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世界主要社会体制类型及其演变
一 以公众承担社会事务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体制：美国模式
（一）另外一种文明
中国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当1776年7月4日，悬在菲列得尔菲亚（Philadephia）的老‘自由钟’传出新美国的消息的时候，我们的东方姊妹共和国——中国——已经是几千年的‘文明之邦’了。”[32]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正如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帕克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访问时所讲过的，“有一件事是中国所独有，且足以用来分别于欧洲，俄国及印度的，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古旧的文明而且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文明。一切中国的东西，任何一项文化的特质——器具，习俗，传习，以及制度——无不相互地极正确地适合，因之，它们合起来，足以给人一种它们是一适合而一致的整体的印象”[33]。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美国依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度，其自身传统习惯很少，内部文化多样复杂，正如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其《初访美国》一书中讲到的，“我强调美国在历史上的尺度正是想烘托出年轻两字的骨子。……这广大的陆地上，在哥伦布到达的时候，人口稀少，加上这些土人的顽固，不屈服，不同化，以致从文化上说，在一定程度上这里可说是一个真空。向这真空驰入的，不是有组织的文化单位，而是一辈对于传统制度已失去好感的亡命者。……北美早年的移民并不存衣锦还乡的愿望。他们要在新世界求得新生活，而当时的环境，如我在上章所说的，也迫使他们确立一个和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美洲的文化基础不是原原本本从欧洲移植来的”[34]。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说美国文化是“年轻的文化”。现如今，年轻的文化和古老的文化，年轻的国度和古老的国度相处、交往、碰撞。历史决定了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两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在21世纪因中国的崛起碰了头，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美国现代社会是历经数百年转变形成的。几百年前的它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人们称其为“新大陆”，这在当时是个临时的代称。“对于白种预备居民来说，新大陆就是一个想象中的地方。于他们而言，美国始于一个狂热的梦、一则神话、一场幸福的幻觉、一种奇想。”[35]自建国以来，美国社会体制发生巨大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社团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政府主导的社会体制和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体制三个阶段。“美国城市引人注目的发展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驱动——移民、欧洲的投资、北美消费基础的全面增长，最重要的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大规模生产的发展。”[36]城市化和工业化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变化，最终把这块以乡村为主的土地变成了大城市林立的地方。
从历史上看，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文化之所以风靡世界，究其根本原因是其以生产技术和物质产品为基础的物质文化的传播，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其《文化论》中所指出的，“人的物质设备：举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方面。它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它们决定了文化的工作的效率”[37]。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从蒸汽机到电气革命，再到当前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先是发生在英国，后来在美国蓬勃发展。从美国兴起的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最近十年来的移动互联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科学的广泛应用。
（二）美国社会体制的起点和发展脉络
1.利益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私有制是美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甚至有人将美国称为最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个特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这既是美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美国社会体制的基本特征。利益格局是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交合点。美国历史不长，社会体制独具特色。早期北美大地居住的是印第安人，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原居民和主人。印第安人过着部落式的社会生活，为人厚道的性格使他们接受了“五月花号”上的拓荒者。“五月花号”上的人们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在北美大陆上居住和生活下来，组建了北美大陆最早的移民社区。这些移民社区的居民们先是通过拓荒维持生计慢慢发展起来。后来，印第安人又遭到了那些来自欧洲的、最初落难的人们的逐杀。
在美国进入工业社会之前，“自耕农”，也就是那些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独立的土地所有者，构成了美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1862年土地法案为人们提供了数十万个农场。“杰佛逊说过：自己有土地，能自食其力的人，才有独立的精神，这是共和国生命之所寄啊。”[38]1865年前，南方种植园大量使用奴隶。奴隶制度废除后，佃农和佃农制度为无地农民提供了半独立地位。由于较短的历史和移民社会，较之欧洲模式，美国社会模式更有活力。法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美国的民主和活力赞赏有加。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经济精英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他们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表现出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一些主要的企业家组成了工业资本家精英集团。那些来自从事茶叶、胡椒、糖和奴隶贸易的家庭成员熟悉美国与欧洲、印度和远东地区的贸易网络。这些殖民时期的商人把财富传给了自己的后代。
