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书从问题出发来设计社会体制改革的研究方法。对社会体制的科学研究，要求对社会体制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进行思考，这是确定社会体制的目标和配套政策，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必要条件。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从历史开始，也可以从理论开始，还可以从问题开始，通常我们叫作问题导向。从历史开始的研究往往适宜提出问题，构建理论体系，可以对现实问题做出解释，进行深入解读，作出预测，温故而知新；从理论出发的研究既可以构建理论体系，也可以指导实地研究并形成新的理论。科学深刻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这也是历史上一些伟大思想家和伟大理论家一直成为我们的思想源泉的原因；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可以通过理论解释形成新的理论框架，也可以通过理论、历史和实地研究形成解决问题的答案，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常，综合性研究更有利于对问题形成全面的理解和解释，提出综合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任何一个单一学科对问题的认识都会是片面的，真正解决问题的研究必须是综合的。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性考量对于理解重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方法选择。
检验社会科学成果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是看它们是否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能够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拿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不仅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还要具有历史的穿透力，至少不会给未来带来较多的麻烦。人的思维具有惯性，或者说是，习惯有时会使人们习以为常，不能及时调整对策和战略。发生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改革创新也都是针对以往的惯性或习惯展开的行动。现时代，探索发展问题不仅要有战略思路，也要有具体的对策。但历史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比较多：一个时代的政策措施解决了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但到了下一个时代却成为人们发展的难题，因为原有政策的实施环境发生了变化。决策不仅要依靠当下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还要基于深邃的理论分析，以提高政策的预见性。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改革和创新的过程。
在基本战略确定之后，具体的政策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我们考虑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总体规划及其配套政策时反复思考的问题。这种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也是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分界线，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凌辱，探索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中国知识界也不例外。中国社会科学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不能摆脱“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也与近代的大变局密切相关。当然，“为学术而学术”的做法在历史上也有过，在现实中也存在。历史经历有时会凝练为民族习惯。
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必须学会超越一般的学科研究方法，诸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历史、文化和哲学的视角来分析社会体制及其改革问题。尤其是从文化的视角分析社会体制会另有收获。深层的社会体制问题隐含在文化价值之中，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分析也非常重要。
本书的出发点始于实地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通过具体的体制改革来进行。针对现实中提出的问题，我们试图在研究和探索中进行理论解释、历史分析、比较研究、实地研究、大数据分析。通过理论分析来寻求问题的本质解释，通过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来解释同一问题在其他国家是如何解决的，以求得在理解国情的基础上从国际经验中寻求思想、理论和方法上的启发；通过实地研究寻求解决现实中问题的切实答案。
一 实地研究
（一）从实求知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从问题出发就会发现：对于在一些地区是问题的问题，在另外一些地区可能已经不是问题，甚至有现成的答案，这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在推进社会政策过程中常用的方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是发生在安徽，后来推向全国。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实施也不是随便地和简单地照搬，而是基于本地实际进行新的模式探索。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其基本内涵是发展农业以外的非农产业，为农民致富创造条件。但后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展模式，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实地研究可以避免无休止的和无谓的争论。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略是复杂和艰难的。“描绘天堂比指明通往天堂的路容易得多，只描绘了天堂而没有考虑指明道路的人其实没有做出任何有益的事情。”[15]“是什么”和“为什么”是社会体制研究之要义，“怎么办”是社会体制研究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二者分野于此。不知道“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很难提出解决问题之道的，但知道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也未必能够道出“怎么办”。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目前实际就面临这样的局面。“怎么办”涉及了对政策的把握和理解，还需要对现代政策机制了如指掌。我们可以自己去探索“是什么”和“为什么”，也可以通过学者们的学术研究直接获得答案。现代社会中，最好的方式是合作，学者、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一起来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无疑是最佳的研究路径。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通过一个密切合作的群体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将其叫作学术共同体。
