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我觉得，为沙垚这本书作序是一个仪式。
因为这本书和我一起见证了沙垚的学术成长，从一个完全沉浸于田野调查的学生，成长为一个努力贯通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的青年学者。
认识沙垚是在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应该是我某次在清华讲学间。但第一次和他交流，却让我难忘。那是2013年8月，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在北京大学参加新闻史学会的青年论坛，茶歇处和他小坐，没想到一下子聊了3个多小时，他丰富而生动的田野资料，敏捷的思维，踌躇满志激情澎湃的学术信念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一个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一直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当时我不断追问，中国农民究竟有没有文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直接关系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合法性。没想到，后来这竟成了本书的主要研究问题。可见他对学术的敏锐与敏感。甚至可以说，是这个问题把他从积累了9年的浩瀚而细碎的田野中拽出来，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高度，来重新梳理分析20世纪农民的历史文化实践。
从此之后，沙垚告诉我，他一直在寻求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的交叉融合。他能有这样的学术自觉，我既吃惊，又欣慰。转型期中国的问题极为复杂，他走过上百个村庄，在其中几个村庄驻点调研四五百天，有这样的经历，如果再加上政治经济学的素养，一定会有所建树。
我常常感慨，当下，在西方大学里访学的中国博士生可能比在中国农村做田野研究的博士生更多。我并不是反对国内博士生到国外“联合培养”，可是，我总觉得，学生到国外学习一年前后最好有一年的田野调研经验。沙垚在出国之前已有多年的乡村调研经验，这是我从没有碰到过的最理想的“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因为有共同的学术兴趣，我毫无保留地与他分享我自己的学术观点，包括自己的最新想法。大概是2014年初，沙垚到我所在的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接受一年的“联合培养”不久，就发给我一篇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型的文章，让我指点。观点我完全赞同自不必说，我还惊喜地看到一条文献，Political Economy and Ethnography:Transformations in an Indian Village（《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一个印度村庄的转型》），作者是我的加拿大师兄Manjunath Pendakur（彭达库）。这篇文章来自2007年我与他人合编出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这并不是一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而且作者也只是以他自己在印度的家乡村庄为例，提供了一个研究设想，我把它入选文集，推荐给国内有志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正是因为我认为这篇文章非常符合我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兴趣，而且是英文传播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与中国最相关的一篇。他找到并且吃透这篇文章，在跨学科融合的尝试中，能够主动与学术脉络续接，可见他的诚心与努力。
我给他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表达我的欣喜之情。
2016年年底，我们在浙江缙云县，我家乡的一个民宿吃饭，他来给我敬酒，讲了一个关于“打电话”的故事。他说，刚到温哥华时，开通了39刀的电话包月套餐，可是整个月都没有人给他打电话，两个月后，他取消了套餐，换成了 pre-pay，就是预存话费，打一分钟算一分钟钱的电话业务，很贵，每分钟0.4刀。没想到一改完我就每周都给他打电话，每个电话都很长，最多时打100分钟，每次都打到他欠费。他说，光是接我的电话，就花了500刀。
这个现在看来堪称是一段学术佳话的故事，直到3年之后，他才讲起。我听得既开心又尴尬：我自己用的是每月付费的固定电话，哪里想到他那头的状况！我怪自己粗心，又怪他太有修养，不直接给我说明情况，要求我与他面谈。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把自己批判一番，这就是我们之间经济条件的不平等和传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呀！
在与他的许多交流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他讨论“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大概就是他说的最长的那个电话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要少谈政治，多讲文化多元主义。因为政治会让人想到强权，而文化多元会让人想到民主。我一看就很生气，拿起电话就拨过去了。我跟他辨析了很多概念，比如“去政治化”“再政治化”“文化霸权”“文化本质主义”……我告诉他，政治不是他想的那样，如果不谈政治，如何应对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也就无法搞清楚新闻传播是为了谁，文化是谁的文化。我问他，如果皮影戏完全变成五星级酒店的装饰品，与乡村、农民隔绝关系，你能接受吗？他说坚决不能。
