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及评价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民主问题认识的深化，理论工作者、学术研究人员以及相关政策研究部门人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前些年的研究情况，关于这个命题的研究呈现新的特点，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 相关文献综述

（一）党内民主的概念、要素、原则及特征目标的研究

（1）关于概念的理解认识。到目前为止，关于党内民主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总的来说，主要有四种认识：第一种认识主张维护党员的主体地位，例如王贵秀提出，党内民主是指全体党员按照民主的一般原则参与和处理党内事务。[13]第二种认识主张加强制度建设，他们认为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在于建立一整套民主化的制度体系。第三种认识综合上述两种观点，既强调党员的主体地位，又主张加强制度建设，他们认为党内民主是党员主体和民主客体的统一。第四种认识主张党内生活实行民主化，例如林尚立提出，所谓的党内民主就是党基于自身的性质、任务和宗旨，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对党的组织、体制和过程所做出民主的制度规定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14]他认为，党内民主最主要体现于制度规定和政治生活两个局面，从而为党内民主发展开拓了思路。

（2）关于要素的研究。对于要素的研究主要是从民主选举、决策、监督、管理的四个环节而展开。第一个要素是把民主选举当作党内民主的入口，认为党内选举是党内民主的关键，因而主张要依据党章规定，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切实解决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第二个要素是把民主决策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因此主张建立健全民主决策的机制，要从完善决策程序，明确决策内容，健全各种会议制度等方面加强党代表大会制和委员会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既要做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民主参与，还要健全完善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做到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第三个要素是加强民主监督，实施党务公开，与党内选举相配套，建立党内弹劾罢免制度，监督和制衡党内权力等。第四个要素是主张依托制度进行民主管理。张旭认为，民主管理主要围绕党员“四权”的落实和保障，健全其体制机制，它主要包括党内事务的公开、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党内决策机制的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的落实等。对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予以关注的还有杨宏山的《党内民主改革的制度分析》、梅丽红的《党内民主发展中的三大矛盾及其解决路径》等。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党内民主的诸要素进行了研究分析。

（3）关于指导原则的分析。一致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指导意义，提出在党和国家的建设上都必须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要求。民主集中制原则既是党的组织原则，还是国家政权的根本制度，两者具有一致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人民民主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根基。高豪彦认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面发展，要改变以往对民主集中制内涵的理解偏差，要改变以往强调集中过多的习惯性思维，推进民主政治发展首先要从党内做起，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党内选举制度、建立代表大会常任制等制度；在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上，特别要做到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相结合，集体领导的范围和个人负责的责任都要明确规定界限；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问题上，要建立健全党员主体权利的保障制度，广大党员意见要认真听取。[15]高兰从民主集中制体系建设的角度，认为建设制度体系必须从原则性制度、体制性制度、实体性制度和程序性制度四个层次考虑，首先是这四个层次的制度建设是科学合理的，其次它们又是有机联结、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构建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做到有效地规范民主主体的行为，使得民主集中制能够正常规范地实行。[16]苏开源从“完全民主”，即选举民主、平等民主、自由民主、权威民主四者有机统一的角度，提出必须全面理解和充实丰富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才能推进党内民主发展。[17]

（4）关于基本特征和基本目标的探讨。关于党内民主的基本特征，有人认为它主要体现于党员主体的平等性、民主的公开性和程序性、民主发展的渐进性；也有人主张党内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关于党内民主的基本目标，有人认为推进党内民主就是要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全党的战斗力，加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裴泽庆认为，根据党内民主的本质属性和时代要求，新形势下发展党内民主应遵循民主的目标性，党员的主体性、平等性，民主的公开性等原则特征。[18]刘晓根认为，发展党内民主的基本特征主要贯彻平等性、多数决定与程序的原则。[19]闫希伦认为，发展党内民主的直接目标是保障党员权利，根本目标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民主，三者相统一于人民民主之中。[20]