这个时期，美国农场主曾经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20世纪以来，由于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扩大，这样的农场主越来越少，他们慢慢地搬到城市居住，融入城市生活。从社区到小镇，从小镇再到城市，从城市再到州，从州再到联邦，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过程，也是美国社会及其社会体制的形成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新一代商人开始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他们从贸易转向专门的行业，诸如工厂、银行、保险和航运等，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先驱。这些企业界的精英之间建立了密切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那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商人之间发展联姻关系，一方面展现了他们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形成了重要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家园成为重要的社会纽带。富人们居住在自己的社区，立足于这些社区来开展社会互动，建立社会联系，增加自己的财富，造成了城市内部的阶级隔阂。眼下，在波士顿的海边依然可以看到19世纪留下来的富人区，幢幢豪华别墅反映出了那个时期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差别。这些先期的企业家建立了自己的商会来促进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到1858年，这样的商会已经发展到了十几个。以商会为纽带的美国顶级企业家和银行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34年成立的费城商会实际上是商业俱乐部，他们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保持着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确保他们的利益和财富能够代代相传，努力扩大财富的继承机会。这些家庭和商会对地方选举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是奴隶制的坚定支持者。
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制造业把一些工匠培养成了制造商，这些工匠是从社会下层发展起来的，没有继承财富的机会，但是努力工作和不懈奋斗可以使人获得财富和地位，大大激励了美国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梦想。作为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这些工匠出身的制造商形成了新的社会精英阶层，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财富，也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文化，并与老牌企业家和银行家泾渭分明。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通过家庭继承获得成功，他们在生活方式上自成一体。由于阶级地位和文化上的差异，从工匠发展而来的制造商不能进入由继承财产而获得地位的社会圈子，于是，这些新贵组织了自己的社会圈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工匠和社会成员都可以进入制造商的圈子，那些小商人和中产阶级由于其经济实力不得不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又形成了其独立的社会圈子。
较之于欧洲一些国家，美国的社会不公平要严重得多，收入差距也非常大，贫困问题较为严重。这种现象在20世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那时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巨大，克鲁格曼将这种社会收入差距视为1929年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1%最富有的人口占有财富不到国民总收入的9%。从那以后，财富就积聚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39]。
2.公共空间的形成与发展
早期美国，移民众多，分布广泛，信仰各异，政府无力顾及，由于快速、多元移民所造成的众多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相互帮助和共同组织社区活动就成为美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个特征在过去200多年不断发展和完善，慈善和志愿精神成为其社会共同价值。正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所说的：“机会的观念作为统一的动力贯穿于我们的历史。它引导我们尽最大努力，它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抵达我们的海岸，它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投身于一个共同梦想。”[40]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在这里纯粹是一种政治家的表述，目的是唤起全社会的团结意识：“共同工作以建立共同基础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保护它免遭意欲分裂我们的势力的侵害，是我们不断要面对的挑战。”[41]不过，结社和相互帮助确实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皮特·德鲁克（Peter F.Drucker）指出，美国生活的特色“是一种志愿者组成的私人团体内部和私人团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共存。这种行为深深根植于过去——它存在于小宗教团体成员间的友谊和他们的相互依赖，同时也根植于拓荒者的邻里友情，它也存在于我们最新的制度当中”[42]。
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为穷人、医院、孤儿院和其他社会计划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非常繁荣。私人基金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这样的组织成立于20世纪早期，当时，巨型的工业企业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这些基金会的作用是支持各种各样范围广泛的活动，包括艺术、教育和研究等。现在我们在美国各地看到的卡耐基图书馆就是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个时期还有诸如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的慈善业事业。他们的慈善活动不仅遍及美国本土，也遍及世界各地。美国各地的博物馆的大量藏品是个人捐赠的，如波士顿的印刷博物馆收藏了大量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作品，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总结这一段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一旦社会给公民承担责任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居民，他们就不遗余力地抓住机会成为负责的社会成员。