可喜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看见了他一步一步地转变和成长，最先发表了倡导“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文章，创造性地探讨“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和“新中国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以及提出“我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在一起”的传播学研究范式等。
沙垚是一个非常有悟性且动笔很快的学者，而我又念念不忘推进有中国主体性的批判传播学发展。所以，当沙垚又一次约见我谈论文框架时，我觉得，我与他分享的自己有关通过关注城乡关系重构中国传播学的思想不应该只局限于他，而应该与其他没有访学机会的学者分享——我甚至说，既然他是公费访学，那他来找我讨论就应该有“公共性”。我这是为了拉他对我做一个学术访谈提供“理论”和道义合法性呢。沙垚欣然答应我的建议。2014年秋天，我俩一起完成了一个访谈，围绕城乡关系视角，在社会主义语境下重构中国传播学。在《新闻记者》发表后，这篇访谈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引起了一些学术反响。
现在回头去看，这篇访谈是我“从全球到村庄”学术转型的重要见证。早在2009年，我被中国传媒大学聘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时，就把“文化、传播与城乡协调发展”当作自己的研究题目，认为这是自己回国进行学术创新的方向所在。然而，由于手头还有其他未完成的项目，我一直没有时间写文章，系统地阐明我自己学术的城乡关系转向的理论动因。但是，正如我访谈中提到的，当我在温哥华的华人报纸上看到家乡的一位回乡青年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故事，我将批判研究从“全球”落实到“地面”和“村庄”的学术冲动变得非常强烈，在2013年开始就回家乡缙云筹办缙云县乡村研究院，而与沙垚访谈成了我表达自己最新学术思想的最“短平快”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沙垚这位有中国乡村研究经验的“联合培养”博士生走向“全球”，与我这位来自村庄的“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回到中国村庄做研究，刚好形成了一个从“村庄到全球”、从“全球到村庄”的轮回。他丰富的乡村调查经验与我形成互补，也使他对我有关传播与乡村问题的分析有非常精准的把握，这篇访谈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从加拿大回到缙云的村庄，沙垚一直和我在一起。他参加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河阳论坛”的筹办，尤其是在我邀沙垚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一起策划2016年在我家乡浙江缙云举办的“文化、传播与全球南方”国际暑期班时，他给了很重要的建议，将学员们分成小组，由青年教师带队，围绕一定的研究问题，到村庄去进行短期调研。
这个过程中，又有一段佳话。
沙垚是暑期班“地方戏曲”小组的组长，他带着3个学生去胡源乡上坪村寻访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业余剧团。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退休乡村教师胡大明。胡大明正在搜集缙云地区的戏台楹联，准备汇编成册，沙垚主动为他写了序。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
2016年7月2日，我在他的朋友圈里读道：“早上6点40分，胡大明来到我住的农家乐门口，他说一定要给我送别，因为一早没有公交车，昨晚他特意住在离周村比较近的亲戚家，今早徒步40分钟来找我。他说要感谢我，我对上坪村婺剧老人的访谈给他补充了口述资料，也给了他灵感在村志中增加戏曲志，也要感谢我为他写的那篇序《戏者意也》。我当时就哽咽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知识分子，可是他们那样的谦虚，相比之下，我们是多么的羞愧。”
这个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2016年10月，第二届河阳论坛的缙云文化专场，他又把胡大明请来交流新中国乡村戏曲的情况。后来，沙垚和胡大明的忘年之交感动了胡源乡和县市的文化部门，年底胡大明被评为“丽水新乡贤”。
这个故事打动了我，看得出沙垚对土地、对乡村，以及生活在此地的人民是有感情的，而且他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地对乡村指手画脚的知识分子，而是一种深度的“介入”，在城乡关系分裂的年代，他能够与农民群众一起探索一种文化生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塑的路径与可能性，践行他自己提出的“我们在一起”的乡村传播学研究思路，殊为难得。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他对我的家乡充满感情，和缙云人民打成一片，让我感动。2017年正月初五，年味还没有散尽，他就来到缙云，调研民俗和地方戏曲，跟我和其他来缙云调研的青年学者一起去看山村春晚，可谓知行合一，也应了清华“行胜于言”的学风。而他那训练有素的做田野笔记经验和“当天事情当天做完”的良好工作习惯，更堪为年轻学者的模范。
在我尝试让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村庄落地，并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学术模式的这几年中，遇到沙垚，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缘分。我为自己能在学术道路上碰到这样品学兼优的青年才俊而感到无比欣慰。
是为序。
赵月枝
2017年元宵节于浙江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