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5]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继科学发展观之后提出的最新发展思想，专家、学者对新发展理念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与展望，发展理论再一次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 国外研究现状
（一）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发展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开始出现在欧美，并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研究成为显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传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学界从不同方面对社会发展进行了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流派纷呈，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有：可持续发展理论、综合发展理论、自由选择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理论、市场主导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以英国学者巴巴拉·沃德和美国学者雷内·杜博斯合著《只有一个地球》、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等为代表。他们认为生态将影响21世纪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解决好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关系，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肯定发展的作用，认为只有发展才能消灭贫困，改善生活，解决生态问题，每个国家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发展权；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优劣决定着发展的能否持续，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的自有内涵；推进公平发展，要着力解决好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关系，既要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能危及后世子孙；实行循环经济，改变传统依赖资源消耗发展经济的模式，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推进经济发展，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资源再循环利用。
综合发展理论，以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新发展观》为代表，他们主张：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科技水平、文化观念、自然协调等因素在内的综合过程，是整体的、内生的；影响发展的因素是多重的，除受经济因素影响之外，文化、社会、网络、人际关系等诸多因素都影响经济发展，佩鲁特别强调经济对文化的依赖；以人为发展中心，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是一切发展的中心和目的，主张人的全面发展是评判经济发展的尺度。综合发展理论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反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突出发展的人文精神。
自由选择发展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代表著作是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它的主要观点有：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自由是发展目的，发展就是要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要素；自由是促进发展的手段，自由的扩大，意味着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社会进步；鼓励个人积极参与发展，发展进程要保证人的主体地位，创造自由的环境，确保每一个人在发展活动中的参与性。
创新发展理论，奠基人是熊彼特。创新发展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实质，经济发展的推进力量是创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构建创新体系，单个企业和部门自身创新能力是有限的，需要构建国家或区域创新体系；丰富创新发展范式，主张开放式创新和生态式创新。
市场主导发展理论，市场主导的理念在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变中始终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理论的核心和支柱。市场主导发展理论认为，私有制是自由市场的前提和保障，私有制是永恒的，要坚定不移地维持私有制的基础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自由市场具有自平衡功能，要普遍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需求是发展的直接动力，满足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变化的各方面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是整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运行的最终目标。
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发展进行了解读，各具特色，都是关于社会发展研究的颇有创建性的理论成果。它们对问题的把握和解读，关于解决发展问题提出的建设性意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启示，具有一定价值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第一，从研究的立场来看，这些研究虽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但其所处的立场终究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从研究的状况来看，这些研究没有真正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全面掌握基础上，未必真正抓住了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发展的要求，也未必真正代表、反映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诉求；第三，这些研究以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研究的方式方法以及提出的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案都是西方的，移植到与西方国家反差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否生根发芽，是个未知数。而且，从实践上来看，亚非拉许多国家采用这些理论做指导，国家经济社会状况并没有什么改观。所以，对于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我们既不能盲目推崇，更不能照搬，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审慎地分析、辩证地扬弃。中国的发展问题，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靠中国的实践和理论去回答。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理论宝库中的瑰宝。”[6]虽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迥异于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但是在国外一直是学者关注的对象。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关注度明显提升。总体来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褒贬不一。
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持否定态度[7]。从时空条件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对于今天的后工业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这一理论难以回应当代的发展现实；从实践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已经随着苏东解体烟消云散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另寻他途；从内容体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只是一种高度抽象、高度宏观的概括，无法直面现实的经济问题，没有可能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具体指导。总体来说，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不具有现实性和指导意义。
