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近代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五四”运动则起到催生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尊孔读经。这场空前的思想解放和科学启蒙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促成一些全新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学科在中国扎根。考古学便是其中一种。

当年，知识界兴起的一股疑古思潮，打破了人们对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建立起来的传统古史体系的迷信。现在看来，“古史辨”派在整理、辨别文献史料年代，突破千古一系、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等传统史观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也为史学和考古学以后的发展扫除了若干障碍。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又把大段中国上古、远古史几乎抹杀成一片真空，迫切需要无争议的科学史料去填充。为此，一些具有先进学术思想的学者相继发出呼吁，如认为“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并提出“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1]。在重建中国古代信史，重建中国古史科学体系的渴望中，以田野发掘为特点的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了。

（一）甲骨文的发现与殷墟发掘

1899年，埋没三千多年的甲骨文被发现。后来又调查、核实了它的出土地点是安阳洹南殷墟。1917年，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著名论文中，通过安阳小屯出土甲骨卜辞同文献勘对，证明《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2]。王氏并进而提倡地下材料[3]同史籍相结合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4]。这些成了以殷墟发掘为开端、开展商代考古的直接诱因。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甫告成立，便派后来成为甲骨学一代宗师的董作宾到小屯进行调查、试掘。随后，又聘请在美国受过人类学训练并有西阴村考古经历的李济任考古组组长，统筹殷墟发掘事宜。1931～1935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先后主持了后冈和西北冈王陵的发掘。田野考古学家的主导作用，保证殷墟发掘跳出传统金石学的窠臼，走上正确之路。20世纪30年代，以李济、梁思永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开拓者们，通过安阳殷墟以及河南、山东、陕西境内其他遗址的发掘，不断摸索将由西方移植来的田野考古学中国化的道路和方法，其治学精神与业绩，为后学树立了楷模。

通过1928～1937年的15次发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历次的重要发现不胜枚举，简要概括说有以下诸项：其一，是甲骨文的科学发掘。在小屯东北地和侯家庄南地发掘甲骨卜辞24900多片，都有明确出土地点，有较清楚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使甲骨文的时代和资料价值得到确证，为甲骨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其二，是宗庙宫殿区的发现。在小屯东北地发掘甲、乙、丙三组53座夯土基址，还在乙七基址前发现密集的车马坑和祭祀坑。其三，是王陵区的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冈东、西两区发掘4条墓道大墓8座、未完成废墓1座、2条墓道大墓2座，并在东区大墓附近发掘竖穴中、小墓和祭祀坑1200多座。其四，是在后冈发现殷商文化、龙山文化（今称“后冈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今称“后冈一期文化”）自上而下的地层叠压关系，从而建立起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序列的基本框架。还出土大量青铜器、陶器（包括白陶、硬陶、原始瓷）、玉石器、漆器标本，以及人类骨骸和来自远方的海贝、鲸骨等自然遗物。如此丰富的地下材料（已不仅是文字材料）使安阳殷墟这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得到确认，把斑斓多彩的商代青铜文明展现于世。后冈三叠层和鼎、鬲等商器祖型在史前文化中的发现，又为追溯殷商文化的渊源提供了线索。梁思永不仅预见到“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而且指出殷商文化同“后冈二期文化”之间存在的承袭关系[5]。

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被迫中断的殷墟发掘，至1950年得到恢复。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其后的五十余年间，取得一批又一批重要成果。主要有：勘定殷墟范围（30平方公里）并划出保护区，在宗庙、宫殿区内发掘一座大型夯土基址和一些中、小型基址、王室作坊遗址，小屯南地、西地、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现，苗圃北地和孝民屯等处铸铜作坊的发掘，妇好墓和一批王室、贵族重要墓葬的发掘，大司空村、后冈和殷墟西区（包括10个墓区）等多处贵族、平民墓地的发掘（累积发掘墓数在六七千座以上）及商代“族墓地”、“家族墓地”概念的提出，等等。发掘采用探方法，有的根据需要作大面积连片揭露，田野操作更加规范、严密。田野工作人员逐步熟练掌握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殷墟陶器编年序列，从而为各地晚商文化年代、分期树立了标尺。晚商铜器和甲骨文分期也在大量新资料基础上得到解决，或提出大同小异的解决方案。近十几年来，安阳市文物部门在殷墟外围地区也取得一些重要发现。在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基础上，1994年出版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对1928～1988年间的成果做了全面、扼要的介绍，是了解殷墟考古的必读书和入门书。

