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女真人
地理位置和居民
辽河谷地就是为西方人所知的满洲的心脏地区，这是一个森林、山丘和耕地交错的地带。在16世纪，这个地区从阿穆尔河（黑龙江）向南延伸，包括了在低洼部分的辽河谷地和辽东半岛的一个明朝统辖的区域。在东边，它与鞑靼海峡、日本海和朝鲜毗邻。在西边，它与20世纪的热河省[4]相连，沿着大兴安岭的坡地从长城到蒙古草原向西北延伸。因为汉人在满洲的大多数活动都要经过热河，所以这一地区——尤其是它的南部，即人们所说的辽西——在满洲的历史上极具重要性。在整个明代，这一地区是多支东部蒙古部落的家乡，他们在汉族人的记载中经常被称为鞑靼人，尽管这一名称在那时也包括了女真人。
满洲主要的部族是女真人，他们在12世纪曾经建立金朝（1115—1234）。女真的名称至少可以追溯到10世纪，如果与肃慎部落的名称一致的话，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作为标准英译的“女真”这一名称来源于金朝女真语“诸申”（jusen），可能是通过蒙文Jüchen传到西方的[5]。“诸申”一词的最初含义仍然不清楚。
在明朝，汉人把三个女真部落区分开来：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有时他们也把这三个部落统称为“野人”。野人女真占据着满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大兴安岭的西部一直延伸到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的下游，以鞑靼海峡和日本海为界。这一地区人烟稀少，处于人口稠密的辽河谷地的腹地，包括了很多部族，主要有虎尔哈[6]、窝集和瓦尔哈。野人女真的猎人和渔夫以养猪为生，可能的话，还从事流动的农业。他们受蒙古人的影响相当大，尤其是在西部。
海西女真的名称来源于松花江，这条河在元朝和明朝时也被称为海西河。海西女真人[7]生活在现在的黑龙江、嫩江的东边，在哈尔滨附近的松花江的支流上。农业耕作在东部占据主要地位，游牧则在西部占据主要地位，蒙古高原成为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蒙古人在文化上的影响在这一地区的女真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
建州女真生活在牡丹江流域，与长白山临近，在后来的吉林省。他们通过狩猎获取食物和毛皮，并捕鱼或从事农耕。他们还采集珍珠和人参，擅长纺织。这一地区人口混杂，朝鲜人、汉人和女真人比邻而居。
内地和辽东之间的交通常常是从山东通过海路到达。当第一个明朝皇帝向辽东派出军队的时候，运送粮草的船只走的就是这条路。有一个时期，从北京到辽东的固定路线就是经过喜峰口、大宁（就是今天的宁城）和广宁（即辽宁的北镇以北）。然而，由于这一地区在1389年明朝为他们提供庇护之后被兀良哈蒙古人占据，内地和满洲的主要交通线就转移到山海关。因为这条路线也容易受到蒙古人的侵扰，所以明朝政府在那条路的沿线修筑了坚固的城墙。
满洲的各个部族之间的交流是十分有限的。在南部，明朝保持着一种靠马传递消息的驿站制度，以此为军事交流、官方使节的交换和政府之间的商业往来提供便利。女真人维持的水上交通以及在一些地方用狗来传递信息的驿站成为明朝驿站制度的补充。[8]
女真与明朝的关系
元朝（1206—1368）[9]灭亡之后，很多支蒙古力量保持了在东北的势力，明朝的中国继续全神贯注于它的北部边境的防御。[10]1375年，一位忠心于元朝的地方首领纳哈出侵入辽东。他在1387年被打败。但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遭蒙古人的进一步入侵，明朝把它所控制的辽东这一地区划分为25个卫，在辽阳设立了一个都指挥使司来管辖。接着，在继续运用“以夷制夷”传统政策的基础上，明朝向女真抛出媚眼即“招抚”之，以此控制蒙古。
