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宗教研究中的历史与数据

导论

讨论世界宗教中的历史与数据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但笔者对历史文献研究没有专攻，谈论这一话题只是旨在起到引出好玉之砖的作用。历史文献研究是一切社会人文研究的基础，就如宗教学中以宗教史学作为最为基础的学科那样。笔者曾设想在我们研究所也设立宗教文献学研究室，但能力和精力都有限，未能完成，只好寄希望于下任来努力了。

我们目前处于“大数据”的时代，以前刚刚论及的“数据时代”已经显得远远不够。其特别典型的是，商业营销中通过对顾客购物的大数据分析，不仅能够预测其未来购物需求，甚至还能分析出其私密即不愿告人的隐情。当机器人什么都能干时，我们人类却成了玻璃人、透明人。数据把人变得透明固然不好，但数据使历史变得澄明起来、形成清晰的呈现却是好事。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崛起曾把其方法论推到前列，大家喜欢比较评论其方法论的优劣、真伪。而历史对文献、数据的强调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当人们要陈述某一问题时，其关注也往往是要求拿文献、数据来说话。记得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笔者在谈论“中国礼仪之争”以后的中国天主教发展时，曾认为“禁教”使天主教徒人数下降；但研究历史的同事却告诉笔者，经过对地方志、文献档案等查找、梳理，其结果是发现天主教由此不再依赖上层而转向地方，反而获得更多的信众，因此中国天主教教徒人数随后不降反升，到鸦片战争之前已经由原来的几万人扩大了数倍，有几十万人之多。所以说，拿文献、数据来说话成为历史学科的基本功底和必要前提，可以消除或纠正人们的印象之误、想象之错。这次上海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会议组织方乃相互配合、精诚合作，南方的重点在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历史文献整理、汇集，而北方的重点则在现代宗教研究的数据汇总、分析，可谓相得益彰，旨在珠联璧合。

一 历史的记载以文献形式留存，文献的当代应用以数据来呈现

随着人类无文字时代的结束，其历史发展的痕迹就多以文字来反映。这样，古代的传说就逐渐转为历史的事实，以文献形式所表现的历史记载之史实成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依据。当然，对于信史的追求，要求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同、运用文献，而必须对文献本身的真伪、文献记载的真伪等加以考证、鉴别。这种“疑古”则需要研究者有更宽阔的视域、更周全的考量、更科学的方法、更独立的思考，运用史料的基础关键在于找出其史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曾参加一个关于民间信仰文献的研讨会，主讲者根据其查阅地方志、档案记载等辅助材料而发现一篇作为重要证据的供词所论“事实”乃虚构，实际上是被拷打逼供而来。这件事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意识到不仅要找第一手材料，而且还需要考证这些材料之真伪以及材料所论之真假。当然，我们对文献研究不能苛求，首先是基于广泛的搜集，越多越好、越全越好；其后才是对之爬梳、甄别、考证、鉴定。对于不能确定或确证的文献，在立论上留有余地，为未来的突破给出必要空间。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前人已经做过部分搜集、整理、点校、出版工作，但仍不系统，且空白较大。因此，我们当下在前人基础上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一定要对之超越、突破，规模更大，系统性更强。大致来看，中国基督教历史文献涵括如下范围：一是对唐以前文献的可能性持开放和谨慎态度，近年来有对唐以前基督教来华有文物、文献发现之说，但无确凿证据，相关论说亦语焉不详，但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情况既要存疑，也需继续观察和耐心等待；二是对唐朝景教文献的关注，虽然敦煌文献是其关键，却不能局限于此，其视域应该触及佛教、道教、西域宗教等文献，并应该注意中原汉语文献之外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及其文字的文献，甚至应该扩大到对中亚地区这一时期相关外国文字文献的关注；三是对元朝基督教文献的搜集整理，其中包括对唐元之际这一历史空间相关文献的发掘，如景教文献方面不仅包括汉语文献，还有蒙文、藏文、阿拉伯文、粟特文、突厥文、古叙利亚文等，天主教文献方面则包括拉丁文等西方文字文献，景教与天主教二者交接之处还需注意搜集、研习西方国家相关文献的来龙去脉，如西方藏学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8世纪至14世纪景教与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关系”问题，这种研究直接引导了今天西方社会对藏族及藏传佛教的理解和态度，因此我们理应对这种论断的文献基础加以追溯、考证和辨识；四是明清基督教文献，其比重非常之大，梳理研究也非常之多，虽然已经蔚为大观，却远远没有穷尽，而其薄弱之处如满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以及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德、英、意大利、波兰等欧洲语言文献，其空白仍然很大；五是民国时期基督教文献，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有相关整理，出版了一些书文的相关文献目录及重要馆藏，但缺口依然较大；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相关文献，除了图书馆藏、地方志、档案馆之外，许多政府部门如公安系统等也收藏有大量原始档案及文献等，都值得认真发掘，以还其本来面目。这些文献所留存的是一部复杂而鲜活的基督教传华史话。如果不基于这些文献来研究基督教在华的历程，则讲不好基督教中国化的生动故事。