美国的公共部门是从社会领域生长出来的，这是因为美国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美国有悠久的志愿活动和市民社会组织历史。自从19世纪早期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到市民社会组织的盛行以来，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志愿精神颇为骄傲，并且将之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市民社会组织建立在地方志愿群体的基础上，志愿群体互相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社区的问题和人们关注之事。至今志愿者依然活跃在消防领域和政治家的选举领域。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晚于其他工业化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若干国家，如德国、英国开始建立公共福利制度，以应对由于工业革命进程加深引发的社会问题，诸如失业、贫穷等。但这个制度在美国启动很晚。因为当时美国工业化方兴未艾，经济蓬勃发展，每个人都不担心没有工作。即使找不到工作，美国地广人稀，也可以得到一份农田，维持基本的生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没有感到建立社会福利体制的压力和必要。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摧毁了人们的这种信念。由于银行和企业破产，有史以来，美国人感受到了失去工作的痛苦。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相信市场的作用，认为实行自由的市场竞争是保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他主张政府对企业不加任何干涉，任其自由发展，经济状况便会得到改善。与此同时，胡佛通过州和地方政府为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提供救济。但在当时，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胡佛的政策目标并没有得以实现，还引起大多数美国公众的不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胡佛为克服大萧条所作的努力是不够的，1932年，美国人民选举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做他们的总统。1932年，罗斯福上台没几天，便向美国国会提出了社会复兴和改革的立法提案。国会几乎批准了罗斯福提出的所有措施。大萧条时期实施的许多政策都是临时性的，但是其中之一，尽管几经修改，社会保障却成为延续至今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参与和政府供给相得益彰，共同发挥作用。当然，这个制度毕竟已经实施了80多年，整个美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抚养比的变化尤为显著。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何去何从，有待进一步观察。
3.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美国的各个治理主体的权力边界都比较清楚。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人民成了各级政府必须竭力讨好的主人。”[43]即便是现代美国，社区居民若是想竞选社区公职，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的事情，尽管是没有报酬的志愿者，也需要赢得居民们的好感，进而获得信任和支持。历史上，“在州内，能够代表全体乡镇的只有一个机构，那就是作为全州权力中心的州政府。除了乡镇活动和全州活动以外，就只有个人活动”[44]。这里所谓的“个人活动”实际上就是个人的家庭生活和个体之间的社会生活，包括社团活动，也就是基层人民的社会生活。基层人民的社会生活就是生活共同体的生活。在当代，人们将其称为社区。历史上的美国的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作为开拓者对政府控制漠不关心，有时也意味着开拓者把法律带到他自己的土地上，而开拓者自己则是一名义务警员在边疆社会中建立起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45]。个体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是一个社会向善的基础。
按照费孝通的描述，早期移民社会中，“美国人主要的社会关联不是血统，而是那些名目繁多的‘社’。”[46]托克维尔也是这样看的，他把美国社会看成是一个结社的社会。正如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俾尔德所说的：“有一个农人的家里要是需一座新房或新仓，他的四邻都来了，帮着伐木，树架，房屋作成了开落成会，用污黑的小酒壶喝酒助兴。有一个女人要是需要一床过冬的铺盖，她集合四邻的妇人来开‘助缝会’（quilting bee）。在剥玉蜀黍的时候，有‘剥苞会’（husking bee），小孩们在这里都非常踊跃。到了斫伐树林的时候，邻人们都来了，砍树，把木头滚成大堆用火烧。‘滚大木’（log rollings）在当时的确是社会上一种事实。”[47]
针对美国社会关系模式，社会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考察美国时描述道：“美国这个社会，从这角度看去，是很别致的，大体说来它是早年截去了两头的层次，只剩下了个中间梯阶的结构。我说这是别致的，因为梯阶是发生在两端之间的，没有两端也就没有梯阶了。其实美国的两端不在美国，它是个移民的社区，是从欧洲中间梯阶爬横了，到了这新大陆，结果保持这梯阶的精神，永没有顶的往上爬。”[48]换句话说，美国没有悠久的历史，而其他国家和地区，诸如欧洲、亚洲、中国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历史上除了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制度外，那些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异教徒本身就是对天主教的反叛，所以在美国建国伊始甚至没有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未曾有世袭的贵族制度，市场制度和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障碍，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能有敢作敢为、毫无顾忌的民族性格和习惯。
桑德斯的如下描述可以视为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一定阶段上的社会和社区形态：
小时候我经常在街上和校园里玩耍。街道就是我们的乐园，每次出来都带个斯伯丁皮球。和今天不同，那时没有大人管我们，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自己组织比赛。
一玩就是好长时间。我们在街上玩捉迷藏、吊球、曲棍球、触身式橄榄球，有车经过的话就当是暂停，球卡在停着的汽车下面就算犯规。我们还比赛往下水井盖里扔石子。如果扔进了中间的洞里，就可以赢回10个石子。
……
现在想来，我们当初算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小团体了，我就是在这个小团体中懂得如何与人合作的，我永生难忘。
另外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布鲁克林道奇队与我们街头孩童以及整个社区的互动。长大后我被问到支持哪只棒球队。开什么玩笑？在我眼里是布鲁克林道奇队一支球队，而且他们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49]
桑德斯的这段描述让人们看到三点，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的孩童有那么多的玩具和去处；美国孩子在这个时期的小团体意识是非常浓厚的；那个时期的人们的社区归属感非常强烈。仔细品味，这种情况应该是发生在工业化较低的阶段，那时城市化程度也不高，社会流动相对弱的社会体制下，这是一个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熟人社会”。社会不流动或者流动性不强，人们有闲暇时间开展社区活动，这恐怕也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社会的共性。