有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持肯定态度。苏东解体后，一批学者依然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认同、坚持，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哈贝马斯、吉登斯、詹姆逊、德里达等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精神财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对当今世界仍然起着指导作用。法国学者德里达认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8]其一，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就存在，如英国当代思想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的观点[9]；其二，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创新；其三，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是科学合理的；其四，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养分。“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优点之一便是，作为一种反对和批判的学说，它要求人们不仅要重视现行世界体系的矛盾，而且要重视它的思想家的矛盾，其依据是从历史现实中得出经验。这些历史现实揭示出那些不适合解释社会世界的各种模式。”[10]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从其独特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肯定与发掘，颇具合理性。同时也存在许多的不足：扭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坚持抽象的“人道主义说”[11]；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夸大经济或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12]；等等。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研究
中国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现代化水平升级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吸引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他们提出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理论来概括中国发展。他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内容及评价。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理论元素来自西方，是西方发展理论在中国的拼凑，不成体系，没有什么创新，也没什么价值；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按照自身需要独创的科学体系，中国的发展成就业已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二是关于中国模式的未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有这种发展方式，即便取得较大进步，也是不可持续的，并且给未来留下巨大隐患；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发展的潜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中国发展理论将继续卓有成效地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还有几十年的强劲发展。三是关于中国模式国际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对其他国家没什么意义[13]；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晶，它质疑甚至否定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很好的示范作用。
对于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发展理论的研究，我们应理性地对待，以我为主，辩证扬弃。因为他们研究的目的、立场、角度以及他们对中国情况资料掌握的有限性，决定了这些研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结论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启示。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内对新发展理念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学术界对新发展理念的研究持续热烈。国内各科研机构、高校等一批优秀的学者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大量的时间精力，全面、深度探究新发展理念，产生了一批具有丰富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论文、专著。
二是多方位对新发展理念进行深入探讨。学者们多方位地阐述了新发展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地位价值、实践要求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三是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发展理念的解读；二是对新发展理念与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关系的分析；三是对新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之间关系的阐释。
（一）对新发展理念的解读
对新发展理念的解读主要涵盖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形成的哲学基础、蕴含的重要意义及其实践路径四个方面的研究、阐述。
1.对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的解读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由数种发展理念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而形成的具有整体性的系统化的有机统一体。在系统内部的这些理念各有其自身关注的发展内容侧重点，但是各发展理念的最终目标完全一致，即为我国顺利实施“十三五”规划以及未来长期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目前，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新发展理念的内涵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剖析与探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下列两个方面，具体为：一是从内容层面入手对新发展理念的内涵进行解读。通过对新发展理念的不同构成理念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与分析，众多研究者一致认为，在新时代和飞速发展的社会之中，新发展理念在外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表现出了强烈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张新从科学发展规律性的角度指出了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性。[14]张兴茂等用“五个剑指”阐发了新发展理念的导向性。[15]余金成从新发展理念与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二者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前者是对后者内容的深化。[16]二是从理念逻辑的层面为切入点，深度剖析新发展理念的现实意义与内涵。新发展理念强调“开放、创新、共享、绿色、协调”，这些理念并不是一个个单一的个体，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新发展理念内部是有一定的逻辑贯穿于其中的。如陈金龙认为新发展理念及其排列有其内在逻辑和结构。[17]唐任伍将发展行动、发展理念二者的辩证关系作为立足点，明确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系统，是各组成部分最终目标一致的有机整体。[18]管永前认为五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浑然一体。[19]
2.对新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进行阐述
新发展理念蕴含着大量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有不少学者尝试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探讨新发展理念形成的哲学基础。
从唯物论的角度。黄传球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在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正在发生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20]。牛先锋则以意识对物质的能动性作为切入点，指出新发展理念将尊重客观自然规律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21]
从认识论的角度。崔治忠从我国当前基本国情及主要矛盾入手分析后，认为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大规律的深刻认识。[22]另外，部分学者主张要用新发展理念去关注、审视、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从辩证法的角度。侯礼文指出新发展理念的各个部分共同起作用才会发挥更大的效能[23]，他关注的是新发展理念各部分间的联系。陈和香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分析新发展理念与传统发展思想间的关系。[24]张希中从矛盾观出发，认为要“以问题为导向，找到制约科学发展的短板”[25]。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学者们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为切入点，对实施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论述，认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来自深入分析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新发展理念通过把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两对矛盾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与社会的运动轨迹，并且实现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决定性、合目的与合规律之间的融合统一，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的认知与理解，使党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
新发展理念中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的历史主体性的相关内容。肖巍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26]。叶燕华认为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27]
3.对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意义的分析