（二）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1936年，在《社会研究能有用吗？》一文中，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他提出“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16]。这要求学者、研究者首先要以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事实及其本质和规律，为决策提供坚实的事实。进一步说，做好政策对策研究需要处理好一个重要关系，这就是，要理顺决策咨询和与决策咨询有关的科学事实之间的关系。决策咨询主要是提出对策建议，科学研究主要是发现事实、弄清真相、揭示规律。对策建议是建立对事实、真相和发展规律认知的基础上的。决策咨询建议要求决策咨询的主体，决策咨询研究人员，必须掌握相关的事实。这些事实可以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也可以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通过各种途径把握问题的真相和规律，一句话，决策咨询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决策咨询人员需要和科研人员一样，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带有任何倾向性，首先把事实搞清楚，把握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和真实面目。
决策研究具有综合性。通常，决策咨询工作者可以根据大量不同学科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把握事实真相，因此，决策咨询带有宏观性、综合性和高度概括性。综合性和高度概括性并不排除决策咨询工作者对于某一问题和事实进行深入分析和实地研究，尤其实地研究最为重要。
概括性和宏观性的研究往往会停留于表面，而实地研究可以使决策咨询工作者产生找到问题的感觉，二者相互结合方能对真实的世界进行描述。决策咨询就是要在了解这个真实世界的基础上按照人们的意志去改变这个世界，告诉人们怎样去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通常，优秀的决策咨询是带着问题和理论去认识并告诉人们这个真实世界的。尽管决策咨询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带有概括性和宏观性，但是新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求决策咨询工作者必须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底，必须对现行政策有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对现实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只有具备这些素质和素养，决策咨询者才能敏锐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在大量研究成果中发现决策所需要的事实支撑。
案例分析1-3是我们在研究中试图分析的人们对劳动就业的看法。我们通过案例分析1-3对北京市的劳动就业状况进行大数据分析，确定北京市的劳动就业状况中居民的言论趋势、倾向和痛点，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理论分析，加深了对北京市的劳动就业问题“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认识。当然，我们也知道，劳动就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这是扩大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的核心问题，其次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等都是必要条件。就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多元政策设计或综合决策问题。
案例分析1-3：北京市的劳动就业状况
民众言论趋势分析
民众言论在劳动就业领域中的相关内容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2011—2012年为上升阶段，2012年为近期高点，达到19.8%，2013—2016年为下降趋势，前3年下降速率基本一致，2016年较2015年只有小幅下降。从劳动就业领域的民众言论趋势曲线可以看出，民众关于劳动就业的谈论热情趋于下降。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民生的核心和关键。在劳动就业领域的民众言论中，16.9%的言论表达了负面情绪，83.1%的言论表达了正面情绪。这说明，就业趋势总体是好的，也是存在问题的。
民众言论在劳动就业领域的负面信息总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参见图1-3，负面信息基本上是在21.1%—35.0%之间浮动的。其中2016年最高为35.0%，即在所有关于劳动就业的言论中，有1/3以上表现出负面情绪。次高点为2014年，达31.1%，也有将近1/3的负面情绪表达。从劳动就业领域的负面信息可以发现，劳动就业领域对北京民众的情绪影响较大，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劳动就业的影响。劳动就业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受经济波动的影响。
民众在劳动就业方面的相关负面信息主要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民众普遍反映工作难胜任、瓶颈期，工作压力大；第二，劳动者申请劳动保护成本太高，侵害劳动者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而且经常不了了之；第三，就业市场混乱，多数找工作的人表示有过被骗经历，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不规范和失序问题。在民众关于劳动就业的信息中，民众反映有职业迷茫、难胜任、压力比较大等问题，大多数人表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缺乏明晰的规划，有一部分是在参加工作一段时间后，遇到了瓶颈期，很难逾越，但又找不到新的突破口，需要专业的职业规划师的指导。而对于新参加工作的人，表示希望在踏入职场前能够有专业人士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一番指导，避免不必要的弯路。北京市作为全国各类经营最为集中的劳动力市场之一，职业规划师目前的数量缺口较大。同时，近年来，因为工作压力大造成的心理疾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职业人士都面临各种困惑，需要心理咨询师的指导。就业压力技能提升职业规划迷茫等现象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就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和整个国家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就业的新情况、新问题。
当然，若是进一步从理论和历史分析，就会发现更加深刻的解释轨迹：就业是与收入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财富的过度集中，特别是过度发展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会造成大量的就业人口找不到工作，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证。如果再对比一下，奥巴马和后来的特朗普的政策，问题就会更加清楚：大力发展实体产业。事实上，从克林顿政府开始，人们就思考把实体产业吸引回美国的各种办法，在这点上，特朗普做得最为突出。当然，政策的实施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
图1-3 民众言论在劳动就业领域的倾向性趋势
（三）综合性研究
本书就其确定的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规划和配套政策等就注定了它是一个政策研究项目。政策要求的科学研究必须全面深刻，不可以偏概全。尤其是要处理好学科研究与全面研究和分析的关系。这就要求专门的学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各个领域具体问题的厘清上，尤其是从自己的专业眼光和视角提出对问题的深刻分析。决策咨询则是对各个学科基础上的知识进行综合和分析。相对于各个专业学科，决策咨询更具有综合性特征，需要决策咨询人员拥有综合素质和综合分析能力。在这点上，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问题研究中就看得非常清楚，对我们在当前理解学科建设与决策咨询的关系仍有重要意义，当时他说道，“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的片面性，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17]。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决策者越来越需要建立在实地研究和大数据基础上的决策咨询支持系统的帮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决策咨询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思考，这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
