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的成因及影响

唐代教育资源高度社会化是唐代社会繁荣的重要体现。换言之，唐代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为教育资源社会化提供了条件。具体说来，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主要有四点成因：帝王的重视、制度的完善、经济的繁荣、书籍的流通。

一 帝王的重视

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帝王是主导力量的核心。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帝王提倡有着直接关系。

高祖开国后，鉴于隋代“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序之仪，泯焉将坠”的状况，于武德七年（624）颁布《兴学敕》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31]

太宗即位后也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32]他还从人性培养角度强调教育的作用：“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尤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33]尤为重要的是，太宗将对教育的重视落实在了当时的教育建设实践中。贞观二年（628），太宗诏令停止以周公为先圣，改立孔子为先圣，立孔子庙堂于国学。[34]同时大征天下儒士为学官，增盖校舍1200间，由此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35]太宗还鉴于经籍文字错讹和经典阐释各执一端的情况，诏令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以为士子习经统一教材和科举考试依据，令天下传习。[36]

高宗在位前期，也致力于学校教育。他下令重新审定《五经正义》，作为明经科考试依据；颁布了《律疏》，作为明法科考试标准；显庆元年（656）恢复了算学，以《十部算经》为教学内容；显庆三年（658）改革学校教育管理体制，把书学、律学和算学划归各专职行政机构。这些举措使教育在继续发展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中宗复位以后，恢复唐初所建教育体系，修葺学堂，广招生员，学校教育再度复兴。

玄宗在东宫时，“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37]即位后，兴复国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教育机构，允许私人办学，设立了左右教坊进行艺术教育，创办了广文馆和崇玄学。并要求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经过学校学习，进一步紧密了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之间的联系，对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有重要作用。开元二十六年（738），“敕：‘诸州乡贡见讫，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有司设食。弘文、崇文两馆学生及监内举人，亦听预焉。’其日，祀先圣已下，如释奠之礼。青宫五品已下及朝集使，就监观礼。遂为常式，每年行之至今。”[38]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学校教育发展臻于鼎盛，学校种类齐全、形式多样，管理制度、教学内容、生员数量都有很大提升。

顺宗也十分重视教育，他“为人宽仁，喜学艺，善隶书，礼重师傅，见辄先拜”。[39]

此外，太宗、睿宗、玄宗、代宗还都曾于国学释奠，发扬和继承了先祖重教兴学的传统。

总之，唐代多位帝王对教育的重视，使这一时期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是促成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制度的完善

在隋唐以前，教育制度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国家政治制度，而只是国家礼制的组成部分，在培养目标、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教学上均没有明确的方向和制度保障。[40]唐代教育制度周详完备，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学两级制，私学的合法化和多样化，都是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具备的。

（一）完备的中央地方两级官学制度

唐代在官学教育制度上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制，对教师员额、品级、生员人数、入学资格、学习内容、考课制度都有详细规定。

唐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均隶属于国子监。国子监最高长官是祭酒，另有司业、丞、主簿、录事、府、史、亭长、掌固。上述教员品级和执掌各有明确规定。据《旧唐书·职官志》，祭酒1人，从三品。司业2人，从四品下。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丞1人，从六品下。主簿1人，从七品下。录事1人，从九品下。府7人，史13人，亭长6人，掌固8人。丞掌判监事，凡六学生每岁有业成上于监者，以其业与祭酒、司业试所习业，上尚书礼部。[41]

中央官学有六学馆，《旧唐书·职官志》载：“一国子学、二太学、三四门、四律学、五书学、六算学也。”[42]六学馆的必修课是《孝经》和《论语》。此外，前三馆需选修九经。《旧唐书·职官志》亦载：“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各为一经。”[43]每馆又设有博士和助教。博士和助教的职责是“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44]中央官学学生年龄“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45]六学馆中还设有其他人员，均职掌明确，每馆学生名额、入学资格也有明文规定。

其中国子学教职人员有“国子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典学四人，庙干二人，掌固四人。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已上、国公子孙，二品已上曾孙为学者。……典学掌抄录课业，庙干掌洒扫学庙。”[46]学生考课办法是“每岁生有能通两经已上求出仕者，则上于监。堪秀才进士者，亦如之”。[47]

太学教员较少，《旧唐书·职官志》载：“博士三人，正六品上。助教三人，从七品上。学生五百人。大学博士掌教文武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之为生者。”[48]太学教法与国子学相同。

四门学教员员额少。《旧唐书·职官志》载：“四门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门博士掌教文武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之为生者，若庶人子为俊士者，教法如太学。直讲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之职”。[49]四门学学生人数多，入学要求相对较低。