新发展理念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能为应对中国现实实践问题提供导向作用。当前，学术界、学者们对于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意义研究与探讨主要是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即新发展理念与治国理政新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主张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由各个层面组成的有机体、综合体；社会是在其基本矛盾运动的不断推动下逐步实现进步、发展；发展是面向所有人的，其最终目标便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韩振峰认为，新发展理念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新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内容、发展要求等各个层面的认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同中国实际发展状况相结合的展现。[28]顾海良认为，新发展理念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新时代、新发展背景之下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阐述与丰富。[29]李鸿忠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发展的相关讲话内容进行了整理归纳，指出这一系列发展理念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而是紧密相连、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在一次次的实践与应用中进行融合、统一，逐渐形成新发展理念，形成指导性、系统性、总体性的顶层设计理念，在新时代、新发展背景之下，为中国推进深化改革、实现现代化提供可靠、准确、全面的理论指导，并为具体的发展指明方向。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将科学发展规律、发展原则作为切入点，认为新发展理念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中国始终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从而将合目的、合规律进行了融合与统一。[30]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集生态、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新发展理念对这个系统工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颜晓峰就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均可以利用新发展理念有效处理，而新发展理念也正是在此需求之下诞生[31]。熊晓琳等认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可以更好地指导、引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同时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32]李君如主张，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多种问题与突出矛盾，同时也可以正确指引我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发展方向。[33]
最后，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概括。刘光明认为，现代中国的战略规划与战略目标、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是新发展理念形成的客观依据，延伸拓展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执政观点与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促进中国长久发展、科学发展的重要理念。[34]颜晓峰等对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新发展理念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指出新发展理念实质上是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中国向高效化、智能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发展理念不但可以进一步改进、完备国家的相关治理体制，同时在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公共治理广泛性方面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丰富相关理论概念，而在此过程中，各个层面的主体治理水平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35]郝立新对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度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认为“四个全面”是新发展理念的纲领与核心，反过来，新发展理念则是“四个全面”在某个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二者能够起到科学指导、价值引领的作用。[36]施芝鸿认为只要全党提高统一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利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性作用，便可以推动中国向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同时运用新发展理念，也可以有效处理中国在发展过程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与产生的难题，从而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37]
新发展理念不仅可以适用于中国、解决中国发展前进道路上的难题，其他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将新发展理念作为发展方向的行动指导与科学指引。而对世界的整体进步与发展，新发展理念同样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李伟明确指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能够推动全球社会的进步，可以使世界各国积极投入全球治理之中，从而将全社会建成和平、稳定、安全的幸福社会。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支持与努力，地球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的地球，而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的发展需要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而以包容、开放、协调为发展理念的命运共同体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发展指南，与此同时，全球治理需要共商共建共享，要坚决反对霸权、欺压等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相悖的理念。[38]陈金龙明确指出，新发展理念是在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并根据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而提出的一种新型、适应时代趋势的发展理念，分析了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主要特点、价值定位。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与实施，能够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转变其他国家对中国传统的看法，有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彰显我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上升。[39]肖巍将“中国的发展需要全世界发展为支撑”作为中心点，明确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切事务、政策的开展都需要将人民作为中心点，要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同时进一步强化发展长久性、发展包容性的理念。[40]
4.对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的探索
学术界在对新发展理念五个方面的实践路径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探讨的过程中，往往是根据其侧重点的不同分类展开叙述。
针对践行创新发展理念。逄锦聚从供给需求双向发力的角度为促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指明策略。[41]冯之浚等从当代文化创新的角度指出践行新发展理念要做好六个方面工作。[42]查少刚从培育创新精神的角度提出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进创新发展战略。[43]
针对践行协调发展理念。“十三五”规划之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注重城乡协调、均衡发展，不但要提升国家的硬实力与硬件设施，还要进一步加强软实力的建设，从而确保国家整体发展。[44]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均同意支持《建议》中的各种观点与要求，如谭平、王淑芹[45]等，认为应尽快推动各方面协调发展。
针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强调的是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庄友刚指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以满足生态需求的方式不断完善自然、改造自然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要求，同时提升社会生产力则是绿色发展的基础。[46]田文富将构建、完善绿色增长机制作为出发点，从四个不同途径着手，对绿色发展的意义、可能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探讨。[47]罗成翼等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发展的角度，全方位、多层面地对怎样深入贯彻执行绿色发展理念进行了剖析。[48]
