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主义

从人类学文化主义角度，族群是一种有“原初情感”[5]的群体，只存在于前现代化的社会中。族群的政治属性植根于语言、出生地、血统、文化，是先赋的、持久的属性。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提高，族群性和族群多样性会减弱。[6]文化主义的族群动员经常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与现代社会相对隔绝，且族群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的地区，[7]这是因为当族群面对现代化的前景时，对即将到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焦虑感，这促使他们恢复原本的社会文化模式来应对不确定性。[8]

文化主义的族群动员中，族群身份不仅是确定成员资格的边界，而且对族群动员具有实质意义。它使族群动员具有自觉性和特殊性，意味着一个族群的成员即使生活在不同地方，其行动模式也具有相似的文化模式。[9]如果对成员参与动员的动机进行成本—收益考量，可以发现文化对维持社会秩序有实质性作用，族群的隔绝状态意味着成员不参加动员的惩罚成本高于收益。

文化主义视角最常出现在印尼的大众媒体界，他们用“原初情感”（primordial-ism）来解释少数族群的动员，使用族群文化中具有合法性的暴力元素来解释族群暴力。在印尼倡导“和而不同”文化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族群敏锐地发现利用“原初情感”作为理由可以使他们免于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原初情感”越来越多地成为印尼族群行动者的官方话语。2001年在中加里曼丹省发生的达雅克族和马都拉族的大规模族群冲突导致五百多人死亡。在外界将驱逐和屠杀马都拉族的达雅克族描绘成歧视少数族群的国家政策的受害者时，达雅克族却站出来否认了这个说法，指出他们采取暴力完全是因为马都拉族冒犯了达雅克族的习俗。[10]原初情感的说法与一般的强调社会结构矛盾的解释针锋相对，被认为是为了自我保护、不留后患地结束暴力事件而创造出来的族群话语。[11]

文化主义视角有三个缺陷：一是文化的定义过于模糊和静态，难以作为有效的解释变量；二是忽略了族群身份具有多重层次，族群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动员不同的身份认同；三是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发生的族群动员解释能力较弱，尤其无法解释那些已经不再践行族群文化和传统的人们为何重新利用族群文化进行动员。例如，文化主义无法解释为何在2001年中加里曼丹的达雅克族与马都拉族冲突中，已经绝迹了几十年的猎人头习俗在达雅克青年中重现。因此几乎没有严肃的研究者使用单一的文化主义视角作为其核心逻辑的基点。

然而近些年文化主义视角在族群研究中有回归趋势。这是因为文化主义视角强调了族群文化的特殊性，不仅在动员中可以凝聚族群情感，而且常常可以解释族群的动员方式与众不同的原因，即强调族群身份的非工具性。族群身份的非工具性在反应性族群视角和族群竞争视角中都比较弱，而在较新的政治过程视角和综合视角的研究中重新得到强调，可以说是族群政治早期范式的一次回归。在较新的研究中，文化主义视角不再用于解释族群动员的原因和发生的时机，而被用于解释动员组织的形态和规则、动员的独特方式、动员要达成的具体目标等。例如，沙夫指出族群文化和历史资源的重新发现是印尼新族群动员的前提条件。以文化和历史为纽带，地方精英中的利益攸关者可以形成族群动员联盟，积累动员资源。精英以传统王国的象征符号、族群的地理分隔和新秩序时期对族群的控制政策为缘由重塑族群身份。[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