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十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

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的时代，始于公元304年刘渊及李雄分别建立汉赵（后称前赵）及成汉起，至439年北魏拓跋焘灭北凉止。范围大致上涵盖华北、川蜀、辽东，最远可达漠北及西域。在入侵中原众多游牧民族中，匈奴、羯、鲜卑、羌及氐为主要力量，统称五胡。他们在这个范围内相继建立许多国家，而北魏史学家崔鸿以其中十六个国家撰写了《十六国春秋》（五凉、四燕、三秦、二赵、一成、一夏），于是后世史学家称这时期为“五胡十六国”，实际上这一时期国家数目远多于十六个。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通常处于缺席状态，剧烈的分裂、频繁的战乱，让人以为这个时期的文学难以发展。事实上，十六国中的一些建国者颇有文学才能。他们的政权中也聚集了一些有文学才能的士人，他们之间也曾产生过良好的文学互动。另外，在凉州地区的人们，长期因为偏于一隅的地理位置，获得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也有与中原地区相比不同的文学特点。

在十六国时期的建国者中，前赵刘氏父子的文学才能与学术修养是受到公认的。前赵的建立者刘渊本是屠各杂胡，但实际上是晋阳乡人。他获得文化教养的经历其实和这个地区的普通乡里汉族士人没有太大区别。他自幼在上党游学，师从私学讲授者崔游，综览经史。在崔游门下，他还结交了两个同窗：朱纪、范隆，曾与他们议论汉代历史人物，颇有识见。这些乡党人物，后来成为刘氏所立前赵政权中的第一批文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曾论及过刘渊父子的文学修养，钱穆先生也讨论过刘氏父子一门承袭东汉之旧传统。

刘聪，刘渊第四子，年14而通经史，并“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刘聪载记》）。刘渊青年时两次质于洛阳，在那里曾通过同为并州乡党的屯留崔懿之和襄陵公师彧等人结识了晋阳籍的王浑，与之交往甚密，构成利益关系。王浑后来又为游于洛阳的刘聪树立声望。刘聪登位后，委任“王育为太保，王彰为太尉，任为司徒，马景为司空，朱纪为尚书令，范隆为左仆射，呼延晏为右仆射”，这些人物无论胡汉，皆为并州乡党。刘聪杀晋怀帝时，回忆早年曾经造访时为豫章王的晋帝的经历：“卿为豫章王时，朕尝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制乐府歌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晋书·刘聪载记》）这里的“王武子”就是指王浑的次子王济，可见刘氏与晋阳王氏两代之间皆关系深厚。

由于战时无暇经营文学，汉赵时期的文学作品留存较少，除一些公牍文字外，赋颂和诗歌基本没有留下具体篇名和内容。军事色彩浓厚的刘氏政权，虽然启用了并州乡党中的寒素汉人，但并不真正依赖他们，更没有拉拢乡里大族，因而其文学传统延续性较为微弱。但是，刘氏政权对乡里士人的启用，开辟了这一时期胡汉士人合作的源头，这一合作基础正是乡党关系。

石勒是曾经被贩卖到并州境内的羯人。他创立石赵（又称后赵）政权时原是没有乡党基础的，是因其个人才干而成就一番霸业。由于是带着阶级、民族仇恨而起义，石勒好杀王公贵族，对于所启用的少数旧族士人，亦不是很重视。这些士人极少有文学作品存世。石勒政权偏爱来自中下层的寒素士人。上党人续咸、京兆人韦謏，都是石勒从前赵政权中获得的。韦謏善于切谏，所著之书“皆深博有才义”。徐光13岁被俘、为其喂马，“光但书柱为诗赋而不亲马事”（《十六国春秋》）。他的文才显露之后，逐渐为石勒所识。其后领命与宗历、傅畅等撰《上党国志》《起居注》《赵书》等。《赵书》是记载后赵史事较早的材料，比崔鸿《十六国春秋》早得多。徐光后因劝石勒杀石虎而下狱，在狱中“注解经史十余万言”。由于石勒重用寒素士人，其本身地位也较为低微，因而石勒政权文学发展水平并不高。从现存作品来看，石勒之书令仿佛口语，大部分篇幅较为短小，即便是篇幅较长的如《下令论功》，全篇也十分平易。这可能主要是因为石勒本人并不识字，而这些文章是由士人根据其口述而整理的。