律学、书学和算学教员和生徒员额都较少，所学内容也是各科专门知识。《旧唐书·职官志》载：“律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五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为生者。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兼习之。算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为生者。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十五人，习《缀术》《缉古》十五人。其《纪遗》《三等数》亦兼。”[50]律学、书学、算学生员入学的准入门槛也很低，文武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都可入学习业。

中央官学直系学馆还有天宝九载（750）设立的广文馆，广文馆生徒为准备参加进士考试者，人数无定员，设有博士二人，助教一人。《旧唐书·职官志》载：“广文馆博士二人。正六品上。天宝九载置，试附监修进士业者。置助教一人。”[51]广文馆存在时间不长，至德二载（757）废罢。

唐代中央官学还设置了一批专习某项技艺的学馆，归各专职行政机构管辖。如《新唐书》所载附设于太医署之医学、太卜署之卜筮、太乐署之艺术、司天台之天文历数、太仆寺之兽医、门下省之弘文馆、东宫之崇文馆、尚书省祠部之崇玄学。医学又分医科、针科、按摩、咒禁、药园五个专业。针科设学生20人，按摩科设学生15人，咒禁科设学生10人，药园科设学生8人，卜筮学设学生45人，太乐署之教坊学生一度达到2000人。天文历数分三科：天文、历数、漏刻，分别设学生90人、55人、40人。兽医学设学生100人，弘文馆设学生30人，崇文馆设学生20人。崇玄学学生“京、都各百人”。[52]太医署、司天台、太卜署、太乐署、崇文馆和弘文馆兼有行政、研究和学校三重性质。从行政机构中派生出教育研究机构，是唐代教育制度的一大特色。由此可见，唐代中央官学十分发达，种类之繁、人数之众、学业之专，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除中央官学以外，唐代还设有地方官学。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唐代完整的官学体系。唐代地方官学教育制度的设立始于高祖武德元年（618），其年五月高祖敕令：“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53]这是唐代发布的第一份设立地方官学的诏令。武德七年（624），高祖再次诏令设立州县学校：“诸州有明一经以上未仕者，咸以名闻；州县及乡皆置学。”[54]这是唐代大规模发展地方官学教育的开始。直到开元末，唐代的地方官学教育仍是州、县、乡三级制。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唐玄宗“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55]从此，唐代地方官学形成了州、县、乡、里四级建制。

在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上，唐代地方官学也有具体制度。在组织管理上，唐代地方官学由州县长史主管。《新唐书·选举志》载：“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56]负责州级学校管理的官员为功曹司功参军事，负责县级学校管理的官员为司功佐。[57]

在教育教学上，根据各州府县辖区大小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学生员额、教师和助教数量。《新唐书·选举志》载：“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58]地方各级官学教师员额也有规定：京都府学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2人，医学博士和助教各1人。大都督府学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2人，医学博士和助教各1人。中都督府学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2人，医学博士和助教各1人。下都督府学设经学博士和助教各1人，医学博士和助教各1人。上州学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2人，医学博士和助教各1人。中州学设经学博士和助教各1人，医学博士和助教各1人。下州学设经学博士和助教各1人，医学博士1人。京县（包括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设博士和助教各1人。畿县（包括京兆、河南、太原诸县）、上县、中县、中下县和下县均设博士和助教各1人。[59]

唐代以前，只有北魏短暂运行过中央和地方两级官学体制，但像唐代地方官学这样，具备州、县、乡、里四级建制，覆盖全国，且管理严格，是北魏远不能及的。这一整套制度和举措，有力地保障了唐代教育资源的社会化，使各个阶层学子都有机会进入相应官学学馆习业。

（二）私学的合法化和多样化

唐代明确规定准许百姓设立私学。《唐会要·学校》载：“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60]这无疑是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私学合法化使唐代私学教育得到了充分发展，出现了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私学教育。主要有隐居读书、私人讲学、塾学、家学、佛寺教育五种类型。[61]

隐居读书是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唐代却演变成一种教育机制。隐居读书者除了自己修文习业，有的还会招收学生弟子。唐代诗人刘得仁《送车涛罢举归山》云：“要路知无援，深山必遇师。”[62]执教者和就学者一同隐居读书，建立临时的师生关系。《唐摭言》“海叙不遇”条载：“段维，或云忠烈之后，年及强仕，殊不知书，一旦自悟其非，闻中条山书生渊薮，因往请益。众以年长犹未发蒙，不与授经。或曰，以律诗百余篇，俾其讽诵。翌日维悉能强记，诸生异之。复授八韵一轴，维诵之如初，因授之《孝经》。自是未半载，维博览经籍，下笔成文，于是请下山求书粮。……咸通、乾符中，声名籍甚。”[63]可见隐居读书建立起的师生关系，具有临时性、随机性和开放性的特点。类似记载还有很多，如河阳人韦安之欲往少室山读书，路遇张道，约为兄弟，同入少室山师事李潜。[64]又如进士庞式肄业于嵩阳观之侧，少年薛生入山寻师遇庞式而师之。[65]

