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重绘时代地图（1949—1976）

第一章 小说批评的意图

如果将1949年当作中国“现代”与“当代”之间的一道气候线，会发现当代中国小说批评的生态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巨变。这个巨变，是不同于“现代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现代》杂志”“左联”和“京派”等社团和文学批评圈子的“解放区批评圈”的崛起。它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际上是以延安“鲁艺”师生为队伍，以周扬为核心的文学批评圈子。它的时代特征是，服务于中国革命的总体布局，以意识形态话语为主导，组织和协调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全过程，最终建立一个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流派的“革命文学”。[1]它的终极目标是，将一种崭新的“工农兵文学”范式从延安推广到全国，剪除现代文学遗留到当代文学的各种文学风格和叙述的差异性，强化服从性和同一性，把当代文学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文学”。

在下面各章节，本书要描述和分析的问题是：“解放区批评圈”进城后，是如何通过对萧也牧小说的批评和对“赵树理方向”的树立及整编，获取对小说主题、题材的掌控权（即“革命战争题材”“工业题材”和“农村题材”），组织推动“红色经典”的生产与传播，并重绘出一幅与“现代文学”迥然不同的“当代文学”地图的。“解放区批评圈”从狭义的“周扬派批评”扩大到整个十七年小说领域，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批评的主潮。不过，“解放区批评圈”文学阵营的“温和派”，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翼阵营的“激进派”，也在继承古典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资源等问题上频繁发生着冲突，这些都在“赵树理评价”“《青春之歌》讨论”上有所表现。这说明“重绘时代地图”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过程，而是充满了反复磨合和再整合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