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官方（国家）、民间、宗教”三大科技群体的划分这一提法，是笔者在博士论文中提出来的（《清代“官科技”群体的养成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笔者认为，这种群体划分方法是科技哲学、科技史的一种有益的研究角度，是科技哲学、科技史研究的一种深化。并且，这种研究角度适用于古今中外的各种时空环境，所以其研究范畴是广阔的。
自从提出上述学术研究视角后，笔者一直以将其展开、深化为己任。本书是在以往已发表、出版的文章、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努力和尝试，其研究主要从科技史、文献学两个视角展开。
一 科技史的学科属性与内涵
许多年前，笔者曾与科技哲学界的一位前辈进行过一次面对面的学术观点上的探讨，我们在“科技史”的学科属性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的确，在科技哲学界、科技史界，关于科技史的学科属性有不同看法，甚至有人专门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么，科技史的学科属性到底是什么？其判断标准为何呢？
学科对象（客体）决定学科属性，这就是学科属性的判断标准。科技史以人类科技活动的发生、发展为研究对象，即其客体是“人类科技活动”。而人类科技活动说到底是一种人的社会活动，因此，科技史从学科属性而言是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准确地说，科技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种专门史。
专门史一般有两种基本学术趣向。它与两类人的两种专门史有关：一类是专业人士的专门史，如科技史研究者中的科技人士所写的，它们更注重专业活动的专业性（比如产生了什么专业成果）；另一类是史学工作者的专门史，它们显然更注重专门史的人文与社会属性。但这两种学术趣向不是截然分开的，专业人士往往从专业入手研究专门史，但往往在研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进入到社会领域；史学工作者虽往往以人文社会问题作为专门史的研究出发点，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关注专业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专门史研究专业问题，以说明历史活动产生什么结果为出发点，不是以研究、解决专业问题为出发点，这就是《数学史》不是《数学》的原因。
“人物、时间、空间、原因、关系与环境、结果”是人类科技活动所包含的主要要素，即什么人、在什么时间（自然时间与历史时间）、什么地方（地区与机构）、因何原因、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环境中、做出了什么贡献（结果），这几大要素共同构成某种人类活动。
本书基于以上六要素，以群体为对象，观察、分析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 “官方、民间、宗教”三大科技群体的划分
从“官方、民间、宗教”的角度研究人类文化、研究人类科学技术活动，是笔者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学术设想和研究方向。但什么是“官文化、民间文化、宗教文化”？什么是“官科技、民间科技、宗教科技”呢？笔者此前并没有给予较详细、明确的回答。在这里，笔者希望能够给予初步的明确的回答。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人的属性出发。人有两种基本的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即人作为生物体的属性，其概念较为简单、明确，而人的社会属性则较为复杂。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社会”的概念。社会，汉字本意是指特定土地上人的集合。具体地说，社会是人们基于某种时空间范畴和共同利益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进行劳动、生活活动的集合。微观上，社会强调同伴的意味，并且延伸到为了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自愿联盟。宏观上，社会就是由长期合作的社会成员通过发展组织关系形成的团体，并形成了机构、国家等组织形式。社会的本质是人和组织形式，组织形式决定了社会的性质以及生产关系。
人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人总是劳动、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态的主体，决定了人的社会属性。
人的社会关系与每个人的基本社会角色（社会分工）有关。根据人的基本社会角色（社会分工），由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关系出发，笔者将人的社会属性划分为“官方、民间、宗教”三大群体范畴，或者将人群分为“官方人士、民间人士、宗教人士”三大群体角色。
所谓“官方人士”，俗称“体制内”人士，即身处官方组织体系中的人们；所谓“宗教人士”，就是宗教组织中的神职人员；所谓“民间”，一般与官方相对，这里是指官方与宗教组织以外的民众。这三大群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比如，“宗教人士”兼具官方属性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民间人士”与官方联系密切者也不乏其人。在独立研究三大群体的特性之外，三者密切联系的部分也是我们所应关注的。
笔者将这三大社会群体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分别称为“官文化、民间文化、宗教文化”，并进而在科技史领域中细分为“官科技、民间科技、宗教科技”。“官科技”一词笔者在《清代“官科技”群体的养成与结构研究》[2]一书中使用并阐释过〔见《发现现象（自序）》，第3、9、10页〕，但该书只是笔者以“官科技、民间科技、宗教科技”三大体系的角度研究科技史的起点。
总之，笔者按照人的社会属性将人划分为“官方的、民间的、宗教的”三大群体。官方群体所形成的文化是“官文化”，民间群体所形成的文化是“民间文化”，宗教群体所形成的文化是“宗教文化”。而官方科技工作者所进行的科技活动就是“官科技”，民间、宗教科技人士所进行的科技活动，就是“民间科技”与“宗教科技”。
三 本书的主要研究视角
本书有两个基本的研究视角：科技史的视角和文献学的视角，它们在本书中是融为一体的。所以，本书既是科技史的著作，也是文献学的著作。
第一，科技史的“官方、民间、宗教”三大群体的研究视角
怎样从“官方、民间、宗教”三大群体角度开展具体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呢？在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之后，笔者决定先从自己较熟悉的领域——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角度入手。具体而言，从“官方、民间、宗教”三大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知识积累的过程与方式、作品创作与流传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阐述事实，总结规律。本书力图做到史论结合，通过以上角度阐述史实与历史发展过程，并由此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官方、民间、宗教”三大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各自的社会属性、特点、优势、劣势，三大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它们共同组成的科技活动的社会生态。
“官方、民间、宗教”三大群体主要表现的是人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身份属性，它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存在形态和属性。因此，对这种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和属性的分析，是对人类某种实践活动进行分析的必要的重要的角度。因此，以“官方、民间、宗教”三个群体角度研究人类科技史，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的维度。
第二，文献学的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研究视角
古典科技文献学是笔者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本书将文献学的研究视角与科技史的研究视角相结合，通过对古代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研究，对古典科技文献学与古代科技史的研究皆有裨益。从文献作者的角度出发，以其社会角色、知识来源、写作过程、成果流传方式等“社会形态”方面的内容为基本内容，阐述中国古代“官方、民间、宗教”三大科技群体的特点，最终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的社会生态问题，突出反映中国古代科技群体官方独大的问题。
本书的研究视角对古典文献学的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作者群体的研究是有所不足的，本书从空间上包括了我们能够了解的古代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全部成员，作为通史性著作从时间上包括了古代的全部。这样完整地对古代科技文献作者的研究还不多见；其二，以往，我们的古典文献学主要将视角集中在整理、校勘、版本、收藏等中间环节方面，即主要是图书馆的角度，而对文献的形成、传播的研究特别是对文献形成的研究较为缺乏。本书对科技文献的形成与传播问题较为重视，在各章均设置作者“知识积累”“创作过程与作品流传方式”的部分，它们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描写阐释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知识来源、学习条件、创作环境、传播状况等，反映的是作者群体所面临的社会生态，因此本书定名为《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研究》。
对文献作者群体的研究，需要基于相关史料，但史料总是有所不足的。所以，我们的描述还不能做到完全的完整、全面，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历史不能重现，我们只能尽自己所能再现部分历史。这是所有人文学者的无解之觞。现代记录手段的发展会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历史记录越来越全面、丰富，但仍难言解决全部问题。何况本书的时间范畴是遥远的古代。
总之，本书是从特殊的视角研究科技史和文献学，有一种不走寻常路的感觉和跨学科的意味。当然，不论我们走的是不是一种寻常路，只要它对学术发展有所裨益，我们就达到目的啦！
作者
2019年7月21日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页。
[2] 《清代“官科技”群体的养成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