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学园派》导论
奥古斯丁的早期著作《驳学园派》（386年）与《论教师》（389年）[1]是紧密相关的两篇作品。前者以西塞罗的《学园派》为靶子，捍卫知识的可能性，反驳新学园派[2]（New Academy）的怀疑主义观点；后者针对柏拉图的《美诺篇》（Meno），提出他自己的光照论，来解释如何获得知识。它们就像姊妹篇，呈现出奥古斯丁不同于晚期罗马知识界盛行的那种讥讽和超脱姿态的另一种路径。
在古代晚期，哲学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门知识性的学科。哲学家都组织成为学派（secta），每个学派都有一种可敬的传统和自己的世界观——包括在诸如天上星宿的数量、上帝的本性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上的具体论证、观点以及立场。有些哲学学派还主张神秘教义，当新手完成了必须的学徒期训练之后，就以神秘的方式向他传授这种秘义。哲学家常常生活在共同体里，遵守以其教理为基础的一种共同法则的规定，穿戴独特的服饰（哲学家的斗篷），表明所属的哲学派别。人“退出世界”去追求哲学——这样的情形并非少见，如果他们曾经历某种“皈依”，就更如此。因此哲学学派在整个意向和目标上都类似宗教礼制。
在奥古斯丁看来，（基督）宗教和（柏拉图）哲学从事的是同样的事业，即追求知识：“正如希伯来人通过律法和先知为基督教作了预备，同样，外邦人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了预备。正如基督教是《旧约》的成全，同样，它也是希腊哲学的成全。”[3]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在柏拉图主义无助地衰败的地方，基督教教义继往开来。因此奥古斯丁如此概括他的观点：
我已经放弃一切凡人认为美好的事物，全身心地致力于对智慧的寻求。学园派的论点曾经严重阻碍我从事这种追求。然而现在，通过我们这次讨论，我充分地反驳了他们。此外，没有人怀疑激发我们学习的有两种力量，权威和理性。因此，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偏离基督的权威。我找不到比之更有力的权威。至于依靠最敏锐的推理所能找到的东西——因为按我的性格，我迫切地渴望理解何谓真理，不仅通过相信，而且通过理解力——我仍然相信我会与柏拉图主义者一起找到它，并且相信它不会与我们的圣书相矛盾（《驳学园派》3.20.43.12-24）
然而，真理只有一个。它是借着权威通过信心获得的，也是借着理性（哲学）通过理解获得的。因此哲学可以自主地追求并获得它所能获得的真理。但是内在的教师[4]才是真理的最终裁决者，不论真理的源头是什么。当奥古斯丁说，他将致力于“对智慧的寻求”时，他是准备沿着柏拉图主义路线在基督教事业中过一种哲学化的生活。
为支持这种哲学生活方式的愿景，奥古斯丁回顾了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悠长传统：辛普利丘（Simplicianus）和米兰的安波罗修（Ambrose），此前的马利乌斯·维克托里努（Marius Victorinus），以及更早的奥利金（Origen）和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此外，他对柏拉图主义显然有过高的期望，但这基本上与已经历时一个世纪之久的哲学界共识是一致的，因为几个世纪的哲学探讨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即柏拉图主义——尤其是普罗提诺所捍卫的那种柏拉图主义——就是正确的观点（奥古斯丁时代的哲学思想“其实是‘后柏拉图主义’，就如我们时代的哲学是‘后弗洛伊德主义’一样”[5]）。所以奥古斯丁并没有对一般的哲学与具体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划出明确的界限。
对柏拉图主义的这种共识，再加上基督教是完全的柏拉图主义这种观点，使奥古斯丁对大多数其他哲学学派采取一种宽容的搁置态度：漫步学派其实与柏拉图学派有同样的体系，这种体系只要通过哲学论证加以改善，就能引向基督教；犬儒学派因其道德松弛、品行不端，可以弃之；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因主张唯物主义，不予考虑。