检验决策咨询成果的根本标准是看它们是否能够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拿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并能引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尤其使政策不仅有现实性，更有前瞻性，不至于为下一代人带来决策障碍和发展难题，或者尽可能少地带来障碍和难题。这是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所要求的基本条件。针对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在研究和探索中进行理论解释、历史分析、实地验证、大数据分析。通过理论分析来寻求问题的本质解释，以求得启发；通过实地研究寻求现实中问题的答案。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就是决策咨询。兰德公司就是走了一条综合研究的道路。随着美国空军“向兰德指派或提议的任务越来越多，全职职员也日渐增长，使得兰德成为一个以各大学各学科顾问为基础的跨领域研究机构”[18]。但是，兰德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又使我们不能不深入研究其方法。兰德作为美国国家决策机构最引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方法就是其系统分析方法的使用。关于这一点，费孝通教授的体会还是比较深刻和富有启发性的。在对苏南小城镇的调研过程中，费孝通发现，“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19]。
综合性的研究还包括在社会体制研究过程中如何把试点探索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既考虑问题导向，也考虑体制机制的深入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一种政策导向的治理思路，即坚持问题导向，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先不把制度设计放在优先位置；长此以往，也就没有真正从制度层面上考虑国家的发展和治理问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当然，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有所考虑，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时提到了这个问题，要求大约用30年的时间使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使这套制度更好地适合现阶段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发展要求，保障中国长期发展的制度必须尽快基本定型。必须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常态化的现代国家。长期来说，中国的文化建设是个大问题，由于急速的社会转型，传统农业社会的“私”与市场化过程中的“市场社会”发生碰撞，形成了一个时期社会上流行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个问题表现在教育的产业化、医疗的产业化，以及当前社会保障中“骗保”现象、重庆公共汽车“坠河”等方面，“私”和利己主义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并从深层次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影响国家长期发展的文化和心理问题。
（四）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探索
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过程。从百年前开启的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学术探索，至今人们还在如何处理“继承、发展、创新”中求索，这不能不说，中国走在一条充满挑战的学术道路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待外来的文化和学术以及如何对待我们自己文化遗产问题上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艺术是风格化和个性化的创作，它的传播受到接受、欣赏、评析、传播主体的个性化和风格化的制约。中华民族长期处于自身强大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与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之中，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罗伯特·帕克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完成了的文明，它的组成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搭配惟妙惟肖，以至于动一个部分会影响到整体。这个完成了的文明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也许罗伯特·帕克的这个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近代以来出现的“全盘西化”和“反全盘西化”之间的争论。
中国在走向强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找到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民深刻理解了“中国的特色”的寓意，这个特色形成于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政治发展、时代等特征，从而也就知道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特色，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如此，中国依然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要总结自己发展的经验，地区之间也可以互相借鉴，还要不断创新。一个民族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探索永无止境，创新也永无止境。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接棒美国总统，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历史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创新已经摆在了中国知识界面前，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需要创新思维方式，改变原有的研究习惯，探索新的学科建设路径。