基督教在中国的现状及其当代研究，则以一种“大数据”探索的方式而深入并会影响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现状探究，除了公开发表的著作、论文、调查报告之外，许多未刊稿特别是口传史记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弄清楚相关研究出版发表的目录是第一步，有些学者已经做了一些收集整理工作，如从教案、教会大学史研究到整个中国教会史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的王子华编辑亦持之以恒地坚持相关出版目录的搜集汇集工作。这些前期工作为我们今天的“大数据”资料课题打下了一定基础，有过初步准备，但远远不够。在当前高科技、大数据时代，这种搜集研究应该力争整全，尽量克服挂一漏万的缺陷和遗憾。除了宗教学领域的搜集研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今天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及时关注搜集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所以说，宗教学研究的资料搜集，更有其“跨界”特色。此外，我们的搜集范围还不应该局限于中国大陆，也必须注意到港澳台的研究和海外相关研究，以形成一种全球化研究的气势，达到与时俱进。这种大数据库的建立，将为我们准确、及时分析中国宗教现状及走向提供科学依据和信息参考。

二 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需要以史料来支撑，而史料的海选则在数据的表达中得以实现

历史研究本来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需要扎实的资料基础和洞观史实的慧眼睿智。为此，客观而正确的学术熏染和积淀就显得格外重要。虽然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也不可能摆脱现实状况及现实需求的约束，但历史学仍然需要坚持真理、破俗而独立，走出尘封的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历史，带来现实洞观、警醒的历史也必须是没有掺杂的信史。如果历史只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只是仅由“胜利者所写”，那就失去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的言真、守真，则需要可信的史料来支撑。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要有对真实的敬畏和虔诚。还原历史当然要用史料来说话，不可信口雌黄、欺世盗名。历史学的严肃和严格就建立在其史料学之上。由于现实处境的复杂性，历史学往往是距离产生美和真，离得越远反而看得越真、说得越准。这种历史学的辩证法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人们往往愿意回到远古侃侃而谈，而对现状讳莫如深。不过，史料学却不可能放弃当下，如果不及时搜集资料则可能留下千古遗憾，其真实在消逝的历史中埋没、掩盖，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天日。由此而论，搜集史料者必须要有当下意识和现实责任，不要错失良机。虚假的历史呈现经不起对其史料的推敲，蒙冤的历史也会靠真实的史料而迟早大白于天下。这在中国基督教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中有许多实例，确实值得我们今天沉思和反省。例如，如何对待基督教在华传播与中外关系发展的关联，如何看待基督教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评价传教士群体或其个人与中国的关系等，都应该以史料来具体言说、具体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这种资料的汇集和编辑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以往的史料整理主要是还原过去的历史，从中得出经验教训，以史为辨、以史为鉴，洞古观今。而今天这种史料的海选和高科技的“大数据”处理，则带来了历史文献的许多新意，使历史学不仅可以还原过去，还能够预测未来，从而打通古往今来，分析摸准历史的运势及走向，从这一意义上，史料专家则可以成为通古博今、穿越时空的学界“达人”。由此而论，回顾过去的历史学已经与洞观今后的未来学有机关联，这种古往今来的学术接轨意味深长，会给我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突破和期望。在现代意义上，历史学不仅会鉴别古董，而且还会呈现新潮。这在宗教研究，尤其是基督教研究上，自然也会带来新的发现和启迪。