世纪之交，在已知殷墟保护区东北外缘新发现的“洹北商城”，则是殷墟考古70年后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突破。

（二）二里冈商文化与郑州商城的发现

早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便提出寻找商代早期文化的课题，并到商丘一带做过调查和试掘。

20世纪50年代初，在河南郑州二里冈发现的商代遗存，具有明显特色，当即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它比安阳殷墟要早；而从陶器中的鬲、豆、簋以及铜鼎、铜爵、铜斝等同安阳殷墟同类器的比较中，又可明显看到二者间一脉相承的演变关系。《郑州二里冈》报告中，初步分为“二里冈下层”和“二里冈上层”二期。后经进一步研究，又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即二里冈下层一期、二期，二里冈上层一期、二期）。

在50年代发现、70年代初得到确认的郑州商城遗址，虽已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经几十年不懈追踪，先后发现规模宏大的城垣，局部还有外城，在城内东北部有大片夯土建筑群，城外有铸铜作坊2处、以及制陶、制骨作坊，多处墓地，沿城墙外侧还发现3处埋藏王室重器的青铜器窖藏，并发现过2件刻字卜骨。这是一处得到公认的相当二里冈时期的商代都城遗址。

二里冈商文化和郑州商城的发现，扩展了人们对商文化的认识，将商代可信历史上推300年。这样，从时间上大大缩短了同夏代的距离，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被提到日程上来。

（三）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商代之前有一个夏代，在许多先秦文献中有着明确记载。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尚书》中的《甘誓》和《汤誓》分别记载了夏启伐有扈氏和商汤伐夏桀时的誓辞，是夏人与商人世代相传的祖训；《召诰》、《多士》、《多方》、《立政》诸篇西周早期的王室文献，屡屡提到周公、召公从治国安邦角度强调以“有夏”、“有殷”覆亡的历史为鉴。周初距夏亡不过四五百年，上述篇章虽在流传过程中有的经过后人加工，然其基本史实是可信的。春秋时期的铜器叔夷钟铭文也有成汤“尃受天命，翦伐夏祀”的记载，佐证先秦文献有关材料之不虚。既然商代历史和《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已为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史记·夏本纪》中夏代世系也非虚构。事实上，这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

自上世纪30年代始，不断有学者根据新兴考古学初期的一些发掘资料，比附文献，对夏文化的归属做出种种蠡测。直至50年代末，有学者推测处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冈商文化之间的“洛达庙期”遗存可能是夏代的，或指为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线索，逐渐接近正确切入点。

古史学家徐旭生对有关夏代历史的传说资料全面梳理，缜密考证，从100多条材料中挑选出重要的30多条，指出有两个与夏人活动密切相关的地区值得特别重视：一是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颍水上游登封、禹县一带；一是晋西南的汾水下游地区。1959年夏，徐老以古稀之年亲自率队到豫西做调查，成为正式启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的标志。其直接的重要成绩，便是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夏商之际“一大都会”重要地位的认定。紧接着，便开展了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并在豫西和晋南两地围绕探索夏文化展开大范围调查。

（四）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

自1959年秋季的试掘开始，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已逾四十多个年头。现已弄清遗址现存范围（北部有相当一部分或已因洛河改道被冲毁），勘探到夯土基址30多处，其中一号和二号宫殿（宗庙）基址得到全面揭露，发掘中、小型房址和大量窖穴、水井、灰坑，规模很大的铸铜作坊，地上和半地穴式祭祀遗存多处，墓葬300多座，出土陶器仅完整或已复原者达数千件，一批精美庄重的玉器以及我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爵、斝、盉、鼎），还有铜铃和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