发展是沿着多个路径进行的，有的是在理论创新基础上，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取得突破。有的是通过实践自身的创新。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到各地调研时，经常对地方干部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学习的，因为地方在实践中创造了很多的经验，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我们总是在追赶实践”。这实际上是说，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力。费孝通教授一生都在追赶中国城乡发展的实践。中国当前这个阶段所遇到的问题，许多是前沿性的，没有理论和经验可循，实务者自己在摸索，当然，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探索会更加理性。尤其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更需要发挥理论穿透力的作用。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践跟踪，研究者永远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会落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各地实践基础上逐步成熟的。眼下各地正在进行的社会性试验，诸如社区建设、社会建设、社会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会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中国幅员辽阔，发展极其不平衡，在一些地方是问题的问题，在另外一些地方却不是问题，或者说已经解决了，也有经验。别的地区可以借鉴，学者可以总结，提炼出理论和政策，供别的地区学习和参考，也可以提升为新的理论，即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研究发展中的问题，要看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在社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上海和北京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北京自2007年建立了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建设工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社会建设办公室，并在基层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上海市2009年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在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这些机构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也是新形势下，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而为。上海浦东在建设类似工业园区这种类型的“公益孵化器”。另外，厦门很有特色，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成都市的统筹城乡改革综合试验区与基层推行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一体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还有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的和谐社区建设也很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科学研究就是去研究一个真实的世界，并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各种类型的智库研究和决策咨询就是要在了解这个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告诉人们怎样去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带着问题和理论去认识并告诉人们这个真实世界的认识是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
二 理论研究与学理解释
（一）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基层和地方社会体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甚至从基本理论开始，对于分析问题的实质确实会有帮助。社会体制问题在深层次上涉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公共管理、社会学理论等。理论的作用就是对现有的思路和实际中得出的结论进行分析和解释。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论证。中国学术界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做研究要有理论分析框架，这是对的，它会提升分析问题的水平。有了理论框架，问题的研究才会深入下去，研究也就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当然这种研究方式也有问题：理论毕竟是以往经验的总结和提炼，面对新的发展和事实，它如何解释？这是一个悖论。它可能能够解释并得到结果，也可能解释不了。解释得了，我们且叫论证，解释不了可以形成新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新的解释。面对这个悖论，绝不能作茧自缚，必须有所探索。于是，就有了理论上的创新。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在理论方面需要创新的阶段。
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探索社会体制改革基本目标和总体规划，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我们提出这样几点理论思考：
第一，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家庭和市场之外，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由简单到复杂。中国各地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积极探索。除此之外，在互联网上人们也在构建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更加注重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发生在重庆的公共汽车坠河事件，滴滴出行在最近几年遇到的公共安全事件都要求学术界重新审视新时代的公共利益、公共空间问题，在界定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过程中，进一步探索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相关问题。甚至共享经济、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的讨论都从深层次上折射出了中国在公共领域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第二，人类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天然的便利性要求，这就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扁平化特征。这种扁平化恰恰是人们对生活便利性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的基础。在工业化时代，基本公共服务的布局是随着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而展开的，带有工业时代经济的聚集特征，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布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优质医疗服务聚集在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人民群众“看病难”问题突出。在互联网环境下，这类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模式中，社会服务尤其涉及面对面的服务，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提出的建设便民利民生活圈，诸如五分钟、十五分钟的服务圈实际上反映了这样的要求。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服务圈的建设既是一个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过程。社会体制设计如何适应居民的社会生活需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三，政治要讲道义，资本则讲利润，社会发展则要讲公平正义，尤其是社会体制改革。社会还要讲和谐。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依然值得深刻总结。甚至在这场危机的最严重时刻，法国的银行还在投机，嗜金如命。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又遏制逐利性带来的负面作用，把经济成果及时转化为人民的福祉——仍然是各国在21世纪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自从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家们在社会发展政策组合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是可以通过社会学一个学科的理论就能解决的，尤其是涉及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等，需要多学科的合作。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体制的特点及其改革方向，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需要从历史和逻辑分析入手，站在多个视角审视，寻求不同的解决办法。这是本书试图努力的方向。
