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

丁海斌在《关于“官文化、民间文化、宗教文化”的概念》一文中根据人的基本社会角色将人的社会属性划分为三种，即官方、民间和宗教。在文献作者范畴内对应为官方作者群体、民间作者群体和宗教作者群体三大群体。在秦汉文献中，民间作者群体与宗教作者群体属性并不突出。先秦至秦汉，是巫官与史官由混同到分离的发展时期，史官从单纯的巫官发展成集宗教祭祀与文书记录职能于一身的综合性职官，又进一步分化成具有不同职能的官职，由于秦汉时期纯粹的宗教群体还未形成，部分宗教作者也是国家机构中的官员，具有双重属性，因此已归入官方作者。另外，古代中国政治讲求天人合一，这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宗教色彩，即皇帝是当时最大的宗教领袖，由此可见三大作者群体是相互交叉的。由于民间与宗教作者群体数量较少，因此不管是把民间作者群体单独拿出来研究，还是单独把宗教作者拿出来研究，都略显单薄并且不具有说服力，因此在后文中，本书将把作者群体分为两大部分进行探讨，即官方作者群体、民间和宗教作者群体。

图2—2 秦汉官方、民间、宗教作者所占比例图

由图2—2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秦汉时期的科技文献作者主要来自官方，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技发展的阶段，官方人员能够获得一手资料，并且有机会接触到学识渊博的人，所以见识度更广，在科技领域能有更高的建树。相比之下，当时的教育水平还不足以使民间产生大批的先进学者，所以也就不难想象官方作者、民间作者和宗教作者比例如此悬殊的原因了。

一 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

前文中提到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主要指的是作者身份为官员以及所从事的科技活动与其社会身份——官员有密切关系的群体。秦汉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汉代。这些我们能够从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所占人数比例、地域分布、学科分布、官职结构的变化分析得出。

（一）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数量

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共16人，其中官方作者群体12人，占科技文献作者群体总人数的75%。这12人分别是张苍、刘安、司马迁、刘歆、氾胜之、王景、班固、张衡、崔寔、刘洪、王逸和桓宽。这些作者全部在官方机构任职，官位由高到低不等。张苍、刘安、司马迁、刘歆、氾胜之5人为西汉作者，其余7人为东汉作者。

从时间分布上可以看出，这些作者中没有秦朝的，主要是因为秦汉之交的战争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以致汉朝建国后不得不花很长时间致力于恢复以往水平。秦汉时期对古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在继承和恢复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造，因此在秦朝灭亡后，西汉在传承秦朝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科技工作者，而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科技发展水平也在缓慢地提升过程中，到了东汉时期，科技文献作者的人数比西汉时期多2人，由此可见秦汉时期中国的科技水平是一个缓慢升高的过程，科技文献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

（二）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地域分布

秦汉时期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地域分布情况如下：河南省有张苍西汉武阳县（今河南省原阳县）富宁集乡张大夫寨村、张衡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桓宽（生卒年不详，约东汉）汝南郡（今河南省上蔡西南）3人；陕西省有班固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司马迁西汉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南）2人；山东省有氾胜之西汉末期汜水（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北）、刘洪东汉泰山郡蒙阴县（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2人；江苏省有刘歆西汉沛县（今江苏省沛县）1人；河北省有崔寔东汉后期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1人；湖北省有王逸（生卒年不详，约东汉时期）南郡宜城（今湖北襄阳宜城）1人；安徽省有刘安西汉淮南（今安徽省淮南市）1人；朝鲜有王景东汉乐浪郡[5]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1人。具体分布情况如图2—3所示。

图2—3 官方科技文献作者地域分布比例图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河南地区与陕西地区以及山东地区的科技作者最多。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究其原因有几下几点。

第一，在当时，长安（今西安）为西汉的首都，而洛阳则是东汉的首都，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作为最高行政地区，这里有较多的中央官员，另外，这些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更高一些，因此河南和陕西出现了更多的官方科技文献作者。

第二，山东地区的官方科技作者比例与陕西的相同，而江苏、河北、湖北以及安徽地区官方科技作者较少并大多集中在东汉时期。这主要是因为西汉时期，汉武帝主导的汉代第一次科技高潮，中心在北方黄河流域，其中有河北和山东地区。武帝拓边，逐渐开发南方，再一次唤醒了南方居民的创造欲。凭借较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江淮流域的人才一旦受到中原文化传统的感应，便会即刻登上中国古代科技的舞台，江苏、安徽、湖北正是属于江淮流域，因此出现了刘安、刘歆、王逸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

第三，朝鲜地区的王景，其祖辈原先居住在琅琊郡不其县（今山东即墨西南）。后因政治原因，举家迁至乐浪避居。在当时乐浪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平定卫氏朝鲜后在今朝鲜半岛设置的汉四郡之一，属于西汉的统治。“乐浪郡，武帝元丰三年开。莽曰乐鲜。属幽州。”[6]

（三）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学科分布

秦汉时期，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科学技术如农学、医学、天文学、数学等在先秦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为秦汉时期科技文献的丰富和成熟奠定了基础，各学科都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具体科技文献作者的学科分布如下图2—4所示。

图2—4 官方科技文献作者学科分布比例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科技文献作者学科比例中农学和天文历算的比例最大，地理与技术工程相对较少，最少的则是数学和物理，其原因是：