1388年，就在打败了纳哈出之后，第一个明朝皇帝向三姓地区[11]派出了一支军队，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汇合处与女真人建立了联系。两个仍然由父权家族统治的强大的部族斡朵里和胡里改在14世纪80年代分裂为两个集团。尽管明朝和这些女真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关系，但由于其松花江上边境地区的军粮供应线存在困难，迫使明朝的代表们向南部撤退。[12]
一个居住在更靠北地区的居民南下的浪潮加速了女真人向南方的移民。1402年左右，海西女真人从呼兰河和松花江迁移到开原以北的地带。斡朵里、胡里改和托温三个部族在图们江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这个地方正处于朝鲜、中国和俄罗斯交界的地方，胡里改在延吉附近，斡朵里在会宁附近。那些定居在绥芬河以南地区的女真人成为后来众所周知的毛怜女真人。[13]
在这些南迁运动之后不久，明朝的永乐皇帝（1403—1424）[14]向很多女真部落派出了使团——这些使团常常由具有女真血统的使节引导——开始建立女真卫和所。1403年，一支到胡里改的特殊的明朝使团得到了他们的首领阿哈出（1409—1410）的归顺，阿哈出也被明朝官方册封为建州卫，名号源于元朝在这个地区的一个政治单位。1405年，明朝还在会宁的西北部设立了一个毛怜卫，阿哈出的一个儿子成为首领。一个明朝的使团在图们江会见了斡朵里的首领猛哥帖木儿。[15]尽管朝鲜政府试图劝阻他不要屈从于明朝的压力而自己封王，但猛哥帖木儿还是作为建州左卫的首领接受了明朝的册封。[16]他还接受了一个汉姓佟，几代人之后的第一位满洲皇帝努尔哈赤用这个姓来证明自己是猛哥帖木儿的后代。[17]
在1406—1440年间，两个建州女真部落进行了几次短途的迁移，有时分开行动，有时联合起来。1406—1411年，他们为了躲避野人女真的进攻和朝鲜的压力向西迁移，但是1423年蒙古人在西边的入侵又迫使他们回到了朝鲜边界。[18]1436年，被朝鲜人几次打败之后，在李满住（1467）的领导下，胡里改建州女真向西迁移，定居在苏克苏护河流域，把大本营设在兴京，即今天的新宾县。大约在同一时期，建州左卫也摆脱了朝鲜的控制，在他们的北部安定下来。[19]
1442年，发生在猛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死于1467年）和董山的堂兄凡察（死于1458年）之间的继承之争导致了建州左卫的分裂。董山继承了他父亲的建州左卫的位置，而凡察则得到了明朝的一个新的建州右卫的册封。后来董山成功地取得了对建州右卫的控制，但是在一个时期却同时存在三个建州卫。
明朝在海西女真地区建立了多达两百多个卫。从女真首领获得的头衔的层次来看，建州卫显然比海西或其他的女真部落得到明朝更高的重视。建州女真的首领得到了指挥使和都督的名号。其他的女真部落没有获得如此高的荣耀。[20]
为了监督女真卫和震慑其他部族的需要，明朝于1409年在阿穆尔河口附近设立了一个努儿干都指挥使司。向这个明朝在北方的据点提供军需被证明是十分昂贵的，努儿干都指挥使司在1435年被撤销。明朝的退却意味着与更多的北方部族之间联系的丧失。尽管女真卫的存在仅仅表示明朝在外交和商业上的一种认可，但是女真首领拥有军衔，还是被看作是明朝的一个地方机构。由于明朝政府既没有占领女真地区，也没有做出向该地人民收税的尝试，所以女真部落还是默认了一种服从于明朝政权的假象。他们使用明朝历法，而不是传统的十二生肖的循环；他们遵从卫的名称和明朝的官衔；他们献出供品并服从明朝朝廷所要求的仪节。
对边远地区的土著首领进行册封的做法是古老的，但是其使用范围之大在明代却是新事物。在明代的记载中列出了384个卫，[21]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在1368—1426年间设置的。设卫的地区扩大着，收缩着，移动着。设卫的部落会分裂或被合并到其他的卫中。如果人员迁移，名称也会随之迁移。从理论上讲，卫的迁移他地需要得到允许，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一个卫不再存在，它的名称很可能还保留在政府的名册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明朝官方对它的这些卫的幻觉与地方力量和属地有什么关系。[22]尽管并非所有的卫都是真实的，但那些确实存在的卫还是保有着他们的官衔和对都指挥使司的忠诚，为明朝地域划分和统治的目标服务。