19世纪开始，美国中产阶级开始发育，他们重视教养、勤奋、礼貌、教育、规矩和清洁。中产阶级的子女一般不在工厂做工，他们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可以开展“自我提升”等活动，诸如阅读、弹钢琴、玩玩具和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他们的技能和价值观。这个时期，中产阶级也开始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人们不再依靠孩子作为经济收入的帮手，因为他们知道，让孩子健康成长需要时间和投入。中产阶级的妇女不是为了工资而工作，他们通常在佣人的帮助下收拾房子和打扫卫生，培养孩子和丈夫的良好行为以及管理家庭的采购。丈夫和孩子的教养程度可以向社会、邻居和丈夫的同事显示家庭在经济上的成功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声誉成为社会分层的一部分。
在美国，公共生活的特点是这样的：“一个侍者，或一个车夫，或一个警察在面对一个普通工人时的态度与他面对宾夕法尼亚州长时的态度不会有什么不同。这就造就了一种自尊的精神，不论是对于这样行为的人，还是对于这种行为的对象都如此，即使他属于较贫穷的人。”[50]这得益于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尤其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这样一个阶段，在其文化中缺乏等级的基因。在美国一个人成功的主要标志不是他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更是他的成就。由于公共生活的特点，美国人口中各个阶级之间的距离相较于欧洲或其他国家是在缩小的。进入20世纪的时候，美国的仆人阶层开始消失。仆人阶层的消失意味着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开始趋同，绝大多数家庭不得不自己做家务，包括做饭、洗衣服、清洁卫生等，实际上也消除了穷人和富人之间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20世纪的上半叶，除了历史原因，政治、经济、教育、传媒等因素在其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当代美国社会体制的基本特征
1.严重社会不平等
从观察的情况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加大，20世纪后期的收入差距状况与20世纪初期的情况大为不同。经济大萧条之前，美国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于资本，诸如利息、股息、租金等资本收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来自专业，诸如金融人士、经理人、医生、行政人员、律师和金融专家。尽管如此，美国的最富有者依然是股票经营者和房地产商。
现代美国，农业工人主要是移民，他们来自墨西哥，从事田间工作和包装工作。美国社会是从农业社会开始拓展其社会空间的。在美国，不到1%的人口在农业部门工作，他们基本上是独立的农场主。美国当代的农业基本上是商业化和工业化了的产业。在现代美国，“农民”通常是指那些拥有土地的农场主和农业企业家。“农业工人”通常是指那些从事田间工作的移民，相当于中国的“农民工”。只是在美国，“农民工”不是来自乡下，而是来自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美国，从社会分层来看，他们也是低收入阶层。换句话说，当代美国的农业产业，由农场主、高级经理人、监督者和农业工人组成。美国农村地区的土地和农业经营越来越集中，综合性农业企业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日益集中的农业规模经营把那些土地所有者塑造成了上层社会的一部分。
2015年以民主党人身份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对美国的社会体制有如下的描述：
如今，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国会中会有人听民众的心声吗？国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当然不代表艰苦的工薪阶层的利益。
现实生活中，数百万工人无法养家糊口，很多人甚至饔飧不继。很多中产阶级工作时间变长，但工资却减少了。除非我们改变国家的经济运营轨迹，否则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将是最先忍受贫穷。
高等教育是步入中产阶级的阶梯，但数百万年轻人却无法支付起高昂的学费，还有学生因为背负太多债务而中途退学。
很多家庭夫妻双方都工作赚钱，但仍然买不起住房，也无法享受高质量的儿童看护服务。很多老一辈工人发现制造业工作岗位都已转移到了中国或墨西哥，他们的收入也较之前大大降低。很多老年人和残疾人根本无法靠每年仅有的1万美金社保生存，4300万民众处于贫困之中。现状没有任何改变。[51]
中产阶级的危机是美国社会体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正如桑德斯所描述的：
不幸的是，财富再分配流动方向完全错误。数万亿美元从中产阶级手中流出，转而流入千分之一的最富有阶层的银行账户中。1979年，最顶尖的千分之一的富人持有全国7%的财富。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20%。
过去15年间，美国亿万富翁的人数是原来的十倍。2000年，美国有51个亿万富翁，他们的总净值之和仅是4800亿美元。而今天，美国有破历史纪录的540个亿万富翁，总净值之和为2.4万亿美元。
……
如今，金字塔尖1%的富人握有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民众的总财富，美国排名前20的大富翁的财富比底层1500万民众财富之和还要多，美国一个家族——创立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的财富比底层1300万民众财富之和还多，这样的社会一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52]
桑德斯的观点也为一些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所证实。收入差距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几年中，社会新增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富人手中集中。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个人和家庭可以全部或部分地控制企业，并通过拥有财富间接地对权力产生影响。当然，拥有财富和阶层还是两个概念。在美国，中上层阶级通常对社会进程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美国经济繁荣，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人们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也不错。从桑德斯的阐述中可以看到，美国的社会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合理、教育体制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流动、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核心是收入分配制度和财富的占有方式。“奥巴马总统之所以最近会说‘不平等是当代的主要挑战’，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平等的加剧在美国要严重得多。最突出的问题是大公司高管报酬史无前例地飞涨，财富的日益集中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挑战。”