第一，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史上，秦汉时期是极其重要的。在先秦奠定的基础上，随着封建制的巩固，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逐渐形成和许多天文观测技术趋于成熟，是这一时期天文学发展的总特征。我国古代天文学有众多组成部分，其中历法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不仅涵盖了计算朔望、二十四节气和安置闰月等编撰日历的工作，还涉及日月食和行星位置的计算等一系列方位天文的课题，类似编算现在的天文年历。汉代的历法已具备了后世历法的主要内容——气、朔、闰、五星、交食、晷漏等，在天文仪器、天象记录以及宇宙理论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刘洪的《乾象历》就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第二，秦汉时期，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编写，总结农业生产的经验和创造新的耕作技术。也许是因为各级官吏有监督管理并且指导农业生产的责任，这促使他们利用平日积累的经验和知识进行创作，写出各种农学著作或创造出新的耕作技术用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这些农学文献大部分是由官吏创作的。

第三，秦汉时期，地图作为表达和传播地理知识的手段，有了很大发展，测绘水平很高。统一中国后，之前旧的地图已不能满足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了，因此需要测绘集存新的地图。汉朝建国之后，政府非常重视地图的绘制与收集工作，并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定期将新绘制的地图呈送给中央政府。这些图籍在当时的行政管理等统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给后来的汉王朝带来诸多好处。

综上所述，以农学、天文历算、地理和技术工程为背景的学科作者能够创作出相对较多的文献，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官科技盛行的秦汉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官方科技文献作者，同时形成了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的基本框架。

（四）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官职结构

秦汉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统治，封建地主阶级在官僚制度上确立了中央朝廷的三公九卿制，并且继续实行地方的郡县制体制。但是由于秦王朝的命运短暂，因此秦朝三公九卿制的发展仅仅停留在起步阶段，这一制度的真正完善是在西汉时期，并在东汉有了新的发展。官方作者的官职分布见表2—1。

表2—1 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官职分布表

分布表只是简单地对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官职结构进行了粗略统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官职分布广泛，从皇室成员到官位最高的丞相到地方行政机关的都尉和太守均有涉及；他们70%任职于一般性机构，这其中包括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任职于专门性机构的作者有30%，这30%的作者全部属于中央官员里的九卿，并且这一部分没有地方官员，由此可见大部分官方科技文献作者任职于中央机构，他们或者属于一般性机构或者属于专门性机构，只有一小部分官方科技文献作者任职于地方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在秦汉时期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效巩固政权，维护国家和谐的工具，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统治者决定交给中央官员进行研究的，另外丰富的官藏书籍也为这些科技文献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有用资源，而地方官员的资源有限，也没有能力进行专门性质的研究，因此大部分官方科技作者为中央机构官员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

二 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

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是指其社会身份主要为民间或宗教工作者，文献作品创作活动亦植根于民间或宗教相关活动的文献作者群体。民间作者与宗教作者的数量较少，不及官方作者数量多，因此在这里将二者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

第一，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数量。

秦汉科技文献民间作者有3人，分别是落下闳、王充、张仲景；宗教作者只有黄石公一人。从数量上就能明显看出与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差距，官方作者的数量是民间与宗教作者数量总和的3倍。由此可以看出，官科技在秦汉时期占据主导位置，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不是没有，但是只占了一小部分。

这是因为太学、官邸学、鸿都门学等在当时面向的群体是皇室成员以及官僚子弟，民间作者想要进入其中学习是不可能的。而地方学校虽然有统一的诏令，但实行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地方能贯彻执行，但是大部分地方是不可能实行的，有些地方时兴时废，少数的地方由于长吏重视因此实行得很好，而且在荒乱情况下也能坚持办学的，规模程度等更是千差万别。另外，囿于不同地方的不同基础和不同传统，导致各个地方教育差别很大，影响也很大，甚至影响后世，因而形成有的地方文化发达，有的地方落后。帝都所在地陕西、河南等地，是一贯发达的地区，南方的不断开化，也与办学有很大关系。私学在当时也只是起步阶段，所以民间人士很难入学学习，在科技文献的写作方面也稍显逊色。这四位虽然是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但是促使其创作的原因与其家庭背景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这将在后文进行分析。

第二，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地域分布。

地域分布上，四川省有落下闳，西汉巴郡阆中（今四川省阆中）1人；浙江省有王充，东汉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省）1人；河南省有张仲景，河南省南阳1人；江苏省有黄石公，秦汉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邳城镇）1人。四位作者的地域分布比较分散。

首先，浙江、河南、江苏省的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与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地域分布一致，原因相同，因为政治原因和科技发展的向南转移使这些地区呈现出了一部分民间科技文献作者，属于江南文化的区域，这片区域的崛起较中原地区稍晚一些。关于宗教作者黄石公，据《史记·留侯世家》中的记载，在秦朝的战乱时期，黄石公隐姓埋名隐居在下邳（今属江苏）。

其次，四川境内有一位民间作者，这与历史条件有着直接原因，太行山以西的秦人故地，分为三辅文化、河西文化、巴蜀文化，而阆中就处在属于巴蜀文化的四川地区，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发达，其中文翁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汉书·循吏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任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7]西汉时期文翁兴学于蜀，于是四川地区的文化科技开始逐渐发展起来。

但是仅从地域分布上还不能全面了解作者创作的背景和促成写作成功的原因，因此需要结合对作者知识积累的分析，这部分将在后文进行阐述。

第三，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学科分布。

在学科分布上，天文历算类的作者有落下闳；物理学类的作者有王充；医学类的作者有张仲景；军事类的作者有黄石公。

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的学科种类较少、分布比较零散，不像官方作者的学科那么集中，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在秦汉时期，江浙地区稍欠发达，这种情况在武帝拓边，向南开发后得到了好转。与官方作者受职业影响，以及工作限制不同，民间作者没有职务限制，爱好比较自由，因此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进行研究，或者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进行知识积累从而进行专业的科技文献创作。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官方科技文献作者比例远远大于民间作者的比例，他们大部分集中在东汉时期，而地域分布也有明显的集中区域与稀疏区域，具体的对比将在本章第五节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