然而有一种哲学学派宣称不主张任何学说、原理，并且批判其他学派——包括柏拉图学派——的独断论，那就是学园派。学园派思想家远离独断论哲学的彼此相争，以他们的克制和超脱而自豪，以他们能避免其他人一头扎进去的错误而自豪。另外，他们的学派得到西塞罗的认可和赞许，而西塞罗被尊为拉丁世界的文学、法学、修辞学和哲学大师。晚期罗马的知识分子自称为西塞罗式的怀疑论者，这必然已经司空见惯了。
因此对奥古斯丁来说，直接可利用的资源就是西塞罗的反讽和哲学上的承诺。在他早期作品中，这两者乃是他的哲学兴趣所在。
奥古斯丁于383年对摩尼教的幻想破灭之后，对能否找到真理感到绝望，于是暂时经历了一个怀疑论时期。[6]所以，他掌握怀疑论的内幕知识，尽管他从未投身于任何怀疑学派。最后他阅读“柏拉图主义作品”，使他相信怀疑论是错误的。386年他辞去宫廷修辞学者之职，解除婚约，放弃一举成功的生活，退回到卡西西阿库的一处乡村别墅致力于哲学。[7]《驳学园派》是这次引退的第一个成果，此外还有其他作品，包括奥古斯丁关于他为何放弃公共生活的解释。可以说，《驳学园派》就是一个宣告，原来的怀疑论者如今作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基督徒所书写的第一个宣告书。
第一卷记载的是主张学园派观点的利凯提乌斯与反对学园派观点的特里盖提乌斯之间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他们各自生活方式的优劣。他们虽然有许多分歧——这证明奥古斯丁后面指出他们的讨论具有“初级”（1.9.25.39-43）特点的概括是合理的——但他们确实在努力探讨一个挑战性的话题，即幸福的本性以及错误和智慧对它的影响。不过，对话的主要问题从第二卷开始，奥古斯丁详尽地解释了怀疑论及其在学园派内部的发展。
奥古斯丁指出怀疑论的核心在于两个论点，首先由阿尔刻西劳（Arcesilaus）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阐述并证明。[8]它们是：
（1）无物可知；
（2）始终拒绝给予赞同（拒不赞同）。
第一点（无物可知）通过援引芝诺关于真理性理解的阐述来证明其合理性。芝诺声称，一种理解，当它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具有真理性：（a）它准确反映事物所是的方式，并且（b）它不可能由别的事物引起，只能由它的实际原因引起。怀疑论者指出，（a）不可能满足，因为事物本质上是模糊的，不可能准确表现；而（b）也不可能满足，因为两个事物可能彼此极其相似，无法可靠地区分何者为因。他们问，如果（a）和（b）可以满足，那为何会有那么多的错误和分歧？他们得出结论说，既然没有理解能满足（a）和（b），那就没有事物可知。第二点即上面的（2）是借助于两个前提从（1）推导出来的，这两个前提是：
（3）智慧人不会冒犯错之险；
（4）赞同不可知的事物就是冒犯错之险。
怀疑论的这个核心立场后来由卡尔奈亚德（Carneades）提出两点改进。第一点，把（1）限制在哲学或修辞学问题上，它不适用于日常问题。在这种限制条件下理解（1）可以使怀疑论避免许多由其观点推出的令人反感的悖逆结论，比如，他现在可以宣称，他知道自己不是一只臭虫！
第二点改进是这样形成的。上面的（2）受到反驳：人若拒不赞同任何事物，就不可能有任何行为。卡尔奈亚德回答说，一个怀疑论者可以由“可能性（probabile）”或“类真理（verisimile）”[9]来指导他的行为。换言之，他采纳了以下论题：
（5）智慧人遵循可能性或类真理。
因此，这位新学园派哲学家首先作为反独断论者出现——相对于彼此竞争的解释性理论来说是反传统的，他不轻易相信，只相信确凿的证据，避免哲学上的承诺。他可以毫无负担地评论其他哲学体系，却不必为自己辩护。
