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苏沪皖堕民

乾隆《鄞县志》记载，清代堕民分布在江苏省的苏州府、松江府和浙江省。光绪《慈溪县志》和光绪《镇海县志》，均作了相同的记载。苏州府下辖吴县、长洲、元和、昆山、新阳、常熟、昭文、震泽等县以及太湖和海门二厅。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中提及：“蒙古分民为十户，所谓丐户者，吴人至今尤贱之，里巷伍佰，莫与之接席而坐。”[60]元朝将人分为十等，丐户即堕民为其中的一种。钱谦益所提“丐户”，即江苏的堕民，因其更贱于“老百姓”，故又有“小老百姓”之称。有关江苏堕民分布的资料奇缺。

明万历《常熟县志》载：“山巷一种丐户，谓之丐兵，防御虞山门一带。”[61]崇祯《常熟县志》载：“元旦至上元夕，丐户逐疫，乃乡人傩遗意。”[62]明代常熟著名丐户乃石电。“石电者，乃以死义特闻。崇祯八年，流贼躏中都，围桐城。电与壮士陈英从指挥包文达往援。二月十二日，追贼于宿松，我师恃勇轻进，陷贼伏中，文达死之。英、电分左右翼搏战，杀贼无算，英踬被擒，电大呼往救。贼围之数重，电力尽，捨弓矢手枪，复杀数人。贼群斫之，头既断，犹僵立为击刺状，良久，乃仆。桐城人召其魂，祀之余忠宣庙下。电身长赤髭，能挽强超距，尤精于枪法。尚书钱谦益制哀词，以尚以斐豹、汪锜为比，而以石义士称之。”[63]钱谦益撰有《石义士哀辞》。清代《三风十愆记》记载，堕民“其隶于常熟者，男谓之‘贫子’，妇谓之‘贫婆’，其聚族而居之处，谓之‘贫巷’”[64]。《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苏州府属之常熟、昭文二县，旧有丐户。”[65]康熙《常熟县志》也有“元旦至元夕，丐户逐疫，乃乡人傩遗意，夜分测月影占水旱”[66]。光绪《重修常昭合志》载常熟阜成门外和昭文五渠均建有刘猛将军庙，“丐户奉之尤勤”[67]。雍正年间，苏抚尹继善提出为江苏常熟和昭文的堕民除籍。

清代吴县官吏及文学家吴慈鹤，也是慈善家。“嘉庆甲戌大饥，偕郡绅潘乾等力倡捐赠，以钱代粥，流民、丐户、渔船莫不周济。”[68]吴慈航于大灾之年，救济包括丐户在内的灾民。康熙二十六年（1687）苏州府的长洲、吴县以鼓吹为业的丐户奚君先、陈惠宇等连名呈称，要求巡按御史确保其从事吹唱的主顾生意，严禁街头吹唱“扬花”的奸棍侵占。联名申诉的丐户有四十七家。“吹业小民朱茂召、浦君林、陈惠宇、奚君先、相哲生、陈九如、浦益之、浦君亮、胡吉生、周晋卿、许子介、薛征如、胡海明、缪嗣芬、许悠珍、顾仁甫、朱君祥、胡君甫、胡云山、平御嘉、陈彩候、陆瑞卿、胡君昌、吴君超、薛景如、顾瑞之、胡茂林、胡顺公、浦俊卿、田万原、朱诗朋、陆瑞之、姚舜荣、胡显之、朱显文、陈定如、朱嘉瑞、汪会□、□□□、程□灏、赵□□、□□□、陈□江、□□□、□□□、□□□。”[69]《宪奉永禁差役梨园扮演迎春碑文》也有：“除行苏州府转饬长元吴三县迎春扮演故事，即往例系丐户，不系梨园扮演，嗣后仍照旧例行。”[70]清代，长洲、元和以及吴县，均有丐户迎春扮演故事。

图3-3 清代丐户图
（转引自冯尔康《清人社会生活》）

泰州泰兴县也有堕民。咸丰六年（1856），朱文灏等在泰兴设立慈善机构——“恤嫠局”，专门抚恤贫苦寡妇。“确访贫苦节妇，将姓名住址年岁注明访单，汇计节妇若干，经费若干，按数均摊，填写名条，于岁暮时先期分送凭条支给。专恤儒素清白之嫠，以城内为限，五门外市居者也恤，村庄乡镇路远难稽，以及客民佣工丐户，或已列保节局者不恤。”[71]已在保节局得到资助者不再列入，堕民也不在怃恤之内。立春前一夕，“向例乐人制小春牛，于是日清晨遍送绅士家及门鼓吹以送，近不行”[72]。