石虎登位之后，群臣庆贺青州得石虎，“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这107人中，当有相当一部分是汉族士人，但是相关作品已佚。总之，从残存作品看，石赵政权的文学发展水平是胡族政权中最低的，但是他们拔擢了大量的寒素士人，这对北方地区文学的复兴亦有其功。

西晋末年，乡里宗族在投靠各种军事力量作为乱离时期的庇护时，为名誉计，一般首先考虑的是西晋汉族旧臣，其次是称臣于晋的少数民族政权，而最不情愿出仕的则是西晋仇敌之胡主，以免“无事复陷身于不义”（《十六国春秋》）。前燕慕容氏居辽东，有着赈恤河北的传统，在西晋败亡之后仍以晋臣自居，承认东晋政权的合法性，遂为流亡士人所接受。慕容氏招抚大量晋时旧人，也是为了获得他们的认可。建兴二年（314）后，前来逃亡的人不断增加，“是时中国流民归廆者数万家”（《资治通鉴》）。至慕容皝时，前燕政权为这些流人重新设置县郡。这些宗族在此后的迁徙中不容易发生大规模流散。于是，北齐时期的《关东风俗传》中才有了一幅这样的宗族聚居的图景：“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从长远来看，北方宗族力量的复原、发展和壮大，与慕容氏所设置的侨郡关系紧密。受此流亡士人大量侨居的影响，慕容氏政权中的儒学风气也忽然转盛。当时，慕容皝赐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他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晋书·慕容皝载记》）。这些考试制度使得慕容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开始拥有正常的向上渠道。慕容皝还仿照中原官制建立了一个官僚体系，以封弈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鹜、王寓、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琼、皇甫贞、阳协、宋晃、平熙、张私等并为列卿将帅，其中部分人是慕容氏最早收纳的士人的后代。大量文人在前燕政权集中，遂致文学创作阵容庞大。在与东晋的外交往来中，慕容廆曾“并赍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晋书·慕容廆载记》）。封抽、韩矫等三十多位士人而为一疏，可见麾下文人之盛。此疏文采宏富，代表了当时北方流亡士人的文学水平，其陈亡国之痛甚深，字字潸然，透露了当时北方流寓士人的普遍情感。而批判南朝此时的政治风气，语气委婉柔和，亦颇有气度。慕容皝时期的《与庾冰书》，同样是出自集体文人之手。这些外交文字，可以视作南北文学交流的早期表现。

十六国后期的前秦和后秦政权都是经历了长期汉化之后方才获得北方大部或者局部领土控制权的。氐、羌在十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一些豪贵，几乎都是在关东出生的。苻坚8岁，“请师就家学”，这与刘氏政权中求学于乡里不太一样。苻坚之弟苻融，“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彤、赵整等推其妙速”（《晋书·苻融载记》）。可见朱彤、赵整为苻氏贵族集团的文学侍从。苻坚、姚苌政权先后在长安定都，对于关陇及其周边之乡里士人加以重用，重振关陇地区的文化。前秦名臣王猛，本是靠贩卖畚箕为生的乡里士人，晋末大乱后隐居于华阴山，待时而动。居于坞壁的河东蜀人薛氏薛强“幼有大志，怀军国筹略，与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十六国春秋》）。他们在此还交结了氐族吕婆楼父子。吕婆楼即是后凉创建者吕光的父亲，是他向苻坚推荐了王猛。吕氏也是略阳人，与苻氏之间关系十分深厚。在与苻氏政权相对抗的过程中，姚氏政权也吸引了一些希望在政治上能够实现抱负的关陇及其周边地区的乡里士人。尹纬在苻坚政权中是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后来“扇动群豪，推苌为盟主”。这里的“群豪”，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不断向关中地区回迁的秦雍流民。这之后，尹纬还吸引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关中流民回到长安：“纬友人陇西牛寿率汉中流人归兴”（《晋书·姚兴载记下》）。后秦政权取得优势后，甚至于一些早年流亡到南方的关中士人，也开始谋求机会回到长安：“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晋书·姚兴载记上》）。这三个流民队伍的首领中，韦华和庞眺其实都是关中人。在关中士人的支持下，苻、姚政权统治期间，长安作为文化发展中心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苻坚时关陇人歌》云：“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这首歌谣产生的背景是“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长安的繁荣，一度使得上层文人有回归西汉鼎盛时期的历史感，举办的一些文学活动有明显的模拟汉代君臣赋诗的倾向。如梁熙遣使西域之后，朝献者送来马匹，“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为盛德之事，远同汉文，于是献诗者四百余人。”（《晋书·苻坚载记上》）又有东晋太元七年（382）：“坚飨群臣于前殿，乐奏赋诗。”（《晋书·苻坚载记下》）参与这场诗会的秦州别驾天水姜平子被苻坚擢为上第，可见当时胡主与在朝的关中乡里士人文学互动之热烈。