针对践行开放发展理念。开放发展本质上是指发展内外联动的相关问题，刘万华认为开放发展则是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49]隆国强将调整开放战略、坚持开放发展作为切入点，明确提出要将开放发展理念与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相融合，要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50]乔榛认为，深度开放能够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好地进行融合。[51]
针对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王淑荣认为，深入贯彻执行共享发展理念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深入贯彻执行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项基本要求以及经济发展制度；其二是要根据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突出矛盾，不断构建、完善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52]刘武根等认为在贯彻执行新发展理念时，要从四个不同的方面入手，即健全制度、保障民生、抓住重点、坚定底线。[53]赵满华认为为了更好地利用共享发展理念，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分享机制、兜底机制、动力机制等一系列能够促进共享发展的制度。[54]
（二）对新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辩证关系的研究
2016年9月29日，为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深入贯彻执行新发展理念，党中央组织会议，共同学习《胡锦涛文选》，会议中习近平明确提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这体现出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55]，指出学习《胡锦涛文选》，要紧密结合新发展理念，“把对发展的科学认识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实际能力”[56]。习近平的讲话使新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明了清晰，对二者的关系也重新进行了界定，使我国在新时代更好地理解、运用新发展理念，为促进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学界早在新发展理念刚提出就开始阐发新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关系，取得了一定成果。
1.正确把握新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蒋红群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新发展理念最为直接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新发展理念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完善补充，属于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延伸，两者之间属于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具体运用过程中，要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57]牛芳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在新时代下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本质上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58]罗心欲提出，新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认识和推动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59]
2.强调新发展理念对科学发展观的坚持、创新和发展
冯俊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和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是对时代发展新问题的回应；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新突破、新发展。[60]杨莉、刘继汉认为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都深刻地回答了我国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都是我国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指导思想。[61]许婕、陈曦认为，新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十三五”规划，乃至长期的行动指南与理论指导，对我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62]雷云提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在现实中的体现和运用，它们的联结创新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63]张新认为，科学发展规律、特点均在新发展理念之中得到了展现，证明共产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制度认识的不断深化。[64]余金成认为，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一切工作的开展均需要以人的需求为中心，从而实现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而新发展理念则是对此的深入贯彻[65]。
（三）对新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关系的阐释
新发展理念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与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产生的新成果。王仕国认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涵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同时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方法论也得到了改进、完善、创新。[66]张波指出，创新与开放理念更加精练地表述了发展的动力系统，协调与绿色的理念更加精炼地突出了发展的基本要求，共享的理念更加精确地说明了发展的最终目标。[67]王清荣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时代的新内涵，是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途径的新探索[68]。吴宣恭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规律从不同层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概括，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得到了完善。[69]颜晓峰明确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重大认识结晶，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70]
韩振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明确提出，新发展理念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中国运用后的具体表现。[71]顾海良认为，新发展理念详细论述了人类的全面发展理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同时也证明了新发展理论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72]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对新发展理念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着力于对新发展理念本身的研究成果翔实而全面地阐释了新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科学内涵、逻辑关系、重要意义、实践路径等诸方面的内容。但是，毕竟对于这一新理念的研究起步才3年，仍有诸多问题有待深化探究。特别是关于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方面的研究较为单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对不足，尤其是每一个发展理念在哪些方面、怎样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哪些方面、怎样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还有非常宽广的探究空间。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3]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引自“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在那个工厂林立、到处充满饥饿暴动的世界里，那个以数量众多的工人阶级为标志的世界里，那个到处都是痛苦和不幸的世界里，马克思主义还多少有些用处。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里，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如今，仍然坚持支持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一些老顽固。他们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世界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而过去的那个世界再也不会回来了”。
[4]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引自“那么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除了一种关心被剥削者及其集团的社会哲学所作的杰出而具有刺激性的抨击外，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思想对于发展理论和分析很少有什么贡献”。
