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序

自从三十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系列的时候，有些体例一直得到遵守，也出现了一些前后不太一致的地方。

对于正确拼写专有名词（人名、地名、书名），以及选用中文词汇来说，威妥玛式拼音法是作为标准的。对于那些在业已约定俗成（例如，使用拼音以前）的文献中被认为是“类似的”地名，此项标准也做了一些通融，比如Peking（指代Pei-ching，而不是指代Beijing），和Canton（指代Kuang-chou）。对于那些被认为“不太类似的”地名，就要使用威妥玛式拼音法了。当地名出现在参考文献列出的书名里时，就会统一采用威妥玛式拼音系统。总的来说，本卷的体例系按照第7、8、10卷的做法，但还是会有一些自主的做法。除了在某种情况下，要用当代的地理词汇来说明情况之外，一般来说，本卷所用的地名（例如“省”）是1800年以前清代使用的地名。对于满族人和蒙古人的人名，要重视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里的标准体系，但有时也会鉴于语言学方面的原因而对这一体系做出调整。

在各个章节里，对于术语和官衔的翻译是统一的，因此就要对某些章节的作者所偏爱的用法进行强制性修改。在第7、8、10卷之间，翻译是不一致的。突出的不同点是明代两卷把“部”翻译成Ministry，而第10卷则翻译成Board；虽然观点有争议，但本卷编写组成员认为，本卷中清代的“部”更接近Ministry，而不是Board。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那就是直至最近，19世纪的中国历史仍被视为“近代中国”的一部分，与以前的中国（即19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译者注）是分隔开来的。本卷的编写倾向于寻求与明代两卷的连续性。

皇帝的年号（康熙、乾隆）总是被当作他们自己的皇帝称号来使用。尽管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说，这么做是错的，但这么做还是有几个很好的理由的。我们采纳这种用法，只是约定俗成的做法，不需要为此表示歉意。

致谢

像《剑桥中国史》其他各卷的编者一样，本卷编者累积了太多需要表达的感谢之情。首先要感谢的是本卷各章节的作者。在截稿日期、回答质疑、耐心处理编辑上的小修小补等方面，他们总是非常迅速。他们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其中一半人在多年前被本卷最初的策划者魏斐德先生召集过来，为此我必须感谢魏婓德先生。我们大家，包括各章节的作者们、读者们，以及我本人，都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和前同事崔瑞德先生，他的眼界和坚韧对于《剑桥中国史》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我们也要感谢拉尔夫·梅耶尔（Ralph Meyer），他付出了技巧和耐心去寻找和提供手段，以同时处理、协调和整合几大卷中各章节、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有差异的信息。没有他的宝贵支持，本卷主编是无法完成本卷编写工作的。

在有关的几年中，由马尔廷·科尔卡特（Martin C.Collcutt）负责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剑桥中国史》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本项目也获得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和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的支持，我们感谢这些机构的资金支持及其包含的学术见识。

裴德生

2002年

（戴寅 唐博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