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强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_中国战略十二讲-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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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

党的十八大是中国国际战略创新的关键起点。面对急遽的国际风云变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战略创新，创造性地提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等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新理念和新思想，并积极运筹战略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实现了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新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治理、国际金融秩序、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东亚全面合作等领域发力，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顶层设计，主导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大力推动各类自由贸易区谈判，支持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打造插上翅膀。中国战略引领者的新角色为国际社会所高度关注。与国家整体发展态势相关联，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开始全面铺展开来。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6]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牵动世界的重大命题，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战略设计必然体现理论创新价值，系统开展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国际战略思维事关新时代的谋篇布局。唯有全面加强国际战略思维，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进行思考，方能深入把握中国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真正做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能深入把握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脉搏，发挥引领世界潮流的战略作用。

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初成体系，正在向成熟的学科建设迈进。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波澜壮阔的风云涤荡，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大开大合的格局已经形成，无论是对中国国际战略历史演变的探讨，还是中国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分析，或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国际比较，都堪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核心内容，成果丰硕。可以说，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与政策性诉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当然，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学术界也加强了对国际战略的内涵、要素、研究议程的深入探讨，开始尝试总结提出国际战略理论，初步形成和建立了独立的国际战略学学科，专门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和学位教育也陆续建立并完善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认为“战略化”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进展方向之一。[17]与之相关的，或者说，构成国际战略学科建设之雄厚基础的，就是一批国际战略研究骨干单位接续成立，逐渐成长为研究重镇和中外交流的学术平台。在时代诉求的促动之下，国际战略研究的跨学科、交叉学科属性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主要社会学科为国际战略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多学科的杂糅和跨学科的视野，使得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越来越体现出综合性，多种研究方法并用成为国际战略研究的常规方案，国际战略学科建设水平有了稳步的提升。国外研究的借鉴、中国学界的创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超常规投入、智库发展等成为推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进步的重要动力。[18]中国决策系统对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更是推动着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全面铺展。当然，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也存在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之处，这包括理论创新不够，对重要议题的重视不够，对相关战略的评估不够，对相关研究的总结评述不够，跨学科合作研究甚少，科学方法应用不足，学科建设力度甚微等，尤其是，相比国际战略研究本身所肩负的重任，我们还存在着较大差距。[19]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国际社会积极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议题数量随之迅速增长，无论是全球性议题还是地区性议题和国别性议题，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诉求。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顶层设计和十九大报告体现的创新性战略部署，应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需要秉持一种全局性的研究思路，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从国际角度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应对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国际难题，着眼于破除中国崛起的外在困境，前瞻性地规划中国崛起之后的国家利益拓展，以理念创新和思想创新为指引，构建并完善面向21世纪中叶世界大国前景的中国大战略框架，并就具体的国际战略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为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与此同时，抓住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推进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能否实现理论创新、推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核心因素。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如下议题亟须深入研究：其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必须加强对世界发展潮流和全球发展趋势的研究。中国正在从全球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唯有深刻认识和深入把握世界发展潮流，才能不畏波诡云谲，做到顺势而为；其二，大国兴衰是常态，如何持盈保泰是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必须密切关注的课题。中国必须深入研究大国崛起的规律，包括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如周朝、汉朝、唐朝等）的崛起与兴盛，以及不同历史阶段世界主要大国（如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的崛起战略，乃至当前新兴大国印度等的崛起战略，加强比较研究，关注其国际作为，从中寻求对中国顺利实现全面崛起的启示；其三，大国崛起是诉求，而崛起之后的战略作为却是一个为学界所忽视的重大议题。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加强对大国崛起之后的战略研究，包括周朝、汉朝、唐朝崛起之后的战略作为，尤其要关注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在崛起之后的战略作为，从中寻求经验教训与启示；其四，深入开展国家实力的评估研究。理性客观评估国家实力的优劣之处，是制定和实施适宜国际战略的前提所在。国家实力的评估，不仅要关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还要关注文化、国际形象等软实力，唯有理性评价为基础，才能做到精当运用；其五，加强大国和周边重要国家的国际战略比较研究，结合中国加强对区域与国别研究密切关注的新趋势，深入研究重点国家的国际战略趋向并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重要的参考；其六，加强对中国当前重大现实战略问题的研究，深入研究对外开放战略、全球治理战略、地区一体化战略、科技战略、生态战略等具体问题领域，实现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比较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长期战略研究和具体对策研究都比较发达，而中观层面的研究甚为缺乏，加强5—10年中期国际战略目标及其相应措施、策略的研究，[20]尤其是具体领域（如能源战略、生态战略等）的国际战略研究甚为迫切。此外，还有两个方面应得到长期的重视，这就是夯实战略研究的哲学研究，加强国际战略理论创新。国际战略研究应建立在深厚的哲学基础之上，否则就难以支撑起一个大国的长治久安，以及探寻出一条不同于传统权力政治的和平崛起之路。[21]有鉴于此，加强战略哲学和中国战略哲学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新时代呼唤新理论，加强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理论深度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超越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以古今中外的包容视野审视既有理论，着眼于原创性理论构建，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路径。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界推进相关理论研究不甚用力，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乏善可陈，而热衷于政策咨询牵扯了学者们的主要精力，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辅相成，推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推进国际战略理论体系建设提出了迫切的时代要求。与之相关的是，我们需要大力促进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建设，提高中国国际战略学术研究和理性决策的水平。[22]有鉴于此，通过强化国际战略教学与人才培养，加强战略思维的全民教育与精英培育，对中国全面崛起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基本上同步展开。1979年底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促进了国际战略研究的开展，学术界开始对国际战略一般理论问题进行学理性分析，国际战略学应运而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把战略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专门学科，国际战略学作为战略学的一个门类，为其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学科依据。到90年代中期左右，比较完善和系统的国际战略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逐步形成。[2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和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深入展开，学术界密切关注世界风云变幻，深入剖析大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国际战略的走向展开激烈的讨论，一时间颇显百家争鸣迹象，与之相关的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国际战略的理论问题，借鉴西方安全研究和战略研究的既有成果，探讨国际战略理论框架，通过编写国际战略教材等基础性努力，推动国际战略学科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与世界密切互动的加强，国际战略研究逐步成为显学，其政策咨询功能也伴随着智库建设而高度凸显。