本书的理论出发点是分配体制、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定各自的角色。国家与社会、社会与市场的关系是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核心理论之一。20世纪后半期这个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曾引起广泛讨论，并被用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本书的三个理论延伸是：政府与社会的利益关系、政府与社会在利益关系中的决策模式，以及政府与社会在公共事务中的分工与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主要指收入分配格局；政府与社会在利益关系中的决策模式是指公众参与决策的方式；政府与社会在公共事务中分工与合作是指政府与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安排。这三个方面互为因果，是可以通过数量进行分析和通过模型进行模拟的，不过，这不是本书的任务。
我们对以上的理论分析包括社会学，又超越社会学，涉及多学科，由此就产生了分配体制、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等理论分析框架。
（二）国际经验和比较研究
针对中国面临的问题，看看国际上各个国家在这方面如何做的是会有所启发的，甚至会大大拓宽思路，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分析。尽管各个国家的历史和具体情况不同，国际经验可以提供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考问题的思路，至少可以提供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前思后想，尽量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这些，我们在开展本研究的过程中体会特别深。在研究社会体制问题中，我们收集了大量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体制发展和建设的资料和数据，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西欧诸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各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考量了它们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对照中国的现实发展，确实深受启发。在对它们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之后，对我国现阶段的一些问题的思路也就比较开阔了，至少有很多的启迪。一个国家的一套体制在这个国家运行得很好，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因为任何体制的背后都有其生长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不同，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状况也就会不一样，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中国社会学恢复初期，费孝通教授提出建立“迈向人民的社会学”和“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既有政治考量，更是基于他自己的历史经验。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开展国际比较，对此在本书中也进行了尝试。我们的体会是，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一定不要离开被研究国家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便是考虑了历史发展阶段，也还要考虑为什么这些国家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和政策。总结过去的研究经验和教训，我们很多研究离开了历史的阶段性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往往会混淆视听。另外，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都是经验，也有教训，也有不成功的范例。要摆脱那种“凡是外国的都是先进或好的”理念。回顾历史，“全盘西化”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忽视了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创新的任务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一项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三 大数据研究方法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阶段
从参与观察到问卷调查，再到大数据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将进入新阶段。在本书中我们尝试着使用大数据方法来研究社会体制改革的有关问题，尤其是用来研究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状况，以及公共部门使用大数据的情况。使用这种方法的基本考量是：由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的信息及其信息网络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并构成了理解社会体制的重要手段。借助网络，社会成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对问题解决的参与热情和治理能力。政府网络客户端、企业和单位的微信、群体之间的“朋友圈”正在取代传统的文件传输方式，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公共空间、社会空间，乃至社会结构，形成新的社会关系模式。
（二）信息化下的社会关系模式
如果说，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由个体的人们组成的网络结构，那么，互联网使这种网络结构更加“网络化”。现在看来，“网”的出现是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模式的一次重要机遇。我们之所以认为信息化造就了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和新的公共领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是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已经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一半。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0%，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必须研究这个50%以上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些人口的互动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在线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互联网塑造了网上的在线行动。大数据是把现有的数据平台互联起来，形成一个在线的巨型数据系统和运算体系。这其中涉及建立各个部门、地区、行业、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的机制，以及信息安全制度。