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书写文学的发端与散文的出现
歌谣与神话传说在传播方式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通过口传的方式保存下来，直到书写方式发展起来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留存至今。口传文学的传播，基本载体就是人。因此，它较少受到传播载体的物质形式的制约。某一个部族的神话传说，只要这个部族有人存在，其神话与歌谣就有持续存在和传播的基本条件。很多情况下，越是不发达的文明形式，这种系诸口耳的文学形式就越是发达。尽管中国古代没有系统记载先民神话的书籍，但从《山海经》《诗经》《尚书》《吕氏春秋》等书中所记载的片段仍然能够看出，华夏民族也曾经历过非常丰富多彩的神话历史时期，创造过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神话世界。只是由于文明的早熟，华夏民族的祖先过早地进入书写时代，致使早期口传文明在无意识中有所失落。在书写成为主要的文明传承方式之前，人就是文化的载体，人在文化就在。可是，当物质的文化载体逐渐取代人而成为文明的主要载体之后，人会越来越依赖于外在于人的物质载体而逐渐忽略人本身的意义。进入书写时代以后，未能被及时载为文字的口传文明，就会随着其传承者的死去而湮灭不闻。所以说，越是在物质文明发达的时代，人对于外在于自己的物质世界的依赖性就越高，自我意识与自主性的丧失就会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改变了人类文化的传承方式。《淮南子》在记载文字产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时说：“昔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天雨粟，鬼夜哭”固然有些夸诞，但文字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意义，却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
文字的产生，在传说系统中被追溯到黄帝时期，但从出土文物看，商代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所能大量见到的较早文字。中国文字的特点，在甲骨文里已经形成。具体来说，就是每一个汉字，都有独立的形体、读音与意义。这个特点对我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典诗歌句式主要是四言、五言、七言，词和曲也有一定的格式，诗歌要求对仗，文章也讲究句式的整齐，这些特点，都是由中国文字的形式特点决定的。与口传文学依赖于语言不同，书写文学是以文字的书写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受制于作为载体的物质属性，具有特定的形式与内容。文字书写源于实用的需要，因此，最早的书写文学，就是在实用性书写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甲骨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相对完备的书写形式。
按照内容划分，甲骨文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为卜辞，第二类是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刻辞，第三类是与占卜无关的特殊性和一般性记事刻辞，第四类是表谱刻辞，第五类是习刻之作。其中卜辞是殷墟甲骨文的主体，约占甲骨文的99%。因此可以说，甲骨文是占卜决疑的专用文体。甲骨卜辞需要把文字书写在小小的甲骨上，载体的物质条件，决定了甲骨卜辞特殊的写作格式和文辞例法。它需要用尽量简约的文字，表达更加丰富的内涵，因此就形成了甲骨文语言条理精练、叙述严谨的表达方式。从写作格式来讲，一片完整的卜辞，要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所谓叙辞，包括对卜日、卜人的记述。所谓命辞，记述卜问的事件。所谓占辞，是观察兆纹后所得的结论。所谓验辞，是事后所记的卜兆征验。从文辞例法来讲，则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辞汇、套语和常用的语法结构。正是在甲骨卜辞这种特殊的实用文体的写作过程中，商人锻炼了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叙事描写能力，也培养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推动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写作与发展。退一步来说，即使在篇幅非常短小，语言非常简约、精练的甲骨卜辞中，也已出现了具有审美性的文辞。举例来说，有一篇被称为《今日雨》的卜辞，内容如下：“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其格式、韵味与汉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非常相似：“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有人因此把这则卜辞称为占卜时代的农事诗，这是有道理的。
除甲骨卜辞，钟鼎文也是早期书写文体的一种重要形式。殷商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水平。从现存青铜器来看，殷商早期的铜器极少有铭文，中期才有简单的铭文，晚期有了较长的铭文，最多不过40余字，不可与周代铜器铭文相比。商代最长的铭文是《小子