三 数据的汇集基于资料馆藏，弄清相关专业的馆藏，形成其数据表达乃至关重要

关于著名的资料馆藏，如美国的国会山图书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中国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历史档案馆等，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涉及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的资料，则需要有更专业、更具体的馆藏了解。

从班门弄斧、浮光掠影、管窥蠡测的视角，笔者个人认为包括如下一些馆藏值得关注：

在中国，除了北京图书馆、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之外，还应该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原辅仁大学的藏书，原燕京神学院的藏书，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藏书及复印重印资料，上海原基督教两会图书馆的藏书，徐家汇藏书楼的藏书，台湾辅仁大学图书馆等，此外还应搜集在各高校、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等零散的相关藏书。

在美国，除了国会山图书馆之外，值得注意的还包括耶鲁大学图书馆尤其是其神学院图书馆的馆藏，纽约公共图书馆、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馆藏，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馆藏，以及相关大学、神学院的资料收藏。

在意大利及梵蒂冈，首选梵蒂冈图书馆及档案馆、耶稣会总会档案馆，以及多明我总会、方济各总会等修会档案馆，罗马伊曼努尔二世国家图书馆、罗马卡萨纳特图书馆、米兰特里乌切纳图书馆、米兰安布罗修图书馆，罗马智慧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等图书馆。

在英国有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各相关学院的图书馆馆藏。在法国有巴黎法兰西国家图书馆，以及巴黎大学等相关图书馆馆藏。在德国则有沃芬比特公爵图书馆、柏林国家图书馆、慕尼黑国家图书馆，以及相关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而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比利时鲁汶大学图书馆等馆藏也非常重要。

此外，欧美各国传教修会、差会所藏资料也值得关注。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在搜集相关资料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尤其是通过国际合作复印出版了大量相关资料。“清史”工程等国家项目为之提供了资金及方便。目前在从事相关资料搜集整理的机构除了上海大学，还有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民间曾有人希望整合各方面力量来共编《景藏》，但计划落空。笔者个人认为，在这种资料建设中，相关单位及学者也可以相互借鉴、积极合作，将之做得更好，起到锦上添花之效。

四 历史用数据来说话，而数据则可使历史得以当代反思，给人带来深思和创新

中国基督教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学术工程，中国宗教研究数据库建设也是史料学与时俱进的典型表现。如前所述，这种看似简单的史料建设有着丰富的思想蕴涵，有着广远的学术关联，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激励、警醒的明镜宝鉴。这种史料研究也考验着投身这一研究的学者的良心与责任，功在千秋万代。史料并非死的文字记载，而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充满着动感。用解释学的表达而言，在搜集和阅读史料中有两种视域的汇合，既还原到以往历史的处境，又与当代时局对话，整理者或阅读者是行走在古今的探索者、思想家。在当前信息时代，历史可以用数据来说话，而数据则可使历史得以当代反省，给人带来深思和创新。今天中国的人文学术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转折点，而历史及其史料是一切社会科学人文领域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中国向世界呈现的不只是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更应该包括我们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哲学的突破仍需假以时日，“兼济天下”的士文化正受到考验，而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则时不我待，恰逢其时，是我们共同努力的一个完美、理想的集合点。乘此时代东风，让我们扬帆起航吧！

（本文为2017年在上海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