清代腊月二十四日，靖江县也有“丐者饰鬼面傩于市”[73]。堕民来源有三种传说：一是元军灭南宋以后，将俘虏及罪人集中于绍兴等地，贬为堕民；二为南宋时金兵南下，宋将焦光瓒部投降，金兵北退后，宋人引以为耻，遂将焦光瓒部落贬为堕民；三为元末张士诚率众起义，后来被朱元璋剿灭，张士诚所部遂被贬为堕民。靖江堕民则属于第三种。“因为元代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曾派其部属朱定、徐太二在马驮沙筑水寨抵抗朱元璋的部队。第二年朱元璋的大将徐达、康茂才攻破水寨将朱定、徐太二生擒斩首。张士诚的部属在马驮沙屯兵一年之久，马驮沙自然有人参加他们的队伍。张士诚被消灭后，朱元璋一统天下，便将参加张士诚部队的人贬为堕民。堕民不但遭受社会的歧视而且生活十分悲惨。他们不能与一般平民通婚，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连读书识字的权利也被剥夺。他们的职业既非经商也非种田做工，而是从事所谓‘下九流’的杂役。谁家有喜事他们去抬轿子、吹喇叭；谁家有丧事，他们替死者穿衣服、抬棺材。吃饭时，他们单独坐席不能与其他人同桌共餐；吃饭的地方，也只能是天井、侧屋或厨房。一旦成了堕民，便代代沿袭，子孙永无出头之日。清代雍正年间朝廷降旨为堕民‘削籍’，堕民才改变自己的身份，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并未消除。他们虽与平民同列，但照样得不到平民的尊重。”[74]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堕民才彻底消融。

民国时期无锡还有“乐户村”。钱穆生于无锡南延祥乡啸傲径七房桥，“泾东千步许有一桥，即名七房桥。桥北一小村，忘其名，乃七房桥公仆所居。世世传习婚丧喜庆种种礼节仪文，一家有事，诸仆群集。泾西约五百步，又一桥，名丁家桥。桥北一村，名丁家村，乃七房桥乐户，袭明代旧制。世习昆曲锣鼓，歌唱吹打。每一家有事，亦毕集。遇喜庆，即在宅前大厅搭台唱昆曲，打锣鼓。或分两台，或只一台。或一日夜，三日夜不等，先兄及余少时曾饫闻之，故长而皆爱好焉。”[75]乐户乃世家大族钱家“公仆”，并不务农，以奏乐为生。乐户演奏琵琶、笙和箫，也用锣鼓，穷困人家婚丧大事请乐户奏乐，而富庶人家生日庆典也请乐户演奏。丧事4人奏乐1日，婚事8人奏乐1—3日，遇上人手不够，丁家可请外来人员帮忙。一个乐队服务范围可达二百户左右。

明代南通如皋县也有堕民。王蚪生乃山东长山人，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出任如皋县令。如皋产鹤，王蚪生素有鹤癖，在衙署内畜养十余只鹤。“乃谕诸丐户，每人日纳一蛇。”[76]有罪应罚款者，也允许纳蛇折值。如皋的蛇被捕殆尽。每当庭空夜静，群鹤蹁跹竞舞，鹤唳彻云，王蚪生乃“辍案牍而玩之”。王蚪生因渎职被弹劾罢官。清代如皋于立春前一日，于东郊迎春，士女聚观。“至日鞭春之后，乐工鼓吹送绅士土牛、芒神。”[77]农民拣拾碎土散播于田，以祈丰年。

清代海门冬至前数日，“乐人以鼓吹沿家吹之以求赏，曰‘闹冬’。除夕前亦然，曰‘闹年’”[78]。

元代常州所辖溧阳也有堕民。“元至正时，南人户六万三千三百六十五，内儒户一百三十七、弓手户九十、站户五、财赋佃户一千八百七十三、军户五十三、急递铺夫户二十四、医户一百八、匠户九百六十、打捕户一百一十七、怯怜户七百四十二、民户五万八千六百一十、秃秃哈户六百四十三、北人户一百一十七、内色目人户一十九、汉儿人户九十八。”[79]元代“怯怜户”乃“丐户”。

松江府下辖华亭、娄县、奉贤、金山、上海、南汇、青浦七县，以及川沙厅，相当于现上海市所辖区域。元末正至年间，松江路有乐人13户。[80]嘉靖三十三年（1554），郑若增向苏松兵备道任环建议“弭盗事宜”十一条，其中就有管控“乐户”条目。“合行令各州县掌印巡捕官，备将城市乡村乐户、水户，多者十家，少者五六家，中择其能事者一人，定为头领。每日稽查某家接留有无踪迹可疑之人，若有此等，许头领并接留之家，报同地方保甲长等，拿送到官追究；如势不能擒，密报所在官司，督发兵快，协同擒拿，有功一体重赏。若互相容隐，事发，头领并接留之家、地方保甲长等一体坐罪。每月朔望日，有司务取各乐户、水户头领有无容隐盗贼缘由结状查考。”[81]郑若增与任环采取将乐户及水户编入保甲，由甲首督察下辖的人户，作为“弭盗”之策。