奥古斯丁反驳这种怀疑论观点的论据可谓一个大杂烩。他的主要论点是批判（1）的可能性具有相对性——他详尽论述真理能被发现与真理不能被发现至少在可能性（概率）上是同等的[10]——但他的结论依赖于拒斥“约翰知道那个P”与“约翰似乎知道那个P”之间的区别。哲学家们发现，奥古斯丁为寻求证据证明真知识是大有希望的，在《驳学园派》作了额外的努力。他确定有三类知识是不受怀疑论的怀疑的。第一，有一些关于世界的逻辑真理，尤其是选言判断，比如，我们知道或者下雨或者不下雨。我们知道这样的选言判断是真的，即使不知道哪一个选项为真，只要选项是相互排斥并穷尽的。[11]第二，有一些纯粹的现象论断。我可以不赞同某物“是”这样，但我可以说“在我看来”它是这样，这样的命题当下可知是真的。尽管“有一本书在我面前”这个命题可能是错的，但对于“在我看来有一本书在我面前”这样纯粹的现象论断，以下这些因素——感知觉不可靠，会产生错觉，可能在做梦或者精神失常等等——都不能影响它。[12]奥古斯丁告诉我们，纯粹的现象论断都是有依据的感性知识，我们只要严格限制在“向我们显现为如此的事物”上，我们就不可能犯错。第三，有一些数学真理，它们也独立于我们的感知觉。不论人做梦还是醒着，是陷入幻想还是头脑清醒，这些真理都成立（《论教师》阐述了我们如何知道这些非感性的真理）。奥古斯丁在晚期作品中增加了第四类无可怀疑的知识，即使受到怀疑论的挑战，那就是我存在我活着的知识：“我受骗，我存在”（Si fallor,sum）——见附录6-8。这是笛卡尔命题的先行表达。
奥古斯丁在《驳学园派》里总结他的论述时提出问题：既然对怀疑论者我们所说的只能是“在我看来某人能够知道真理”（3.16.36.60-62），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将怀疑主义当真呢？他推测认为，学园派的人聪明透顶，不可能没有认识到这种反驳的力量，所以他们不可能主张在公开场合宣称的那种怀疑主义。事实上，他们主张某种奥秘理论，就是柏拉图主义！[13]在一个诸多哲学学派彼此争论不休的世界——其中有些学派确实拥有神秘理论——里，他的推论无疑是可接受的，但是现代学者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所以，《驳学园派》的要点和结论就是知识是可能的。在《论教师》里奥古斯丁进而解释知识如何获得——通过对柏拉图的回忆说进行哲学上的“基督教化”改造，即著名的光照论。
根据柏拉图的回忆说，所有表现知识的事例都只是貌似知识；真正的知识乃是灵魂对它已经拥有的真理的“回忆”（αναμνησιζ“不遗忘”）；回忆就是“通过自身浮现自己心里的知识”（《美诺篇》85d4和85d6-7）。[14]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与一个奴隶之间的对话的鲜活例子来支持他的回忆说，最后对美诺作了连续的阐述（82b-85b）。苏格拉底问那个不懂几何的奴隶如何构建一个面积为给定正方形的两倍的正方形。奴隶说，边长两倍的正方形面积也两倍。但他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于是又提出正确的构建，显然是从简单的示意图建的。在谈话中，奴隶开始明白他第一次的答案为何是错的，正确的答案为何是正确的。苏格拉底随后告诉我们，信念，即使是真的信念，“没有多大价值，除非把它们拴住捆牢，用推论的方法追索出它们的原因（αιτιαζ λογισμω）——而这就是我们前面一致同意的‘回忆’”（《美诺篇》98a3-5）。[15]奴隶一步步理解证明后面的原因，获得了知识。而这，如柏拉图所总结的，是奴隶心里的一个内在过程。
柏拉图和奥古斯丁都毫不犹豫地得出这种洞见性的结论。不论“领会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外在因果推论的结果。教室里有些学生理解老师对证明的解释，有些学生不理解；差异在于每个学生内在的东西，而不在于他们相同的外在条件上。[16]因此，通常理解的教学（教导），即一人将知识传授给另一人的过程，是不可能的。[17]想想以下这个例子。你回想一个数学证明的步骤，努力理解它，但完全没有理解，你只是在死记证明。然而在反复思考时，你突然灵光一闪，明白了证明是怎么回事——你理解了，并由此认识到它的真理性。你还不理解证明时的处境与你理解它之后的处境完全不同，两者之间有一种真实的区别。我们通常用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种区别——灵光“闪现”,“看见”真理，“开悟”，等等。奥古斯丁称之为“光照”。[18]这是一个内在事件，使我们“看见”真理。[19]奥古斯丁坚持认为，那把真理向我们显现的权能就是基督，他如教师在我们里面作工（《论教师》11.38）.我们所拥有的理解力证实上帝在世界的临在，因为心灵被内在的教师用知识启示，得到光照。[20]