女真与朝鲜的关系
明朝在东北地区保留其利益和统辖权的努力与朝鲜向它的北方邻居扩大其影响的行动发生了冲突。[23]朝鲜自身就是明朝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很重视明朝对它所起到的抵御北方部族的保护作用，但它还是试图把处于其北部边界的女真人拉进它自己的圈子。与明朝相仿，朝鲜统治者也给予女真首领种种头衔，在其宫廷接纳女真使者。有几次，朝鲜甚至向那些接受朝鲜官方正式封号的首领提供奖金。女真精英阶层的成员，后来女真的普通人，还在朝鲜的皇家卫队服役。
明朝派往女真的使团在进入到更远的地域之前通常要在朝鲜都城停留，常常要等待和接纳一位朝鲜官员与使团一同前往最终目的地。这种方式使朝鲜人和女真人都注意到，女真对明朝的忠诚要高于他们与朝鲜之间关系的水平。尽管要与明朝的愿望保持一致，朝鲜政府还是对明朝进入北方地区充满疑惧，声称当明朝皇帝在朝鲜边界的西北设置女真卫的时候，“它的喉咙被卡住，他的右臂被束缚”。[24]总的来说，建州女真对明朝保持着忠诚，但是对女真首领的认可不论是对明朝还是对朝鲜都不能保证拥有了一个和平的边界。而且，明朝所坚持的其女真和朝鲜属国之间断绝交往的主张只是断断续续地得到了遵守。
当建州女真再一次撤退到朝鲜边界——这一次归因于1450年前后蒙古人对辽东的一次进攻——他们的到来正好与一项试图主动“勾引”女真的朝鲜新国策相吻合。朝鲜和女真的关系再次复苏，大量女真人又一次拥入朝鲜宫廷，争取成为朝鲜的属国，以获得头衔和奖励。然而，后来女真边界发生的劫掠又导致了新的冲突。
1467年，朝鲜和明朝对进行劫掠的女真人的联合反击，导致了李满住和他儿子的死亡。由于未能东山再起，李满住的后人销声匿迹了。在同一年，董山被明朝的奸细刺杀，但是明朝还是再次册封了他的儿子作为建州左卫的首领，建州女真的力量极大地被削弱了。在1478年发起的朝鲜和明朝的第二次联合军事行动之后，建州女真和明朝之间的主要敌人被肃清了。明朝政府再次请他们明确了明朝藩属的地位并加入朝贡体系。在几十年间，女真人没有产生强大的首领，尽管边境发生的劫掠事件继续增加。
蒙古的发展和他们对女真的影响
与他们卷入明朝和朝鲜的利益和事务相并行，女真还与蒙古存在着一种盟友和敌人的相互纠缠的关系。1368年元朝灭亡之后，蒙古分裂为三个主要的集团：游牧的漠西蒙古或称为“厄鲁特”，东北的兀良哈，以及两者之间的东蒙古或称为“鞑靼人”。女真人最接近的邻居生活在从南部的西拉木伦湖到东北部的松花江上游和西部的大兴安岭这一地区中。因为1387年和1388年明朝军队曾经在击败阿哈出的战斗中穿越这一地区，所以他们寻求并得到了兀良哈人的加盟。他们册封了三个卫：即朵颜卫、泰宁卫和福余卫，通称为三卫。当兀良哈人协助未来的永乐皇帝打赢了这一仗从而获得了王位，明朝把热河都指挥使司迁到离北京更近的地方，取消了设在辽东的防卫体系，邀请兀良哈人在辽西定居（在老哈河的上游）。这一变动忽视了辽西在北部中国和满洲安全问题上的重要性，把热河从明朝的防御体系中移开，其保护的路线从喜峰口和古北口移至东北地区。[25]
在这一新的基础上，三卫参与到广宁和开原的马匹交易中，并向明朝宫廷纳贡。他们还不时对明朝和女真地区进行劫掠，开始卷入明朝与东蒙和漠西蒙古之间的战争，在不同的时间加入一方或另一方。1431年以后，蒙古势力从东蒙古转向漠西蒙古，它的首领也先（1430—1454）在兀良哈人的协助下统一了多个蒙古部落，向明朝统治的地区进犯。从1408年开始，漠西蒙古与明朝保持了一种时有时无的纳贡关系，但是关于使团的规模和出访频率的争议导致了冲突。1449年，由于抱怨朝贡贸易中货物的不合格，期望得到更大的利益，也先在土木堡打败了明朝军队，抓获了明朝的皇帝，对北京造成威胁。然而，也先对经济利益比征服更感兴趣，所以撤退了。一年后，他放回了皇帝，恢复了定期的纳贡关系。1450年前后，漠西蒙古侵入辽东，蹂躏了海西地区，杀死了很多地方首领。建州女真通过不时地向朝鲜边境回撤设法躲避开了蒙古的威胁。