根据典型单位的地层关系和陶器演变序列，二里头遗址的主体堆积被划分为前后连续发展的四期，第二、三期最为繁盛，文化面貌最丰富多彩，一、二号宫殿建于第三期，其下还叠压着属于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筑。第一期陶器与密县新砦期遗存衔接，鼎、盆、罐等的形制、纹饰尚遗留有“龙山”作风，第四期陶器器类、器形同二里冈下层一期商文化有交叉。

同类遗存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有广泛分布，以二里头遗址规格最高，文化面貌最具典型性。夏鼐提出“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得到一致赞同。

在中原地区考古文化序列上，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填补了龙山时代晚期同商代二里冈文化之间的空白。发掘材料充分证明：这是一支饶具特征的早期青铜文明遗存。第二、三期的宗庙、宫殿建筑则成为二里头曾作为一代王都的有力证据。依其年代、地望和文化发展水平，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遂成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与族属成为考古学和史学界讨论的热点。

（五）偃师商城的发现

1983年春季发现的偃师商城，经过近20年的工作，对城址布局、沿革有了基本了解；并建立起较细密的陶器编年序列（三期七段）。其第一期大致相当郑州以C1H9为代表的二里冈下层一期，第二期相当郑州以C1H17为代表的二里冈下层二期，第三期早段具有二里冈下层向上层一期过渡特征，中段相当二里冈上层一期，晚段相当二里冈上层二期（白家庄期）。以上述两座城址考古分期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并参照其他商代城址分期成果，可得出如下认识：郑州二里冈下层一、二期和上层一期，偃师商城一期、二期和三期早、中段可分别归入早商文化一、二、三期；二里冈上层二期及偃师商城三期晚段应属中商文化一期[6]。

据已知材料，偃师商城一期时，先后修筑了最初的几座宫殿、宫城、小城城垣和偏于小城西南隅的府库类排房建筑群（下层），小城东北曾设置铸铜作坊；第二期时在小城基础上扩建成大城，城外挖壕，宫殿有增建和扩、改建，宫城范围随之扩展；第三期早段时，在宫殿区南部原有6号、7号殿址上新建第5号、3号宫殿，并再次扩大了宫殿区范围。在宫城北部发现祭祀性遗迹和池苑。城址废弃于第三期中、晚段之际。

学者一般都承认偃师商城是一座商代早期重要城址。只是关于它的性质、地位及它同郑州商城的关系看法不同。

在20世纪50～70年代，学术界曾普遍认为以一、二号宫殿为代表的二里头遗址后期是商汤建的“西亳”，郑州商城是中商时期仲丁所迁隞都。70年代末，始有学者另辟蹊径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始居亳都，进而推定二里头一至四期为夏文化，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说。至偃师商城发现后，根据其年代、地望和文化面貌，原持二里头“西亳”说者多数转而指认偃师商城为“西亳”，二里头为夏代晚期都城（斟）；惟主张“郑亳说”的学者，认为偃城是“郑亳”之外而稍晚的桐宫、桐邑，或说是商王朝为镇抚夏人所建军事重镇、陪都。若从商人西进灭夏路线看，不排除郑州商城始建于先商末期的可能，惟尚需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从现有考古材料出发，我们同意偃、郑二城同为商代早期国都之“两京说”，在主要使用时间上有交错。两都并存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常见的，偃、郑二城则是考古学已知的最早实例[7]。

二里头遗址旁发现的这座商代早期都城，为重新审视夏商文化关系，研究夏商文化界定提供了契机。

（六）安阳洹北商城的发现

1999年末发现的洹北商城，位于安阳市洹河北岸，同殷墟保护区毗邻。城址平面近方形，面积在4平方公里以上。城的中部偏南发现大范围的夯土建筑群，排列密集有序。目前正在发掘的1号殿址，其规模超过迄今所知夏商时期任何一座单体建筑，可以肯定是宗庙、宫殿类建筑遗存。

