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南朝小说

南朝是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走向成熟的时期，志人小说、志怪小说在此时都获得了很充分的发展。

《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六朝人以“志怪”来命名小说，如祖台之《志怪》、曹毗《志怪》、孔约《孔氏志怪》，主要记述神仙鬼怪故事，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张华《博物志》；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旧题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托名陶潜的《后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这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以及佛教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专辟《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下篇。他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这里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作为一个基本的概括，鲁迅的总结是正确的。但也要注意到，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面貌比较复杂。着重于宣扬神道，还是倾心于怪异事迹，以及小说中表现人生情趣的多寡，其间的区别还是很大。

魏晋志怪小说中，干宝《搜神记》最有代表性。干宝（？—336），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又好阴阳术数、神仙鬼怪。《搜神记》序称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有赏玩娱乐的意思。此书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辑录而成，现为20卷，400多则，其中偶有误辑。《搜神记》的内容，一是“承于前载”，但并不都是照旧抄录，还有文字上的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多出作者手笔。其中大部分只是简略记录各种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也有不少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在虚幻的形态中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价值的，是一些优秀的传说故事。如《李寄斩蛇》《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董永》《吴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对后代文学有较大影响。《东海孝妇》描写一位孝妇为冤狱所杀，精诚感天，死时颈血依其誓言缘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即以此为蓝本。《董永》描写主人公董永家贫，父死后自卖为奴，以供丧事，天帝派织女下凡为其妻，织缣百匹偿债，而后离去。《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变而来。以上二则，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止于此。前者还控诉了官吏的昏庸残暴，后者则表现穷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这两点，分别成为《窦娥冤》与《天仙配》的中心。《韩凭夫妇》写宋康王见韩凭妻何氏美丽，夺为己有，夫妇不甘屈服，双双自杀。死后二人墓中长出大树，根相交而枝相错，又有一对鸳鸯栖于树上，悲鸣不已。这则故事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了韩凭夫妇对爱情的忠贞。结尾是一个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诗意幻想，后世“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结尾可能受其影响。《干将莫邪》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比长大后，为父报仇。故事的后半部分写得壮烈无比。这个故事所表现出来的人民对残暴统治者的强烈复仇精神，是中国文学中少见的。文中写干将莫邪之子以双手持头，并把剑交给“客”，他的头在镬中跃出，犹“瞋目大怒”，不但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鲁迅据此为蓝本，改编而成《眉间尺》。

继《搜神记》之后，刘义庆《幽明录》为南朝志怪小说的代表。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宗室，袭封临川王。他爱好文学，著述甚多，除《幽明录》外，传世还有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不过，这些著作主要是其门下文士参与编写的。《幽明录》久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260多则。它和《搜神记》不同之处，是很少采录旧籍记载，多为晋宋时代新出的故事，并且多述普通人的奇闻异迹，虽为志怪，却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氛。其文字比《搜神记》显得舒展，更富于辞采之美。这和宋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其中《刘阮入天台》是一则有名的故事，写东汉时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迷途遇仙，居留十日，回家后已是东晋中期，遇到的是七世孙。虽写人仙结合，但除末段刘、阮还乡一节，不甚渲染神异色彩而充满人情味。故事中的两个仙女，美丽多情，温柔可爱。文中的描写充满对人间幸福与欢乐的追求，散发着美好的生活气息。《卖胡粉女子》亦是绝佳之作。它虽写了一个死而复生的故事，但神异色彩很淡薄。相反，人物、情节都很贴近生活，很有真实感。富家子每日借买胡粉以接近所爱慕的人，女子在情人猝死时惊惶失措，慌忙逃走，被发现后却毫无畏惧，决心以身相殉，这些描写，都无夸张，令人相信。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私通行为，并不指责，反加赞美，肯定了人们追求幸福与快乐的权利。比照南朝民歌，可以看到时代的思想特点。这则故事虽不很长，但能以简练的语言写出曲折变化的情节。单慕、互爱、欢聚、猝死、寻拿、哭尸、复生，环环相扣，波澜迭起，在志怪小说中是不多见的。总之，《幽明录》比以前的志怪小说，更注意人生情趣，也更有文学性。

志人小说是指魏晋六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数量上仅次于志怪小说。它是在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形成的。其中“志人”这个名称，是鲁迅从“志怪”推衍出来的。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设立“志人”名目与“志怪”相对而言。

志人小说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以“丛残小语”、尺幅短书为主要形式，语言简练朴素，言约旨丰。它善于运用典型细节描写和对比衬托手法，突出刻画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特征。具有这种性质而时代较早的作品，有《西京杂记》，其作者尚有争论。《王嫱》描写女主人公因不肯贿赂画师而远嫁匈奴的故事，为后世许多诗歌、小说、戏剧所袭用。《西京杂记》虽以人事为主，但所涉较杂，而且大多数记载过于琐碎。专记人物言行的，有东晋裴启的《语林》和晋宋之际郭澄之的《郭子》。二书均已散佚。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

《世说新语》又名《世语》，作者署名刘义庆，实际应当是刘义庆门客所编。这部小说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故事的总集。全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36门。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有1200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可见这类笔记小说乃“随手而记”。该书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均实有其人，但他们的言行或不尽符合史实，可能出于传闻。

《世说新语》富有史料价值，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可以视为魏晋时期士人群体的造像，可以由此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世说新语》3卷36门中，上卷4门，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孔门4科，如此设置，其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但是全书中谈玄论佛者不在少数。尤其是从魏晋士人言行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谈玄成为风尚。中卷9门，即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都是正面褒扬。《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1500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练含蓄，隽永传神。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可谓确评。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卿卿我我，等等。《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后世笔记小说记人物言行，往往模仿《世说新语》高超的文学技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唐语林》《续世说》《何氏语林》《今世说》《明语林》等都是仿《世说新语》之作，称之“世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