1454年也先死后——由于他在自命大汗[26]头衔问题上的鲁莽而遭到暗杀——势力又转移回到了东蒙，在元朝帝位的合法继承人拔都蒙哥（1464—1532）的率领下再次确认了他们的领导地位。尽管拔都——即通常所谓的达延汗[27]——用几乎每年都进行的劫掠，不断威胁明朝的边境地区，并在1523年进犯北京的近郊，但是内部的分裂却使东蒙不能够对明朝做出致命的一击。拔都死后，大汗的头衔继续保留在察哈尔部，但是权力并不在这一头衔的保有者手中。被他确认为左膀右臂的拔都的部下分裂成很多更小的势力，开始独立。结果是东蒙部族中新的部落名称的激增，在察哈尔之外出现了鄂尔多斯、土默特、喀喇沁、科尔沁和五部喀尔喀。[28]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兀良哈失去了它的存在。它的福余卫在移居到嫩江流域后被科尔沁吸收，另外两支兀良哈人，朵颜和泰宁被五部喀尔喀吸纳。
权力转移到以热河为基础的土默特部落。在他们的领袖俺答汗（1507—1582）的领导下，土默特部落通过成功地进入西藏、吐鲁番、准噶尔和明朝的战役扩展了他们的势力。他们再度从漠西蒙古手中攻下了蒙古人的前帝国都城哈喇和林。在1548—1571年之间，俺答汗几乎每一年都要对明朝进行劫掠，1548年攻陷大同，1551年前后对北京的近郊进行了劫掠。他还屡次向明朝寻求和解。蒙古人改善关系的姿态贯穿了整个明代而成为家常便饭，但却缺乏真诚。然而俺答汗的皈依藏传佛教和在他新建的城市呼和浩特（又称廓喀浩特霍葵花城）对汉人谋士的信任，可能的确使他更倾向于一种安定的生活。1571年与明朝签订的一个和约不仅使俺答汗得到了顺义王的头衔，而且还为土默特和鄂尔多斯蒙古人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但是，在1582年他去世之后，土默特对其他部族的统治地位开始崩溃。
俺答汗的行动对女真人产生了影响。当俺答汗前往征服哈喇和林、土蛮可汗（1558—1592年在位）以避免受到伤害的时候，1552年，察哈尔的领袖和察哈尔的合法继承人土蛮可汗率领他的族众从大兴安岭向东进入满洲草原。在那里，土蛮可汗打败了俺答汗，并且在女真和阿尔坦的兄弟——喀喇沁蒙古的首领——的帮助下，侵入辽东和明朝统治的区域。使女真感到幸运的是，察哈尔可汗对其他蒙古部族的统辖权受到了土蛮可汗的限制，在他的儿子统治时期丧失了。最后一个合法的蒙古大汗是土蛮的孙子林丹汗（1603—1634年在位）。林丹汗试图恢复对东蒙的统治，尽管女真对东北地区的某种新的威胁迫使明朝政府急于保持与他的联盟，但是林丹汗在蒙古人中不受欢迎的局面导致了他的倒台以及最终的蒙古独立地位的丧失。
女真的文化观念
尽管可以感到蒙古政治冲突的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女真在文化上的定位还是与蒙古相重叠。[29]女真的酋长们基本上还生活在早期高原人契丹人以及更近时代的蒙古人的游牧文化的传统中。这种传统包括了对骑马、射箭、猎鹰、哄赶猎物（头的前部长发摇曳，后部梳着辫子[30]）以及萨满教的热衷。在这些习俗之上是一种对最高的天神的信仰，也就是突厥蒙古人的tengri（腾格里）和后来汉族人所崇拜的“天”。[31]由天统辖之下的普世的君主观念——尽管可能最初起源于汉人对亚洲腹地的影响——还是被蒙古人接受了下来。元朝的建立者成吉思汗被称为“受命于天”，是后来指称努尔哈赤王号的一个词“天命”的直接原型。
女真人借用草原文化最明显的确证是在语言领域。女真语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语族有着亲缘关系。早期的女真人采用契丹字母书写他们的语言。女真文字在13世纪金朝灭亡后就消失了，但作为满洲地区的口头语言的女真语却一直在使用。为了交往和保留记录的需要，女真首领们使用蒙古文，尽管有些文献（既有商业的又有政府的）是用汉字写成的。[32]直到16世纪，努尔哈赤的盟友们采纳蒙古字母来书写女真文，因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女真书面语言，就是众所周知的满文。