（二）关于重大价值的讨论

关于党内民主的价值和意义，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特色模式最强大最有效的推动者，党内民主建设能够为这一模式提供稳定的动力机制。坚持这种认识的研究，主要是从党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林尚立、许耀桐等学者认为，党内民主事关党的建设和发展全局。而有些学者则从现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来展开研究。相当部分学者则放大党内民主的研究视野，从党内民主监督、反腐倡廉建设、促进党内和谐、社会和谐等多方面、多层面进行了研究和思考，主要有三种认识：

（1）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王丹认为，发展党内民主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只有发展党内民主，才能保证党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才能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最有力的制度保证；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腐败问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21]孙红竹认为，发展党内民主有助于促进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助于促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有助于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助于促进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党群关系，有助于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反对和惩治腐败。[22]相类似的文章还有于连锐的《发展党内民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姜山、孙勇胜的《党内民主建设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等。

（2）引导人民民主建设。大多数学者认为，发展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引导作用，因而主张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以对人民民主产生示范和带动作用；也有学者提出，如果没有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发展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为此提出具体的主张。任剑涛认为，党内民主是一种可控的组织民主，在发展党内民主以引导人民民主发展的过程中，要按照组织相近性原则来建设。他认为，还可以借助党际之间的民主来推进党内民主，以期不断形成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从而有效推进人民民主。[23]许耀桐认为，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有效路径，主张党内民主先行一步，并且提出发展党内民主应先从党内基层开始，取得成果后再逐级推进，最终实现全党的民主。[24]原方论述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党内民主的发展能够为人民民主提供政治、思想、组织资源；他还认为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必然会制约影响人民民主的运行和发展，因此说，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以党内民主引导和带动人民民主，就是要求不断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一方面依靠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带动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另一方面依靠党内民主的程序化发展推进人民民主的程序化发展。[25]同时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的文章还有《党内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切入点》（王新立）、《论重视和加强党内民主制度问题》（杨怀生）、《论发扬党内民主》（冷波）、《党内民主应先于人民民主》（赵金飞）等。

（3）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相当部分的研究者把党内民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认为党内民主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周淑真认为，执政党的民主精神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保证。他论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逻辑是由政治信念发展到制度建设，它的核心就是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中政治制度又居于中心地位，进入政党政治时期，政党制度发展成为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他主张研究政治制度，特别要研究好执政党的政党制度；并且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和发展其关键在于共产党。[26]宋刚峰从党内民主主体的个性出发，提出党内民主的发展，只有在充分发挥党员这个个体的主体性作用时，才能起到激发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作用，才能有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有利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27]王建国认为，党内民主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表现，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先进性的内在基础。要使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生机与活力，要保证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要实现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就只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只有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才能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才能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才能永远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8]李维斗在《建设政治文明首先要发展党内民主》一文中，提出建设政治文明首先要发展党内民主。还有学者从其他方面进行研究，陈尧关于《党内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引擎》的文章论述了党内民主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先导作用；徐腾关于《党内民主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文章，深刻论述了党内民主有利于加速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三）关于重要思想、主要经验及其发展趋势分析

在对党内民主进行经验分析之前，学者都要先对党内民主的实践进行全面的历史梳理，并以此作为经验总结的基础。其分析研究主要表现于以下方面：

（1）重要思想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以党的领导人讲话为主要内容进行文献研究。有人认为毛泽东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论述比较系统化、理论化，特别是关于要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党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等思想观点。也有人认为，就民主或党内民主，刘少奇可谓是党内集大成者，特别是他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关于党内民主的光辉之作，其中不仅论述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对影响民主建设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党内民主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性意见，特别是关于党内民主的实质，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关于党员民主权利和义务等思想，对改革开放以后党内民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也有人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是提出党内民主重要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不仅系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对党内民主遭受破坏情况也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提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思想，形成发展为邓小平党内民主思想。也有学者研究陈云的党内民主的思想，他们认为，在陈云看来，党内民主不仅要有正常的党内生活，更要有制度保证。这些关于党内民主的思想，已经成为党的宝贵理论遗产和精神财富，对于中国共产党深入研究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外，有的学者还结合党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探索，以寻求对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的指导意义。不仅从正面分析研究了这些历史事件的民主性质，而且还研究破坏民主时给党和国家带来的影响，通过党的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民主性正反两方面的研究，使得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党内民主在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

