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体系问题的一个分析提纲

赵汀阳

背景：

中国现代学界关于中国知识体系的探索始于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以来。但过去一般不称“知识体系”，这是近数十年来社会学和人类学喜欢用的一个概念，是对一种文化的所有的智力产品的总称。以前更常用的是“思想体系”或“观念体系”或“精神世界”之类。其实，几个传统说法都更为准确，因为并非所有的观念、思想和信念都能够归入“知识”。“知识体系”的概念有着现代观念的特点，现代以自然科学为准，认为相当于知识的观念才是合格的观念。但这个概念很难概括所有的有意义的观念。与此配套还有一个概念是“知识生产”，更加典型地说明了把智力产品都归属为流水线生产的当代错误理解，类似的还有“文化产业”，都是把精神产品降低为市场或工业产品的误导性概念。“知识体系”这个概念至少不太适合用来概括文史哲这些经典学科的思想和精神。

不过，出于方便和习惯，也可以在广义上使用“知识体系”这个概念。

1.知识体系的基因问题

每个文明都有自发形成的知识体系。可以肯定的是：（1）这些知识体系各有不同，但也有各自的落地合理性，就是说，所有以自发方式自然而然形成的事物都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一种自发的知识体系与其得以产生的历史、地理、自然环境、人文条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之间存在着互相适应的关系，都有着经过长期实践而获得优化的合适模式；（2）因此可以推论，每种文明的知识体系为了形成可持续的优化模式，就需要在不断演化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下不断自我修正，以便能够保有对世界和事物的充分解释能力和具有充分活力的知识生产能力；（3）同时，一种文明对自身的任何修正都有一个限度，或一个生存阈限，即不能破坏此种文明由其基因所决定的生存延续能力，因此，一种文明在吸取外来资源时，必须按照其消化能力来进行逐步内化，尤其是需要保证此种文明的核心基因始终具有当代性的活力，否则，一种文明对自身的修正就会变成自我解构而消亡。这类似于，人的基因的适度修改可能有益，但过度修改则可能导致人的生命系统失衡而崩溃。

2.中国知识体系的现代困境和当代处境

清末以来，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使中国决定选择中西结合方式来重新建构中国现代文明。除了激进的“全盘西化”派，大多数学者都选择了中西结合的模式。其中，典型方案是“中体西用”（冯桂芬、张之洞等），其他中西结合的方案都是不同侧重的派生说法，在本质上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模式，其要义是以中国精神（四书五经）为本体，以西方科学技术为致用。80年代李泽厚曾经提出调和“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的新方案，称为“西体中用”，即以西方科学技术为本体，而以中国国情为致用条件。另外，自毛泽东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验，其中，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思想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和“变易”思想。最新的动态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而持续至今的关于中国的新叙事（我称之为“重思中国”），以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史、考古学、文化史、社会史以及法学等方面的反思为主，在思想格局上以中国思想为本，以西方科学方法论为用。总之，所有中西结合模式都必定会遇到中西思想的相容性、兼容性以及比例和偏重的问题。

在中西结合的模式上，应该为中国引入哪些西方知识？或者说，西方哪些知识是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关键问题和争论点。五四运动提出的“赛先生”和“德先生”是一个最简练的版本。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意味着要求两种知识改革，即器物知识（科学）和制度知识（民主）的改革。其中，关于科学的理解基本无异议，但关于民主的理解却有分歧。

就科学问题而言，中国传统里本来没有科学，只有技术（关于这一点有微弱争议），于是，在科学上的全盘引入没有困难，只是为中国文明增加了一个积极而非常有用的知识维度。但也会出现某些局部性的冲突，典型案例是民国时期的中医存废事件。民国曾经激进地要求废除中医，甚至一度法律禁止中医行医，但遇到民间的强烈反对，最后是温和派胜利，即以西医为主，保留中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同时创造性地推行中西医结合，是为现状。简单地说，科学与中国文明没有冲突，只是增加了新知识，完全可以相容。

