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知识积累

对先秦文献作者的知识积累进行系统的分析有助于对作者群体深入研究，在这一部分中，将分别对官方作者群体与民间作者群体的知识背景、构成进行总结与分析，从而反映各群体在知识积累方面的特点。

一 先秦官方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知识积累

先秦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基本位于社会上层，从人口社会学角度来看，阶级与阶层之间的剥夺与占有关系通过资源分配表现为资源占有的差别，不同的社会分层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资源获取能力。这就导致先秦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无论是家庭背景、教育背景还是职业经历都远优于民间群体。

（一）先秦官方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家庭背景

先秦官方与宗教文献作者群体基本来自三种家庭背景：一是官宦、贵族之家；二是来自没落贵族之家；三是商人之家。

表1—4 先秦可考科技文献作者家庭背景一览表

先秦时期官方作者，尤其是战国之前，多为官宦、贵族出身，具有一定的家族文化渊源。在政治上，西周时期实行宗法制，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导致为官者世代为官，世卿世禄。在文化上，“古者政教合一，学在王官，书在官府，欲得诵习，自非易易”，[28]先秦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教育的特点使这些作者的学习与家庭的知识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在巫史群体中尤为明显，“作册需要通晓文字和典籍，而要掌握这些技能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与训练，所以作册一职通常是由特定的家族世代执掌。又如太史系统负责制定天文历法，所需要的经验与知识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掌握的，也与作册一样必须世代积累，这就需要职业家族世袭，否则很难完成，故而三代史官多是世袭的家族”[29]。在春秋战国诸子中，贵族出身的作者也占多数，显赫的出身使他们具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资源，为科技文献创作提供了基础。

虽然先秦时期官方作者群体以贵族、官员家庭出身为主，但是在后期也出现了没落贵族、布衣出身的作者。他们其中一部分作者的先祖或父辈属于贵族阶级或高级官吏，曾显赫一时，但是经过春秋社会变革，到了作者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甚至家境贫寒，因为没能出生在真正的权贵之家，也未享受上富裕悠闲的贵族生活，必须为获得充分的知识储备和优良的道德修养而努力奋斗。尽管家庭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不复从前，但是家族的文化还是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可以体会如今生活的困境和百姓的疾苦，又比庶民们更有条件了解权贵们优越的生活习俗之所在。所以，他们向往恢复先祖的荣耀与辉煌，试图重新拥有失去的权利和权力，学有所成后四处奔波寻找机遇，例如孔丘、墨翟等。先秦前期，这些作者很难步入仕途，随着周王室权力衰落，经济基础变化和社会政治的变革，以父子相继、兄终弟及为代表的世袭世官制度也趋于解体，选官制度也渐趋多元化。如因战功入仕、以功劳大小为依据授予爵位和官职的军功制；根据才能、学识以及功绩来任免官吏的客卿制，从而为寒素子弟进入仕途创造了机会，也使先秦官方文献作者群体的家庭背景多样化。

（二）先秦官方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教育情况

教育是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对作者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夏、商、春秋时期文化、教育由官方所垄断，因而在先秦官方作者群体中，这一时期的作者主要接受具有官方属性的学校教育。在春秋末期，随着私学的兴起，官方作者的教育情况趋于复杂，不再局限于官方学校教育，除官学外主要还有儒、道、法等诸子私学和兼有官、私学属性的稷下学宫。

其一，官学培养。

夏朝已有学校，郑玄在《礼记·礼仪篇》中注释说“夏后氏之学在上庠”，[30]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主要是培养武士与射手，但这时期的学校不是独立、纯粹的机构。商代由于文字的成熟、生产力的提高，学校教育也趋于成熟，主要是为了培养军事人才与祭祀人才。西周的教育系统比殷商更为完备，并且“学在官府”“学术官守”的特点也更加突出。西周设立了名称、级别不同的学校，《礼记·学记》中记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31]，大致可分为国学和乡学，其中国学又分设为小学、大学。小学所招收的主要是贵族子弟，对来自乡间的学生只是择优录取，主要传授三德、三行、六艺、六礼；大学是西周的高等学府，并非所有贵族子弟都能进入大学，只有极少数社会地位较高或者出类拔萃的人才有资格。《礼记·王制》记载：“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32]。也就是说进入大学学习的只有周王的太子和王子，以及公侯其他贵族的嫡长子，是根据社会地位高低与血缘关系远近而入学的。至于平民子弟则必须通过层层选拔才有机会。