国际战略学在中国诞生之后，逐步走进大学课堂，国际战略教学在军事院校和普通高校同步开展。值得一提的是，吉林大学王家福教授筚路蓝缕，开风气之先。他自1980年起开始设计国际战略的教学提纲，1981—1983年赴美留学，其间对其《国际战略学》提纲几经完善。1984年8月，他推动国际战略学首次进入课堂教学，为吉林大学政治学专业和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主讲此课；1986年，他推动国际战略学教学进入本科生课堂，其教材《国际战略学》正式出版；1996年，他开始培养国际战略学方向的博士生，次年其教材《国际大战略》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24]随后，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开设国际战略课程，一批最早的教材应运而生，[25]西方的相关研究著作也迅速译介到国内，形成国际战略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第一波高潮。21世纪初，国际战略研究开始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成为推动国际战略教学的新旗手，一批新的教材脱颖而出。[26]与此同时，关于中国传统战略的研究成为新热点，台湾地区学者钮先钟的战略著作在大陆出版带来了一股研究战略的新热潮，对西方战略研究的经典著作引进成为时尚，门洪华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大战略研究丛书”、时殷弘主编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国家大战略卷”和王缉思主编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成为战略研究领域最为知名的丛书系列，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战略研究的深入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如火如荼展开，国际战略教学有了较大的扩展。据统计，目前已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了国际战略研究和中国国际战略的课程。但遗憾的是，相关教材建设却未能有效推进，目前各高校使用的国际战略学教材老化已成突出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校所设立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尤其是各高校新设立的高等研究院大多纳入了国际战略研究的内容，使得国际战略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得到更大发挥，国际战略研究的报告、论文、著作层出不穷，但仔细梳理发现，除少数关注基础理论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外，各机构的研究内容大同小异，诸多研究机构热衷于跟风式的对策研究，研究重点不甚突出，研究特色更不鲜明，对国际战略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支撑显然不够。

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应积极为战略思维强化和战略人才培养服务。战略思维是一种全局性思维，其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对事物的宏观把握、综合统筹，以求全局之利和全局之效，有胸怀全局的思想站位、通观全局的广阔视野、领略全局的广见博识。[27]战略思维的重要性应得到更大重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结底要看全局。”[2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善于审时度势、进行战略思维的本领。[29]

加强战略人才的培养事关国本、事关中国的未来。战略思维的强化、战略分析能力的锤炼、国际战略学科建设的促进既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其软肋所在。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30]有鉴于此，战略思维的全民教育和精英培育是百年大计，战略人才的培养更非一朝一夕之功。新时代的中国将迎来国际战略思想、理论和实践上的更多创新，对这些创新进行总结，从古今中外视角进行比较研究，促使其进入课堂并成为国际战略教学的重要内容，事关新时代中国战略人才培养的质量，是强化战略思维、提升战略分析能力、促进国际战略学科建设的关键之所在。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2]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3]李景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

[4]《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6]唐永胜：《国际战略的内涵》,《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

[7]李景治等：《国际战略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8]王家福、徐萍：《国际战略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10]《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11]参见佟家栋《中美战略性贸易战及其对策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张幼文《中美贸易战：不是市场竞争而是战略竞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2]张宇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