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测度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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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 研究背景[1]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微观驱动力。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经济体)之间跨越国界的生产分工,受技术差异、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跨国公司发展、国家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国际分工的发展轨迹是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是目前三种主要的国际分工形式,但是产品内分工(全球价值链)[2]占据主导地位。

产业间国际分工是基于比较优势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跨国分工生产。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发达国家凭借两次产业革命建立起科技和军事优势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者在国内压低工人工资,在国外不断开拓殖民地获取低廉的劳动力、生产原料和更加广阔的市场,在全球布局生产经营。贸易局限于有形产品,欧美国家进口原材料、出口产成品,亚非拉国家出口原材料、进口产成品。资本主义企业扩张催生了跨国公司。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期,随着垄断企业规模扩大,生产、经营逐渐扩展到国外,形成了国际垄断组织和跨国公司,实现资本的跨国输出。

基于殖民主义建立起来的产业间分工全球化生产程度较低。从地域联系上来看,主要是殖民主义国家与其殖民地形成联系体,世界生产经营跨国联系呈块状结构。从产业分工形式来看,不同产业部门完全分离,基本没有产业内分工。殖民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市场是完全的剥削与被剥削状态。因此,基于殖民主义形成的产业间分工是一种非平衡、不可持续的全球化,充斥着殖民主义国家间、宗主国与殖民地间、供给与需求的矛盾。

产业内国际分工是相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生产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同时发达国家逐步实施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社会整体生产能力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建立起新的国际关系及市场关系。基于收入差别、文化差别的差别化产品需求取代同质化产品需求。国际分工逐渐由产业间渗透到产业内,传统的产业间分工模式被打破,基于差别化产品需求、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产业内分工逐渐兴起。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内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来越高。

战后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跨国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集中于制造业,由此,发达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迅速发展。产业内分工有利于生产广度及深度上的发展。在广度上,产业间分工集团化、区域化、条块化格局开始逐渐被打破。分工及贸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有形产品,而是扩展到信息、技术、研发(R&D)、金融、服务等无形商品。在深度上,产业内分工有利于分工参与国的产品、信息的双向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相互渗透。因此,产业内分工为参与国建立了一套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有利于缓解以供需矛盾为主的各方面矛盾。

产品内分工指产品价值链上的分工体系,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在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将产品价值链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序分布到不同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技术进步、贸易和运输成本下降降低了跨境经济活动成本,推进了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国际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交流成本不断下降。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打破了东西方阵营之间的经贸限制,全球贸易出口额呈井喷式上升。产品内分工的范围和比重越来越广,其增幅远高于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的增幅。

产品内分工从形式上分为企业间和企业内两种形式。企业间的产品内分工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内的产品内分工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实现参股、控股或跨国并购实现。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跨国公司数量和规模都有了更大发展,经营战略也发生变化,比起初始阶段仅将低端生产转移到海外,跨国公司有将研发中心转移到海外的趋势。

产品内分工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使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获得了很大突破。从广度上来看,打破了产业内分工下的二元分工格局,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切入价值链,推动其搭上全球化发展的快车。从深度上来看,形成了网状的经济全球化格局,缓解了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具有相对可持续发展性。然而,产品内分工仍具有一定的内部不稳定性。在价值链环节上,掌握技术密集型不可替代环节的发达国家对技术有垄断能力,同时攫取不掌握不可替代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成果,会对两者的产业发展造成不同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国际分工中的比重快速增加,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达到顶峰,全球价值链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超过50%(见图1)。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分工造成较大冲击,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萎缩,但其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在全球价值链占据国际分工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研究这一分工模式就显得日益重要。对这一分工模式驱动因素、特征事实、带来的影响的研究对于理解国际贸易与投资乃至经济全球化都非常必要。尤其是在“中美脱钩”、全球价值链重构等现实背景下,有助于研判全球价值链未来趋势。对于致力于全球价值链升级、主导全球价值链、维护全球价值链安全的中国而言,研究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

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World Bank(2020),Chapter 1.

二 研究框架

全球价值链作为国际分工模式的一种,其依托的学科是国际贸易。事实上,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解释国际分工模式的过程。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是为了解释产业间分工。克鲁格曼建立的新贸易理论以及随后的新新贸易理论都是为了解释产业内分工。21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试图解释全球价值链分工。但遗憾的是,学者们尚未建立起类似以往国际贸易理论那样一个易于处理且普遍接受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型。相信随着学科的发展,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代表性的国际贸易理论。

除了试图建立全球价值链的基准模型,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以及跨领域研究也很重要。全球价值链分工不同于以往分工的特点是,很难直接通过海关统计的贸易数据进行深入研究,需要通过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进行各种测度。因此,近年来,涌现了大量关于全球价值链核算的文献。另外,由于在考虑全球价值链之后,许多领域已有的研究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全球价值链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很多。全球价值链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合、全球价值链与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全球价值链与环境等都是热点。

本书主要内容是全球价值链的测度和应用。除导论之外,第一章至第四章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测度,分别测度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位置、分工地位、风险,以及测度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第五章至第八章是全球价值链的应用,在研究国际贸易结构、外贸蕴含的要素含量等传统主题时考虑全球价值链,并将全球价值链与实际有效汇率、环境污染等主题结合起来。本书结构见图2。

图2 本书结构


[1] 上海大学王睿雅同学为本节提供了部分素材。

[2] 产品内分工的名称尚没有统一。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生产分割、外包、离岸、任务贸易等都是描述这一分工的名词,本书统一使用“全球价值链”这一称谓。