[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6] 严书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
[7]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引自“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也许还有些道理，不过一旦将其付诸实践，结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独裁和暴政”。
[8]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9]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引自“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
[10]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参见吴苑华《简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203页。
[11]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引自“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他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认为意识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他极端蔑视宗教，认为道德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完全无视人性中那些最可贵的东西，将人简化为被动地受客观环境所左右的物质材料。马克思对人性的认识如此冷酷，也就不难理解斯大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犯下的暴行了”。
[12]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引自“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它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战争、道德、历史变迁……所有这些都被简单地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错综复杂的本质视而不见，而试图建立一种非黑即白的单一历史观。醉心于经济的马克思说到底不过是他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倒影。他的思想与多元论者对当代世界的人是背道而驰。当代世界的人认识到，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不能被硬塞进一个刻板的单一框架中，但马克思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3] 见2012年11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弗朗西斯·福山于“中国模式”建立在独特的历史基础上访谈中表达的观点，“中国模式是建立在其独特的历史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其他国家基本无法模仿”。
[14] 张新：《五大发展理念是党对科学发展原则和规律的新认识》，《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期。引自“首先，创新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规律性的集中体现；其次，协调发展理念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规律性的根本要求；再次，绿色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关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规律性的集中体现；第四，开放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内外联动规律性的反映；第五，共享发展理念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互促进规律性的根本要求”。
[15] 张兴茂、李保民：《论经济社会的五大发展理念——研读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体会》，《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2期。引自“创新——剑指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剑指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剑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开放——剑指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剑指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16] 余金成：《五大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升级版》，《学习论坛》2016年第2期。引自“一是表明了改革对科学发展的持续推动作用，二是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原则得到具体体现，三是细化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原则的内容”。
[17] 陈金龙：《五大发展理念的多维审视》，《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1期。引自“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因而居于新发展理念之首；协调、绿色、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支点，是全面建成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居于新发展理念之中；共享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是新发展理念的落脚点。因此，新发展理念有其内在逻辑和结构，其排列也不是随意的”。
[18] 唐任伍：《五大发展理念塑未来中国》，《红旗文稿》2016年第1期。引自“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新发展理念解决的是怎样发展和发展为了谁，实际上就是发展的路径和目的问题”。
[19] 管永前：《“五大发展理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晋中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引自“从理念逻辑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五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0] 黄传球：《论“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引自“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为宗旨，为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了思想动力”。
[21] 牛先锋：《新发展理念将如何引领未来中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3期。引自“既见物，又见人；既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又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
[22] 崔治忠：《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意蕴》，《学习论坛》2016年第3期。引自“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
[23] 侯礼文：《准确把握五大理念内涵》，《政策》2012年第12期。引自“必须将新发展理念统一落实、一体推进、一起发力，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代替”。
[24] 陈和香：《哲学视域下的五大发展理念》，《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年第6期。引自“新发展理念紧紧扣住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命脉，是对传统发展思路、模式的全面革新、升级”。
[25] 张希中：《关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思考》，《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
[26] 肖巍：《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从世界眼光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2期。引自“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在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同时，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7] 叶燕华：《论“五大发展理念”的“人民性”》，《党史文苑》2016年第6期。引自“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性质和宗旨的充分体现”。
[28] 韩振峰：《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重大升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期。
[29] 顾海良：《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期。
[30] 李鸿忠：《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光明日报》2015年12月3日第1版。
[31] 颜晓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引自“科学社会主义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难题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社会主义的难题而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同时也是不断破解发展难题的历程，我们党先后回答和解决了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动力机制、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社会关系、治理方式等重大发展难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