[53]美国不是一个对不平等无限容忍的国家，各种举措就足以说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制定了高累进制所得税和遗产税制度，其税率之高是其他国家望而却步的，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当然，桑德斯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也有人认为，“过去50年，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值增长50%。人口普查数据受到一些无关因素干扰，显示的结果并不准确”[54]。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去工业化、平均工资的扁平化、经济金融化、收入不平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对华盛顿的渗透以及政治权力的泛滥，这些，都深深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变得更具有创业精神，更少社群精神，更自由，更不平等。聚集在沿海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技术公司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引擎，世界各国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除了少数人获益，大部分人就业困难。公立学校、稳定的工作岗位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机构象征处于长期的败落中。不过从文化上来说，美国一直是一个对于大赢家和大输家都能够容忍的社会，他们认为这是机会平等机制的代价。
2.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公共空间
说美国是一个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那是指总体而言的。与美国的利益格局一样，美国的市场、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1929年之前，市场在美国社会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以至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希望通过市场的力量与各个州政府一道来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接任胡佛后，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强化了联邦政府的作用，引入了宏观调控机制，重新建构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把社会保障建立在联邦层面上，使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得到强化，从此联邦政府进入了一个扩张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影响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居然凸显出来。教育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深入广泛。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对年轻的父母，入学、日常教育、毕业就业，教育已经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核心。教育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大变数之一。
有人认为，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美国的福利制度相对较小，贫困程度较高。当然，也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和不同的看法。[55]美国的福利支出源于公共和私人两部分，在美国，通常政府针对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保健费用，这些，在一些国家是由政府支出的。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作人员主要是由雇主提供医疗保险。与欧洲比较起来，老一辈的美国中产阶级获得的私人养老金多一些，美国中产阶级为子女支付的大学教育费用比欧洲要多，通常这些在欧洲是要政府来支付的。在欧洲，中产阶级严重依赖政府福利，而在美国，福利更多依赖个人。尽管如此，美国的社会福利仍然是庞大的，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均政府福利支出居第三位，只是因为美国政府对老年人和穷人的支付更为突出罢了。当把由私人机构支付的养老、医疗费和教育费用纳入整个社会福利体系计算时，美国的人均社会福利支出几乎是欧洲的两倍，一旦按照大口径计算，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人均社会福利支出超过美国，那就是挪威。美国计算贫困的标准也有自己的特点，就是那些低于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50%的人群被定义为贫困人口。由于美国人均收入的中位数大大高于欧洲和其他国家，美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不同口径和标准下的比较往往会产生误导。
在微观上这反映了不同的福利制度设计，在宏观上则反映了不同的分配体制，前者是公共利益问题，后者是利益格局问题。在这里，公共利益和利益格局交叉在了一起，可称之为社会体制。社会体制首先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它在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发生，政府对企业减税或者税率降低，有人将这种减税称为具有社会目的的减税。企业为员工提供养老、医疗和教育支出，只是从整个社会总体而言，分配方式不同而已，换句话说，治理模式也不一样。2017年1月，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任后，把减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和个人的竞选承诺，目前来看，减税取得了积极效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到2019年上半年，已经有250家企业承诺为美国工人和毕业的大学生提供900万个就业培训机会。特朗普呈现给世人的执政线条基本是：以美国经济振兴为主线，以税收改革、发展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国际平衡为主要目标，在全球事务中继续扮演老大角色。
美国不同的地方政府，包括社区，其组织形式和特点是千差万别的。有研究认为：“在美国，地方政府也有两套班子：一套主要由不拿报酬（或只有少量补贴）的市民志愿者组成的各种理事会和委员会，他们对政府决策起参谋和咨询作用。另一套是以市经理（市长——作者注）为首的行政机构，他们受雇于市政府，是全日制的政府雇员，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和政府日常事务的管理者。”[56]市民社会组织的资金来自个人和公司的捐助、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约有69%的美国家庭平均每户捐赠1017美元。公司一般也开展财政捐助，虽然它们也以提供实物产品和服务为手段增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并且提高它们的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商业部门在它们的目的和目标中也日益注重提供捐助，这些捐助包括产品、用过的设备、员工租借、服务、雇员志愿者和现金礼物等。社会捐助构成美国社会慈善的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美国的各类非营利组织才得以发展。
3.凝聚力式微的社会关系模式