其二，家学培养。

家学是我国古代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途径，从上古开始，由于科技知识并不普及，基本上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就形成了“父子之教”的子承父业的局面。王子年《拾遗记》说：“宋景公史子韦，世司天部，妙观星纬，景公待之若神，号司星氏。故自昔掌天官者大抵师承家学，即所谓专门之裔也。”[33]上古三代贯行“世卿世禄”制，子承父爵亦承父业，皆由家学而成。

其三，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著名学府，规模宏大，可以容纳上千师生。这是齐国官方出资创办的学校，由养士制度发展而来，初创的目的是服务于田齐政权招致贤人，并且始终以养士、用士为基本目的，从创办者和办学目的来看稷下学宫是官学。在稷下学宫，齐国统治者不会以个人好恶独尊一家，而是充分尊重士人，对于教育和学术活动由各家各派主持，齐国官方并不干涉，允许各家“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34]容纳百家、思想自由成为学宫的一大特色，因此从授业方式看，稷下学宫又具有私学的属性。也正因为如此，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农家等众多学派的学者都曾来到稷下学宫。在稷下学宫，“授业者可以自由择徒，随处讲学；学生亦可以自由择师，随处求学，由于稷下学宫集中了各学派，客观上使学者可以跨越学派门墙，广泛求学，学无常师”[35]。官方科技作者群体中孟轲、荀况、宋钘、尹文等人都在稷下学宫游学、收徒讲学，不仅传播本学派的思想，也在与其他学派思想的争鸣中汲取对方思想的精华，从而发展了本学派思想。

其四，诸子私学。

在官学没落的同时，儒、墨、道、法等学派的私学兴盛起来，影响力也逐渐增大。其中，墨家私学更注重科技教育。墨家学派即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的学派，墨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墨家学派十分重视科技教育，其科技教育思想更是独树一帜，既具有普适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又表现出一定的抽象性和理论性。墨家科技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帮助人们获得“从事其所能”的实际本领，以求“为天下兴利除害”，主张从有利于人民生产生活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出发，研究利用自然法则，学习运用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中，不乏重大的科技发明，但是缺少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和归纳总结的思维。墨家既能从实践中获得丰富的科学技术资料，又能对科学技术资料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引入实验的环节。墨家科技教育涉及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墨家学派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科技知识，并通过讲学、演示等教育形式教给人们。此外，孔子的授课内容也包含数学等属于科学技术的内容。

（三）先秦官方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职业经历

表1—5 先秦官方科技文献作者职业经历一览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部分官方作者并没有直接从事科技活动，但是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职业经历对其科技文献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形成科技文献、档案是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官员身份，能够接触、收集到很多资料，进而形成科技文献，如吕不韦、管仲、老子、稷下先生等。以吕不韦为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吕不韦作为秦国丞相招揽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吕不韦命他的食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自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二 先秦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知识积累

第一，在家庭背景方面，扁鹊、许行的家庭情况已无从考证。

第二，在教育背景方面，扁鹊应为拜师与自学。在扁鹊做客馆期间，客馆里有个常来的食客，名为长桑君，医术很高明，扁鹊就拜其为师，学习医术。因为扁鹊决心要以医术替人们解除疾病的痛苦，所以学习很努力。他除了学会长桑君的一套本领以外，还用心研究前人的医学著作，他又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因而终于学有所成。许行的教育背景由于缺少文献记载，已无法考证。

第三，在职业经历方面，民间作者比较单一，从未做官，专门从事某一类职业。

扁鹊在青年时代曾经替贵族管理过客馆，学成后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众解除疾病痛苦。

许行一生没有官职，主要收徒讲学，身体力行其思想主张。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在滕国时，许行偕弟子数十人亦自楚至滕。他与孟子不同，不求高官厚禄，只要求滕文公给一块土地，从事耕种。滕文公允诺，许行于是与其徒数十人，穿着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儒家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陈辛自宋来到滕，“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36]可见许行倡导的农家学说，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其徒众多，连儒家门徒也弃儒而改拜许行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