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长期分裂时代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整体上看处于南北长期分裂状态。在北方，东西分裂的时间也比北方统一的时间要漫长。长期的国土分裂，意味着行政区域的阻隔被人为深化，各地区的政治文化差异必然增强。无论是军事征伐、外交往来还是民间人口流动，又在不断地促进各个地区之间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与融合。频繁更迭的各政权统治者及其集团，在施政理念、文化素养等多个方面都有主体的差异性，他们的文化态度和文学观念也会影响到文学的发展。

在长期分裂时代，文学发展拥有多个地域中心。自西汉时起，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空间是城市，且主要集中于北方。长安是诸多文人的集结之地，也是重要文学作品的产生之地或描述对象。至三国时期，魏、蜀、吴各立都城，各自吸纳了一批文学力量，其中邺下最富人才。西晋时期，都城洛阳成为很多文人的成名之地。但是，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随着西晋王朝的继续倾塌，在洛阳及其周边这个中心地区的西晋文学残留力量，逐渐流散和消失。永嘉南渡后，南北地区文学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南来的上层阶级为晋的皇室及洛阳的公卿士大夫，这个阶层中有着大量的文化精英。他们到达南方后，聚居于长江下游的重要城市。都城建康作为文学发展地域中心的地位最为稳定，长江沿岸的雍州、江陵等城市也在梁代中后期成为新的、仅次于建康的文学发展中心，宫体诗就发源于梁简文帝作为皇子出镇雍州的时期。而在北方，西晋末年的人口流动还有东、西两个方向。经过十六国时期漫长的经营，北方先后依次形成过多个文学中心。凉州地区的姑臧、敦煌和酒泉都曾聚集过大量文化力量。前燕、后燕等政权所居之河朔，也积纳了大量的文化力量。前、后秦时期的长安，是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北魏迁都洛阳后，北魏孝文帝在此致力于学习南方。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又重新形成了“东有邺城、西有长安”的格局。同时，还有作为南北交织地带的河表七州，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同样保持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在这些不同的地区，文学发展的步调和情调，都有着很多不同。北方地区文学的发展，总体上受制于汉魏以来长期的文化积淀，在文学的开拓性上略有不足，但在尊重文学传统、重视文学思想表达等方面，颇有优于南方之处。虽然在这段时间，整体上是以长期分裂为主，但是小范围的领土合并时有发生，例如河表七州，就综合了南北双方的特色，而北魏平凉后一度将凉州文化士人迁徙到平城，其中一些则远遁南方，为那里带去了西陲文化。

这是一个士族阶层兴盛的时代。但由于政出多门，权力变幻，社会阶层的升降变动也相对频繁。当时无论南北，皆重视门第，强调宗族伦理关系，并在日常的文学活动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促进了文学集团的形成。当一些家族在战争中没落，而另外一些家族又以政治新贵的方式崛起。这些家族，往往在文学表现上颇有可观的成绩。例如魏氏三祖、匈奴前赵刘氏父子、梁萧氏父子等，还有其他贵族如谢氏家族、王氏家族等，一些高级文学侍从同样具有家族性，如庾肩吾、庾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等，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族。文学的贵族化、家族化是此时文学发展的重要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仅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就有十多个，是当之无愧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而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学交流也是空前繁荣的。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渗透到当时文学发展的主流中，也留下深刻的民族烙印。尚武的北方游牧民族，为北方地区文学留下许多刚劲有力的民歌精品之作，追求文学之“质”，重视情怀壮志之抒发。南方本地少数民族聚居在长江中下游，南方民歌的形成与之紧密相关，而宫体诗的发展也极大地汲取了这些民歌的营养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