即使在采用蒙古文字之前，女真语言包含了很多源于蒙古的词语和概念。据估计，大约有20%—30%的满文词汇源于蒙文。[33]大部分蒙古术语与女真的政治组织、观念和反映女真政治文化的蒙古定位的官衔有关。有些表达方式，比如“多罗”（doro），意思是“政府、道路”，翻译成汉语的“道”和“天制定的法律”，都是借自于蒙古文törö šasin或törö šajin，这是一种把世界划分为世俗和宗教领域的观念。
蒙古人和女真人都使用“汗”作为一个或大或小的政治团体的首领的头衔，不论是用来指中国皇帝还是指他们的封地的首领。女真首领以及后来的满族首领，使用不同的蒙古头衔称呼他们的国君和官员。例如，当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首领在扩展其势力的过程中取得优势的时候，他可能会通过自命“贝勒”的头衔把他自己与地位较低的首领区分开，这个词与蒙古文的beki和突厥文的beg或bey同义。女真人还借用了把官员分为两类的体制：大主管或高级官员（蒙古语sayid；满语amban）和普通官员（蒙古语tüsimel；满语hafan），以及通过把名字与颜色和动物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计量时间。[34]
就像蒙古人和突厥人一样，女真人并不遵守长嗣继承的法则或者其他有规则的继承原则。按照传统，任何一个有能力的儿子或侄子都能够被挑选成为首领，尽管在现实当中，在通常情况下人们还是希望他是死去的首领的子嗣之一。首领尽可能地试图在其有生之年事先做出选择，但还是没有办法避免在他的继承者之间发生争斗或至少是造成紧张，可能的候选人组织起私人支持者的联盟，有时甚至想方设法地加速他们的父亲的死亡以确保出现期望的结果。首领去世后，一个身手敏捷的候选人会通过杀死对手的办法来确保自己继承王位，部落在王位继承的斗争中发生分裂并非罕见，在有些情况下就再也不会重新联合起来。
当一个首领产生后，不论其统治技术多么高超，也不论其用以获得位置的压力多么强大，他还是有可能不得不依靠某种咨询政策——至少在最初。在通常情况下，使用同僚的措施是短暂的，只持续到统治者能够巩固他的权力为止。另外，在进行对双方有利的或防御或进攻的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由几个部落进行联合决策是一种经常使用的策略。
女真的社会组织
在明代，女真人生活在作为古代氏族（即“哈拉”）的下属氏族（即“穆昆”或“哈拉穆昆”）的社会组织中。[35]从理论上讲，女真人从一出生就得到了氏族成员的资格，而他们的下属氏族成员的资格则要依靠他们的居所而定。但是在明代，哈拉却大半被遗忘，穆昆成为主要的氏族身份。不论是哈拉还是穆昆，女真的部落成员相信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并由一个首领穆昆达领导。并不是所有的女真成员都有血缘关系。如果一个家族迁移了，他们或者加入到另一个已经存在的下属氏族，或者建立起一个新的氏族，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先前世系的一员了。因而，认同一个共同祖先的斡朵里和胡里改可以在分裂之后继续相互通婚。后来，猛哥帖木儿的氏族分裂成两个部分，一个在凡察的旗下，一个在董山的旗下。同样的分裂过程发生在很多部落。
新氏族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已有氏族的分崩离析。当一个首领征服其他氏族，被征服者就成为他的氏族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的氏族继续在婚姻和祖先崇拜上发挥作用，但是在组织活动时，他们还是成为统治氏族的一个部分。有时候，一个进入到氏族的外来者还能够成为那个氏族的首领。在这一地区种族众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蒙古酋长经常成为女真氏族的首领。