（2）主要经验的总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党内民主不仅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徐勇等人认为，党内民主主要有七个方面的经验：第一是发展党内民主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指导地位；第二是要深刻地认识到发展党内民主的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第三是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第四是要紧密围绕着党的政治路线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来发展党内民主；第五是要维护党员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第六是要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第七是努力培育党内民主文化，丰富党内民主的文化内涵。[29]

（3）发展趋势的判断。有人主张，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因而提出针对党内基层民主的改革试点进行案例实证研究，从其经验做法中进行经验总结、理论提升，其中主要包括一些县市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党内基层干部的公推公选，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党务、政务公开；就从纵向来说，还针对普通高校党的建设，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农村、社区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建设，进行了实证性的个案研究；还有人认为，党内民主必须在依法治国的框架内进行，注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以加强权力的制约监督。

（四）关于主要任务的研究

主要有以几种观点：

（1）如何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研究。学者一致主张，广大党员是发展党内民主的主体，为了维护党员在党内民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必须把党员的民主权利保障好，加强党内民主的基础。王贵秀撰文指出，发展好党内民主的基础条件就是要保障好党员的民主权利，只有党员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党内民主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0]赵金鹏、房晓军认为，党员的民主权利对于民主风气的形成、民主制度的健全、党代会和党委会的作用发挥具有重要影响。[31]梅丽红在《党员权利“虚置”：党内民主建设必须解决的难题》中，指出了党员权利“虚置”的具体表现，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解决之道。他认为，党员权利的虚置主要表现在知情权落空，参与决定权难落实，对党的政策参加讨论有禁忌，揭发检举权和监督权难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流于形式。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要使党员享有的民主权利能够得到实现和保障，应该正视组织本位、领导本位与党员本位、党员主体的冲突，建立民主的协商、授权机制和合理的权力关系。还有李东明的《对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思考》、唐秀玲的《提高党员民主素质，促进党内民主发展》、段良的《以党章为指导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等对此进行了研究。

（2）创新和完善相关制度研究。王贵秀认为，实现党内民主的形式是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多样的，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则是其中最具基础性、也是最为迫切的一项工作。[32]陈景云、王进敏在《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一文中，提出了选举制度改革的目标，即扩大党员和党代表的民主权利，减少和限制上级党委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实现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民主选举。夏水龙、晏红洁、李圣华在《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一文中，从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提出要在候选人提名方式、直接选举的范围、差额选举比例、选举程序等方面改革党内选举。

而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内民主的关键，而党代表大会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党代会的常任制。金太军认为，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要抓住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这个重点，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和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33]张书林认为，人民民主的发展就是要首先选择发展党内民主，建立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探索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据此推论，他认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终突破口。[34]周多刚、颜杰峰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内民主发展的主要形式；党代表大会难以发挥作用的时候，最佳选择就是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党代表大会是党内民主最重要的载体，常任制是党代会权力不至于流失的根本保证。[35]应克复从苏共失权的教训出发，主张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认为党代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并且要求实行常任制度；他还主张通过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执政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两委并行，分别向代表大会负责，从而使党内确立立法、执行、监督三机关互相制衡的权力体制。[36]徐腾等人认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就要考虑在党代会内设立党代会的常务机构，类似人大的常委会，代行党代会闭会期间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明确三者的职责、理顺它们的关系，形成新型权力运转机制。[37]

