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三大体系”建设

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的六大关系[1]

王立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 这一重要论述对于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以问题为导向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一方面需要我们回顾总结哲学学科70年的发展历程，在总结经验和成就的同时，发现制约学科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则需要我们深入时代，从时代问题出发，从时代对哲学的期待出发，探索哲学解决时代问题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问题导向，就是以时代问题的哲学解决来促进哲学自身的发展，同时，通过突破哲学自身问题的限制，来加强哲学对时代问题的把握和解决能力。

回顾新中国70年来哲学研究的历程，成就是显著的，从主题、视野、方法、内容、思路、观点、领域、成果等各方面来看，都在人类哲学研究的世界图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客观地说，历经70年实践探索和理论沉淀的中国哲学研究正值繁荣时期。当然，繁荣绝不意味着已经到了发展的顶峰，反而更需诉诸不断的“自我反思”来推进持续的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党中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职责和战略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繁荣发展”的肯定期许强化为“加快构建”的迫切期待。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要求反映了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更高需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不能充分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党中央的要求。作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对此应该产生高度的警醒，以政治的觉悟和学科的自觉来反省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

经过观察和思考，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性问题，具体概括为六大问题，而这六大问题实际上对应着当前哲学研究需要加以妥善处理的六大关系，亦即，哲学发展与时代变革的关系，哲学研究与人民立场的关系，哲学研究的时代共性与学者研究个性的关系，专业分化与学科融合的关系，学术传承与自主原创的关系，中国话语与走向世界的关系。

我们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六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关乎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建设能否加快完成，关乎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能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哲学支撑。当然，这六大关系或者说这六大问题，并非是今天新出现的问题，而是中国哲学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它们以不同形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回应时代需求，面对未来中国道路的展开，我们有必要全面检讨这六大关系，提出正确处理六大关系的初步方案，为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资鉴。

一 哲学发展与时代变革的关系

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他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本身就自然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在精神上的表达，时代精神就是哲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哲学也通过与现实世界的接触，与时代现实之间发生积极的相互作用，而这说明哲学对现实的介入正是哲学的外部表现。从以上两方面看，我们可以说，哲学实为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因此，哲学发展如何与时代变革发生紧密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这关乎哲学自身的生命力，关乎哲学自身存在的意义。这一论断表明，哲学的发展绝不仅仅关注于自身体系的逻辑演进，更不会以哲学关心普遍真理、关心永恒问题的名义，放弃对分析、认识和解决重大时代问题的探究，放弃对人们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关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一切形而上学的根本之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实践的指向，就是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对于现实世界的根本哲学态度。

在新中国70年来的哲学发展中，不论艰难探索还是繁荣发展，都与对当时重大时代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息息相关，都与新中国建设的实践需要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伊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运用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处理新情况，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任务，就成为新的现实问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引领下，中国哲学界围绕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等展开探讨，极大地推动了哲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也带动了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推动了国家各方面建设的进一步开展。在此之后，新中国的哲学研究走了一些弯路，究其原因，在于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教条主义的盛行，带来了哲学研究的停顿，同时也导致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确立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对待和开拓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哲学界形成了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与思想解放为基本指向和主要任务的思想运动，哲学在适应时代变革中发出了时代的先声，积极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此后，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社会的多元发展，中国的哲学研究随之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开始从单一走向多元，哲学自身也逐步形成了多样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哲学形态。

在新中国70年哲学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贡献出自己的时代哲学，它们是在实践中形成并引领实践发展的哲学，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哲学与时代之间的深刻关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与时代深刻互动的哲学结晶，都是在回答时代之问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哲学体系。不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还是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抑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些都既是政治方略，更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不同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是根据时代需要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创新。从根本上说，新中国70年哲学事业发展的主旋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这一主旋律，是整合中、西、马哲学形成共同发展局面的产物，是从根本上呼应时代召唤的产物。