氏族的松散结构说明这种社会组织正在向一种以地缘基础的集团演进，这一趋向由于明朝把氏族首领册封为卫指挥使的政策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女真人以家庭（boo）作为生活单位，包括五到七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和一定数量的奴隶，这些奴隶通常是在劫掠中从其他种族集团抓获的。尽管每个家庭拥有独立的土地，但他们还是组成各个小组（塔坦）来进行狩猎和食物采集的工作。对于所有像战争或劫掠这样的大规模联合行动，就会组成暂时的牛录（意思是“箭”）。不论是塔坦还是牛录都只是在执行任务期间选出他们的首领（塔坦和牛录额真）。
在明代早期，女真人生活在村落（即“嘎栅”）中，继续过着其传统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但同时也进行农耕，这从他们不断扩大对农具和耕牛的购买中可以看出。然而，在女真人的土地上耕作的大多数人却不是女真人，而是在劫掠活动中从朝鲜和明朝边境地区抓来的朝鲜和汉族奴隶。女真军事行动与由奴隶劳动维持的农业之间的结合说明了他们的传统谋生方式与农业经济的并行发展。它还可以说明城镇的发展。到了16世纪中期，带有土城墙的设防的城镇和村落已经很普遍了。
贸易和贡赋
由于没有长嗣继承的传统所造成的王位争夺，女真首领们往往试图寻求明朝或朝鲜政府的册封以加强他们战胜对手获取权力的合法性。他们还争夺帝国的贡品和贸易权。[36]当把女真首领册封为官方的卫指挥使的时候，明朝就给了他们专有的敕书。这些敕书赋予持有者一种特殊的地位，同时在他们的进贡使团从边境进入明统治区时也可以起到许可证的作用。明朝政府期待那些承认了明朝宗主权的女真首领们能够带着一定数量的人马拜访明朝的都城，每隔一段时间可以象征性地贡献地方的产品。作为回报，他们也将获得礼物，其价值通常要远远大于他们的贡品。他们还被允许在规定的天数内在都城以及他们旅行的沿途进行贸易活动。
在15世纪早期（1403—1435），明朝宫廷积极鼓励女真首领来到都城奉献供品。只要某人拥有一个官方的头衔，在他带多少人来都城的问题上就不存在限制。女真人在贸易中获利的增加导致明朝开始附加种种限制，并采用特许权来控制女真进贡团的频率和规模。女真人通过在特许证书上改换姓名和头衔并不断重复使用的办法来对付这种限制，因此女真使团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在成化年间，建州女真的使团达到八九百人，在有些年份超过了一千人。有几个海西女真的使团接近两千人。这些情况使明朝政府决定，一旦持有特许证的某个卫已经派出过一定数量的人员进入都城，就不再允许第二次。这一变化导致了特许证的拥有者们内部争斗的增加，因为每个女真首领都试图使他控制下的拥有特许证的人数达到最多。
除了率领进贡使团和控制与之伴随的贡赋贸易的权利，明朝政府的官方认可还意味着能够进入边境市场。在1405年，就在建州卫创建两年之后，明朝政府在辽东开放了三个马市，在广宁和开原为兀良哈人开设了两个一月两次的市场，还有两个为女真人开设的一月一次的市场，但在地点上不同于为兀良哈人开设的市场。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明朝政府也通过为不同的集团开设不同的市场的办法固守着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后来，时间上的限制被取消了，所以，到16世纪晚期，这些市场几乎天天开放。[37]
除了两个为兀良哈人开设的市场，作为对为兀良哈人加入卫拉特的队伍入侵明朝地区的惩罚，这些市场曾经在1449—1478年间被关闭，女真市场一直开放到17世纪。最初，开原是女真商人唯一的一个贸易中心，但在15世纪60年代，建州女真在抚顺获得了另一个独立的市场。抚顺市场位于辽东的心脏地区，并临近坐落在浑河和苏克苏护河上的家园，该市场为建州女真人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并促进了他们对汉人生活方式的了解。1567年，在清河、爱阳和宽甸（位于沈阳的东南）又为他们开设了另外三个市场，利润又得到了成倍的增长。没有另外的女真部落拥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市场。[38]