姚兴在位时，后秦社会安定、“郡国肃然”，文化发展也臻于全盛。当时长安城中儒者学生动辄数万人，和刘曜时期在长安立学校“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晋书·刘曜载记》）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姚兴政权的中坚阶层，都是出自关陇各地乡里的士人们。这些人大多有文学才能，甚至参加过胡主所主持的儒、释讲论。姚兴的周围还有一批以赋作来作为讽谏方式的文人，如京兆杜挻著《丰草诗》以箴，冯翊相云作《德猎赋》以讽。基于此，《隋书·经籍志》对苻、姚政权的文化发展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曰：“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长安作为文化中心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

西晋末年（303—316）以后，地处西陲的凉州地区因其暂安的社会环境，成为晋末文化存续之地。而凉州文学发展主体，并非中原移民，而是本土乡里著姓。凉州本土势力之间互相依赖，其乡里社会的文化传承机制，保证了凉州地区实现文化发展之自足。晋末凉州乡里著姓参与扶持晋愍帝政权，给凉州人造成深刻影响，是其长期坚持西晋遗民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受此影响，凉州地区的文学颇具遗民特质，保留了西晋时期的一些文学传统。

前凉时期，凉州地区通过这种宗族聚居以及相互往来，形成了一个相互传承的文化发展机制。这个体制在晋末乱世不但没有打破，而且因为一些士人自京师返回乡里，进一步加强。如索紞“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善术数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乡人从紞占问吉凶，门中如市”（《晋书·艺术列传》）。又有敦煌人氾腾，“举孝廉，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氾腾回到河西之后，“张轨征之为府司马”，但他拒绝了（《晋书·隐逸列传》）。返回凉州地区的士人，对于乡里社会中的文化传承起到积极作用。河西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隋书·地理志》）。百姓之“习仁义”，应当和这类文化的乡里传承有一定的关系。

正是在这个文化体制之下，凉州地区源源不断地产生乡居士人。他们勤于私学讲授，颇有风操，是河西文化得以存续的主体。如敦煌人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他自称“受生方外”，颇有魏晋风度。他给张祚的上疏，多以四言为之，文风矜重。《晋书》载宋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他在当地的影响很大，死后当地人为之建阁。酒泉太守马岌来到此阁，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并铭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太守杨宣画其像于阁上，并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河西社会对于这类崇尚情操的名士的钦重，说明魏晋以来崇尚高远、清逸的士人风气在此地仍然得到延续。此类例子还有敦煌人郭瑀，以及他的老师郭荷等。

张重华时，谢艾请兵七千而破赵，战果赫赫。谢艾作为将领，同时又善文。《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有《谢艾集》八卷，今已亡佚。谢艾通《春秋》，《文心雕龙·熔裁》曾评价道：“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可惜谢艾现存作品不完整，无从分析其特点。边陲人士竟能享誉南朝，当并非徒有虚誉。

