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他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作人质的秦昭王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吕不韦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后，模拟战国四君子，招纳门客，意图著书立说。他要求门下凡能撰文者，都将自己的见闻、所思写出。因而他所收到的作品五花八门，涉及当时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吕不韦认为这些资料可以为秦统一六国之后使用，于是又组织才能卓越的文士加以修改删订，最终定名为《吕氏春秋》。该书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5篇共60篇，八览每览8篇（《有始览》少一篇）共63篇，六论每论6篇共36篇，另有《序意》一篇，共160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思想。八览以人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察览人情之作，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可见，《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而是有着严密的规划，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互相照应，展开论述，体现道法自然之意。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由于它包含了诸家学说，实为先秦学术理论之文献整合，梁启超称之为“类书之祖”。

吕不韦强调遵循自然之道，从自然之道中寻找治理之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按照《序意》说法，吕不韦是以黄帝教导颛顼为榜样，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规矩，只要按照天地的准则治理国家，就能国泰民安。因此，从《吕氏春秋》开始，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要以大道为准，治国的价值取向要由法天地自然确定。例如，《吕氏春秋》强调天下之公，做事要无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现象作为推理证据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贵公》）“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去私》）这些思想，与秦始皇设想将对全国实行中央集权、赋予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政治思想，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的政治用意，还体现在《察今篇》中，认为制定政策，必须因时因势，“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还通过一些著名寓言，阐释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如“引婴投江”：“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又如“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这些观点，显然有所指向。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十月，吕不韦被免职，赶出京城。次年，被贬到蜀地。吕不韦遂忧惧不已，饮鸩自尽。可见，吕不韦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得罪了秦王朝权贵阶层。

汉代以后，对《吕氏春秋》思想的评价也大起大落。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从此，儒家学者不再重视此书。因为内容过于繁杂，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这部书也很难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