随着社会分化，当代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也在不断下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国会议员中，持温和中间立场的比例为40%；而近些年来，这一比例已经跌破10%”[57]。国家凝聚力的减弱，会大大损伤国家的基本秩序，对于国家治理是灾难性的。
继《独打保龄》一书之后，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在中国新出版的《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展示了许多美国儿童和少年的“崩溃”、“完蛋”现状的令人心酸的故事。他分析了这些故事背后的各种原因，包括政府的责任不到位、社会不公平、家庭婚姻、学校教育体制、邻里关系等。换句话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美国社会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纵观美国历史，其利益格局是在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而且，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其社会分层造就了他们自己的亚文化特点，也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交模式。当然，每个人会因为他们社会阶层的变动而不断调整自己的亚文化和行为模式。美国的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包括上千万人。上千万人的群体中自然会表现出其内部的多样性，每一个阶层的特征表述也只能是一般性概括。人性通常要比社会结构变化慢一些，社会结构变化了，但人性可能还没有变化。人性隐含在文化基因中，相对于社会结构本身，文化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认为美国社会是存在分层的，他们通常基于拥有的财富多寡、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收入多寡以及所处的亚文化或社交网络状况来进行划分。当然，学者们对如何分层和是否需要分层还是存在争议的。人们通常将美国的社会分为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下层阶级或工人阶级。在美国，上层阶级通常通过资本和资本收益获得财富而不是通过每年的工资积累，他们包括政治家、财产继承人、风险投资者、顶级名人、高级经理人等。特朗普上台采取的减税政策和扩大就业政策正在产生一定的影响，未来对美国的社会结构产生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 福利国家的社会体制：欧洲模式
（一）公共财政支撑的社会安全网
安东尼·吉登斯则把欧洲社会模式概括为：发达的奉行干涉主义的国家，以税收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为衡量标准；直到高中毕业的免费义务教育；健全的福利制度，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为所有国民，尤其那些最为需要的国民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限制或阻止经济不平等和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欧洲社会模式是一系列价值观——整个社会共同承担风险——的总和，包含：控制可能会危及社会团结的不平等因素；通过积极的社会干预来保护易受侵害的人群；在产业领域培育协商而非对抗的氛围；为全体人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公民权利提供一个良好的框架”。[58]在这种模式中，形成以公平和公正为核心的政府财政和福利政策；以充分就业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经济和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社会组织体制；全社会共同承担风险的价值体系。这种体制的问题是，必须用高税收来缓解财政压力，而政党制度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5.1%，而在美国则为30.7%。”[59]与美国不同，在联邦德国，一些在其他国家已经被市场化的要素并没有被市场化，诸如土地、劳动和货币等，有时人们把德国视为已非市场关系支撑的社会。
欧洲这些福利制度主要是在20世纪以后建立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在其《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所描述的，“要说维多利亚工人阶级生活有什么最突出的特征，或者有什么最让我们难以想象的东西，应当首推社会保障简直完全缺失这一现象”[60]。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工人一旦发生失业，便无依无靠，或者靠自己的储蓄，或者依靠“互济会”、工会、邻里街坊，甚至不惜到小店里赊账来维持生计。《济贫法》是英国当时唯一兜底的社会政策。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研究，英国直到接近20世纪才建立起基础教育，19世纪后的英国全民识字率目标基本没有实现。得益于工业革命起步早，英国的城市化进程比美国要早一些，19世纪中叶，英国的城市化已经达到了50%，城镇居民的数量基本超过了乡村居民的数量，美国在1900年才达到了40%。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英国加速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到1914年，社会保障制度在英国显现出了基本的轮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第三产业在英国发展起来，服务业的发展为妇女就业提供了机会，“她们成了售货员、服务员、电话接线员（新通信工具主要由女性操作）、打字员、教师和记者”[61]。到21世纪初期，英国妇女在劳动者队伍中的比例几乎接近50%，这是近一个世纪产业演化的结果，也是人均寿命不断提升的结果。
（二）凝聚社会与政府力量的社会空间
就社会秩序而言，欧洲模式无疑是一种比较有秩序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不是单一的治理，而是一套综合的治理。法国社会治理的历史说明，治理的工具不是一成不变和一劳永逸的，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欧洲最初是社会治理，后来政府介入，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介入，再到后来的社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介入，不同历史阶段，面对的问题不一样，采用的治理方式也大不一样。“在法国，动员采取公共行动帮助城市‘办社会’的方式——不论是在何种空间上——与美国那种依靠市民社会和地方层面的积极性的意志并不相同。美国人的逻辑建立在自由行动原则的基础上……。”[62]这是美国人的价值观。这又回到了罗伯特·帕克的至理名言：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一套价值体系在支撑着。在治理问题上，英国和美国也有很大差别。“在法国，是国家收税官征收社区税赋；在美国，是社区收税官征收国家税赋。因此在我们这里，中央政府向社区派出代理人；在美国则是社区向政府派出公职人员。”[63]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草根”的含义。与其他国家比较，美国社会更具有草根性。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感到特别吃惊。
（三）工会和其他促进工人权利机构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关系模式