唐代隐居读书者，既有饱学儒生，也有及第进士，还有致仕官员，几乎涵盖了唐代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隐居读书的意图，或是逃避现实，追求清静；或是安心习业，以备科考；或是博取声誉，待价而沽，不一而足。读书地点既有名山寺观，又有乡野茅屋、庄园别墅。尽管身份背景各异，目的意图不同，地点区域有别，但都把私学教育带到了乡野林间，扩大了教育的覆盖面和知识传播范围。而且，教授者和求学者之间没有义务的束缚和影响，知识传播是开放式的。隐居读书者参加科举考试或应辟出山后，新的士子又会不断涌来，隐读者的队伍便会循环往复，替换更新，打破了唐前隐居读书的封闭和自我禁锢的固化格局，使隐居读书与整个社会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教育资源的社会化。这种因教育资源自我整合而带来的教育新模式，或许对唐人通达的思想性格、文学创作自由开放艺术品格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私人讲学与私人塾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很大区别。私人塾学偏重于启蒙和基本知识传授，而私人讲学则注重学问精进，是求学者具备一定学养之后的提高性教育。唐代私人讲学分三种情况：经师硕儒讲学、致仕官员开筵、在任官员指导慕名求教者。

经师硕儒讲学有的是隐居山林指导读书，有的是居住乡里开办讲筵。学生来源既有本地人士，也有远方慕名而来者。如学问精博、贞观中被召拜太学博士的王恭，“少笃学，教授乡闾，弟子数百人”。[66]咸通中，荆州书生号唐五经者，“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辈，以束脩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67]

致仕官员开筵讲学是唐代私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先秦两汉时虽也有官员归田讲学，但并不普遍。唐代官员由科举入仕者较多，致仕后讲学者也较多。贞观初，越王东阁祭酒马嘉运，“退隐白鹿山，诸方来受业至千人”。[68]高宗朝侍御史王义方秩满后，“家于昌乐，聚徒教授”。[69]在致仕官员开筵讲学的教育方式中，官员身份和私学教师的转化，能为习业士子提供较多的人脉资源，这同时也赋予了私学教育以丰富的活力。

在任官员指导慕名求教者。在唐代，不论京官还是地方官，凡是学问知名者，皆有书生士子慕名求教。如蔡州朗山人袁滋，“强学博记。少依道州刺史元结，读书自解其义，结重之。后客荆、郢间，起学庐讲授”。[70]柳宗元为柳州刺史，“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71]在任官员指授后学，有利于青年士子获得文名，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科举考试的成功率，增加进入官场的机会。

上述三种教育方式有很大机动性。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地域界限，且可以学兼多门。如吕温从陆质治《春秋》，从梁肃为文章。[72]李玄植学《三礼》于贾公彦，习《春秋左氏传》于王德韶，受《毛诗》于齐威。[73]这说明唐代私人授学具有博采众学、兼容并包的特点，突破了前代专于一师、习一家之言的传统。这与两汉时期因学派之争导致政治对立有着本质区别，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播。

塾学和家学是唐代私学教育的另外两种类型，这两类私学形式主要承担启蒙教育职责。本书第五章第二节有详细论述，兹不赘言。

佛寺教育是唐代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佛寺作为社会生活公共空间，为了吸引信众，求得香火，除了宣传佛家教义外，还传播文化知识，于是出现了颇有特色的佛寺教育。佛寺儒学教育，有童蒙教育（又称寺学），也有层次较高的经典教育。前者主要存在于敦煌地区，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后者主要存在于中原内地，此处所论重点集中于后者。