社会激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大时代呼唤大哲学。当前，有这样一种论调，声称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繁荣“生于”动荡乱世而非太平盛世，例如：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时代出现了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秦汉的大一统时代却“焚书坑儒”或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分裂、战乱频仍，但佛教的本土化、道教的发展和玄学的勃兴等构成了新一轮的哲学繁荣；北洋军阀时期竟然是知识文化发展最为稳定的时期等等。对于这些历史现象，我们要以唯物史观来加以辨析。所谓“乱世文化繁荣论”，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历史认识，乱世思想文化的繁荣，恰恰是基于时代的苦难，尝试走出时代困境的思想努力，是司马谈所谓“务为治也”的思想表现。“乱世文化繁荣论”从根本上割裂了思想与时代，割裂了文化与实践，是以形而上学的态度看待思想文化的典型。大哲学是呼应大时代的产物，而大时代总是由其所承载的伟大使命、由其所展开的伟大斗争所决定的。如何深刻地理解时代使命，如何准确地判断时代斗争的方向，这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功。这种认识和判断的功夫，正是为时代所需之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的奋进历程，逐渐迎来了强起来的历史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建党90多年、建国70年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迫切需要在哲学理论层面充分阐释中国道路的价值内涵，迫切需要基于5000多年的文明史来阐释中国道路的文明史意义，迫切需要基于50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来阐释中国道路的世界史意义，迫切需要基于170多年中国近代史来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道路的中国史意义。新时代呼唤充满文化自信的哲学。因此，加快构建符合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赋予中国哲学界的历史使命和重要责任。我们要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厚的历史情怀，以熔铸古今中西一切智慧结晶的哲学抱负，面对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发展和治理问题，承担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更化的使命，自主构建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学术，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 哲学研究与人民立场的关系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立场，后者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学术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以及能够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哲学研究不仅不可能没有立场，而且研究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首先认识哲学中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马克思说过，人类的目的就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只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那么，哲学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其认识的成果就表现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效用，而这种改造世界的实践效用取决于其立场是否正确。

针对立场不坚定导致的内部机会主义以“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语句）反“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误，列宁曾经明确提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他指出：“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4] 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哲学研究的实践，就是以立足人民的立场来从事哲学研究的实践。只有如此，哲学研究才能够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实践效用。

同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人民立场，是当代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根本标志。在哲学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同于它产生以前的各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首次站在人民立场上探求人的解放的思想体系。其之所以能够深刻改变人类历史命运从而具有跨越时代的世界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指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剧中人”与“剧作者”，根植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中，以实现人自身的解放为崇高的价值追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

在新时代坚持人民立场，就是要坚持和实现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坚持和实现以人民为根本评判标准，就是要坚持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要以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这种思想引领，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从现实物质生活出发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我们的实践方略具有了战略高度，使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哲学研究为什么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6] 因此，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是新时代哲学研究的基本宗旨。

回溯新中国70年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历程，能否正确处理哲学研究与人民立场的关系，既决定了哲学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实践的成败。只有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立场，哲学研究才能繁荣发展。当前的哲学研究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认为哲学是研究永恒问题和普遍问题的，因此哲学是以普遍的“个人”为出发点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模糊了哲学的“人民性”。在我们看来，所谓立场就是认识的立足点，我们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立足点来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所谓人民立场就是从整体出发，从现实出发，从事实出发，回到事物本身，回到现实本身，回到我们所处的整体本身，回到生活世界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研究虽然具有理论静观的形式，但在根本上从来没有脱离火热的生活实践，哲学不是生活实践的旁观者，哲学是以理论的方式参与实践、介入生活。这种介入性使得哲学不可能没有立场，不可能失去其在世存在的立足点。纯而又纯的哲学研究，不仅是不可能的，更是从未出现过的。人民立场首先是一种对待生活世界的态度，一种尽可能从整体出发的认识论视角，一种从事实出发、回到事物本身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这种态度、视角和方法出发，人民立场就自然内具了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道德情怀，一种人民至上的情怀。正是这种情怀，让我们的哲学成为了有温度、有力量的人民的哲学、时代的哲学。

三 哲学研究的时代共性与学者研究个性的关系

哲学发展与时代变革的有机互动、哲学研究与人民立场的内在一致，揭示了哲学本身的性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在具体研究活动中表现为哲学研究的时代共性与哲学工作者的研究个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哲学研究的品质，也影响着哲学研究的创造力的发挥。

关于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矛盾分析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同志的矛盾分析法着重强调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说：“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7] 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就是强调在充分发挥个性的前提下凝聚共性，在凝聚共性的目标下发挥个性的自觉性。脱离了共性强调个性，个性就成为无秩序的散漫；脱离了个性强调共性，共性就成为了僵化机械的无机秩序。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制定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是对共性和个性有机互动形成的秩序状态的准确描述。

回眸新中国哲学研究70年的历程，一些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成果正是在正确把握哲学研究的时代共性与学者研究个性的关系上取得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例，在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哲学所各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哲学研究》编辑部积极介入其中，为了共同的思想解放事业贡献智慧力量。面对西方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的热潮，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内在关系，叶秀山、王树人研究员作为总主编促成了中国第一部多卷本学术版《西方哲学史》问世，推动了中国学术视野下的西方哲学史研究；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徐崇温研究员主编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推动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了解，对认清相关问题、破除相关迷信产生了积极意义，等等。这些成果不仅对中国哲学学科建设和文化积累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力。这些重要的学术成果，都是恰当处理了哲学研究的时代共性和学者研究个性关系的产物。