明代殷聘尹撰的《外冈志》，也提到松江的堕民。“丐户：相传逊国勋裔，故置之海边，摈不与四民伍。其男子捕蛙或隶伶籍，婚丧之家，执使往役，或舁櫘歌挽。岁时佳节，沿门奏乐乞酒食。其妇习媒或为伴娘，嫁娶者倩以赞其妇。或货髻发髢，或为金珠牙侩，谓之‘贫婆’。旧制衣巾横幅，不得服长衫，俗称为‘贫子’。每岁悬其先世祖宗遗像，如今隶，巾插雉毛，服长领一撤束襕带。或曰‘此金时达官也’。其党恒结盟与四民相争持，小忿则求无主之尸以讼，民以是惮之。迩乃更悍，颇为俗蠹。或曰宋将焦光瓒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82]涉及堕民的起源、聚居地以及职业。清代松江婚礼尚奢华，“乐人、喜媪又增立名色，以耗其财”[83]。各种冗费，不胜枚举。

清代乾隆编撰的《华亭县志》以及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均有大同小异的丐户记载。“提督衙门一切公宴及演武场操演应用椅桌什物，悉皆自备，并不借之民间。文武衙门张挂吿示，城门着门军，寺庙着僧道，津桥路口着居民，枷犯着铺司看守典刑，尸首着丐户收抬，摆设公案着岳庙住持。”[84]各司其职，不得扰民。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用粉团、糖饼祭灶，妇女不得参加。灶神上天言人过失，用糖取“胶牙”之意。并扫除屋尘，称为“除残”。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举家食赤豆粥，以避瘟疫，外出者也留有一份，称为“口数粥”，“丐者饰鬼神傩于街市”[85]。

川沙县有堕民足迹。北蔡镇堕民为平民丧事奏哀乐。成殓之日，“有堕民不请自来应差”。亲戚前来悼念，妇女则在尸体前号啕大哭。“午后举行大殓，堕民奏起呜呜哀乐，名为‘噩气’。先为死者沐浴（揩身），然后着衣，一般人家都备有香花被褥，内外共穿多件衣服，以衣领为准，领头越多，家属越发风光。每一过程，用一次‘噩气’、放一次铳。”[86]川沙也有“端午吃粽子，家家杀鞑子”的童谣。黄炎培解释：“乡语中有包含历史意义，乃至民族意义者，三箇王姓同桌，辄戏称（今天‘三王造反’了）。‘三王造反’，则清初事实也。凡貌似小丑，态度滑稽者，称‘小鞑子’。童谣，‘端午吃粽子，家家杀鞑子’，此皆满清初年，痛恨满人之语。”[87]“鞑子”代指满清，那是后来的事情。该童谣出处应是明代汉民端午相约共击蒙古统治者，将其贬为“堕民”的典故。

清代青浦民间婚嫁，无益之费甚多。“而乐人、喜媪又增立名色，以耗其财。”媒人往返男家数次，以索聘礼。“将婚，女家行嫁，自八厨十六箱至一厨两箱不等，均用鼓乐导之。男家迎娶，亦导以鼓乐。”[88]婚礼宴请宾客数日不止，侈汰无节。堕民虽经雍正改籍，仍属贱籍。嘉庆《珠里小志》记载：“男工之贱者，曰剃头，曰乐人，曰土作。女工之贱者，曰稳婆，曰喜嫔。……僧道、乐人、喜嫔各有主顾，谓之‘门眷’。”[89]堕民均有属于自己的主顾。

清代上海县民间婚嫁，无益之费甚繁。“乐人、喜媪又增名色，以耗其财。”[90]

民国崇明有堕民扮演春官，参与官府的迎春仪式。腊月也有堕民“画衣涂面傩于市”[91]。

明代安徽局部地区也有堕民散居，安徽休宁的叶权在《贤博编》中，也谈到自己家乡的堕民。“吾乡长老传言，国初里人有一、二姓，被籍破落户，出入三尺窦，戴狗皮帽，不齿于众。”[92]清茹三樵在《越言释》中，也提到徽州古属越地，也有堕民。“今之为惰贫者，自绍郡八邑外，宁、台、金、衢、严、处以及上江之徽州皆有之，则皆古之越地也。”[93]民国以后安徽堕民也不见史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