卣》：[5]
乙巳，子令小子
先以人于堇。子光赏
贝二朋。子曰：贝唯蔑女
。
用作母辛彝，在十月，唯子曰令望人方
。
这段铭文的大致意思是说：乙巳这天，子命令他的下属小子
先带人去往堇地。子赏赐给
贝币二朋。子说：这些贝是用来嘉奖你的功劳的。
用这些贝制作了祭祀母辛的彝器。此事发生在十月。子说：命令你去监视人方首领
。这段铭文虽然简单，但是它已经有了初步的叙事规模，记述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事件发生的经过、制作彝器的过程，还有人物的对话，是一篇相对完整的记事文。
经过晚商时代的发展，周代就出现了许多文辞非常精美的铭辞，多数是在周人发迹的宝鸡岐山地区被发现。最著名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刻有铭文499字，记载了周代国君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
除了甲骨文、青铜铭文之外，最能代表早期书写文学水平的，是载于竹简的简策文。《尚书·多士》中就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里说的“有册有典”，其中就包括后来与《虞夏书》《周书》一道被编辑成《书》的《商书》。
《书》，汉代以后又称为《尚书》或《书经》，是我国最早被纳入经典序列的重要典籍。其主要内容是距今2300多年至3000年间封赏诸侯、任命官员的诰命、出兵征战的誓辞以及王室颁布的政令等。比如《尚书·虞夏书》中的《甘誓》，就是一篇夏启征讨不服统治的有扈氏的战前动员演说：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这一篇誓辞简洁明了，直截了当地陈述了有扈氏的罪行、奉行天命的征伐，以及对于是否执行命令的奖惩。后世的誓辞基本上都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夏启是夏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因为他的功勋卓著，他逐渐被神化，成为上古神话的主角之一。
由于年代久远，《尚书·虞夏书》的时代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与虞夏书相比，《商书》的可信度更高，其中的《汤誓》，是商汤伐桀，决战于鸣条之野前所做的一篇誓辞：
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论证自己的征伐并非犯上作乱，而是因为有夏多罪，征讨只是替天行罚。因此，与《甘誓》相比，《汤誓》少了一份义正辞严的自信。这种差别，实质上反映出了两位演讲者身份的差异。夏启是受诸侯拥戴的天子继承者，而商汤只是夏王朝属下的一方诸侯。作为诸侯的商汤要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适的理由。他找到的理由就是“天命”。在《甘誓》当中，夏启就是天意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但在《汤誓》中，商汤只是天命的服从者。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差异，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另一方面，商汤以天命服从者的身份“殷革夏命”，为后世改朝换代的起兵造反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开启了后世频频上演的“天命殛之”的历史先河，由此演化，最终成为深刻影响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替天行道”的思维模式。
《盘庚》三篇，则是盘庚在迁都前后针对当时贵族的反对与民众“相与怨上”的情绪而作的演讲辞。因为迁都关涉到盘庚乃至整个商族的命运，故盘庚的演讲辞感情充沛，言辞尖锐而充满威慑力。尽管《盘庚》因其文辞古奥而闻名，韩愈在《进学解》中就曾感叹：“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但是，来源于生活经验的质朴语言往往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来自《盘庚》的“有条不紊”“星火燎原”等成语，至今仍被频繁地使用着。
周人立国之后，诰命之文持续出现。周初的《大诰》《洛诰》等，文字和《盘庚》一样佶屈聱牙。这种风格到周康王初年的《顾命》创作时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顾命》一文以清晰地条理记述了周成王的死和周康王即位仪式的进行过程，叙述井井有条，文字错落有致，是周代记叙文的典范之作。
[1] 此段引文中，“总禽兽之极”一作“总万物之极”，自宋代已存此二说，未审孰是。兹据前文言“草木”“五谷”而取“禽兽”之文。
[2] “逐害”，他书多引作“逐肉”，且被解释为对上古先民狩猎场面的描写。但是联系到弹弓在狩猎中的实际作用以及《吴越春秋》记载此诗时的上下文意，笔者认为孝子守尸驱禽的古老说法更为可信。
[3] 中南民族大学的罗漫教授在其《中国神话：原始文化的长子》（刊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女娲补天神话是“一则典型的以陨石为主兼融其他天文、气象、地质、地理现象的累层神话”的观点，或可参阅。
[4] 郑樵《通志》卷三上引《淮南子》文。今传《淮南子》无此文。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5417）（修订增补版），中华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