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歌诗、乐府与汉末五言诗的兴起

西汉政权与楚国文化渊源很深。西汉前期的歌诗，基本上是以楚歌为主。楚歌包括了政治抒情和辅政颂世两种。前者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戚夫人的《舂歌》等；后者如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房中歌》等。楚歌悲怆凄烈，如《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作为一首英雄末路的挽歌，既叹惋昔日功业之盛，又悲哀今日穷途已尽。刘邦平黥布还，过沛县，邀集故人饮酒。酒酣时刘邦击筑，唱出了一首直抒胸臆、富有王者气象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文末这句反问，则体现了一种对国家尚未稳固的不安与惆怅。汉武帝时，他所创制的歌诗，犹有楚歌特点。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刘彻率领群臣到河东郡汾阳县祭祀后土，时值秋风萧飒，鸿雁南归，汉武帝乘坐楼船泛舟汾河，饮宴中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秋风辞》。这篇歌诗，是历来悲秋之佳作，其辞云：“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诗以景物起兴，继写楼船中的歌舞盛宴的热闹场面，最后以感叹乐极生悲，人生易老，岁月流逝作结。

汉武帝时的柏梁诗，虽然是君臣之间的文字游戏之作，但是意义颇为重要，它形成了一种诗体：柏梁体。元封三年（前108）柏梁台落成，汉武帝在柏梁台上设宴摆酒宴请臣子，人各一句，于是凑成一首26句的联句，句句押韵，诗歌史上称之为“柏梁台联句”，所以这种诗称为柏梁体。汉武帝对于汉代歌诗发展颇具推动作用的举措，是恢复乐府机构。乐府是自秦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的官署，汉武帝时期大规模扩建，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诗歌，后人统称为汉乐府。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西汉朝廷负责管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乐府和太乐在行政上分属于两个系统，起初在职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的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古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另外，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在祭祀沛宫原庙时用楚声演唱，也由乐府机关负责管理。西汉从惠帝到文、景之世，见于记载的乐府诗主要是以上两种。乐府在汉武帝时被用于一些正式场合，地位颇高，故扩增极为迅速，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哀帝登基，儒生们建议减少奢侈浪费，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此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汉代的乐府诗，题材广泛，作者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有帝王之作，也有平民之诗，有的作于庙堂，有的采自民间。汉代乐府诗，今存40余首，是汉代歌诗中的瑰宝，它类型题材多样，风格不一，从多个层面如实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思想情况。

一类是底层之哀鸣。如《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的男子，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妇病行》讲述一位主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孤儿行》还写孤儿受到兄嫂虐待，尝尽人间辛酸。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这些歌诗，充满了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一类是上层之欢愉。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展示的则是富贵之家的景象。《相逢行》中提到的侍郎府，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洒，作使名倡，中庭桂树，华灯煌煌，其中的园林，有鸳鸯成行，鹤鸣噰噰，两妇织绵，小妇调瑟。主人不但十分富有，而且身份尊贵：“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侍郎是皇宫的禁卫官或天子左右侍从，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员所能相比的。《鸡鸣》和《长安有狭斜行》把表现对象的显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或云：“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诗中的富贵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宦达。所任官职也不限于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达二千石的高官显宦。歌诗中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则被单独划分出去，名为“三妇艳”，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

汉乐府中还有很多反映当时日常风俗生活画卷的作品。如《玉台新咏》收录的《日出东南隅》，又名《陌上桑》，内容主线是太守调戏采桑妇女罗敷，而被罗敷义正言辞地回绝。面对权贵，罗敷机智应对，以盛赞自己夫君才貌的方式回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秦罗敷身上体现了传统女性的坚贞、睿智的品质，树立了勇敢坚贞的妇女形象。这首诗叙事完整，对人物的刻画或浓墨重彩，或寥寥几笔，层次分明。

汉乐府中不乏直陈爱恨的爱情婚姻题材。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十八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词：“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用语奇警，大胆泼辣。先是指天为誓，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身伴侣。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反映了女子对于意中人爱得真挚、热烈。另一篇铙歌《有所思》反映的则是未婚女子对负心男子由爱到恨的心理变化及其行动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毅然决然地毁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一场爱恨，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汉乐府中最为重要的一篇作品，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此诗又名《孔雀东南飞》。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是汉乐府发展的巅峰代表之作。后人将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并列为“乐府双璧”。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批判了焦母、刘兄等压迫者的冷酷无情。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鸳鸯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这一婚姻悲剧的无限神伤，也反映了人们对刘焦死后获得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这篇长诗语言明白，通俗易懂，明代王世贞评价它说：“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艺苑卮言》卷二）

与民歌中广泛使用成熟的五言体裁相类似的是，汉末文人五言诗也进入繁荣阶段，取得丰硕成果。蔡邕是汉末五言诗的诗人代表。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人。蔡邕通经史，善辞赋，而他在五言诗的创作方面，水平尤高。《玉台新咏》所载题为蔡邕《饮马长城窟行》最为脍炙人口，描写的是一位游宦之人的悲辛与牵挂，其中“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等句子，如实道出了远游之人的思念之苦，对家书的热烈期盼。

汉末艺术成就最高的文人五言诗，是《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它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首句为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文选》名之曰“杂诗”，并在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因为其中提到的洛阳尚未遭到战争破坏，故而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

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宫室等，曾一度霸据文学的题材领域。东汉后期，这些题材逐渐淡化，而现实生活、文人进退、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等题材逐渐占据主流。与此相关联，风格、技巧等也发生巨大变化。十九首中，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有《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有《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如《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总之，这十九首诗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因而异代之读者也能常读常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对其高超抒情艺术加以概括，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