（3）推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研究。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往往是党内民主建设的“试验地”，在整个党内民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的活力源和生长点。随着党内基层民主发展，涌现了许多具有活力与原创力的民主形式，众多研究者对全国各地的这种原创性的民主实现形式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公推直选、两票制等形式，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开拓了新思路。薛建平、赵清云等人认为，县一级或更低一级的党组织，在党的组织结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只有重视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才能使它坚如磐石。[38]袁建伟在《“公推直选”：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实践的新探索——河南省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试点工作的调查与思考》文中指出，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是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实践的新探索，它的创新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由广大党员群众公推直选候选人，第二是全体党员参加差额选举活动。

（五）有效路径的探索

在党内民主发展道路问题上，大部分学者都认可渐进式的发展。何芹就非常认同“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的发展战略，认为这一战略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只有做到思想上积极，行动上稳妥，实践上循序渐进，就能充分地发展党内民主。[39]张书林从“量变”角度考虑，提出了党内民主应走增量民主的道路，也就是说要继承已有的发展成果，吸取已往的经验教训，在原有发展水平上，积小量为大量，不断地发展党内民主，逐步地突破依托党内民主的发展路径。[40]

在党内民主推进方式上，主要有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发展党内民主要坚持自上往下与从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以自上往下的推进方式为主，把推进的着重点放在中央层面。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内，层级越高组织结构就越完整，居高层级的干部综合素质也就越强，实行民主的条件也更优越，居上层的领导人数相对也更少，实行某项制度或开展某种活动也便于操作，容易达到预期目标和效益。与之相比，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因为基层群众多、主体个性差异大，推行民主容易失控，造成的负面效应也大，这种民主推进方式的成本风险较大。[41]第二种主张从选举民主考虑，认为应该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特别是扩大基层选举民主的范围，由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再到企业民主管理，都要体现民主选举原则。这种观点认为民主应首先从基层搞起，基层的民主步伐要快于上层的民主步伐，这样做的效果要好一点，其风险也要小一点。先基层、再上层，把上层的改革稍微往后靠一点，这样做更为稳妥。[42]也有研究者主张综合的渐进式道路，即走高层民主示范、中层民主带动和基层民主试点的途径。[43]

还有潘泽林提出推动党内民主的“党务公开”理论。[44]黄宇提出，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看，发展和实行协商民主，不失为一种推进党内民主的可行路径。[45]还有学者提出健全党内制度，实施法律规制的主张。周学锋在《党内民主的法律规制》一文中，论述了发展党内民主必须有政党合法和法律规制的双重保障，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具有最高政治权威地位、肩负着崇高历史使命的政党而言更是如此。他们主张依靠中国宪法、选举法、党内民主法规制度从民主的外部来保障和规范党内民主，为党内民主创造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还要按照新党章，消除党内民主发展的思想障碍，加强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伦理道德教育等，同时还要积极发挥现代传媒工具对党内民主的积极作用。

（六）关于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相当部分研究者对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党内民主受到传统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不良影响。刘利认为，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宗派等观念，官僚主义作风影响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内民主的持续发展。[46]祁刚利认为，中国由于长期受苏共高度集权模式影响，形成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党内民主的正常发展。[47]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影响了党内民主的推进发展。段勇等研究者认为，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存在的臣民意识，顺从文化，导致党员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薄弱，部分领导干部的素质不能有效地满足民主执政的内在要求。[48]

第三种观点认为党内民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党内利益不协调引起的，也有部分研究者从认识与实践、供给与需求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刘长发从利益整合角度出发，论述了利益关系不协调是党内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把利益整合作为党内民主的内在发展动力；并且提出要重视党内利益整合，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构建通畅的党内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构建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49]

第四种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出现了问题。他们认为由于制度建设滞后，体制机制不健全，民主制度的权威性不足以及权力职责划分不清等，限制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深入推进。