柏拉图在《美诺篇》里向我们呈现苏格拉底与奴隶之间的对话，把注意力引向这样的根本问题，但他又逐步毁了自己的例子。当苏格拉底对美诺强调他并没有告诉奴隶什么，他只是在提出问题（《美诺篇》82e2-3; 84d1-2）时，广大读者当即就提出异议反驳说：引导性的问题可以传递信息。[21]因此，异议者可以进而指出，苏格拉底确实在教导奴隶——也就是说，他向奴隶提供其原本没有的知识；苏格拉底把信息传递给奴隶，只是以提问的形式作了伪装。奥古斯丁在他的《〈约翰福音〉 布道书》（Homilies on John the Evangelist）37.4.140-24描述了这种关于教导的常识，即教导的“信息传递论”:[22]
当你心里有一个观念，它不同于任何声音，但在你心里的这个观念寻找声音，似乎声音是它到达我这里的一个工具。因此它将自身包裹在声音里，以某种方式将自己装入这种工具，穿越空气，来到我这里。……你说出你的所思，发出那些音节，于是隐藏在你里面的东西就会到达我这里；音节的声音把你的思想传到我的耳朵；借着我的耳朵你的思想沉入到我心里。
你把你的思想编译成语言，发出相应的声音；我听到你说的话，而且知道那种语言，于是我就把它们解码成为观念。这就是知识可以从你的心灵传递到我心灵的原因。既然信息传递论能解释他论证中的错误，而且就其自身来说是合理的，那为何又认可柏拉图的回忆说？
奥古斯丁通过语言分析法讨论信息传递论的教导观，因为人们认为知识通过语言这个中介可以传递。奥古斯丁在《论教师》对符号学的研究结论是，语言不足以胜任这个任务。我们通过语言了解语言学现象——比如，两个词彼此互指——我们也通过语言，根据其他方面的证据获得关于非语言事实的信念。仅此而已。我们不可能通过语言获得关于非语言事物的知识。而没有语言作为中介，信息传递论不能成立。所以奥古斯丁就可以自由地提出并论证他的理论即光照论来取而代之。《论教师》的大部分篇幅在分析语言，包括我们借助语言以及独立于语言知道事物的能力，所以语言问题是《论教师》的主题，它解释了对话的结构。[23]光照论，尤其是基督这位内在教师，很重要，但也不能因此模糊这一事实。
根据奥古斯丁，语言是符号体系。符号包括广义的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语词、铭刻、手势、象徽、图标、雕塑和旗子。这里有三个元素是必不可少的，一是符号，可以是任何一种事物；二是意指的语义关系，就是一个符号所指的事物，基本上类似我们对意义的理解；三是它的意指，就是通过符号所指向的事物。[24]因此，一个符号指向它的意指——当一个词与一个事物相联，这个词就是符号，那个事物就是它的意指；通过指向的语义关联完成这种联系。符号的范式是专用名称：一个专用名称（符号）称呼（指向）它的对象（意指），所以意义可理解为事物的一种标签。[25]
奥古斯丁反驳信息传递的教导论的主要证据最初是作为学习者悖论提出的：我不可能知道符号是符号，除非我知道它所指之物——但这样的话，我不能从符号学到任何东西；它是一个符号这一点已经预先假定了我对它所指之物的知识（《论教师》10.33）。知识直接源于事物。指示性定义也不能帮助我们打破这个悖论，因为指示同样是一个惯常的符号，所以预先假定了知识。语词最多促使我们去寻找事物，从事物我们才能获得知识（11.36）。
我们可以提出异议说，我确实从他人——他们的报告和描述——习得知识。奥古斯丁指出，这是错误的，理由有二（11.37）。首先，在阐述中通过语词意指的事物必然是我们已知的；如果不是，语词不可能使我们知道事物。其次并且是更有力的理由，我们从描述中所能得到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信念。因此教学不可能真的把知识从此人传递给彼人，如信息传递论的教导说所主张的。
奥古斯丁提出他的光照论以及基督作为内在教师（11.38-12.40）作为另一个方案。奥古斯丁指出，真理的验证是内在的。从一人传递给另一人的最多是推断性的知识论断（putative knowledge-claims），是每个接受者自我判断的。就感官所感知到的事物来说，当可感事物本身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产生知识。[26]就心灵感知的事物来说，我们“在真理的内在之光中直接”看见它们，并知道它们。大概来说，每个人按各自的能力领会概念上的真理，并不诉诸经验或外在证据。
