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李涛 贺翠香 单继刚

2017年10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在当前反腐倡廉、督促党员自律的形势下，这个主题教育活动非常有意义。只有铭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只有不忘那些坎坷的经历，悲壮的历史，才能激励我们共产党人不断反思，奋勇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作为一个成立四十多年、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单位，也随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实践，经历了从成立、发展到壮大的过程。回首4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的历届研究人员在学科建设、专题研究、编写教材、完成国家交办的任务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马泽民、林利、徐崇温、吴元梁等老一辈专家们。我们景仰他们作出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更佩服的是他们做学问的“初心”和精神。他们那种面向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治学态度，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认真钻研、史论结合的方法，都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展的宝贵财富。我们希望秉承他们的优良治学传统，不忘初心，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肩负的任务。

一 学科创立及其初期影响

1977年和1978年，哲学所分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1990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更名为中国现代哲学研究室。1994年5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与中国现代哲学研究室合并，成立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先后担任研究室（含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中国现代哲学研究室）主任（组长）的有：林利、王育民、孙克信、徐崇温、邝柏林、吴元梁、魏小萍、单继刚。目前研究室有7名现职人员。他们有不同的学术主攻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魏小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演变研究（李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国家的演变研究（魏小萍、刘文旋和贺翠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研究（欧阳英和单继刚）；等等。

在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重要学术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

马泽民主持了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的筹建工作，设计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课题；主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料译丛》的选编，组织翻译出版了十余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重要著作；担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编，共主持出版了167期，大量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动态和成果；参与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并在1979—1981年期间成为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

林利长期担任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3个会长之一）。林利担任主编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和林利主持编译的列宁《哲学笔记》新版中文单行本（1990）都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孙克信长期担任哲学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主任和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孙克信担任主编（3个主编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第6卷和第7卷以及孙克信、于良华、佟玉琨和徐素华编著的《毛泽东调査研究活动简史》（1984）也都获得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

（二）开创和引领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根据徐崇温的回忆，1977—1978年间，尚在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工作的徐崇温按照某项中央交办任务的要求，提交了一份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该材料后来以《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题发表在1978年第5期《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随后，中共中央联络部西欧局、高等教育部以及各高校、党校、部队院校、报社、各种讲习班和研讨会纷纷邀请徐崇温讲授“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认真研究和多次授课的基础上，徐崇温于1982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该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评介，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左倾激进主义思潮，在性质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主观上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却从一开始就用西方唯心主义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并把这种折衷混合奉为指导思想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抗衡；另一方面，这一思潮又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考察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揭露和批评了苏联模式的种种缺陷和弊端。该书的基本观点既区别于原苏联东欧国家一些学者把这种思潮说成是“打着新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又不同于西方的新左派学者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以后，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1985年10月，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把它确定为高校文科教材；1988年5月英文版《中国日报》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看法》为题，介绍了该书的基本观点；1992年10月，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专设辞条介绍该书，称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著作之一”；1993年1月2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赞徐崇温“堪称中国研究 ‘西马’第一人”。与此同时，该书在台湾被谷风出版社排成繁体字版本出版以后，又被其他一些书商翻印，台湾《中国论坛》第359期就此发表文章记叙说，该书“曾在台北知识界带来一种风潮，各种地下版 ‘群雄并起’”[22]。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得到重视与时代密不可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对于正致力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我国理论界和知识界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开阔视野和启发思考的重要参考作用，因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迅速成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与此相关，徐崇温还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流派的理论基础——存在主义，主要成果有徐崇温等著《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袁澍涓、徐崇温著《卡缪的荒谬哲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版）以及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从1988年开始，在国内历时数年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徐崇温撰写了一系列论文。1978年他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文“关于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一文中，将“西马”定性为“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在另一个地方，表达这个思潮反映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世界观。此后，中央编译局的杜章智撰文，质疑徐崇温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认为这种界定与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强调辩证法和主观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完全不同，而是完全借鉴了佩里·安德森的界定。而作为新左派的代表，安德森则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完全意识形态化了，认为凡是与托洛茨基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这样，徐崇温追随安德森，将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本国共产党内部的领导人，始终与革命和工人运动保持密切联系，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杜章智说，在现在不是“左”的时代还坚持这种不科学的做法是不合适的。[23] 所以，“除了对一些明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外，我们不要轻易给它们扣上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或贴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标签，不妨把它们统统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看待。”[24] 这个争论在当时引起很大的热议。有许多学者如张翼星、周穗明等人都参与进来。某种意义上，这场争论反映的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还是一种严格的教条主义姿态之争。时至今日，这个争论还存有痕迹，但从2006年国家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列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下面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之声已很少了。