制度问题则比较复杂，因为制度不仅是生活中的一个维度，而是整个生活所有问题的集中表达，就是说，生活中的每个问题都“映射”在制度安排中。自民国放弃两千多年的传统制度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的现代制度。除了全盘西化派，试图在制度上中西结合的思想家们如孙中山、费孝通、吴文藻、瞿同祖、梁漱溟等众多学者都有创见。最具创造性的制度想象来自毛泽东，成功地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共和国制度，即“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试图以人民利益来解释民主。但仍然留下两个问题：民生并不完全等于民主；还有官僚主义。毛泽东试图通过不断继续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但继续革命思想过于激进而有破坏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后果，事实证明，不是一种可持续的运动。邓小平以来开始了新的制度探索，邓小平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加以结合，基于中国传统的“变通”方法以灵活多变的“政策”来调节制度，试图通过制造动态均衡来保证发展。这种“以政策补制度”的方法虽然很有成效，却并非稳定制度，因此，能够保证发展效率最大化同时保证公正和利益普遍化的新制度至今尚未完成。总的来说，以民生代民主、以政策补制度的方法取得很大成功，但尚未完成最佳的制度设置。可以说，百年来的制度改革在目前落实为一种混合政体，试图在多种政治因素中寻求一个平衡模式。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混合政体逐步显示出稳定持续的力量。但制度问题仍然没有最后解决，因此中国的制度仍然具有改革的余地和潜力，而改革的方向仍然有待探索。特别是，民主与中国条件虽然不矛盾但难以形成直接而全面的相容，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很可能需要对民主概念本身的探索和创新。

随着西方知识以及生活方式在1980年后大量进入中国，中西文化在中国形成了事关价值观的当代问题。可以说，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文明，西方的知识和价值观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变成中国的一个内部问题。这个需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就是，西方知识和价值观与中国的知识和价值观之间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一致性，甚至在某些事情上缺乏兼容性（即弱一致性）。因此，中国当代的知识和价值观状态处于高度活跃、不稳定也不确定的动态之中。这并非坏状态，因为很有活力，但确实也是一个混乱状态。

3.知识分类

知识体系的基本装备是分类学。

正如福柯所分析的，分类学决定了知识的类型和方向，因此定义了万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最早为“六艺”，后来定型于“经史子集”。这种分类的特点是知识分类而不分科，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对事物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的认识。西方古代的知识具有初步的分科倾向，但不成体系也不全面，主要包括有：哲学、物理学、几何学、数学、神学、文法学、诗学。西方在现代建立了严格的分科知识，一方面与大学的兴起有关（院系分工），另一方面与自然科学的推进有关。自然科学建立了对事物在各个有限方面的细化精确研究，这种细化分科的研究优势类似于生产的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知识被限定在有限范围内才能够建立起精确性和确定性的因果模型，而自然科学的基础就是关于因果关系的认识，对因果关系的分门别类研究显然提高了知识的效率。于是，这种限定性的精确知识就成为了知识的榜样，后来，人文领域也模仿自然科学而建立了多种细化的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如历史学、文学、哲学、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但是，分科制导致人文知识失去整体理解或完整视野，也导致了人文知识与生活原本问题的脱节，即人文知识解释不了也更解决不了生活问题，这意味着，人文知识与生活问题发生了错位，人文知识虽然制造了许多话语，对于真实问题却文不对题。

随着现代知识的不断细化，当知识基本上解决了简单问题而推进到有关复杂性的问题（problems of complexity），就发现了现代分科知识缺乏解释复杂性的能力，其原因就在于缺乏理解整体的能力，因为复杂性总是存在于整体性之中，于是，当代学术又出现了向整体知识的回归运动。早在20世纪初，自然科学就已走向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的合作，人文社会科学的动作晚一些，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从法国学术开始要求建立跨学科的知识，后来进一步要求跨文化的知识。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不分科的知识传统重新获得活力和合理性。

不过，当代所需要的整体性知识并不等于古代的不分科知识，只是在基本精神上存在着一致性，然而在方法论和分析模型上却有着粗细之分。简单地说，当代要求的整体性知识是包含细节的整体，是基于严格分析、论证和解释模型的整体知识，并非古代的直观式的整体理解。而且，当代的整体性知识是系统性，即能够对复杂问题建立具有内部一致性的理解，并非古代的单纯猜想性的诗化观念。因此，古代的整体性知识必须在当代方法论中能够得到合理化的解释才是有意义的，才能够被复活。当下出现了一些对古代整体性知识的滥用，比如把佛学与量子力学混为一谈。

