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基本观点和逻辑架构
社会学路径研究科学与政治关系除了否定了集体认知的可能性，同时也堵死了科学在实验室之外的广阔应用空间。政治并不是独自存在于分化的社会集团，政治的普遍性需要在整体论上探讨。这也是政治的一种更高境界，但是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忽视了这个方面。
政治在秩序建构中，不仅有因权力织成的关系结构，还有那体现于人们日常生活、劳动之中的结构关系。科学与之有没有关系，这是必须要进行思考与回答的。政治的建构是基于某种根本的权力关系，处于政治架构中的成分都基于这种权力关系展开。权力关系改变是基于什么样的力量，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还不仅在于科学处于何种位置，它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当然不能与政治分割，可是也不应回避科学的因素。很自然，二者的关系变成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当然，需要说明为什么选择二战以来作为时间前提。得分几个方面来阐释，首先二战后的历史背景表达了选题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国家的真正形成是在二战之后。那么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讨论政治不同于以往。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世界秩序在以美国为首的大国倡导下重新编织着。同时，科学经过20世纪初的萌动，在战后重新爆发。称之为第三次革命的科学发展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科学发展引发出来的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是以前任何时代所没有的。
因此，必须要对这个时代做出反思。现如今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当今社会冲突是什么？无疑，在单纯的人类社会中不容易找到症结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来自于外部，情感与理智都具有自然属性。现实问题使自然性突出，并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人们一边抓住自然不放，一边却在忘却自然。一边以对于自然的拥有来获得自认为真实的幸福，一边却因离自然越来越远而显得孤独无援。这其实也构成了本书写作的依据。政治如果能成为解决冲突的人类自觉，那么因为冲突的科学动因，科学与政治也就自然变得不可分割。
认识科学与政治关系需要摆脱工具主义认识论。一方面如果将政治看作科学活动中的一种行为方式，政治则成为工具；另一方面将科学纳入社会，凸显它的社会功能，则科学又成为工具。前者是对于政治的狭隘理解，后者肯定掩盖了科学诸多负面的影响，往往使科学处于无辜的境地，似乎问题都将归罪于人的不正当使用，从而忘却了科学的选择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科学将有不同的选项，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的工具主义认识，也就说明科学与政治关系应有一种崭新的理解。
几乎找不到理由说明，人与自然应该对立。可是自然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也不能认定人与自然对立只有二战之后才出现。在此之前，自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不尽其数。然而，因为科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对自然的反作用在战后却是空前的。完全可以认定人与自然对立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或许会认为，之前没有并不代表将来没有，所以也不能证明这是属于特定历史所具有的特征。如果承认自然并不是依照人类意愿前行，那么这种疑问不应该拥有。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容人类有丝毫的懈怠，否则人类很有可能失去可爱而又温馨的家园。那些去火星上寻找归宿的许诺，除了骗人的鬼话，一无是处。毁坏自身再去依赖他人，这种愚蠢的逻辑不知是谁想出来的。
可是，恰是这种逻辑却在人类社会盛行。科学被经济当作外部，科学被政治当作外部，政治甚至被经济当作外部。外部性变成各自不能解决问题的借口。农民用造纸厂污水浇灌麦苗，生产的麦子自己不吃，卖给他人，这其中也包括制造污水的人。造纸厂把污水看作是外部性问题，与己无关，可是吃的却是靠污水生长的麦子。这岂不是天大的讽刺？真的能够在科学与政治之间画上一道横线，确立它们之间的界限。造纸厂的存在与政治一定相关，因为经济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农民种地培育庄稼与政治根本不能分开。在造纸厂与种地之中都有科学的身影。能将政治与科学分开吗？答案实际已经很明了。第一章将围绕外部性问题而展开讨论。
传统国家严格意义上是很难用疆域划定的。执掌最高权力的统治者需要东西来证明权力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因为已经是最高权力，所以权力自身没法证明自身。于是君权神授，或者将自己与神相比拟等五花八门的手段相继出现。显然，以此为基础，国家断不能用疆域去界定，否则，岂不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但是，并不能以此而轻视，权力对于传统国家的意义。一切的政治秩序在权力——当然是最高权力或者说是主权——处展开。伦理的建构必然从最高处开始，法律也一定在主权这个地方才能周延。
福柯认为科学发展使主权从尊贵处陨落，时间发生在19世纪。可是，当探讨继续深入，主权逻辑结合进化论——作为生命科学的生力军，法西斯逻辑就成了主权逻辑的必然结果。显然，主权的陨落不能以19世纪为界。事实上，在今日世界这种逻辑并没有枯竭。也许福柯的判断并不正确，因为科学与主权之间相互影响并没有先后。如有疑问，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主权属于人民以及强调生命权的重要，但那并不能够通过科学来说明。很难判断，主权与生命权的矛盾能不能够反映出政治的现状与理想之间的差距。难度在于现实中确实交织着来自于各方的力量。不过又必须承认，二战后的政治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章讨论科学与权力关系。讨论政治一定涉及权力。如果说政治是秩序的建构，建构一定基于某种权力。二战后的突出特点是生命权的凸显，它成为建构秩序中的基础。政治上呈现碎片化特征。二战后生命科学及计算机科学发展与此相契合。但是旧的政治秩序依然存在，与新的诉求形成冲突。
然而，政治上的碎片化没有消除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主义。我们称之为霸权性，是基于霸权渗透在二战后世界秩序建构过程中，霸权与多种世界性问题相关。二战结束，完成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任务。也随着二战结束，新的世界体系在构建。一方是雅尔塔方案、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秩序，用美元统治世界是美国人的野心。一方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形成的冷战格局。其间霸权的意蕴无须言表。苏联与美国进行军事抗衡，却在经济的运行中败下阵来。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复活。自由主义其实并不是什么纯情的东西。新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生相伴，有人干脆用新帝国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
