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李浩
郭丽副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修订稿即将出版，问序于我。按理说我应该婉拒，因为论文主要是由卢盛江先生指导，我无尺寸之功。之所以还愿意再次拜读并做点绍介，一是郭丽曾随我读过硕士研究生，二是我当时曾担任她博士论文的外审专家，故我乐于写几句话，向学界推荐。
郭丽对学业的踏实认真，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她硕士毕业那一年，既要写论文，又要准备考博，寒暑假都没有回家，住在学校的宿舍备战。西安的冬天寒冷，夏天奇热，她能克服这些困难，很好地完成了硕士论文，顺利地考取南开的博士研究生，成了我随后每年教育新入学研究生的典型材料。
盛江兄序中提及的一点，我也非常赞同：学生基础不好，担心论文做不出来，毕不了业；学生优秀的，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能够帮他们提升一步，才能不能得到充分展示，特别是担心不能找到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好的平台。我自己也忝列导师多年，故很能理解卢兄的这种真诚而复杂的心情。我先后将自己的多位优秀硕士生推荐给境内外的名校名师，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我有一个比喻，我将学生毕业比作嫁女儿，娘家太寒微，又没有体面的嫁妆给女儿添置，父母的心情也不好。即便女儿嫁入豪门，但小日子如过得不好，做父母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当然，衡之以现代伦理，我和卢兄的想法都太迂腐、太落后。连儿女都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更遑论仅仅授业的学生？但我想华人的父母和教师都会很纠结，因为我们的传统牌位上，除天地君亲外，还有师道一伦。
郭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勇于任事。她在南开帮盛江兄办唐代文学年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帮相洲兄办乐府学年会，这些我都是旁观者。但她为唐代文学学会秘书处的工作与教育部、民政部多年来反复联系，上传下达，不厌其烦，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由于全国性的学会是跨地域跨单位的，秘书处的同人均兼职，没有办法在单位记工作量。他们与部委的对口单位联系，人微言轻，门难开、人难见、脸难看是常事，郭丽任劳任怨，从没有诉过苦。
本书是郭丽八年前的成果，她没有在毕业后很快推出，除了教学科研工作的紧张繁忙外，按我的理解，也含有给自己留出时间，比较从容地打磨修订的意思。我结合自己看初稿时的印象，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以唐代教育与文学的关联性作为研究课题（包括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深入开拓是一种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积极尝试，近年来在海内外偶有所见，各具胜义，如高明士先生将唐时的整个东亚教育视为整体进行考察，刘海峰先生从科举制度史进行梳理。本书所构建的体系与所进行的开拓，在广泛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独出机杼，守正创新，大处着眼，小处下笔。从章节设计到具体内容的论述均有新意，主要表现在：
拈出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作为关键词进行立论，并将其与文人群体的扩大化、文学的繁荣发展建立事实与逻辑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巧妙地回应了唐代文学之所以繁荣兴盛的时代问题。教育资源的普及、教育受众的增加、诗赋教育的下行，与文学的盛唐气象秘响旁通，这显示出唐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细致化、专门化的道路上又对学术史上的大主题不断回应。
本书上编就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扩大、唐代经学教育与文学、唐代文学教育的深入发展、教育内容在创作中的印迹、唐代重要文学现象的教育背景等论题，广事搜罗，爬梳整理，有分析，有阐发，史论结合，抓住了本论题的主要内容。下编内容更加精彩，分别就童蒙教育、女性教育、留学生教育、书院教育与文学建立联系，搜集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为唐代文学研究开拓出许多新的领域。
本书对相关材料进行深入处理，从量化的层面进行统计，不光显示出方法论上的特色，而且使其立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作者还娴熟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文学与教育、官学与私学、中原与敦煌、留学生与本土士人，在在进入作者比较的视域中，移形换步，光景常新，但又都紧扣全书的论题。
总之，本书选题有新意，对本学科的基本文献和相关领域的成果有较好的综述和引用。资料富赡，涉猎广泛。方法多样，运用娴熟，且能尊重已有成果，引用符合规范，是一部颇多开拓的优秀著作。郭丽毕业那一年，全国优博论文评选已经停止，但学校推荐参加天津市优博论文评审，顺利入围。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大家对本书开拓的肯定。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可进一步深入讨论之处，比如，唐代士庶所受教育有何不同，对其创作又有何不同的影响？从时间上说，唐初到中晚唐教育有变迁；从空间上说，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不同，对教育的重视也不同，这些差别是否也投射在文学创作上？另外，书中从正面肯定唐代教育处极多，但按照教育史家的看法，唐代教育也有明显的弊处，对后代也造成持续的影响，作者对这些看法似应该有所回应。还有，近几十年陕西、河南新出土文献极多，作者应该注意搜罗与运用。
郭丽在学术上已有很好的积累，本书也说明她能厚植学养，勇于创新。以她的勤奋踏实，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会有更多的新创获。作为她的老师，我希望郭丽和她这一代年轻朋友对学术和人生都能有更通透智慧的理解，也有更全面圆融的践行。
2020年3月6日于西北大学居安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