哲学研究的时代共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时代当中所有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共同面对、共同具有的，虽然哲学研究强调一种独创性，强调一种独自面对真理的态度，但这种独创性并不是对时代共性的否认，却恰恰是以个性独创的方式对时代共性的发明和发现。真正的独创性的研究，都是更深入、更全面、更先一步发现时代问题、发明时代共性的研究。个性独创不是脱离时代的孤绝的创造，而是更深入地理解时代、理解人民的产物，是表达时代共同情感、提出时代共识的产物。真正意义上的个性独创，都是深刻了解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使命，充分自觉学术共同体的共同问题意识之后的独创。当前哲学界存在一种现象，一些学者秉持独立个性的理念，推崇个性大于共性，认为哲学研究就是个人孤绝的事业，哲学家就是超前时代的先觉者，哲学共同体的事业只能干扰学者个人的独创性。这种认识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者的态度，自以为摆脱了柏拉图所谓的“洞穴”，却堕入了施特劳斯所谓的“第二层洞穴”。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对历史赋予新时代的哲学课题，给出我们时代的哲学回答，这是当前哲学研究的时代共性，也是当前中国的哲学共同体需要完成的时代任务。一个好的独创性的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深刻回答了这个时代共性问题的研究。一个好的独创性研究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相互协作和交流，而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也必须在深入的个性交流互动中才能真正形成整体的力量。哲学共同体的共性要求与学者个性独创并不矛盾，两者之间更是一种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的有机关系。

在当前时代，共同的时代命题和人民情怀赋予了哲学共同体以共同的使命任务。这一共性，要求哲学共同体，以问题为导向，以使命任务为责任，自觉扭转当前日益显著的专业化、细碎化的学科发展倾向，自觉突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整合不同学科，凝聚不同的个性研究，整体性地回答时代课题。当前哲学研究普遍存在的专业化、碎片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强调个性独创的结果，是个性独创的研究未能深入于时代问题的深处，而为专业化的形式所半途截留的产物。个性独创流为碎片化的知识，而无法提供整体性的认知。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强调以时代共性问题为指引，以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协作来引导学者研究的个性独创，促使学者的个性研究突破专业化的藩篱，以整体性的视野整合碎片化的知识。我们必须自觉把握学术个性的时代共性，自觉认识到构建中国哲学与阐释中国道路之间的内在一致，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四 专业分化与学科融合的关系

学科体系建设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的基础。学科的设置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的历史产物，相应地，学科的调整也要适应新时代的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一直以来，专业化是推动学科设置、调整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形成了当前多样化的学科布局。然而，也要看到，高度分工、零敲碎打的“碎片化”研究，已经难以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联合攻关，逐步成为学科发展的新动向。专业化与整体性的关系，是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已经明确提出目前哲学二级学科划分的弊端。例如，划分标准不一、不合逻辑，有的似乎按照地域，有的则根据研究主题或思想流派。在哲学学科被机械割裂的情况下，各二级学科自我封闭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学术研究闭门造车式的专业化倾向日趋严重，极大地阻碍着哲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学科中的指导地位和哲学其他二级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关系，也是至今没有被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

解决哲学二级学科划分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分”，而在于如何“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应立足中国实践的具体问题，以实践中的实际领域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机械地照搬西方的学科划分。哪些领域值得我们进行理论说明，哪些领域值得我们以新的理论进一步指导，我们就应该在何处用力。因此，传统的学科划分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如大数据、人工智能造成的种种问题，已不再是单一哲学学科的问题，既涉及我们对西方技术理性的分析，也涉及伦理领域的反思，还涉及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具体实践的问题。应对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我们花大力气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学科体系的一体化建设。

当代中国哲学学科体系的一体化建设，要从根本上处理好学科分化的必要性与学科融合的必然性关系。学科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识发展的必要途径，但学科过分分化又会限制知识的发展，因此，学科的融合就是知识发展的必然。这种融合是与它所根植的实践相适应的，是时代境遇与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以来涌现的各种通论或导论类的著述，不论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进行的“马哲”与“中哲”的融合，还是追问“存在为何”而作的“西哲”与“中哲”的融合，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随着中国道路的不断丰富与完善，必然要求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融合。分化与融合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辩证互动关系。严格说来，哲学学科的发展更应该符合哲学的本性，哲学作为一种贯通的智慧，本不应该受制于学科分化的制约，而是应该始终掌握住学科分化和融合的主动性。哲学学科的一体化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哲学的智慧通达的优势，找到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

