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遭遇现代主义语境的维多利亚诗歌传统

维多利亚诗歌传统特指1836—1901年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所形成的诗歌创作理念、语言表达风格及其诗学建构体系。该时期的诗歌艺术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曾经被视为“成就最辉煌、传播范围最广、影响也非常久远”的历史时期之一，可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媲美（张伯香，2005：233）。其前期的文风特点拥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具体表现为：气势磅礴，场面恢宏；措辞优雅，格调清新；聚焦生活，活力四射。但是发展到后来，维多利亚诗风的这些优势和特点逐渐成为阻碍欧美诗坛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Altick，1973）。

在这纷繁复杂的因素当中，除了社会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成分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实际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强劲地影响着当时西方文学艺术发展的趋势，那就是：现代主义（modernism）思潮的风起云涌和希望破旧立新的新生代诗人群体的摇旗呐喊。这些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色、敢作敢为、喜欢标新立异的先锋派诗人，如庞德、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1874—1925）、瓦谢尔·林赛（Vachel Lindsay，1879—1931）、T.E.休谟（T.E.Hulme，1883—1917）、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F.S.弗林特（F.S.Flint，1885—1960）、约翰·G.弗莱契（John G.Fletcher，1886—1950）、H.D.（Hilda Doolittle，1886—1961）、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1892—1962）等，针对英国维多利亚后期普遍存在的无病呻吟、颓废俗套的诗歌风气，感到不满和厌倦，开始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姿态大胆尝试新形式，书写新内容，以扭转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诗坛逐渐衰微、毫无生机的“荒原”景象，并最终开创民族诗歌以及个人创意写作的新时代。

在此过程中，为了做到对维多利亚诗歌传统的颠覆，不少新诗诗人有意识地转换思维方式。一方面，他们把欧洲新兴的时尚艺术，如雕塑、音乐、绘画、舞蹈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纳入文字系统，实现诗歌文本内容和形式的革新或者翻新；另一方面，他们还注意改造已有的民族诗歌传统，同时将视野聚焦于其他民族诗歌，有的放矢地把其他民族诗歌的艺术风格与自己的艺术风格融会贯通，实现诗歌文本的升级和换代（Gray，1992：29—38）。比如，庞德等一批有胆识、有魄力的现代派诗人，充分借鉴和吸收中国古典诗歌意象鲜明、语言精练、意境宏远等文风特点，积极把这些特点转化为自己诗歌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写出清新、坚硬和富有异国情调的美丽诗篇。从根本上讲，中国古典诗歌的确为美国诗歌摆脱维多利亚晚期颓废的诗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庞德于1915年在美国新诗运动核心刊物《诗刊：一本诗文杂志》（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 ）[2]上断言的那样，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寻找推动力”。而且“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赵毅衡，2003：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