唐代许多寺院开展教育活动。《唐语林》“栖逸”条载：“宣州当涂隐居山岩，即陶贞白炼丹所也，炉迹犹在。后为佛舍。有僧名彦范，俗姓刘，虽为沙门，而通儒学，邑人呼为‘刘九经’。颜鲁公、韩晋公、刘忠州、穆监宁、独孤常州皆与之善，各执经受业者数十人。”[74]僧彦范以精通儒学而被当代名公尊之为师，这是中原内地寺院中较高层次儒学教育存在的明证。颜真卿在《泛爱寺重修记》中称：“予未仕时，读书讲学，恒在福山，邑之寺有类福山者，无有无予迹也。始僦居，则凡海印、万福、天宁诸寺，无有无予迹者。既仕于昆，时授徒于东寺，待客于西寺。”[75]颜真卿曾在泛爱寺讲学，说明佛寺中确有儒学教育。唐代佛寺儒学教育的形式是印度佛寺招收弟子与唐朝私学相结合而演化形成的，它不限定教育对象，有丰富的藏书和学问精深的高僧大德，甚至还能提供免费食宿，这些都吸引着唐代的求学士子，尤其对出身寒微的士子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唐代官学教育制度相较唐前明显宽松，官学入学制度虽有一定准入限制，但以父祖官爵品级为限而非以士庶出身为限是个巨大进步。中央官学中四门学和律学、书学、算学均为庶民子弟提供了一定就学机会，而且学业优异者可升入太学和国子学习业，这种层级进补政策使官学教育资源得以优化利用。唐代私学合法化和多样化为更多出身寒微的庶民子弟提供了受教育机会，私学办学灵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是唐代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官学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并行的两级教育体制。唐代官学和私学的良好运作，普及了文化教育，扩大了受教育者数量，提升了受教育者素质，为受教育者获得文学创作素养并进而加入文学创作队伍准备了条件。

三 经济的繁荣

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它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经济是教育的基本物质保障，教育也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考察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的原因时，就不得不考虑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隋唐易代，战争残酷，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高祖武德七年（624）三月，朝廷颁布均田令和赋税令，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均田令规定：丁男（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中男（十六岁至二十岁），每人授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口分田到了丁男年老时（六十岁），由政府收回五十亩，保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76]身死，口分田也由朝廷全部收回，另行分配。“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77]非户主之“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78]“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79]除田地之外，还授给自耕农园宅地，“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并不入永业口分之限”。[80]其“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81]均田制实现了经济资源平均化，使自耕农得到了土地资源，为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很接近孟子设计的先“制民之产”再“谨庠序之教”的理想蓝图。[82]

赋税是举办教育的财政来源。太宗大力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裁减冗员，节省官员俸禄和军费支出。贞观时期全国年租、调总量为粟368万石、绢92万匹，官员俸禄开支“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83]财政收入增加使朝廷有足够的力量发展教育。太宗就曾大盖校舍，征召天下鸿儒硕学担任讲席，招四方学子入国学习业，使国学生员达到洋洋八千余人。到了盛唐，经济更加繁荣，财政更加宽裕。全国户口增长500万户，人口5000万。国民经济总收入为钱200余万贯，粟2500万石，布绢棉2700万匹。[84]雄厚的财政实力为发展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开元初年，玄宗便致力于教育发展，着手复兴中央和地方官学。他扩大了国子监各学馆规模，选拔优秀学者担任讲席，并为修习文辞举进士业者设立广文馆，职业教育和实科教育也蓬勃发展。有学者统计，当时全国各级官学共有学生64047人。[85]尽管这一数字和实际员额可能会有些许出入，但盛唐时期教育发展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确是不争的事实。

安史之乱使教育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变：均田制土崩瓦解，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自耕农沦为地主佃客，租庸调制已无法支撑国家财政。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二月公布了新税法——两税法。这种新的财政体制尽管使教育经费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保障，但在国家总体经济衰颓的大趋势下，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仍然捉襟见肘。元和二年（807），国子监对各学馆学生人数做了重新规定：“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86]数额比贞观年间缩减了不少。即使如此，朝廷还是无力对教育投入大量财力。元和十四年（819），宰相兼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请宪宗抽取现任文官俸料钱以助办学：“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外使兼京正员官者，每月所请料钱，请率计每贯抽一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师庙，及诸室宇缮壁。”[87]在经济颓败的整体局势下，这样的努力也是杯水车薪，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就在官学教育因朝廷财政紧张而颓败时，私学教育却在庄园经济基础上日渐发展。均田制瓦解以后，土地买卖日趋频繁，庄园经济日益发展。《册府元龟·邦计部·田制》载：“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88]中唐以后庄园经济更加发达，土地自由兼并已经合法化。大土地所有者，自然是皇室、宦官、将帅、大臣、寺院，一般官僚士人属中小地主，也皆有庄田。如懿宗朝宰相韦宙，江陵城东庄园积谷七千堆，号称“足谷翁”。[89]在庄园制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私学教育日渐兴旺，显示出巨大发展活力，很多官员文士依庄园授徒讲学。如德宗贞元初年，工部员外郎胡珦以刚直忤权贵，被贬为献陵令。他“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务种树为业以自给，教授子弟”。[90]大历十四年（779），窦常进士及第，不乐仕宦，“居广陵之柳杨。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91]隋末大儒王通五世孙王质，于德宪之际“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92]与此相应，很多士子也依庄园读书习业。如“唐崔昌在东京庄读书”。[93]汝南人周济川“有别墅在扬州之西。兄弟数人俱好学，尝一夜讲授罢，可三更，各就榻将寐”。[94]这说明，中唐以降庄园经济的发展极大促进了私学教育的繁荣，中晚唐就读私学的士子成为国家取士的主要来源。这进一步刺激了中小地主阶级子弟求学受教育的积极性。与官学教育相对严格的等级性相比，私学的勃兴无疑扩大了教育受众，促进了教育资源的进一步社会化。