新的霸权不同于以往，无须做一些历史的界定。在对霸权性问题的严重后果做出说明之后，新旧之间的区别自然也就了然。霸权一定在乎利益，对资源的攫取必定是首选，事实上，许多对于霸权的论述用资源作为核心词汇都可以讲得通。可是问题在于，霸权引领着世界人民进入什么样的方向却无法为世人知晓。因为霸权的新的形式毁灭了其他文化的存在空间，在霸权的左右下，好与坏没有了参照。无穷的悲叹，也就昭示着无尽的悲哀。第二章讨论霸权，目的是展示二战后国际政治中的科学元素，更是揭示西方文化的霸权特质。
从狭义的权力讨论政治，总是将政治理解为宫廷争夺般的历史叙述。政治就是那种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当然，这种认定只是站在一个私利的角度看待政治，不能够反映政治的全貌。权力活动不是权力的终止，权力还要在权力拥有者手中运行。权力的运行应该是政治的主题，权力的运行一定将回归到秩序中。因此，正如前文所言，将经济从政治中独立出去并不可取。
显然，那些基于数理运算方面的经济学探讨不属于本书的论述。我们找出生产方式作为能够反映出经济秩序的代名词。第四章的论述是基于政治经济一体化考量的。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多种形态，无论是战后一阶段盛行的凯恩斯主义，还是五花八门的新自由主义，都可以纳入生产方式范畴来谈。因为除了把劳动中对于生产手段的运用方式作为生产方式外，那种对于劳动方式的秩序构造也应属于生产方式。但是各种思路并没有把科学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来理解，这实际上可以与外部性问题相呼应。放弃资本（或称之为金融）管控是二战后一个特点，资本与科学结合的结果不仅是科学对于生产方式的促动，而且科学也受资本的影响。
总体而言，对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研究，尤其是在二战后进入大科学时代，必须将研究视角放在大政治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科学政治学必须拓展那种仅将政治视为权力之斗争的小政治视域。必须走出实验室。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新秩序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这与科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相互对应，因为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科学思想对于政治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政治的复杂性需要正确的方法。我们试图以结构主义作为方法论，可是在梳理众多西方学者对于未来秩序建构的理论过程中，没有发现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的预设。从文化起源看，科学先天不足。无法逃避还原论的伤害，也无法解释还原论的原因。科学用于处理对世界的解构，而要想用其实现对于世界秩序的编织与认识相当困难。战后物理科学基本粒子的井喷式出现，对应的是大一统理论的难以形成。生命科学在解构生命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可是在科学的秩序中难以见到生命的影子。分子与原子难以表达生命的温情与活力，也难以叙述生命间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温馨画面。
所有问题直指生命，无论是科学还是政治。当企图抓住时代特点，以两个问题、三对关系反映二战后科学与政治关系时，对一些问题做出相应哲学反思也就成为必然。如果秩序的建构中一味地以权力为基础，没有生命的影子，生命就会被权力所湮没，生命就会变成权力的附属品。当然，如此而来的权力结构最终伤害的还是生命。你可能注意到，我们没有用人对应于权力，因为生命对于人的重要性，因为生命不仅包含人，更利于人，没有生命没有人。
未来世界秩序建构，是第五章阐述的主要内容。但这种阐述没有脱离二战后的历史背景，它与这段历史直接相关，也以此与前几章相呼应。人类面临的问题需要人类自己想出办法来解决。政治与科学关系研究也不应局限于状态的描述，而在于问题的深度思考。可是问题难点在于形成的原因，因为原因并不是出自哪一个方面，而是两方面都有。政治建构秩序时必须考虑科学因素，科学又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但二者必须同时寻找到一个结合点，那就是生命。生命才是建构秩序的基础。
[1] 对于科学是什么的回答以贝尔纳最为典型，其将科学描述成：（1）一种建制；（2）一种方法；（3）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4）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5）一种构成我们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参见[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而关于技术的定义可能引起疑问的是有人将技术物化单列，而脱离人的因素，任何物根本谈不上技术。
[2] 王德胜、李建会：《科学是什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3] David Edward E.，“The Re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cience，No.175，1972，p.13.
[4] 陈昌曙：《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光明日报》1982年10月1日及15日。
[5]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载《韦伯的两篇演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8—199页。
[7] [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9页。
[8]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有人归纳为以下几种。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要和根本问题。参见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不过，如此松散地表述，也只是基于不同侧面、各执一词罢了。当论证需要聚焦时，将困难重重。而我们的观点正好可以回避这一点。
[10] [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1] 有人主张主权方面的论述开始于博丹，博丹认为主权是共同体所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力。参见[法]让·博丹《论主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于主权的真正内涵引出了多种争论，但争论并没有否定主权的存在。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 上官丕亮：《宪法与生命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4、75页。
[13] 《联合国研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后果》，《国外核新闻》2002年2月15日。
[14] [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魏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86页。
[15] 徐治立：《科学政治空间的张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 韩来平：《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7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