当这些马市在永乐年间（1403—1424）初次开放的时候，明朝政府急需用于军事和驿传的马匹。除了马匹之外，女真人还贩卖骆驼、皮毛（黑貂、猎豹、熊、老虎、鹿、獐、狐狸、山猫、獭）、蜡、蜂蜜、蘑菇、木材、人参、金、银、珍珠（包括非常名贵的东珠）、海象牙、铜、水银、朱砂，还有一种非常受人敬畏的大隼，也就是汉人所谓的“海东青”。通过交换，女真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食物（谷物、猪、羊和盐）、纺织品、铁制工具，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耕牛和农具的需求。从明朝宫廷接受的作为回礼的奢侈品往往用来交换一些普通的物品。
明朝官方不允许武器、铁器、铜钱和某些丝绸的贸易。但是女真人日常生活中需要得到铁制和铜制的罐子以及其他用具。尽管发布了关于铁制品的一些特殊限制，因为明朝政府害怕这些用品会被熔化掉而制成武器，这种情况确实时有发生，但女真人从非官方的途径买到它们似乎并不困难，不论是从明朝，还是从朝鲜。在15世纪20年代明朝军事上对马的最紧急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马市发展成为由政府发起的市场，政府从交易双方收税，但是还会以礼物的形式把一部分钱财返还给女真人。[39]
到了15世纪末，扩展貂皮贸易获取的利润极大地增加了女真人的收入。貂皮成为一种时髦的商品，最初是在明朝和朝鲜宫廷中流行，然后是在这些国家的较为广大的精英阶层当中。到1500年，貂皮成为女真人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一种重要的贸易品，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在1583年，据说在6个月内卖掉了47243张貂皮。[40]貂皮与人参一道成为女真人能够用来换取其所需产品的非常有利可图的出口产品。
女真贸易的繁荣产生了几个极其重要的后果。能够在朝贡体系之外获得商业利润意味着经济上的机会不再局限于持有许可证的女真首领当中。任何人都能够积聚财富，因而可以获得权力，渴望成为政治上的领袖。很多人十分明显地做到了。“土匪和强盗比比皆是，就像一群群的蜜蜂。他们所有人都自命可汗、贝勒或大臣，在每个村落和每个部落占山为王，并且互相发起战争。”[41]作为这一发展的结果，生活在比较靠南的满洲的女真社会与从前以集体狩猎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时代相比越来越受到分化。现在有了富有和贫穷的女真人之分，越来越多的富有的女真人生活在新的设防的城镇当中。商业的利润还使女真人能够购买更多的武器，反过来这又意味着更高效的劫掠，更多的俘虏，更多的用于耕地的人力。
貂皮贸易还扩大了建州女真与北部女真部落之间的联系，因为高质量的黑貂皮来自于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河。联系建立起来，获得的有关北部地区的知识对努尔哈赤十分有利，后来他与野人女真联合起来扩展他的帝国。努尔哈赤可能还从女真商人一种不断增长的要求中获得强大管理力量的愿望中获利，这种力量能够成功地应对贸易环境的不稳定。[42]
通过建立联盟而形成的新的女真力量
在南部的种族分化过程中出现的部落亲和力的弱化使成功的女真首领易于建立起割断部落世系的联盟。到16世纪中叶，在几十年相对模糊的女真历史之后，明朝卫的结构大部分已经消失，两个女真联盟也瓦解了。紧接着1450年土木堡事变，在蒙古人的入侵中被毁灭之后，海西女真向南迁移到铁岭的北部和东部，就是所谓的扈伦联盟，或扈伦四部。[43]继续生活在辽东东部和鸭绿江北部的建州联盟把五个女真集团联合起来。
