格研究一直是修辞学研究关注的对象，如何拓展、深化辞格研究，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正如《当代修辞学》主持人定名的“辞格新探”，意图实现在全面、细致的描写辞格现象的基础上，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探究辞格的类别、功能、理解机制等问题。[152]

把认知构式语法理论引入修辞学研究的践行者是刘大为，《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下）明确提出修辞构式概念。修辞构式指所有带有不可推导性的构式，只要这种不可推导性还没有完全在构式中语法化。[153]

王珏等连续发表两篇文章，重点研究了构式与辞格的关系，认为辞格构式是在语法构式等级降低的基础之上产生的。[154]

辞格构式概念的提出，对探索辞格研究新路径有很大帮助。

（二）夸张研究的学术转向描述

在中西修辞学研究、辞格研究转向的学术背景下，夸张研究也在转向。学者们融合理论资源，日渐丰富了夸张理论研究。

《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指出夸张表现为接纳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改变词语的量限范围，实现强制性语义共现，导致认知关系的变化。通常表现为：无介体接纳方式。但借助介体的夸张也存在，因此夸张可以分为简单夸张（无介体）和复杂夸张（有介体）两类。刘大为认为研究认知性辞格的最终目的，是探求原发认知过程中创造性思维的运动轨迹。夸张具有无介体、自变关系特征，属于自喻系统辞格。夸张因为强烈情绪的介入，牵引我们下意识放弃逻辑认知，选择原发性认知，并进而影响其方向和程度。夸张因为不借助介体，本体词的语义变化是本体自身变化造成的，词义的可能特征集合中的量限范围会被迫向扩大最大量或缩小最小量两个方向变化，属于原发过程模式识别中的自变关系，根据语义变化自变特点，夸张被称为自喻。在特别强烈的情绪、欲望支配下，或是体验特别强烈的感觉刺激时，对象的某些特征被放大，甚至产生感觉的变异。尤其是想象、回忆中的事物，更容易受主体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这种正常逻辑下的对现实的扭曲反映只有在梦境或强烈情感心理活动中才容易表现出来。特征的放大和缩小超出词义原有的量限范围，认知结构表现为：

夸张性自喻：本体A+本体A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

语言结构表现为：本体词+属于本体词的性质上可能但程度上的不可能的特征。

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具备两个前提：首先，它在性质上是可能的；其次，程度的扩展或收缩必须引起认知关系的改变，不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环境的不可能，是事理上的不可能。与可能特征异形是绝对性的程度上不可能特征，与可能特征同形是相对性的程度上不可能特征。

相对性的程度上不可能特征预示着一个介体的存在，夸张的本质在于没有介体的情况下接受不可能特征，因此，夸张不会构成：本体+相对的程度不可能特征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量限范围中的“量”是个抽象概念，可以单个对象独立具备，也可以体现为对象与其他对象关系中。

设定夸张为观察点，夸张自身不能形成一个梯度，只有无介体等级发展到有介体时，就转化为夸张性比喻或夸张性近喻，这种过渡衔接的延伸关系，使夸张性自喻、夸张性比喻、夸张性近喻一体化，勾勒出夸张和其他辞格共生、倚变关系。[155]

“大多数性质上不可能特征的接纳都含有夸张的意味”[156]，“用认知性辞格来强化形象的感觉，通常具有夸张的意味”。[157]这样的认识可能有助于解释辞格之间的连续性，也启发我们思考典型夸张和夸张意味的分界。

无介体辞格创造性含量的评价原则：产生语义跨度的可能性越大，创造性含量也越大。[158]对夸张来说，可以从量上比较不同夸张产生语义跨度可能性的大小，由此启发我们寻找判定非夸张、夸张意味、夸张语言现象时所遵循的理据。

李淑康、李克认为夸张的认知心理基础是人类在情感驱动下的丰富想象，不能采用逻辑方式推理，在现实世界中也不存在，属于主观想象出来的意象，是意象思维的产物。[159]

夸张超越了认知辞格的范畴，渗入人们的认知活动中，有可能影响到人类的认知模式。当夸张在改变着认知、改变着世界时，观察夸张，也意味着使世界从遮蔽走向澄清。

前人的思考是一种学术激励，能否在夸张研究转向的变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夸张研究还有哪些可以开发的学术空间？

在此基础上，我们基于全球化背景和本土传统的修辞学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对修辞学的学科定位、在中西方横向联系与古今纵向时间坐标轴上探索辞格研究新路径，提出广义修辞学理论资源下的夸张研究模式。希望通过一个单独辞格的个案研究，在研究的“互文”状态中，突破研究瓶颈，为深化夸张理论研究，提供微小的观察和支撑。

我们的夸张研究，发生于辞格研究转向、修辞学研究转向的学术背景，同时也作为上述背景下的一道风景，企望丰富着修辞学研究的学术资源。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夸张研究学术转向的尝试，反观辞格研究转向，进而反观修辞学研究转向，学术事实显示的，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团队行为，重要的是从团队的自发行为，上升为团队自觉。同时，学术转向也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知识结构不能满足于个人化，而应该追求团队化”。[160]

作为团队自觉的践行者之一，笔者欣慰在修辞学研究转向的学术历程中，有自己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