四 书籍的流通

书籍是知识的主要载体，也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书籍能否便利流通是影响教育资源社会化的重要因素。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提供了助力。纸张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手抄和印刷书籍提供了极大便利。一般认为，纸张发明于东汉。[95]用纸抄书、印书，大大降低了书籍成本，经过东汉的试用期和魏晋南北朝的接受期，到唐代纸张已经成为社会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质。《太平广记》“钜鹿守”载：“唐文德戊申岁，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96]从中可见中唐纸坊造纸盛况。

纸张流通使抄书、印书更为便利，为教材和其他书籍流通提供了助力，有效地促进了教育资源的社会化。裴铏《传奇》“文箫”载：

大和末岁，有书生文箫，海内无家，因萍梗抵钟陵郡。……睹一姝，幽兰自芳……姝遂号泣，与生携手下山而归钟陵。……生素穷寒，不能自赡。姝曰：“君但具纸，吾写孙愐《唐韵》。”日一部，运笔如飞，每鬻获五缗。缗将尽，又为之。如此仅十载，至会昌二年，稍为人知，遂与文生潜奔新吴县越王山侧百姓郡举村中，夫妻共训童子数十人。[97]

《唐韵》为士子习诗必备韵书，文箫之妻在纸张之上抄写《唐韵》售卖，每每售罄，持续十年，这无疑大大方便了士子购买《唐韵》和学习作诗。纸张流通为唐人习业和接受教育带来的便利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唐摭言》“韦庄奏请不及第人近代者”条还载有顾蒙抄写《千字文》售卖事：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余力深究内典，繇是屡为《浮图碑》，仿欧阳率更笔法，酷似前人。庚子乱后，萍梗江浙间。无何，有美姬为润帅周宝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养，由此名价减薄。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98]

《千字文》是唐代童蒙教育教材，也是大众识字课本。顾蒙抄写售卖《千字文》只能换取“斗筲之资”，说明书价不高，普通民众可以方便获得，这是纸张盛行导致书籍大范围流通的又一例证。

可以看出，唐代纸张的流通使得抄写书籍极为方便，这极大地便利了士子和民众获取教材和其他书籍，从而使作为教育资源之一的教材和其他书籍的读者群增加，加速了教育资源的社会化进程。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也是书籍广泛流通的重要因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最早可以追溯到贞观年间，[99]刻印技术到咸通年间达到很高水平。[100]雕版印刷术遍布陕西、河南、四川、江苏、浙江、江西，长安、成都更是当时印书业中心。[101]手抄一部书籍费时费力，特别是大部头书籍，抄写更是不易。有了雕版印刷，可以迅速印成上百部、上千部书籍，广大士子获取书籍更为容易，这加速了书籍流通的步伐。长庆四年（824），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小注中写道：“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书肆之中也。”[102]这是唐时雕版印刷盛行、书籍流通的真实写照。雕版印刷术使书籍获取更为便捷，在当时出现了不少藏书家，如“苏户部并、刘长侍伯刍，皆聚书至二万卷”[103]，蒋乂“家藏书一万五千卷”，[104]李繁“家多书，插架三万轴”，[105]韦处厚“聚书逾万卷”，[106]杜牧“万卷书满堂”，[107]陆龟蒙“居于姑苏，藏书万余卷”。[108]江西陈氏、章乙族塾，拥有大量藏书，不仅供本族子弟阅读，还对外来士子开放。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书籍流通的盛况与汉代形成鲜明对比。汉代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士子必读书籍，但“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训诂句读皆由口授”，[109]教材流通困难导致教育资源掌控在少数书籍拥有者手中，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普及。唐代雕版印刷术使书籍得以广泛流通，书籍拥有者数量增加，从而使教育资源社会化程度得到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