同时，从1988年开始的10年中，徐崇温主编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42种重庆出版社，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代表作的中译本，小部分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性著作。对这个丛书的评价，人们褒贬不一。最主要的质疑是翻译的质量问题。有些书后来又重译了。但不能否认这套丛书在介绍和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所起的重要作用。现在很多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都是在参考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理论研究的。

此外，作为徐崇温主持的199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徐崇温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2001年获中宣部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二 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999—2018）

首先，伴随着苏东欧剧，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阵营大为削弱，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某个阶段或者某一个案的态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即由通史研究转向专题研究以及由通史叙述转向史论结合。不过，在这一时期，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在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仍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课题的研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其次，随着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在国外成为学术热点，我国学者也提出了所谓的从源头上完整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务，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文本的可靠性的反思，对苏联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注释的反思，形成了所谓的“回归马克思”和重解马克思原著的潮流。在这一时期，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课题的研究正是顺应这一潮流的产物。

第三，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于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以及突出的实践价值而备受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般性理论问题的探讨；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研究，即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体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以及从哲学视角出发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科学发展观研究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等。

如前所述，在这一时期，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其他兄弟单位相比，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主要优势是建制优势，因而具备人员较为齐整和研究领域较为齐全的特点。2001年以来，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课题（吴元梁主持院重大B类课题，2001年立项）的研究，课题组成员包括李涛、杨学功、徐素华、欧阳英、刘文旋、魏小萍、孙伟平、单继刚。在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缺乏通史类研究的背景下，这一研究显得难能可贵。同时，该课题又是以一种新的框架来进行通史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建制优势。

吴元梁是这一时期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曾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他的学术主攻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吴元梁的论文《论发展观和文化建设》（《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获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吴元梁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多次获奖：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荐，2011年入选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012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和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中获著作类一等奖；2015年获哲学所第九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专著类一等奖；2016年获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魏小萍也是这一时期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和法人代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会副会长、经济哲学研究分会副会长，2012—2016年担任华侨大学兼职教授，2009年相继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理论刊物《当代政治理论》编委、美国纽约《决策伦理国际杂志》编委、美国芝加哥《哲学》杂志编委。她的学术主攻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领域。魏小萍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课题（院重大A类课题，2002年立项）强调文本研究的视角，在全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独具特色。魏小萍还主持过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德文、中文）研究”、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荷兰科学院合作项目“《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在欧洲与中国的研究与影响”和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国情调研课题“产权模式、分配方式与不同群体劳动积极性的调研”。出版《探求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think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ld Westbury（ 2010，USA）、《通向 〈资本论〉之路：前 〈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探索轨迹及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含外文论文多篇。此外，魏小萍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多次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科研人员到国外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多次邀请国外学者来哲学所访问交流，

在列宁哲学思想研究领域，李涛的学术主攻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演变研究，他曾撰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八章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

此外，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周穗明是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她1995年在中央编译局晋升为研究员，1998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200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调入哲学所，先后在中山大学等7 所院校担任客座教授。她的专著《20世纪末西方新马克思主义》（2008年）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末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述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13个流派和思潮近年来的最新发展，对这一时期新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特点、学术贡献和理论缺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轮廓。《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2008年）则指出，“白领”阶层的出现、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当代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空前壮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左翼三大阵营开始重新审视“工人阶级”的定义，作出程度不一的政策调整。她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获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还有，她的文章《21世纪民粹主义的崛起与威胁》（《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2016年西方民粹主义政治的新发展》（《当代世界》2017年第2期）、《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潮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期）。这些文章非常及时、准确地解读了西方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和未来发展走向，在理论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她的主要观点有：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是全球化中西方实力的相对下降导致的西方危机，是西方精英在危机面前的无所作为；实质是西方民众造了整个西方精英民主体制的反。右翼民粹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规模崛起，宣泄了欧美各国民众对“政治正确”教条强烈不满的文化情绪，其价值取向是复兴和回归传统价值观。[25]“政治正确”原则上与美国价值观一致，但是其理念和政策在现实中的极端发展破坏了社会公正和平等主义的共识，冲击了传统价值观。

刘文旋和贺翠香的主攻方向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贺翠香的专著《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曾获2012年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刘文旋从事知识社会学理论研究，曾主持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近期发展”。近几年，他们二人主要参与了吴元梁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课题8卷本的写作。其中，刘文旋负责《国外马克思主义卷》的上册，主要撰写有关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内的内容。贺翠香负责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内容涉及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第三代社会批判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内容。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领域，李长福、徐素华、欧阳英在国内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力。李长福曾主持200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邓小平哲学思想史”并主编有《邓小平理论辞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徐素华曾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秘书长，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她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2003年获哲学所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2003年获第十八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200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2012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和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中获著作类二等奖。欧阳英的专著《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探析：历史、变迁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入选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还入选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2019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欧阳英还有系列文章如《如何看待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 《建立在“话语”理论基础上的思想变革——福柯政治哲学探析》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当代政治哲学层面的思考》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此外，她还发表了不少有关毛泽东实践观的论文。