这座城址的发现是殷墟考古70年后又一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也是长期考古探索与实践的结果。由于以小屯为中心的“殷墟”主体遗存属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相当盘庚、小辛、小乙阶段的遗存很少，且规格与王都不相匹配；在小屯发现的甲骨文也是武丁以来的，遂产生了殷墟是盘庚所迁还是武丁始都的争议，成为商代考古又一悬案。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初，就在城址一带进行过调查，随后在城址西部三家庄、董王度一带先后两次发现铜器，又发掘到一批墓葬，出土的铜器和陶器组合、器形都表现出早于大司空村一期（即武丁时期）的特点。1997年在洹北花园庄的发掘获得可靠地层关系，其早期堆积略晚于郑州白家庄阶段，晚期堆积可与藁城台西晚期居址、墓葬及早年发掘的小屯东北地M232、M333相比照，大致分别相当中商文化二期和三期。自1998年春季起，以探寻早于洹南殷墟的大型都邑遗址为学术目标，在这一带不断扩大钻探范围，经过几年持续工作，终于发现了城址和宗庙、宫殿建筑群基址。

此前，商代考古一般概括为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前期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后期两大阶段，二者之间的遗存往往笼统称为“二里冈上层偏晚”，但实际上应包括仲丁以后百多年的历史。洹北商城的发现和发掘，将使商代中期内一段历史面貌得以揭示和充实，商文明的发展进程更加清晰地得以展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至于这处城址是盘庚始迁地点，还是河亶甲所居的“相”，虽我们认为可能属前者，但尚待发掘资料所揭示的城址始建年代来确定。它同以小屯为中心的“殷墟”及西北冈王陵区的关系，也有待今后的发掘和深入研究来破解。

（七）商代其他城址和重要遗址的发现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位于郑州西北郊的小双桥遗址。这处遗址范围不小，主要堆积属中商一期（二里冈上层二期，或称白家庄期），有大型夯土基址、祭祀坑和铸铜遗迹，曾出土青铜建筑构件、石磬、朱书文字。关于遗址的性质，有学者指认为仲丁的隞都，也有认为是郑州商城的附属设施，有待进一步验证。

早商时期，在偃师、郑州两座都城外，还有夏县东下冯、黄陂盘龙城、垣曲古城南关、焦作府城和辉县孟庄等几座城址，其中有的延用到中商时期。这几座城址都有夯土城垣，城址及城内主体建筑的方向与偃师、郑州都城一致，大致在南偏西数度到20度之间。其中，东下冯和盘龙城分别是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与盘龙城类型的中心，属王都下的二级城邑，又是商王朝向西北和南方挺进的根据地。府城和孟庄城址同属商文化琉璃阁类型，其中的一座可能同东下冯、盘龙城性质相近。垣曲古城南关城址依地理位置和城墙结构看，可能属于早商都城通往晋南交通要道上的军事重镇。

殷墟以外各地尚未发现明确的晚商城址，但青州苏埠屯、滕州前掌大、罗山天湖和西安老牛坡等处墓地，都有高规格（有1条、2条甚至4条墓道的大墓）或较高规格的墓葬，表明附近当有城邑，应分别是晚商文化不同类型的中心。或考证为商代晚期某方国遗存。

上举一系列地方性的城址或中心遗址，它们的发掘资料展现出同王畿地区一致、又在不同程度上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丰富了商文化的内涵，成为商文化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

（八）夏商时期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发现

夏商时期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以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和下游的岳石文化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但关于齐家文化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推定，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过程；岳石文化也是很久以后才从龙山文化中区分出来。

经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已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北方草原广大地区发现许多相当中原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如繁花似锦烘托着夏、商文明。

在黄河下游山东境内及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有属于东夷族群的岳石文化，安徽境内江淮地区有斗鸡台文化，同中原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相毗邻。早商三期商文化始向东和东南发展，结合当地土著因素形成商文化大辛庄类型和大城墩类型。山东半岛东端及沿海岛屿，直至商代晚期仍由同岳石文化有延续关系的珍珠门文化所占据。