奥古斯丁进而提出一些反例反驳教导的信息传递论，表明说话者并不是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听众：误听、欺骗、口音的差错、误解，诸如此类。然而，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情形，承认说话者的思想为听众所知，奥古斯丁认为，听众也并不因此而得知说话者所说的（或所思的）是否真实。对知识的验证仍然内在于各人；符号最多能引至关于其他符号的知识，而不是所指之事物（它们不是符号）的知识。唯有光照能检验真理，那是知识的基本组成部分。奥古斯丁在独白的最后宣称，他的光照论是自我确证的：你只要朝内看就能认识到它的真理性！
综合起来看，《驳学园派》和《论教师》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同一个问题提供了互补性的详尽证明，这个问题就是真知识的可能性，它在奥古斯丁最初建设性地探索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时对他至关重要。这两篇作品为古代晚期新型的知识分子——信仰坚定的、非独断论的哲学家——奠定了根基。但是，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他的后继者，都不可能过这些早期对话中所勾勒的那种美好的生活。古典世界正在瓦解，它需要像奥古斯丁这样的人参与公共生活。但最终他们也无能为力。奥古斯丁在希波任主教近四十年，去世时该城已落入汪达尔人手中。奥古斯丁的知识论只能留给后代去探索和发展，而当时，一种新的（教条）哲学概念已经产生。
附录里选译的文本是为了说明或阐释《驳学园派》或《论教师》的特点。它们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附录1（《论幸福生活》1.4）描述奥古斯丁借助怀疑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从摩尼教到基督教的进展。附录2（《论幸福生活》2.13-16）是《驳学园派》第一卷讨论后“遗漏的结论”，如果我们相信奥古斯丁，它的写作时间应该在《驳学园派》第一卷和第二、三卷之间。附录3（书信一）写于386年末，独立地证明奥古斯丁的论断，即学园派包含秘密的柏拉图主义。附录4《论辩证法》5.7-8今天公认是奥古斯丁一个写作计划的残篇，他计划为新的生活方式写一个教材系列，但计划夭折。此文写于387年，表明奥古斯丁在比《论教师》更早的阶段已经思考符号论。附录5（《忏悔录》5.14.25）始于397/398年，简洁描述了奥古斯丁与怀疑主义的关系。附录6（《论三位一体》15.12.21）是晚期对学园派的讨论（419年之前）。附录7（《教义手册》7.20）始于423年，附录8（《上帝之城》11.26）始于426年，两者都是晚期讨论怀疑主义的作品，后者包含奥古斯丁著名的论断——预示笛卡尔公式的论断：我受骗，我存在（si fallor,sum）。附录9（《论基督教教义》1.2.2）和附录10（《论基督教教义》2.1.1-2.4.5）是奥古斯丁普通符号学的部分，与《论教师》的理论一致；它们很可能写于397年，但整个文本被弃，后来于427年改写。最后，附录11（《订正录》1.1.1-4）包含奥古斯丁晚年对《驳学园派》的反思，写于427/428年。
[1]《论教师》中译本已收入本人所译的《论秩序》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译者注
[2]奥古斯丁将“新学园派”定义为柏拉图的怀疑主义继承者。见《驳学园派》2.5.13-2.6.15。
[4]“内在教师”就是在我们里面作工提供知识的基督，这是奥古斯丁《论教师》里讨论的光照论的核心。
[8]奥古斯丁对怀疑主义理论的阐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塞罗。而这种理论，以及它的历史沿革，远比奥古斯丁这里描写的要复杂得多。
[14]柏拉图指出，这样的知识必然是灵魂在今生进入身体之前已经获得的；奥古斯丁虽然对灵魂是否可能先在持中立态度，但他发现这个理论的后一部分并非必须，于是就把它抛弃了。
[15]苏格拉底在85d7-e1说，如果这个小奴被人“频繁地以多种方式”问，最终“他的知识就会像任何人那样的准确无误”。参见Nehamas[1985]关于回忆的描述。
[16]说差异在于每个学生的智力没用（试图恢复因果说而已）。智力可能让人理解他们确实理解的真理，但他们对真理的理解是并且始终是一个纯粹内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