[32] 熊晓琳、王丹：《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期。
[33] 李君如：《发展新理念和中国大趋势》，《理论视野》2015年第12期。
[34] 刘光明：《五大发展理念：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的集中体现》，《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35] 颜晓峰、李徐步：《用五大发展理念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前线》2016年第1期。
[36] 郝立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布局和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
[37] 施芝鸿：《既有的历史背景，又有思想亮点、思想红线和鲜明的逻辑——引领中国发展全局的五大发展理念》，《理论导报》2015年第11期。
[38] 李伟：《五大发展理念的世界共性与中国特色》，《人民论坛》2016年第6期。
[39] 陈金龙：《五大发展理念的多维审视》，《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1期。
[40] 肖巍：《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从世界眼光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设〉》，《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2期。
[41] 逄锦聚：《“十三五”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引自“首先是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其次是造就新产业和新产品；再次，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又次，推进双向开放，以开放促创新；最后，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42] 冯之浚、方新、李正风：《塑造当代创新文化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科学学研究》2016年第1期。引自“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要树立系统的思维方式；三要扩展开放合作的全球视野；四要弘扬遵循规律、崇尚科学的求真精神；五要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六要尊重广大民众的首创精神”。
[43] 查少刚：《对创新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思考》，《财经科学》2015年第12期。
[4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1版。
[45] 谭平：《坚持协调发展理念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引自：“一要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二要引导村企对接，推进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三要扩展发展空间，推进城乡基础设施网络化；四要加快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五要建设农村社区，推进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王淑芹《正确理解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要求》，《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期。
[46] 庄友刚：《准确把握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47] 田文富：《以“五化”协同引领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区域经济评论》2016年第2期。
[48] 罗成翼、代艳丽、黄秋生：《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49] 刘万华：《开放发展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红旗文稿》2016年第1期。
[50] 隆国强：《坚持开放发展调整开放战略》，《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3期。
[51] 乔榛：《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奋斗》2016年第2期。
[52] 王淑荣、许力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与实践指向》，《红旗文稿》2016年第4期。
[53] 刘武根、艾四林：《论共享发展理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期。引自“坚守底线是指坚守脱贫的底线和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底线；突出重点是指切实增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的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切实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制度是指完善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监督制度、评价制度；保障民生是指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创业，全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抓好健康中国建设”。
[54] 赵满华：《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及实现机制研究》，《经济问题》2016年第3期。引自“‘兜底’机制，即完善扶贫责任制和救助机制；保障机制即坚持公共服务普遍性原则，健全公共服务资金投入机制，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机制，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分享机制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调节监管机制；动力机制即搭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平台和以扩大就业推动共享发展”。
[55] 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9月30日。
[56] 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9月30日。
[57] 蒋红群：《新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之关系探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58] 牛芳：《新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关系分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3期。
[59] 罗心欲：《科学发展观与新发展理念关系探究》，《决策探索》（下半月）2016年第12期。
[60] 冯俊：《新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新突破新发展》，《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61] 杨莉、刘继汉：《“新发展理念”对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与发展探析》，《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引自“科学发展观相对系统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观点，它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一次升华。‘新发展理念’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是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对我们国家发展认识的又一次飞跃，也是‘十三五’规划的灵魂所在。相比于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更具有时代性、创新性和逻辑性，也更具有操作性。二者作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大意义”。
[62] 许婕、陈曦：《“新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新突破》，《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2期。
[63] 雷云：《新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新境界》，《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64] 张新：《新发展理念是党对科学发展原则和规律的新认识》，《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期。
[65] 余金成：《新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升级版》，《学习论坛》2016年第2期。
[66] 王仕国：《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发展》，《求实》2016年第11期。
[67] 张波：《五大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北京教育》（德育）2016年第3期。
[68] 王清荣：《“五大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新贡献》，《传承》2016年第2期。
[69] 吴宣恭：《五大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涵的深化拓宽和高度概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
[70] 颜晓峰：《五大发展理念是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党建》2016年第3期。
[71] 韩振峰：《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重大升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期。
[72] 顾海良：《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