在维持这些机制的过程中，“社会伙伴”、工会和其他促进工人权利的机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欧洲社会模式要求每项特征都应当有助于促进整体经济繁荣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欧洲社会模式的动力来源于竞争、团结和互信三者之间的互动。……欧盟所有成员国的国家制度都致力于寻求经济效率与社会进步的协调。各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各有千秋，但所有国家都有成立行业协会、资方协会和工会等组织的自由，有在协商中表达并捍卫自己观点的自由和经营自由，这些都构成了欧洲社会模式的基础。”另一个重要的参数是：应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安全体系，它会充当了社会减震器的作用，尤其在危机出现时，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欧洲的经验说明，第一，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第二，社会安全网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三 全球化下的社会体制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财富分配机制
在财产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上，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金融资本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人力资本却不能自由流动。“跨国现象可以分为三类——产品、人口和信息。每一类都对国家有着独特的影响。”[64]全球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资本市场自由化并没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却将它们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65]要使人力资本能够与金融资本一起自由流动，理论上的解决方案是取消主权国家，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源于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体制使各国人民都愿意在自己国家生活，并希望本国经济繁荣。经济全球化正在带来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而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是多元的，他们不像经济的效率标准那样可以单一地加以衡量和比较。全球化背景下的单一经济效率标准和多元政治、文化、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基本矛盾的又一表现。
（二）超越主权国家的社会互动和诉求表达的社会空间
主权国家的社会治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曼纽尔·卡斯特针对当前世界社会中正在进行的不寻常转变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就社会来说，在没有全球信息化之前，主权国家与主权社会是统一的。全球化条件下，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卫星电视、手机短信等把不同国家的居民联系起来。这就给一些主权国家的社会治理带来一定难度。跨国界的卫星电视频道造成了跨国界的收视群体，也造成跨国界的文化传播、文化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每一波动，都会影响到主权国家内部的居民。“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国家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运输和传播的现代体制促进了产品、人口和信息的全球交换，也打破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疆界和权限。”[66]
互联网下的结社也使主权国家的挑战日益严峻。由于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整个世界的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网络社会，或者叫作网络社区，人们通过网络形成共同兴趣、利益和分享活动，形成网络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结社。“约翰·哈特立（1992）作了一个大胆而又令人信服的论断，说媒介就是公共领域：‘电视、大众化报纸、杂志和照片，现代的大众媒介，就是公共领域，是公共场所被创造出来并得以存在的方式和地方。’维利里奥也提出这样的观点：‘从现在开始，在街角预演的视觉机器中，大街同公共集会地点的屏幕、电子显示屏相比，已经黯然失色（1994）。’‘公共’越来越倾向于滑入‘公开’，就像‘文字’被‘图像’取代。审视这些变化，必须摈除怀旧、追诉之情，并且使用现代人的政治和理论才行。”[67]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主权国家社会治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多。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参与方式。“看起来，媒介尤其是电视与其他形式的电子传媒，孤立了市民并替换了旧式政治空间中的自我。”[68]在全球化经济下，明显感到与主权政治实体不一致的情况是，全球互联网系统下的个体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他们可以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可以单独成为主体。
信息处理能力正在改变全球空间格局。“全球范围跨越巨大空间处理和传输信息的能力破坏了原来城市中心的许多优势。整个20世纪后30年的发展趋势是，人口甚至大公司的总部继续向郊区或小型城市迁移，美国尤为如此。1969年，美国最大的公司中只有11%将总部设在郊区，1/4个世纪后，近一半的公司总部迁到城市边缘区。”[69]通信技术的进步预示着未来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空间变化将畅通无阻，人类整个社会关系模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甚至还可能出现家庭办公，这将是技术和经济影响社会的另一个方面。社会有条不紊，多样化发展，人口来自五湖四海才是兴旺发达的标志。
（三）跨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共利益格局
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获得巨大便利性。跨国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借助信息技术和现代交通在世界各地开展各种活动，诸如扶贫、福利、文化、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环境保护、国际发展、住宅、慈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等，社会服务远远超出国界，尤其在“经济发展援助、灾害和救济、国际友谊和文化传播”[70]等方面，这类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领域的创新和企业家活动都与国际间的组织活动有关[71]，这些活动或多或少对主权国家的政府产生了影响，“全球化已经给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带来极度困难……国际一体化正在影响政府的作用，削减其社会义务”[72]。现代社会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社会流动不断加大，人们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间里建立了各种关系来交流和安定情绪，以实现个人安全和心理满足，包括通过网络和新媒体维持的朋友关系、单位内部的人际关系、社会中的兴趣团体、各种俱乐部、学校的同学会、专家聚会等，现代社会的交往方式远远超越了以往以地域为基础的情绪安定装置，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的社区。视频、语音短信、电话等现代通信工具把交流范围从家庭扩展到全球，尽管它与面对面的接触是不一样的。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是一种感觉和习惯，微信、视频、语音短信即时交流也是一种接触和交流，一旦成为习惯，也会成为社会交流的常态。