第五种观点认为民主的理论与民主的实践相脱节问题。梅丽红从分析党内民主发展的矛盾出发，指出党内民主建设的困境，就是理论上“理应如此”，而实际上的“事实如此”，理论上与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反差。[50]

（七）关于国外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经验教训总结

这是近几年党内民主研究视野扩大的成果。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都会面临共性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国社会结构中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正在加速形成，执政党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如何寻求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共同利益问题？如何创新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这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在解决方法上应该也有共通之处。研究者对世界上主要国家进行分类型研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民主运作研究。乔启国认为，西方政党是适应西方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化变迁的产物，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都是在议会斗争中产生的，而议会则是西方国家民主运动的结果。代议制民主是孕育政党的母体，西方政党的产生和成长都浸润在西方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文化之中。随着民主思想的深入，作为政治运行主体的政党深受民主思想影响，并在政党内部有了长足发展。他从公开原则、选举原则、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保障党员权利、民主渠道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51]

谢峰对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建设进行了归纳。他认为通过选举选拔党内重要官员及本党国家公职候选人是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首要特征；通过各种途径监督制约党内权力行使是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主张保障党员的决策和人事权利，扩大他们参与党内事务的范围，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实行党内民主管理的制度化是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一大特征。[52]谢峰还从执政能力的角度，论述了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功能及发展限度。[53]

刘序明认为，面对新时代的变化，西方国家的一些主要政党进行了一系列的自身改革，改革党的纲领、理念，扩大政策的包容性，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行体制改革，同时注意协调党与其他权力主体与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增强党协调社会的能力。[54]赵刚印从西方社会党变革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新趋向，论述了由于媒体政治和公民社会发展的要求，改革和完善了政党内部的权力结构，围绕着服务、网络、自身建设加强了政党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既实现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又实现自上而下有效集权的新型“民主党”。[55]

（2）国外社会主义政党党内民主的教训总结。一是对原苏联、东欧等共产党党内民主的经验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表明，适度有序的党内民主对于巩固党的团结和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其教训主要体现于一些著作中，它们有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苏共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孙铭）、《苏共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失误及其教训》（李芬等）、《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怎样被破坏殆尽》（高放）以及《东欧各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历史启示》（赵刚印）。二是探究了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建设的启示，如阚首远的《意大利共产党解体的党内原因及启示》、崔英楠的《德国宪制的政党民主》、颜杰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党内分权的理论和历史及其启示》等，这些文章研究了苏联共产党在党内民主方面的负面影响，着重分析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地位丧失的原因和教训，特别是越共党内民主建设的成功做法和经验等，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用。宋国华考察分析了西方党内民主扩大化与组织专业化和权力集中化两种看似矛盾的辩证发展趋势，认为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有效限制极端民主化趋势，走一条增量民主发展道路，进一步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新视野，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新境界。[56]

（3）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执政方式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执政合法性进行分析，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包含自由、民主、公平、平等、互助等重要思想，认为自由和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源和本质，认为不论什么民族、什么信仰，都追求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和平的社会。第二种观点从社会深刻变化背景展开分析，认为执政党及其执政方式的改革创新要适应当今社会的深刻变化，执政党要根据环境变化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实现执政党的改革和创新，增强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巩固执政的群众基础。在分析总结过去党的组织建设存在的机构失灵、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性、理论性的反思，提出党的建设必须体现出现代化、民主化、分权化、组织功能分散化特点，不断地实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一是在党内引进直接民主，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树立党的领袖权威，提高党内决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采取这一做法的主要有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原来党的全国总书记由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现在则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二是以媒体为导向，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坚持这种做法的代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把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当作党的建设四大目标之一，据此加强党的中、高层领导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力图实现由“管理型”执政到“治理型”执政的转变，这些国家在执政理论上的一些创新以及执政方式上的许多举措，值得世界其他政党借鉴。

