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制度定位：新型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是现有大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制度定位彰显出中国的特性。与此同时，中国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国，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世界潮流的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的反思、国家发展目标的诉求等，逐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1]从而确立起鲜明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特征。

第一，和平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代表了中国定位的和平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毅然改变了过时的战略判断和陈旧的战略观念，把中国的战略思维从战争与革命的框架之中解放出来，纳入到和平与发展的新轨道之上，中国战略文化从以强调斗争为核心的战略观念转变为以趋于合作为核心的战略观念，中国完成了从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从国际体系的反对者到改革者乃至维护者的转变。[2]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3]中国以苏联的教训为鉴，致力于自身的和平发展，恪守和平外交的理念，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合作、和谐，和平发展道路的确立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表达。

第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4]强调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的必要性，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最重要、最美好的贡献，莫过于把本国建设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全面展现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同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意义。

第三，全面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从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约束起步，从一个近于封闭的国家转变为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者，确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随着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开放性大国，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复合相互依赖程度也在加深，对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不断增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从国内经济改革起步的，中国推行的改革精神和相关措施的影响力外溢到国际层面，而中国的开放主义已经从对外开放为主走向对内对外全面开放。可以说，中国正在巩固对外开放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的基础战略地位，开拓全面开放的时代。

第四，致力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把握成为真正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步骤，而融入国际体系才是中国发展之道。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着重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5]以此为基础，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升华，推动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五，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先富论”开局。邓小平同志认识到，中国落后且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开放不可能全面铺开，经济振兴必须寻找到突破口，由此形成了由“先富论”到“共同富裕论”的主旨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6]进入21世纪，中央领导人清晰判断中国正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各类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基本特点，明确提出“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思路，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扬弃了“先富论”，迈向共同富裕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现实语境密不可分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市场经济模式，但未被资本主义同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追求，调整与完善并行，是融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优势共享的制度模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代表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把握和自信。

中国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定位面临国内国际的挑战：国内挑战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共同富裕的制度化安排上；国际挑战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刻意突出制度定位差异，倡导意识形态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在强化推进国内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同时，强调以“和而不同”理念为基点发展与西方国家的互动关系，追求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