人类文明起源于不同的人文生态，从古埃及到古希腊，从古印度到古代中国，早期人类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也就有了不同的社会体制、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学界前辈梁漱溟、费孝通等学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对这些文明进行了探索。梁漱溟主要是从历史上的几个文明，诸如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来分析全球文化的脉络，费孝通则在20世纪40年代初访美国时对美国人的性格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费孝通是基于美国人类学家米德的研究成果和自己在美国一年的观察，对美国文化的特点和性格进行这项研究并写出这本书的。
自从人类开启全球化进程以来，各国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交融就发生了，这种文化冲突和交融始于个体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无数个体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就形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影响也相互冲突，这也是一个文化调适的过程。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源流之一。尽管世界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把人类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文化和社会差异、冲突和融合依然是当代社会体制基本的发展趋势之一，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融合和冲突交织在一起，地理、文化、历史、主权、边界又把各个民族和国家划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能不能在短期内建成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社会体制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1] 钱穆：《晚学盲言》（上），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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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11]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8页。
[12] 钱穆：《晚学盲言》（上），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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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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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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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美]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钟舒婷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130页。
[52] [美]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钟舒婷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40页。
[53] [法]托马斯·皮凯蒂：《漫长的危机》，洪晖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125页。
[54]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3533？exclusive.
[55] Irwin Garfinkel，Lee Rainwater，and Timothy Smeeding，Wealth and Welfare States：Is America a Laggard or Lea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Garfinkel，Rainwater and Smeeding do not endorse the governmental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rather，their comparisons are intended to provide factual information and to remove simplistic perceptions about low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and high poverty rates in the U.S.
[56] 高新军：《美国地方政府治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57] 黄平、倪峰：《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58] [英]安东尼·吉登斯：《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59] [英]安东尼·吉登斯：《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60]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
[61]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
[62] [法]索菲·博迪-根罗德：《城市暴力的终结？》，李颖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63] [法]吕西安·若姆：《民主—社会与民主—政治权利》，《读书》2012年第1期，第37页。
[64] [美]马克·波斯特：《互联网怎么了？》，易容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65]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稳定与增长》，刘卫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66] [美]马克·波斯特：《互联网怎么了？》，易容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67] [美]马克·波斯特：《互联网怎么了？》，易容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68] [美]马克·波斯特：《互联网怎么了？》，易容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69] [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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