单继刚，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哲学研究所所长助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中方委员会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主持并完成多个院所级项目。出版《翻译的哲学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勤俭村遇上哲学》（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含外文论文多篇。其中，《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唯物史观的“唯”：陈独秀与胡适、张君劢、梁启超之争》《新民主主义社会：从“社会形态”到“过渡时期”——兼评杨献珍与艾思奇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的争论》《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相容性分析——以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为背景》等系列论文，集中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的最初表现形态、它由“唯”字引起的有关“唯物”“唯心”还是多元论史观的争论、广义的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相容性问题等等，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 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规划

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多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研究所，其中部分人员专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我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是为数不多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冠名的研究机构。据估计，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数以千计，规模大小不等，从业人员达数万人。国外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机构有：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美国新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系，等等。国内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机构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有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等。与上述机构相比，我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规模处于中游水平，研究成果处于上游水平。

经过近年来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进及培养，与国内相关科研院校比较起来，本研究室的重要特点是学科覆盖较为全面并且在各个领域都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在某些领域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魏小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欧阳英和单继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领域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刘文旋在知识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领域，贺翠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社会批判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女性主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的老一辈研究人员相比，与我们的国内同行相比，我们的学术影响力似乎有些衰落。衰落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首先，学科内部的专业分工影响了跨领域的专项研究。目前学科内部研究不同领域的人难以相互合作，共同攻坚，形成一些集体性项目，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个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史学科，我们各负责一段历史，有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有研究苏联哲学的，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样，我们室研究人员的分配还基本上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传统教科书的模式，没有形成跨历史、跨人物、跨学科的专题研究。虽然个别老师申请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的课题，但多半是独自承担和完成，很难发挥我们的集体优势。

其次，学科内部还没有形成有关学科发展方向、未来进行什么专题研究的统一认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每一领域都有自己的问题域。各研究领域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对于当下我们该研究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比较重要、值得研究，大家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有的人认为，文本研究最重要，没有文本为基础，就无法作研究。有的人认为，研究现实问题最重要，没有现实关注的理论研究是无的放矢。还有人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研究近现代思想史中的杰出人物，如从冯友兰、金岳霖等人的哲学思想改造中，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效应。也有人认为，这种具有意识形态痕迹的思想改造不具有研究的价值。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也一样，有人认为研究分配正义问题重要，有人认为研究文化意识形态问题重要。总之，大家对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应该聚焦什么问题的意见是多元化的，难以统一。这也是很难形成集体项目的一个原因。

最后，学科梯队人才的漏缺。我们研究室好几年没进人，老的又退休了。目前处于严重缺人的状态。本学科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需要引进人才，尤其是精通德语、法语、俄语和日语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等领域的科研骨干和专业人才。像魏小萍老师的MEGA2文本研究，如果不懂德语，实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有，我们室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方面也缺少研究人员。

面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的学科建设及未来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知识体系中发挥作用，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好工作。

（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体系已经不能再适应国内、国际该学科发展状况的需要，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划分的学科发展早已在潜然进行之中，探索新的能够适应国内外学术发展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路径将是我们未来几年面临的学科建设的现实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虽然被设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下各自独立的二级学科，但这些学科的交叉性很大，许多背景性知识是一样的。所以，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中，应该将三个领域的人才整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大现实理论问题进行集体攻关。

（二）开展所内讨论，就一些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目前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为例。我们应讨论下一步该研究什么？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展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发展史项目？因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哲学在西方和中国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虽然国内已经有很多人展开这个研究，但以政治哲学的视角，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所涉及的马恩、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文献整理编辑成史，也很有价值。还有，我们是否可以就道德、宗教、法律等领域展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专题研究。这些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些人涉及这些研究领域，比如说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就论述了道德、法律与现代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这些在马克思看来是上层建筑的内容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体现？当然，我们还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史。在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思想及其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用我们中国人的视角分析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走向。

（三）爱惜、鼓励现有人才，积极引进青年人才，建立一个良好、稳定的学术团队。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有许多优良的传统，比如重视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历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都积极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与回答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这可以说是我们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视人才培养、积极发掘每个研究人员的潜力、包容个性研究的传统或氛围。每当哲学所培养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学生回顾当年老师风貌时，都会感同身受地谈到这一点。前辈们的引导与宽容、爱惜和鼓励每个研究人员、积极吸纳青年人才，是建立学术团队、开展学科建设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