长江下游，在原良渚文化分布的太湖地区，马桥文化的年代大致与二里头文化至早商时期相当；在宁镇地区，与二里头文化年代相当的是点将台下层文化，其后是与之有承续关系的湖熟文化。

长江中游有以盘龙城为中心的商文化南进基地。受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地方文化则以分布在赣江中、下游及鄱阳湖地区的吴城文化最著名，新干大洋洲铜器群和瑞昌铜岭采矿遗址的发现，更凸现出这支青铜文化的特点和重要地位。江汉地区有相当早、中商时期的荆南寺文化和相当晚商的周梁玉桥文化，二者地域相近，但文化面貌不同。湖南境内，湘、资、沅、澧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都相继发现含有商文化因素而又各具特色的当地文化遗存。宁乡、岳阳一带曾出土许多商代晚期青铜器。

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发展水平高，屡有重大发现，被认为是商代古蜀国遗存。在川东峡区及汉中城固一带，与三星堆文化有明显联系、又具自身特点的青铜文化遗存，则被推测与巴人有关。

关中地区，商文化进入关中始自早商三期，至中商时期沿渭河发展到扶风、岐山，晚商时又退回西安一线。商代晚期，关中西部并存几种非商文化：在彬县、长武、岐山、扶风一带泾、渭沿岸为碾子坡类遗存，少数地点有刘家类遗存，与稍东以武功为中心的郑家坡类遗存，呈交错分布。交错中又互有吸收、融合，属于先周文化探索对象。商代末年，沣镐地区出现以马王村H18为代表的文王迁丰以后的遗存。

在山西境内，自龙山时代起，中原系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大致以霍山为界。在晋中地区，存在着以忻州游邀、太谷白燕四、五期、汾阳杏花村和峪道河为代表的夏、商时期遗存。1999年发表的《晋中考古》报告对有关调查、发掘材料做了较深入研究，理出头绪。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相当夏代到商代中期）和黄河两岸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相当商代晚期）。吕梁山区曾出土多批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地域同李家崖文化重合，曾被推测为土方或舌方遗存。

华北平原北缘燕山地带，同中原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相对应，分布着两支有亲缘关系的青铜文化遗存，燕山北麓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有著名的敖汉旗大甸子遗址，沿英金河还有一串石城址；南麓是大坨头文化。其后，燕山北麓的魏营子文化、南麓的围坊三期文化，从商代晚期延续至商周之际。喀左北洞等地还出土商末周初的窖藏铜器。

医巫闾山以东，辽河下游有高台山文化，千山山地太子河上游有庙后山文化。辽东半岛南端则发现岳石文化和双砣子三期文化。

在西北甘青地区广大地域内分布着齐家文化。过去一般将其归入龙山时代范畴，但碳十四测定结果显示，齐家的年代大体同中原夏代相当。从出土铜器鉴定结果看，齐家文化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同齐家文化年代交错，在河西走廊分布着四坝文化。火烧沟遗址以出土大量铜武器、工具著称，年代下限可能进入商代。在青海东部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流域，是卡约文化的分布区，其早期遗存的年代约相当商代。古代羌族曾长期活动于甘青地区，故齐家文化各类型以及四坝文化、卡约文化大约是羌族不同支系的遗存。

关于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当夏、商时期的考古学遗存，过去所知甚少，或将有的发现归入新石器时代，除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粤北石峡中层遗存有较高知名度，只是到80年代后期始有突破性进展。在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地区发掘到出土石戈、牙璋的沙丘和贝丘遗址，在闽西北和闽江下游发现了分别同浙江南部肩头弄——马桥类遗存、赣东北万年肖家山类遗存、甚至吴城文化有联系的几种考古学文化，粤闽交界地区也发现后山类遗存和浮滨文化等。上述各类考古遗存的特征已初露端倪，为我们了解夏、商时期华南地区的古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线索。

上述夏、商王朝统辖区以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是夏商时期考古学的重要内容。随着各地考古工作开展，有关的知识将不断得到扩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