二是互联网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年青一代更喜欢虚拟空间。研究发现，城乡网民中各个年龄段的网民使用互联网主要分布在10—49岁的人群之间，尤其是10—19岁、20—29岁和30—39岁这几个年龄段。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对现实世界有虚拟感，对虚拟世界有现实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虚拟世界已经现实化了。三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智能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面对的社会人群及其交往方式将会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网民接入互联网的主要场所是家里，2014年12月和2015年6月分别占90.7%和90.4%，其次是单位，分别是31.1%和33.7%，再次是公共场所，分别是18.0%和18.8%。网民们接近Wi-Fi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微信”的发展已经超出社交应用，进入平台层级入口，成为新媒体中的佼佼者。我国媒体经历了初期的天涯社区到方兴未艾的移动社交应用的发展，短短十几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互联网传媒和由其组成的“朋友圈”，加速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预期一致性。对于社交媒体的正面作用要肯定，但其负面影响也要考虑，有些问题要及早注意，如自媒体中的虚假事实和谣言的管控，以及负面信息的快速传播，已经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风险，必须建立起监督机制和追责机制，及早加以规范。四是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过程中，居民对公共服务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凸显和越来越迫切，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将难以为继，必须借助数字技术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的居民公共服务需求。社会组织创新意味着使用数字技术来提升服务效率，借助网络化和数字化来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产生全新的服务体验。五是经济社会越来越朝着体验方向升级。体验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改变人们的心态和行为。在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上，如何通过这类服务和服务组织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需要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不能回避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这一现实。
例如，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使用大数据方法获得人们对教育的基本观点（见案例分析1-4），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得北京市居民在网络上反映出来的观点、倾向性、痛点等，我们通过这些分析来进一步开展有关政策的研究。
案例分析1-4：北京市的义务教育状况
民众言论在义务教育领域的相关内容基本呈逐渐下降趋势，且下降的幅度不断增大，2016年下降幅度达到近50%。2012年为近期高点，在所有言论中占比达到14.4%。
义务教育领域的民众言论中有11.4%的言论表达了负面情绪，88.6%的言论表达了正面情绪（见图1-4）。
图1-4 民众言论倾向性分析
民众言论在义务教育领域的负面信息总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2011—2014年，负面言论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低点出现在2014年，为11.4%，2015年、2016年迅速上升，2016年达到21.5%。在义务教育领域，对入学谈论最多的三个因素主要是所在城市、户口、外来人口，其次为择校、入学费用等问题，最后为政策因素。在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问题无疑是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北京市的教育资源全国领先，所有家长都希望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学校。同时，北京又是全国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常住人口800多万，财政资源相对比较紧缺。而且，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遇到如何平衡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关系的问题，努力做到公平公正，这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选择。户口限制：在北京，就读幼儿园、小学、初中，学校首先会考虑的是北京户籍人口的子女，在有名额剩余（好的教育资源当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好的学校通常还需要缴纳高昂的择校费用）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常住人口，因此，对于外来人口中不属于精英阶层家庭的学生通常被选中的学校均教学水平一般，从义务教育已经开始出现阶层分化。政策引导：在义务教育阶段，更多地还是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引导，从顶层设计开始，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做到教育资源公平。在义务教育领域，依靠市场因素引入社会办学方面没有异议，但是教育费用的问题值得关注。另外，民众对义务教育领域中非京籍学生（外地人、异地、外来人）以后的高中教育问题，以及异地高考问题争议较大，争议的焦点仍是非京籍居民关于北京市高考对异地倾斜的有关政策，并表达了较多的不满情绪。
这些分析结果使我们看到了北京市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政策选择中的困难。
我国属于后发国家，其后发优势在互联网领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网络经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发现，我国有条件在新经济业态、政府改革创新、社会组织服务方式创新等方面有自己的后发优势，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变迁方面有所创新。在这里，消除数字鸿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是互联网应用发展较快的国家。在互联网应用上，我国涌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诸如阿里巴巴、腾讯公司等，我国也有条件推动产生一批世界级社会服务机构，在传播我国文化、我国价值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事实上，它们已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体制和机制。
四 综合决策机制研究
（一）社会体制的综合性特征
