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推论的地理范围是发生在印尼的族群动员。尽管本书详尽分析的五个案例除了巴布亚分离运动以外，其他都发生在印尼西部的苏门答腊岛，但是所选择的案例中族群动员的类型、面对的制度机遇和限制具有普遍性。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管窥印尼改革时期族群动员的一般性规律。

本书涉及的时间范围为1998年印尼开始实行民主化起到2017年。1999年通过的地方分权法是近十几年来解释印尼地方政治现象的核心变量。实际上，地方分权法从2001年实施，地方新政治生态在2003年左右开始形成。1999—2003年一般被认为是印尼政治制度重建的时期，从2004年苏西洛成为第一任全民直选总统开始，印尼才进入新制度基本建成、开始正常运转的稳定时期。因此1998年以来的族群动员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与制度空白和不确定性相关，突出的表现是民主改革初期全国范围内零散的族群间暴力。另一类与新制度下的新政治逻辑相关，以非暴力族群动员为特征。这类动员在1998年前后萌芽，在2003年后开始呈现清晰的脉络。

本书关注的领域——印尼的族群动员——既具有多元性，又具有相似性。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五大岛屿之间的地理分隔造就了极强的社会多样性，不同地区的族群问题各有风貌。而印尼在苏哈托政权下长期受“强国家”模式影响，全国强制推行的以国家暴力作后盾的发展政策在各地遗留下了相似的族群问题，如对少数族群的制度性歧视、侵犯少数族群的土地产权问题等。相似的，书中重要的控制变量——印尼的制度变革——同样具有相似性和多元性。民主化和地区自治制度来源于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设计，这使得印尼各地区的政治生态呈现出共通的逻辑。而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地方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境又使政策的施行效果出现了多样性。多样性和相似性并存为研究的深度和理论的可推广性提出了挑战。

正因如此，在选择定性分析的案例时有三个准则。一是选择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案例，即案例中的族群动员现象可以在印尼其他地区找到相似的案例，其解释机制也可以用于解释相似的情况。二是案例的因变量取值（族群动员类型）必须有差异。三是变量可以控制，即除了研究假设中的自变量取值有变化之外，其他相关的干扰变量取值应可以被控制。例如，如果用于比较的案例是县级族群动员，理想的情况是选择同一省份下面的几个县作比较，以便控制住省级的干扰变量。

为了控制干扰变量，本书中详细展开的案例有四个在苏门答腊岛上，只有一个位于巴布亚地区，因为巴布亚分离主义运动是唯一一个可以与亚齐分离主义运动进行比较的案例。关于新建自治区的两个案例和民俗地的案例均采集自北苏门答腊省（以下简称苏北省）。

族群人口分布复杂是选择苏北省作田野调查和案例来源地的前提条件。苏北省因族群人口分布复杂，又被称为“印尼的缩影”。苏北省的原住民族群包括巴达克族、马来族和尼亚斯族等。前殖民时期因海港贸易已经有印度人和华人到达并定居该省。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殖民地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大量印度人、华人和爪哇人迁徙到苏北省。苏哈托执政时期的国内移民政策（transmigrasi）造成第二次国内移民潮，大量爪哇人移居到苏北省。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苏北省前五大族群分别为巴达克族（44.75%）、爪哇族（33.41%）、尼亚斯族（7.05%）、马来族（5.99%）和华族（2.63%）。此外，米南加保族、亚齐族、班加尔族等族群也少量存在。

苏北省二级行政区的族群人口构成有明显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见表1.1）。第一类地区以巴达克族为主体。多巴湖周边地区是巴达克族的发源地，一般认为包括现在的夏梦溪县、多巴夏梦溪县、弘邦哈孙杜丹县、曼特宁纳达尔县、南塔帕努里县、中塔帕努里县、北塔帕努里县、西玛隆坤县、戴里县、嘉罗县、帕帕克县、北旧巴东县、旧巴东县和巴东实淋泮市，巴达克族人口比例超过半数，甚至可以达到九成。第二类地区以尼亚斯族（Nias）为主体，一般是指尼亚斯岛。第三类地区族群人口构成较复杂，即殖民时期马来苏丹王国曾经控制的苏北省东部地区，如巴杜巴拉县、冷吉县、亚沙汗县、昔涯县、日里雪利冷县、棉兰市等。这些地区的主要族群是爪哇族、巴达克族、马来族和华族，没有一个族群人口达到半数。