（4）各国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外原因分析。从政党的内在和外在两方面来分析，其外在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党必须适应政治民主化潮流，主动地根据本党的党情，在党内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和创新，扩大党内民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第二是由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政党原有的群众基础也发生深刻变化，为了扩大政党的群众影响，获得更多的社会阶层支持，各政党就必须使党的纲领更加体现时代性，党的政策反映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以增强党的吸引力，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第三是随着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和参政方式改变，政党要对原有的政党运作方式进行改革，创新政党形象。第四是由于新兴社会运动涌动和各种利益群体产生，政党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扩大民主参与渠道，推进党内民主发展。第五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和网络媒体普及，原有的宣传方式、工作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政党必须进行改革。

其内在动因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如何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由于党内外各种民主诉求的增长，执政党应该如何推进社会民主建设，以增强社会上对党的认同感；党还对自身进行改革，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实现广大党员当家作主愿望，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第二条是如何提高党的决策水平。提高决策水平就是要实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要利用民主的形式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号召他们广泛地发表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决策水平的提高。第三条是如何增强党的凝聚力。政党靠什么来吸引群众？靠什么来影响群众？政党必须改革原有政党活动模式，探索实践新的民主工作机制，不断拓展民意表达渠道，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党的事务管理，得到他们的广泛支持。

（5）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各异的原因研究。党内民主发展各异，主要表现为民主实现的程度、民主实现的内涵两个方面。民主程度较高的是德国，有特点的是美国的政党选举，有内涵的是新兴绿党的政治生态民主。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来分析。

从外部分析，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由于各国法律制度对政党规定的严格程度不同，从而导致各国实行民主的形式和实现民主的程度也就不同。以民主实现程度最高的德国来说，德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政党法，详细规定了政党的机构组成、职责划分、选举程序及任期期限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西方政党中，德国政党的民主程度较高、各政党间的民主差别也就较小。就美国而言，其法律规定相对比较宽松，表现在政党党内选举的开放程度高，甚至普通选民也能参与其中，使得美国成为最具特色的民主国家。而英、法等国的法律制度或仅规定民主原则，或根本不对民主做出规定限制，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党有足够的时空来设计政党的组织程序，所以它们实行党内民主的形态也就多样化。

二是由于国家形式不同，其政党权力结构也不同。在西方国家形式中，有联邦制和单一制两种类别。由于权力体制类别不同，其政党的权力结构也就不相同。以美国为例，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所以其政党权力结构趋向是分权制衡，没有“四个服从”，各级组织比较独立，没有严格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党的中央只能通过分配经费等手段影响地方运转，美国政党的权力结构是属于典型的分权结构类型。拿英国来说，英国是单一制国家，其政党权力结构表现中央集权特征，主要表现为党中央控制地方组织的人事权和决策权，它属于集权结构类型。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密切，政党参与了政府间权力分配，政府的政治文化反过来影响政党权力结构。

三是由于政党体制不同，导致党内竞争的形式不同。在西方政党体制中，主要有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由于一党制的组织化程度高，所以党内竞争就非常剧烈；两党制由于组织化程度稍逊，所以它的党内竞争弱于一党制、强于多党制；相比之下，多党制的党内竞争比较宽松，其组织化程度也不高。

四是由于各国的竞选文化不同，所以各国党内民主也不同。美国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国家，政府对竞选管制比较宽松，并且鼓励政党之间的自由竞争，在这个国家的民主选举是金钱的选举，选举的商业气息很浓，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除了对选举投票感兴趣之外，基本上很少参与党内其他活动，党员的民主生活是不正常的。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国家对选举管制比较严，国家不允许宣传媒体和生产单位集团涉足民主选举，所以政党活动较多地依赖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由于各国竞选文化不同，严重影响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因而也就影响了党内民主的发展。

