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谱系的建立

两汉学术谱系的建立，影响了秦汉文学的思想表达和具体呈现。

秦代与汉初，学术谱系处在一个以整合为主的初级阶段，其中，先秦道家思想在秦汉之际尤获青睐。秦代统一前夕，吕不韦召集门客所作的《吕氏春秋》，可以视为秦代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全面总结。该书集先秦道家之大成，又兼有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吕不韦本意是将此作为秦国统一后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所以《吕氏春秋》经过精心设计，共分12卷，160篇，20余万字，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文学性又很强。当然，秦始皇并未按照吕不韦治理理念从政，而是选择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西汉初年，伴随着亡秦教训和休养生息的国策，黄老思想卷土重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汉初年的活跃，有回归先秦的倾向。《淮南子》是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淮南子》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原书内篇21卷，中篇8卷，外篇33卷，至今存世的只有内篇，同样以道家思想为指归和中心。

秦代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是统一文字。秦以小篆为统一字体，李斯的《苍颉篇》、赵高的《爰历篇》和胡毋敬的《博学篇》等文字学著作均以小篆为标准，对于当时文化一统以及汉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传隶书也在秦代形成，为秦人程邈所发明，文字便于书写，文化便于普及。秦代在文字统一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治话语权力。学术的发展紧紧围绕这种形势的需要，解释儒家学说的各种派别开始向纵深发展。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肇始于此。表面上看，两派之争只是涉及经学典籍的篇目及解说问题，实际上涉及政治的话语权，所以更为复杂。五经本为六经，又称六艺，尚有《乐经》。一般认为，《乐经》只有乐谱，没有文字。也有人认为毁于秦火，只存五经。今文经学者董仲舒、司马迁等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经学者班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不仅如此，今文学尊孔子为给后世制法的“素王”，古文学认为孔子是“先师”。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科。今文经学家认为汉代五经均为全本，古文家认为五经是秦火残余，其传述多不可靠。西汉前期，是今文经学的天下。古文经学到汉末开始崛起。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刘歆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得到官位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刘歆后来辅助王莽推行古法，使得古文经的地位有所提高。东汉光武帝排除众异设立《左氏春秋》为博士，到章帝《白虎通》的颁行，标志着古文经学逐步跻身显学之列。

汉代史学体系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史记》和《汉书》的诞生，是两汉史学体系的主要成果。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独立撰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准备了必要的学术条件。《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前赴后继，积二十余年功力，完成我国第一部断代体史书《汉书》，记述了自西汉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之间230年的史事。《汉书》在史学谱系构建方面最为人称道的贡献是新增加的《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和《艺文志》。

秦汉时期谶纬学说的盛行，也是当时一种特别的现象。秦始皇、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故而从秦到汉，阴阳家、方士都曾一度颇获恩宠。汉大赋中的“虚辞滥说”，两汉游仙主题的诗歌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而汉代谶纬也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出现了很多谶纬著作。当然，反对这种虚妄之说的也大有人在。王充从学理层面发起了对这种虚妄学说的彻底否定。他以道家“自然无为”作为自己立论的宗旨，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他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反对神化儒学。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边的缺陷，丰富了道家思想的宇宙认识论，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衡》一书中，这部著作是针砭时弊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