五 学术传承与自主原创的关系

学术体系建设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的核心。哲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哲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与此同时，我们的哲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而且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因此，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的建设，要处理好传承性与原创性的关系。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前景已然可期。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哲学社会科学当然不能缺席。这就需要我们秉持宏大的国际视野和清醒的历史思维，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在空间与时间、世界与历史的坐标上有清醒理性的认识。

在纵向坐标上，中国哲学经历过丰富发展，也有过失落和低潮。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唤起自信、凝聚自信、坚定自信、升华自信的发展史。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凝聚和历史传承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基因。传统的哲学不可能直接解决当今中国的发展问题，但可以激活今日创造之精神驱动力。可见，中国哲学繁荣发展当经历继承传统—扬弃传统—转化创新—超越传统几个阶段，需要我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着力建设新时代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中国特色哲学。

在横向坐标上，当今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实践创新，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哲学以中国视角观察中国实践，需要把握好“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这一新时代哲学的立场问题，需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以精品奉献人民，立足历史巨变的生动实践，深刻回答时代课题，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阐释好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8]，更需要破解现实问题，为新时代培根铸魂。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正是问题激发我们去学习，去实践，去观察”，也正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解答、总结和提炼，才能形成重大理论成果。比如，破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难题，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破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难题，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破解中国革命难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破解中国改革、发展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

可见，加快构建哲学学术体系，就需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学贯中西，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理论。为此，要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体系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能力，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从而生成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要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体系。要在古今中外丰富的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推陈出新，传承中华文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健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学术体系，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都需要我们打破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加大探索，鼓励创新。对此，哲学研究所应继续发挥组织、引领中国哲学界的职能，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鼓励立足中国问题的概念生产、理论创新、跨界交流，促进中国哲学界的协同创新、共同繁荣。

六 中国话语与走向世界的关系

话语体系建设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的目标。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作为内容的理论学术观点要立足中国、与时俱进，同样的，作为形式的话语表达也要适时适势处理好本土化与世界化的关系。提升中国表达，要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要既接续传统又观照当下，用融通中外古今的理论框架和概念表述，提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和理论，来阐释中国实践、中国道路。话语体系建设的前提是实践的成败，如果理论无法解释成功的实践，说明理论自身丧失了生命力，已经脱离了鲜活的实践。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就是要紧紧贴近伟大的中国实践，贴近伟大的中国人民，同时也要贴近外部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外部世界人民的期待，用让外部世界明白的话语方式，提出有底气、有思想、有自信、有感染力、有影响力、有主导权的中国表达。唯此，才能尽早告别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尽早改变当前“西强东弱”“他大我小”的国际哲学话语权格局。

当前，就中国话语的自主构建而言，最大的发展掣肘是既有的知识体系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也就是“概念短缺”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不仅形成和积累了社会治理和国家制度建设的丰富经验，而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之多重结果的政治、文化发展也在快速推进，这些现象都亟须中国的哲学在概念、理论层面的诠释。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哲学话语从总体上说多源于西方范畴，虽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却难以对中国现实、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作出全面而有效的解释，仍旧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论”。西方的哲学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总是遇到兼容性问题。中国走的是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这决定了哲学理论也需要具有中国特色。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应用中国概念讲好中国实践，以中国实践促进中国哲学概念的生成发展，让哲学讲新时代的“中国话”，让世界理解中国哲学、听懂中国故事。为此，要形成基于中国经验、能够解释中国现象的概念，以这样的概念为基础构建能够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知识体系；在满足中国自己的需要的同时，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从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和哲学话语体系中确立中国的地位。

应当看到，70年的中国实践已经为我们提出了基本的研究范式，我们需要从中国问题出发，提升概念供给的能力，以合适的概念、恰当的理论来表述、凝练中国实践。不仅要具有过硬的学术水准、理论高度，而且要对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让人民群众认可，而不能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要消除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之间或多或少的隔膜，让世界了解哲学中的中国。为此，需要重新唤起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关切，鼓励面向人类文明的哲学思考，鼓励走向世界的学术精品，鼓励广泛深入的社会调研，鼓励深入基层了解国情民情，力求在某些实践领域的理论研究上率先突破，以符合新时代的哲学话语阐释、引领中国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崇高使命，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为了完成三大体系建设的使命任务，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与形势，从宏观上、整体上分析和解决问题，深入考察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审慎处理好以上“六大关系”，从根本上着手，促进哲学事业的整体繁荣，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的加快形成，不辜负初心使命，不辜负时代所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