从内部分析，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由于政党的起源和发展不同，影响了政党权力结构。从政党的起源来分析，那些由议会内的团体演变而来的内生型政党，它的议会党团组织就对议会外党组织的控制较强；对于那些由议会外的团体组建而成的外生型政党，其议会外的党组织就牵制了议会的党团组织，议会外的党组织在党内有相当的权威。从政党的发展来分析，那些从中央向地方渗透式发展的政党较为中央集权，那些以地方向中央扩展式发展的政党，其地方组织自主性较强。英、美等国家正是由于它们的政党起源和发展不同，因而它们的政党权力结构也就不相同，各国党内民主发展也就各异了。

二是政党意识形态对党内民主的影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属于软实力，它是否正确、是否有效、是否强大，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政党的合法性认识，从而影响政党组织的构建和发展，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保证了政党组织结构的稳定和延续。

三是党员队伍结构也会影响党内民主发展。在党员队伍中，由于知识水平、性别、年龄、职业的不同，所以每个党员的民主诉求也会不同，目标追求有高有低，个体的民主素质和民主素养也就不平衡；同理，不同政党的追求也不同，推进民主面临的压力、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通过上述分析，西方国家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其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该政党是否适应所处的环境，只要适应所处的环境，坚持理性思考，就不难构建真实有效的民主，因此说每个政党的党内民主都是特定环境产物，都必须从本党党情、本国国情出发进行民主的相关设计。

二 关于党内民主研究的评价

通过上述研究文献的综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内民主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1）做到历史性研究与现实性研究的结合。研究成果中既有党内民主历史进程、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思想的研究，也有现实的党内民主实践、基层党内民主创新形式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林尚立）。作者从政治学和党建理论的视角，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和制度建设为切入点，系统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是第一部比较全面论述党内民主的专著。

（2）做到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相结合。研究过程中不仅联系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理论、政治文明理论、政党政治发展理论，而且还结合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创新》（郑长忠）为例，作者运用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着重分析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创新的逻辑空间、内在动力、发展路径、政治过程以及对外围组织的影响等，向人们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创新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研究和思考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还有《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研究》（肖立辉等），借鉴了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案例调查，而且分析了党内民主发展的障碍因素，在掌握丰富材料之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理性总结，其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比较典型的还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党内民主制度创新：一个基层党委班子“公推直选”的案例研究》（王长江）。

（3）做到解读性与研究性结合。研究中既有政策性的解读，也有学理上、学术上的探究。研究体现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政策性、政治性、权威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民主建设和通过党内民主引导社会民主建设的双重作用，比较有特色的是《党内民主建设问答》（甄小英、李清华）一书。该书是以问答的方式解答党内民主建设的问题，体系完整、分析全面，系统论述了党内民主的建设问题，既可作为理论读物，又可作为工具书使用。

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目前关于党内民主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它们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时没有把握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一些学者在关于党内民主内涵的理解上，要么过分关注党内民主的特殊性，而忽视党内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它所具有的一般性规定；要么简单地把民主的一般理论照套照搬于党内民主生活中，而忽视党内民主发展的特殊性，从而限制了党内民主的深入发展。

第二，关于民主发展趋势和可能遇到的风险研究不够。尽管党内民主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总的看来，关于党内民主发展的一般趋势及其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特别是关于党内民主发展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还处于破题阶段，还有待于进行深层次探究。

第三，研究视角有待拓展，研究方法有待多样，研究内容有待深化。现有学术成果中，主要是学理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而学理性研究占比例较大，而对策性研究相对较轻，特别是以社会调查为方法的实证性研究所占比重更少。随着党内民主的扩大，研究要综合政治学、党史党建学、社会学、政党比较学等分析方法，甚至引入深度访谈、田野调查、个案研究、量化分析等方法。

第四，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待加强。现有的成果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不是很紧密，需要继续深入挖掘历史文献资料所蕴含的理论渊源和经验教训。还要做到继承与创新，要在原有民主制度建设的成绩上，继续探寻可行的制度发展与创新的方向与路径以及具体的制度安排，不断探索党内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