本书不仅要研究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还要提出规划和对策，因此，决策咨询的方法也是本书中必须考虑的基本方法。在研究中我们感到，社会体制改革涉及社会学的领域，从严格意义上说，社会学的知识不足以对整个社会发展形成全面的认识。社会学更多的是侧重社会的制度和规范的分析。一是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社会体制现实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现有学术研究的视野，人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理论来引导我们走出解释的困境。从2007年底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打破了所有理论和学术上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诸如，自由不受干预的市场是有效的；如果市场犯了错误，它自身会迅速纠正。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管制只会阻碍创新。社会部门只有企业化管理，才能提高效率，等等。历史教训我们重新审视公共部门的作用。二是对现实问题研究发现，政府需要发挥作用，社会也需要发挥作用。经济需要在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找到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承认公共部门、非公共部门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甚至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重要办法就是寻求和实现这种平衡。面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德国政府出台了养老保险法等；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出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自那以后至今的历史过程中，经济什么时候在这些因素之间找到了平衡，就会稳定向前，否则，就会出现危机和动荡。20世纪下半叶，美国失去了这种平衡，并借助全球化来向全世界推行这种不平衡，最终导致了全球一起来为美国买单。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思考问题，我们深深感到，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必须认识到，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投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更扩大至公共领域，就业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力领域，更扩大至公共部门，投资不仅仅局限于物质领域，更扩大至人力资源领域的时候，转变发展方式，就已经远远不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是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其中包括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政策的重点必须放在创造就业上。三是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决策往往是经济学家们的事情。当然，公共管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对于经济问题缺乏了解也阻碍了他们参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决策。造成当前经济政策缺乏通盘考虑的原因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缺乏全盘考虑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发现市场经济是存在许多问题的，而且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近距离观察美国经济，你会发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个社会里，十年来就连中产阶级也面临收入的停滞不前；社会不平衡日益加剧；尽管也有例外，但穷人靠自己的力量爬到社会上层的比率比‘老欧洲’还要低。”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其著作《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的沉没》中的一段话，值得深思。其实，在这之前的许多美国学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诸如资本主义3.0、资本主义4.0等。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分析，直接的结论应当是：追求个人主义不会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间接的结论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它们不会自然而然地跑到一起。若让它们跑到一起，还需要另外的力量和机制，也就是说需要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但是，就其本质来说，人是一个需要群体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的动物。自由市场把社会变成了“经济社会”，社会建设就是要改变这种对于社会的异化现象。在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公共领域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公共领域建设。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如果所有的社会事务都要通过市场展开，个体的人就会变成一个个孤立的经济人，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的基本偏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时期以来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反过来说，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探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市场不能解决，必须通过社会才能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目标也就明确了。利己主义的破坏性影响在各个社会中屡见不鲜，关键是看不同社会中的人们是如何抑制它的。
（二）综合性解决方案
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政策研究不仅要有国际视野，更要有历史视野。1929年发生的国际经济危机在经过短暂恢复之后，不到一年又陷入了低潮，反反复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009年底和2010年初，就有人预料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经济复苏就在眼前，不料下半年全球经济又出现动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成熟的社会和成熟的政府政策不能没有历史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理论和政策的穿透力。通过具有全局性的历史视野把握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根据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性特征来制定政策，这一点在当前比任何历史时期都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需要更多领域的专家参与、合作、研讨，寻求综合解决方案。而且，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而故步自封，创新必须依赖各国的经验与教训，必须吸收各国专家参与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大包容性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必须作出的重要选择。
社会体制是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其核心是由社会利益格局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社会体制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核心制度。合理的社会体制能够使其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避免使社会陷入“困境”。社会体制研究既涉及理论探索，又涉及实践应用，还必须放宽国际和历史视野来审慎分析，需要采用综合的方法。在当代，大数据是对更大范围的社会事件进行把握和研究社会体制的不可或缺的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