西凉建立者李暠亦是“兼资文武”。《资治通鉴》载“初，陇西李暠好文学，有令名。尝与郭黁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郭黁乃是当时著名的乡里私学教授者。之后，李暠出仕，直至敦煌太守。经过与索嗣争权之后，李暠获胜，登位之后，尤爱召集文学集会。这个时期，河西大儒刘昞最具代表性。他“注记篇籍，以烛继昼”（《十六国春秋》），有多种著作传世，在沮渠氏政权中曾被封为“国师”，深受宠任。

河西士人留存下来的诗歌作品并不多。现存张骏两首乐府诗《薤露》和《东门行》，其撰写时间已经无从稽考。史书上说张骏“十岁能文”，那也距离永嘉之乱时间已不短。但《薤露》仍然充满了对晋末之反思，说明河西人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薤露》直接模拟了曹操的《薤露》，内容感愤从惠帝到刘聪占领洛阳的过程。其中谈到凉州人“义士扼素腕，感慨怀愤盈。誓心荡众狄，积诚彻昊灵”，正是凉州人以义兵救晋的历史写照。《东门行》则是极具西晋太康诗风的繁缛特点，描绘春日游历所见景象。诗中“毒卉敷荣”这类意象，在刘琨的诗歌中也曾出现，说明他吸收了西晋诗风的艺术遗产。

现存的河西文学作品中，赋的数量较为可观，艺术水平亦较高。后凉吕光统治时期，著作郎段业作《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吕光。西凉王李暠现存赋作数量最多。在位二十四年中，他饱受内外忧困，诚如临终时的这番总结：“吾少离荼毒，百艰备尝，于丧乱之际，遂为此方所推，才弱智浅，不能一同河右。今气力惙然，当不复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晋书·凉武昭王》）因而他的赋作十分偏重于对于时代和政权未来的反思与寄情。其中《述志赋》长达近千字，写于李氏政权内外交困之时。这篇赋实际上气概雄长顿挫，辞藻壮丽，可以看出深受“兼资文武”的河西文化特点的影响。此外，北凉大儒刘昞撰写《酒泉颂》，曾被《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评价为“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酒泉颂》这篇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清典”之评，应该也是对河西赋作中典故清正这一特征的肯定。

到“五凉”政权后期，凉州地区文学发展优越于北魏文学的趋势很明显。崔浩曾为太武帝代作《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其祖述北魏先祖之语，与西晋以来述皇考的四言诗风格相类似，其中并不十分用典，只能说是稍有对仗，力求文辞雅正。而这样一篇作品，却是崔浩平生流传至今的唯一一篇骈文。这说明了崔浩对于河西文学的重视和仰慕，故在文辞上颇为用心。

前秦方士王嘉的《拾遗记》是十六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神话志怪小说集。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今传本大约经过南朝梁宗室萧绮的整理。《拾遗记》共10卷，前九卷记自上古庖牺氏、神农氏至东晋各代的历史异闻和怪诞神话。汉魏以下也有许多道听途说的传闻，尤其宣扬神仙方术，多诞谩无实，为正史所不载。末卷则记昆仑等八个仙山。《拾遗记》的主要内容是杂录和志怪。书中尤着重宣传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但其中某些幻想，如“贯月槎”“沦波舟”等，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文字绮丽，所叙之事类皆情节曲折，辞采可观。而且，其中还穿插了一些七言诗，如《少昊》中的一组对歌，其实具有浓厚的民歌特点。这两篇诗歌，是关于少昊之母皇娥与帝子相遇，泛于海上之后的咏歌。从它的文辞上看，仙人所处的神秘海上世界被表现得光怪陆离、华丽虚渺。这两首诗，穿插在王嘉对于少昊之母与帝子相遇的叙述段落之中，读之更能让人觉得身临其境，能够增强故事叙述的表现力，具有极强的画面感。《拾遗记》中还有《采药诗》等，同样属于宣扬游仙、长生之乐。谶纬与方术往往是紧密结合的，而这些思想潮流，能够影响到当时的文学表现形式。而这样的文学形式，往往具有缥缈、华丽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