表1.1 北苏门答腊省二级行政区的族群人口构成情况 单位：%

表1.1 北苏门答腊省二级行政区的族群人口构成情况 单位：%续表

资料来源：2010年印尼人口普查。

苏北省符合上文中提出的选择案例的三个准则。第一，苏北省的族群运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苏北省的族群政治复苏发生在近期，至多回溯到1998—1999年民主改革初始阶段，与其他地区的趋势相似。第二，苏北省的族群动员类型（因变量）取值有差异性，大部分族群动员类型都可以在苏北省找到案例。实施地方分权后，苏北省是新建自治区最多的省份，其中不乏帕帕克县、巴杜巴拉县等有明显族群动员因素的案例。在多巴湖周围地区，巴达克族近十几年来一直为夺回民俗地权利不懈努力。夏梦溪县和西玛隆坤县逐渐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恢复民俗村。在东部族群构成复杂的地区，族群动员频繁出现在地方领导人选举中。在2007年苏北省长竞选和2010年棉兰市长竞选过程中，有候选人利用族群和宗教问题煽动选民情绪。[9]苏北省的团伙和帮派势力大行其道，暴力的族群动员在地方选举和新建自治区过程中自然不鲜见。第三，选择苏北省下属行政区的案例而不是选择多个省份的案例，有利于控制省级变量（省级法律法规和政策）和族群间关系的变量，使相似案例更具有比较性。

本书使用的资料来自访谈、当地报纸和印刷资料、印尼统计局的数据和二手文献。2015年12月—2016年1月，笔者在苏北省省会棉兰市做先期调研，与学者和非政府组织接触，以确认在苏北省寻找案例和做田野调查的可行性。2016年1—6月，笔者在苏北省19个县市做田野调查，完成了75次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各县市地方选举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成员、政党骨干、政府公务员、地方议员、民俗领袖、竞选团队、社团领袖、学者和记者。重点采集的访谈内容包括：（1）2015年12月苏北省地方领导选举中的族群动员情况；（2）新建自治县/省相关领导人和组织的活动。笔者在帕帕克县和戴里县做了比较细致的工作，获得了许多一手的访谈资料和原始印刷资料，该案例出现在本文第4章；（3）苏北省的民俗地纠纷。笔者与多巴湖周边地区的“社区发展与研究小组”和“印尼群岛原住民联盟”等社会组织、当地族群领袖和居民有较多接触，从他们的文字档案、出版物和访谈中受益良多。

第二个资料来源是当地的新闻报道。以《时评日报》（Analisa）、《警醒日报》（Waspada）、《新印尼之光日报》（Sinar Indonesia Baru）三种在苏北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为主要资料来源。《时评日报》核心团队为华人，《警醒日报》具有伊斯兰意识形态，主要受众为爪哇人、马来人和巴达克族中的穆斯林亚族群，如曼特宁族和昂科拉族。《新印尼之光日报》在多巴—巴达克族中受众庞大，具有一定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三种报纸的阅读群体可以涵盖苏北省主要族群。笔者还参考了县、市的地方报纸作为补充，如《先达城市报》（Metro Siantar）、《南塔帕努里城市报》（Metro Tabagsel）等。通过不同报纸的内容比较，减少因报纸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内容主观性。

第三个资料来源是统计数据。书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印尼统计局。关于族群人口构成的数据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各县、市的社会基本情况来自相应的统计年鉴；经济和地方财政数据来自印尼财政部年度报告；其他补充的社会、经济数据来自印尼统计局的农村潜力调查（PODES）和全国经济社会调查（SUSENAS）。

第四个资料来源是学术论著、论文、智库报告等研究文章，以英文和印尼文资料为主。北苏门答腊大学图书馆、北苏门答腊省图书馆、棉兰师范大学图书馆、印尼国立图书馆和印尼大学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和研究生论文对丰富本书的内容有极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