中国古代资源无疑十分重要，但如何有效地利用中国传统知识分类学，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前沿课题，可以说，就目前而言，古代中国分类学的秘密及其优势尚未得到很好的理解。

4.哲学知识体系

就哲学而言，中国的传统定位是“形而上之道”，研究一切具有整体性的变化方式，其思想框架是“天道”与“人道”，相当于划分为自然和人为（与古希腊的physis和nomos之分略同），前者引出世界的解释模式，如阴阳、五行、太极之类，后者则引出关于生活的解释模式，如仁义、道德、信任、修养之类。中国知识模式的特点在于，在天道和人道的分类下，直接就落实到不加分科的生活问题之上，具有直达生活的实践性优势，而其弱点是理论性不强，缺乏论证性。

民国时期引入了现代西方的分类学，建立了多种社会科学学科，其中也把西方哲学的分科应用于中国哲学（冯友兰等），把中国哲学按照西方的格局重新划分为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美学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西方哲学，于是同样也把中国哲学划分为西方通行的各个分支，与民国的情况类似（张岱年等）。以西方哲学的分类学为准的学科划分进入教育体系后被固定为标准的分类。

西式分类学的优势是，哲学研究分别局限于某个特定边界内的学术化的问题，从而具有清楚的针对性，能够集中强化研究，使特定的研究具有高效的知识生产力，容易产生专业知识。其中道理类似于人工智能“阿法尔狗”，其计算能力所以十分强大，是因为围棋是有边界的，就是说，有限性或边界能够增强分析能力。确实，自从采用西方分类学以来，中国哲学的知识生产力大大提高。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生产力的提高，或生产量的增加，不等于生产品质的提高。事实上，分科化的中国哲学研究在品质上并无明显提高，反而在一些方面不及古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失去了思想的整体性和多面性。同样还是以“阿法尔狗”为比喻，“阿法尔狗”虽然精于围棋的专用思维，却无通用思维。

因此也要反思西式分类学的弱点。西式分类学对中国思想进行了不恰当的切割，不仅使中国哲学失去原本的整体思维优势，而且破坏了许多问题实际发生的生活条件、结构和线索，相当于破坏了问题现场，思想的勘察工作就无从入手了。比如说，中国古代哲学所研究的“知识”概念主要是对道德的反思，并不是关于器物的科学知识，因此，知识与道德属于同一个问题。可是如果将其切割为知识论和伦理学，就等于破坏了原本问题的意义和结构，特别是，取消了道德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的意义，于是道德就变成了教条，失去了儒家或道家的道德和知识一体化的深度；又如，中国形而上学所研究的“道”，重点在于变易（becoming）问题，而变易又以“生生”为目的，因此指向政治、伦理和生活中的和谐之道，实为一种生存论。当被归化为西方关于“在”（being）的本体论，就变成了关于本源的解释。可问题在于，中国的形而上学并不假定本源的超越性，道的所有证据都在生活之中，因此，道的问题要点不在于超验的解释，而在于实践的优化，不在于如何理解存在的概念，而在于理解一切存在之间的关系。可见，西式本体论完全没有回答中国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再比如，中国传统关于诗书画等艺术的思想也不能简化为作为感性经验研究的美学，因为诗书画的艺术经验大于感性学（aesthetics），而且，诗书画同时还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是知觉方式，应该是生活问题的全息表达，所谓“诗言志”，因此，把诗性经验化简为美学也有削足适履之嫌。如此等等。

近年来，中国思想的研究正在回归传统的“经史子集”路径而重新获得活力，这是学界的自发行为，没有受限于学术分科体制。不过，回归传统不能被理解为重新回到古代的观念，而需要理解为对古代观念和方法的当代再创造，因为古代思想只有能够适合当代语境才能够重新获得活力。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分类学还是以西方为准的分类学，都是中国当代重新学术研究中同时在场的现实，都不可能退场。而且，就学理而言，西方思想方式和中国思想方式并非文化的冲突，而有着互补之功，不能将其强化为文明的冲突。也许，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是在一个更开阔的思想问题框架内形成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合力坐标系，或可称为“中学为经，西学为纬”。

说明：

1.西方和中国各自的知识体系的性质、倾向和方法论需要长篇论述，在此暂且不论。

2.足以容纳中西知识的新知识框架的建构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研究，留作敞开的问题。我个人的努力只是一种探索，不能代表定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