扈伦四部——乌拉[44]、辉发、叶赫和哈达中的每一个，都占据某一个地区（golo），通由一条河来命名。每个部族都由属于那拉氏的一个下属氏族统治。1403年在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上建立，作为最早被明朝政府设立为卫的乌拉仍然是海西集团中最北端的部落，尽管他们已经向南迁移到了吉林附近的地区。辉发是由来自于不同部落的氏族成员创立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被邀请加入了那拉氏族。叶赫部是由一个征服了那拉氏统治的部落的土默特蒙古人建立的，采用了那拉的姓，在长春南部的叶赫河畔建立起他的王国。哈达生活在叶赫的南边，开原的西边，是最靠南的海西部落。
1548年，王台[45]继承了哈达首领的位置，确立起他对扈伦四部的霸权。他与女真人和蒙古人签订了很多部落之间的婚约，积极地进行战争以扩大他的国家。由于对贝勒的头衔不满，他采用了更大一级的可汗的称号并扩大了他的统治地区，使其不仅包括哈达、乌拉、叶赫和辉发，而且包括建州女真的浑河部落。持有海西所有的特许证，王台与明朝宫廷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后者也把他当作一个盟友加以支持，以帮助他们控制蒙古和女真。
在1582年王台死后，哈达对扈伦四部的控制力减弱了。王台长子的腐化导致了其盟友普遍的不满，为两个叶赫兄弟（清佳砮和杨吉砮）确立他们的领导权提供了机会。这两个兄弟脱离了叶赫和乌拉部落，摆脱了哈达的控制，建立起一个新的叶赫联盟。明朝政府在承认叶赫从哈达独立出来之后，给了他们独立的边境市场。从那以后，叶赫在开原以北的镇北关做生意，哈达在镇南关做生意。为不同的女真和蒙古集团开设分别的市场是明朝分而治之政治策略的一个部分，当应用于扈伦联盟的分支部落时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扈伦的分裂使他们不能够与建州联盟不断增长的力量相抗衡。
在王台的同时代人王杲的领导时期，建州联盟包括了苏克苏护河部落、浑河部落、完颜部落、栋鄂部落和哲陈部落。一些其他的部落，例如沿长白山地区的讷殷、朱舍里和鸭绿江沿岸部落，已经成为独立的个体，但还被看作是建州女真。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王杲经常与蒙古人结成联盟以利用辽东边境。但是当1573年他在抚顺抓获并杀死了明朝指挥官的时候，招致了一次反击。在这次反击中明朝军队放火把王杲烧出了要塞，并杀死了他的上千名随从。王杲逃到哈达地区，在那里王台抓获了他，把他交给了明朝将领李成梁（1526—1618），[46]李成梁在1575年处决了王杲。
王杲死后，建州女真联盟瓦解了，但苏克苏护河部落几个首领已经做好了取而代之的准备。其中有王杲的儿子阿台、尼堪外兰[47]、觉昌安，后者是六贝勒之首，据有苏克苏护河上游的赫图阿拉。[48]尽管只是王杲手下的副手，觉昌安是一个既定的领袖，他经常作为代表团的首领出入抚顺市场。[49]
1582年，当阿台抢掠了明朝地区，尼堪外兰也希望增加他自身的运气。他劝说明朝主人也加入他的队伍进攻。1583年李成梁和尼堪外兰开始着手向阿台的古埒城发起进攻。同时，觉昌安似乎对双方作战。尽管与李成梁秘密地结成联盟，但他现在却担心他那嫁给了阿台的孙女。带着他的第四个儿子塔克世，觉昌安匆忙地逃向古埒城。在接下来发生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世以及堡垒中的居民一起被屠杀。
随着建州女真由于这一仗受到了削弱，哈达在王台1582年死后也由于一次继承斗争而崩溃，叶赫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下试图重建扈伦联盟。但是当他们侵入哈达地区，在扶持弱者、控制强者的原则之下，李成梁支持了哈达，杀死了两个叶赫兄弟。然而，他的头衔的实质性的丧失迫使李成梁退出了。尽管明朝在1588年的又一次进攻以相似的僵局结束了，李成梁的行动还是阻止了扈伦联盟的复活，使塔克世的大儿子努尔哈赤有机会使力量朝着有利于建州女真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